陈定家｜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征服”？——“迎向灵光消逝”的网络文艺漫议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人工智能：“无所不在的征服”？

——“迎向灵光消逝”的网络文艺漫议

文 · 陈定家

在AI成为热门话题的今天，“智能软件会不会抢走作家的饭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络文学作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有趣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软件说到底是人类的工具，无论什么工具都无法取代人类。例如网络小说作家苍苍说：“从理论上来说，ChatGPT从海量文字库中抽取文字，按要求组合，必定会组合出一篇精彩的小说、散文、诗歌，甚至超过作家。但我们知道，就像一份手写书信要比电脑打印稿多一些温度，一幅手绘画作要比AI画作更具情感质地，文学要求的不止是文字精准，更是文字背后的情感流淌。ChatGPT再厉害，也写不出‘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样的灵魂文字。”^[1]但也有人宣称，ChatGPT的出现带给人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未来ChatGPT很有可能替代人类写作，即便不是ChatGPT，也会是ChatGPT2号，或者3号。技术在不断进步，AI也在不断迭代更新，当阿尔法狗打败围棋高手李世石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预言了。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没有危机感是不可能的。

2016年3月15日，李世石（前右）与“阿尔法围棋”进行第五场对弈,图源自新华社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类似的争论，自古有之，且不说庄子的“抱瓮老人”对“机器”与“机心”的忧虑，也不穿凿第欧根尼对所谓文明进步的蔑视，也不说100多年前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对人类对智性机器的担忧甚至恐惧。单以1999年《光明日报》关于《明天艺术家会失去饭碗吗》的讨论为例就不难看出，人与机器的关系绝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当年日、美、俄、德等国的25名科学家就未来100年内全球高科技发展情况，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冲击拟出了100个选题，其中第26个选题是：21世纪中叶，包括电影、绘画在内的各门艺术由机器人和电脑代替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人们相信，这种科学技术的革命带来的艺术生产的革命将真正成为古典艺术终结的标志。艺术家特立独行的创造精神渐趋弱化，艺术生产者们的精细的分工合作成为大势所趋，本雅明所描述的艺术“灵光消逝”在“机械复制”升级为“数字化生存”之后，艺术“灵境”^[2]中的“主体消散”态势日趋严峻。其实早在20多年前，好莱坞就生产了一批“非人”的电影，把世界影坛搅得沸沸扬扬。以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为核心情节的同名卡通片在美国十分火爆，其票房突破亿元大关；类似的电影还有《蚁哥正传》《埃及王子》《玩具总动员》等。这批出手不凡的银幕佳作皆由电脑包揽全活，片中人物都是人造的“银幕英雄”。这些电脑影星之间不再有没完没了的艺术上的争执，不再有狮口大开漫天要价的巨额片酬，也不再为头牌的位置钩心斗角甚至大打出手。因为这些将主宰21世纪影坛的“明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服服帖帖的计算机程序，它们其实只是AI家族中ChatGPT的一些藉藉无名前辈而已。

诚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AI在影视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AI生成以假乱真的特效早就是其拿手好戏，如虚拟场景、怪物和人物的创造，以及环境的渲染。它可以大大减少人工制作特效的时间和成本，并提供更加精确和逼真的效果。在辅助电影的后期制作方面，AI也可以大显身手，例如自动剪辑和拼接素材、调整画面色彩和光线、修复图像缺陷等。有了AI技术的加持，电影制作的效率和质量提升之快令人叹为观止。AI原创音乐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闻之雀跃，根据不同场景和情绪的需求创作配乐。它可以学习和模仿不同音乐风格，为影视作品提供个性化的音乐背景。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视角看，AI不仅能够分析大量的电影剧本和文学作品，学习其中的故事结构、角色发展和情节构建规律，从而辅助编写剧本并提供创意建议，而且还能通过分析观众的反馈和行为数据，了解他们的喜好和兴趣，帮助制片人和导演更好地理解观众需求，制作更受欢迎的影视作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还只是AI在影视领域应用示例之冰山一角，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AI在艺术活动中的应用前景几乎可以说是无可限量。

由AI制作的经典影视剧《AI之战》，这部剧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背景，描绘了人类与AI之间的斗争和合作，引发了对于人类命运和道德困境的思考。《机械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由AI主宰的世界，主角是一名被植入了AI芯片的年轻人，他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发现了隐藏在AI系统背后的真相。《人工智能启示录》这部剧通过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故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和风险，同时也展现了人类情感和道德的重要性。《未来之战》将故事设定在一个由AI控制的未来世界，人类反抗AI统治的斗争成为剧情的核心，同时也探索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和谐共存可能性。这些影视剧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深入的人工智能主题，给观众带来了对于技术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就目前的情况看，AI在影视领域的应用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显著的特色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特技场面的高科技制作。尽管早在20多年前，《玩具总动员》《勇敢者的游戏》《龙卷风》等大片就以逼真而神奇的画面制造过世界性的轰动效果，今天的AI特效更令人震撼，那种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更无法体会到的全新感觉令人欲罢不能。十几年前的《烈火雄心》所呈现的火场世界，《烈火狂风》等片子中，那种让火山在人们的眼前爆开，并让观众目睹演员在龙卷风中抛上半空的逼真场景，没有电脑特技是不可想象的，敢于赴汤蹈火，不怕粉身碎骨，面对惊心动魄的挑战，无论多么勇敢高超的演员也无法与“电脑大师”匹敌。至于像《侏罗纪公园》《狮子王》《未来水世界》之类几乎完全依靠电脑撑腰的电影，已经把高科技的创作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泰坦尼克号》和《天地大冲撞》等经典大片对观众视听的强烈审美冲击和艺术震撼，高科技制作更是功不可没，这些影片，充分利用高科技创造出高度的艺术真实，制造出科技与审美联姻成功的范例。

高科技引发失业潮早已不再是新鲜事了，21世纪机器人取代演员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早在2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在《狮子王》中看到了栩栩如生的狮子，在《勇敢者的游戏》里看到了难辨真假的犀牛和大象，在《侏罗纪公园》里看到的巨型恐龙更是活灵活现。至于《真实的谎言》、“007系列”中的有关飞机导弹之类的特技镜头则只能是VR的杰作。随着AI技术的日益精密化，“非人影星”正在不断侵占影视明星的领地。早在1999年，预示着智能人未来的一个名叫“蒙蒂”的计算机形象，它能读出一个便携式电脑现场输入的语句，而且口形与发音保持一致。尽管当时“蒙蒂”的声音听上去还有人工合成的痕迹，但沃尔特·迪斯尼图像设计者认为，“蒙蒂”这样的计算机图像有希望把电影业带入一个全新的空间。模拟技术正在悄悄改善甚至代替真实的世界。这种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例如，《泰坦尼克号》在拍摄船的远景时，利用计算机生成技术表现了甲板上的人物，与临时演员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至于某些高难度的表演，制作方再也用不着拿替身的生命去冒险。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出神入化地图解艺术家们的大多数意念。《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和《丛林王乔治》中的大象等动物明星就是计算机图解人类各种奇思妙想的生动例证。AI技术用于制作虚拟的布景和声响效果就更是影视人得以安身立命的绝活。

马库斯·杜·索托伊：《天才与算法：人脑与AI的数学思维》，王晓燕、陈浩、程国建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超级AI把网上搜罗的故事重新排列组合固然也可以“创作”出新的故事，但要真正创造出全新的故事。由欧盟资助的Whim（What If Machine）项目却不满足于既有故事的排列组合，项目组试图超越“故事机器”设定的思维模式，要让机器像传统作家一样为故事提供焕然一新的场景。譬如说，作家想要构思一个新故事时，经常会做一些“假设”（If）：假如一匹马能飞翔，就诞生了“飞马”；假如一幅画像中的男子会逐渐变得衰老和丑陋，而他本人却一直保持着年轻俊美，就有了道林·格雷这一角色的塑造；假如一个女孩贸然闯入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动物都会说话，那里的人都有着奇怪的行为举止，就有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奇幻之旅。“Whim项目旨在引燃数码科技的创造力篝火，它最初就是以飞马为出发点的：一匹会飞的马。算法能不能构想出其他有趣的动物以便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先从一个动物数据库开始，该数据库列出了动物们拥有的所有习性。国家地理儿童版网站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告诉我们海豚是一种生活在海里的哺乳动物，人类甚至可以骑在它的身上；鹦鹉是一种会飞会唱的鸟。通过对这些特性的组合和匹配，可能会孕育出一种既会飞又会歌唱的哺乳动物，你可以骑着它。这种新生物出现在童话或《哈利·波特》丛书中一点都不足为奇。”^[3]越来越多的新生网络文艺作品证明，深谙算法之道的超级AI的“创作”能力已经日趋成熟，其发展进化速度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早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就有中国IT业界人士预言，只要在存储、运算及通道的带宽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电脑通过大幅度增加帧数和改善像素点，就可以制造出完全逼真的人来，通过肉眼，人们将无法分辨真人和电脑影像的差别。制片商们将有可能根据市场的需要，用电脑制造出适合消费者心理的虚拟明星。电脑专家们甚至为明星们退出影坛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根据著名的“摩尔定律”，电脑把迪卡普里奥们从银幕上清除掉大概要10—15年时间。接下来，交互式电影将会产生，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跳进某部电影中扮演主人公，就如同玩电子游戏机一样简单方便。观众可以对经典名片中的主角按自己的喜好进行加工改造已成为“抖音”玩家的日常游戏，相关软件可以让各类影迷随心所欲地“混迹”于影视明星“圈子”里。至于让过世的名流以影像形式“死而复生”并在某些重要场合随机应变地即兴演讲，这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当网络电视播放“邓丽君演唱会（2023）”时，观众知道，这位已故歌星只是借助虚拟影像技术实现了VR“复活”而已。有人预言，如果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VR技术就更是如虎添翼，人类“所见即所想，所想即所得”的梦想似乎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也许，在未来的虚拟现实世界里，真的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

相较网络电视剧而言，CG特效对电影艺术的“渗透”还算是“温和”的。1996年6月7日，人类第一部“网络连续剧”《地点》问世了。人们从此可以在任何“地点”随时观看《地点》。这部作品虽然只是描述7个年轻人一段平凡经历的普通的“肥皂剧”，但与一般的电视剧有明显的不同，即网络剧的观众可以随时调出演员的背景资料以及剧情介绍，与喜欢的角色扮演者联系，并可随心所欲地延续剧情、查看剧情或预览结局。网络剧的观众不仅是欣赏者，还可以参与剧情之中；观众仿佛不仅仅是把电视台搬到自己家里，连导演和演员也可以随时听候“调遣”（如调出他们的档案资料、在网上与他们进行随意的交流等）。于是，观众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真正的“上帝”。“网络剧”的诞生，不仅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而且对传统电视连续剧形成了挑战，电视连续剧再也无法独自把持亿万观众“悠悠岁月”的黄金时段了。

此外，AI在美术中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近年各种期刊五光十色的四封设计和变化万千的内文编排，生动活泼地反映出基于AI的超级CG对图文媒体的改造成果。报刊的美编们对电脑的妙用，已将传统美工从感性的纯经验的层面提升到了一种科学而自由的数据化操作层面；过去复杂而艰苦的创作被电脑游戏般的快乐操作代替了。由ChatGPT绘出的形形色色的“点、线、面”和将纯粹美高度符号化的彩色图案、黑白题图令人意味无穷；千姿百态的由电脑写真艺术融会哲理诗情的创意组成的梦幻般的图面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过去，大型宣传画、壁画、装饰画均由美工完成，但AI绘画已让画家丢下画笔，用数字化喷绘来制作更加微妙而准确的作品。以海量数据和巨大的算力为支撑的AI绘画，可使传统绘画的审美冲击力极度强化。在人们为AI绘画欢呼雀跃的同时，也有人担忧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艺术所蕴含的那些叫人回味无穷的东西，或许因人工智能的介入而渐渐失去魅力。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诗情画意，雅俗相宜地浓缩在声色精美无比的影视中，人们无须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在电视的“机关枪发射碎片”中遇到符合自己胃口的“精神快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芸芸众生在万丈红尘中早已无心情、无工夫、无必要回味那些“回味无穷”的东西，这也正是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古典艺术终结的主要原因之一，艺术家成为艺术流水线上的工人，读者、观众成为艺术超市中的购物者。

影像作为一种更加感性的符号，它的日臻完美将对书籍——书写文化的保存形式——造成巨大压力，也使文字阅读过程中包含的理性思考遭到剥夺。尼葛洛庞帝也曾经指出：“互动式多媒体留下的想象空间极为有限。像一部好莱坞电影一样，多媒体的表现方式太过具体，因此越来越难找到想象力挥洒的空间。相反地，文字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象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阅读小说的时候，是你赋予它声音、颜色和动感。我相信要真正感受和领会‘数字化’对你生活的意义，也同样需要个人经验的延伸。”^[4]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书写文化依赖于文学符号系统。文字的能指与所指是疏离的，这种疏离本身即已包含了人类思维对于外部世界的凝聚、压缩、强调或删除，电子媒介系统启用了复合符号体系，影像占据了复合符号体系的首席地位，与书写文化相比，影像与对象是合二而一的，在人们的意识中，影像就是现实本身、影像的真实外观遮盖了人为性的精心设计，观众有意无意地在其呈现形式的引导下认可或服从影像背后某种价值体系的立场，这就是电子媒介系统的强大效果：让观众在独立自主的幻觉中接受种种意义的暗示。

崭新的符号体系形成了新型的艺术，新型的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电子媒介系统提供了消愁解闷的大剂量的迷幻药，使人们放弃了对历史的不依不饶的提问，而“虚拟生存”的数码技术更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无所不能”的AI或许可以随时制造一个令人向往的天堂，这意味着数码技术可能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作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将得到缓和，百万富翁和穷小子在“虚拟生存”中可以得到同样的享受，这种“虚拟的平等”削弱甚至消除了反抗剥削的革命冲动。一个新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该种虚拟的享受是真正的自由，还是一无所有？

随着电子媒介的长驱直入，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多媒体储存器上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线性”，它拆穿了故事只能向结尾发展的神话。非线性文本没有结尾，只有更多的环节不断展开，每个多媒体文本（甚至每个词）都可以作为通向其他数字化地点的电子门厅。在这种情形下，创造性叙述的核心就从作家转到设计文本联系的制作者手中，或是利用这些联系的读者手中。传统文本中的固定框架撤除了，读者冲出了情节式叙述逻辑的拘禁，凭借鼠标从一个空间跃入另一个空间，但是，如果将这种纵横驰骋当作读者的自由，将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读者只是进入了一个软件设计师重新配置的叙述关系网络。这个改换制造了解放的假象，并在假象的背后设置了更为强大的控制。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所谓“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哲学和计算机领域中的一个抽象概念，指在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一词是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两个词的组合，是作家威廉·吉布森在短篇小说《燃情铬金》（Burning Chrome）中自创的“新词”，后因小说《神经漫游者》的使用而广为人知。赛博空间是现代技术的产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包含着比传统艺术更多的伦理和政治的涵义并已深深介入现代人机关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因素已经极深入人性之中，网络打造的赛博空间甚至被认为是人类中枢神经得以无限延伸的神秘领域。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李懿、梁涵 等译，新星出版社，2014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Denovo 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3

人类文明是否真的像尼葛洛庞帝所断言的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所谓的“数字化生存”果真是现代人注定无法逃避的谶语？现代技术革命在大幅度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否一定要留下无数意念中的奇幻诱惑和谜一般令人困惑的现代神话？现代人匆匆忙忙涌向“网络新大陆”，仿佛找到了一只逃避过去通向未来的诺亚方舟。李河说：“作为一个敞开的全新的世界，计算机网络对于许多富于好奇心的人来说确实产生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一年前，我的一位尚未入网的朋友在看过网上漫游的演示后大发感慨说：现在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刚从树上下来那么原始！”^[5]这种感慨其实只是网络社会无数奇怪感受的一种正常表达而已，因为网络社会是无数惊人的奇迹组成的，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迷人的神话。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人们为万能的网络感到惊异和惊喜的同时，人们也是不无疑惑和戒备的。事实上“自从人类始祖学会了钻燧取火，人们就在受益于技术的同时对它怀有戒惧之心”。刘宗坤说，在人类发明的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技术发明都曾引起人类的不安。文字的印刷化带来了印刷文明，当时的人类曾惊叫过称之为“人类文明的堕落”；电影电视出现后，也有人认为是“现代文明的庸俗化”，更不用说，他们确实举出了大量事实，以证明新的发明是带来了新的“罪恶”。“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印刷机、汽车、电话和电视，似乎它们都是磨损社会纽带的工具。技术统治不仅会剥夺俭朴的生活方式，也会摧毁社区，使人们变得彼此疏远、相互隔绝。现在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社会交往方式，同样的希望和绝望相混杂的情绪再次抬头。它是否会损害人类的亲密关系？独处是否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交流是否已不必依赖于有形的存在？……像电话和汽车一样，技术把人们的生活割裂，同时又帮助把碎片缝合起来。挑战在于，怎样把电脑化空间里建立起来的联系融入真实生活。”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6]。

姜静楠、刘宗坤：《后现代的生存》，作家出版社，1998

李河在《得乐园·失乐园》一书中，给我们讲了一则“反科学”的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1996年4月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一起延续十多年的系列爆炸案。在美加边境蒙塔纳林肯镇附近森林的一处与世隔绝的小房子中，50名特工人员逮捕了代号为“TC小组”的凶手西奥多·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他在过去17年中曾16次邮寄炸弹，炸死3人，另有20多人致残^[7]。卡辛斯基的犯罪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他精心选择的袭击对象大多是大学中的科技研究人员。在系列谋杀案的最后阶段，他向美国报界要求发表一份宣言，在炸弹的胁迫下，1995年9月19日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他的《工业化社会及其未来》（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一文。卡辛斯基在他的宣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称：“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工业化虽然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生活乐趣，但也打破了社会均衡，使生命不再充实，使人类尊严受到折辱，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创伤（在第三世界则造成广泛的肉体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灾难。”^[8]

在列举现代社会造成的灾难时，他指出，现代社会把整个人类纳入了一个“力量角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确立目标，努力实践和实现目标”等要素。它造成了人们为金钱、地位、名誉、实力和权力而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残酷竞争中，科技盲目发展，社会迅速变迁，传统的家庭社会形式以及价值系统陷入瓦解，环境和人口问题日趋恶化，个人因为严重地依赖机器和社会而失去了自由和“自主性”，除在力量角逐中获得成功的少数精英之外，更多的人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染上了“无聊、道德沦丧、自卑、顺从心理、失败主义、焦虑、负罪感、挫折感、虐待妻子子女、贪图享乐、吸毒、异常性行为及睡眠和肠胃功能紊乱等症状”。总之，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疯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技术已将人类带入了一条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9]

在技术与科学已经成为君临一切的“意识形态”的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义“科学”这个法力无边的带有神性特色的“魔咒”。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科学作过这样的定义：“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实践经验的结晶。”^[10]这种把科学定义为“知识体系”和“经验结晶”的观点，大体代表的是19世纪以前人们对科学的普遍认识。但是，科学并不是把已经认识的真理作为追求的目标，相反，所有已成为“体系”和“结晶”的东西，即使它曾经是科学长期追求过的目标，但只要这个目标一经实现，它就只能是科学追求下一个更新的目标的手段。所以，保加利亚学者伏尔科夫认为：“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11]而网络社会的发展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所谓“科学”，其实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计划周密却又永无止境的探险。崇尚科学的人类，自踏上遥无归期的科学征途，就注定要向那茫然无知的未来不断漂流。这是比远涉重洋的铁血征战更为雄心勃勃的思想远征。德国诗人诺瓦利斯（1772—1801）有一句名言：“哲学原本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意味深长的是，一位诗人谈哲学不期切中了科学的最大特点。其实，科学原本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人们相信早在希腊时期科学就走出了神圣的哲学殿堂，但科学始终没有淡忘那份绵绵不绝的浓重乡愁和寻找家园的强烈冲动。

夏禹龙、刘吉、冯之浚 等编著《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

显然，科技在不同人眼中扮演着天使和魔鬼两种角色。它不仅能造福于人类的事物，也为人类制造过数不清的灾难。它不停地制造美妙的科学幻想和现代神话，同时也以它无穷的破坏力制造人类终结的倒数计时器！当乐观主义者数着科技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步伐时，悲观主义者则从相反的方向数着人类走向终点的脚步。对于艺术生产，科学技术同样扮演着敌人和盟友的双重角色。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学和艺术毕竟都是人类用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的手段。米·贝京在《艺术与科学——问题·悖论·探索》一书中评价福楼拜时认为，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机械化生产的环境中，人会丧失人性，并变成机器。在金钱和暴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福楼拜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思想：“美大概对人类没有好处，原来，艺术是介于代数和音乐之间的某种东西？”但是，“这位目光敏锐的艺术家相信人的理性，相信科学”，尽管“人的思想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创作将被怎样的精神阳光所照耀。我们暂时停在一个拥挤的过道里，在黑暗中来回摸索”。但是福楼拜相信：“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会在山顶重逢。”^[12]但是，这个美妙的“重逢”在这个所谓的数字化生存时代是否一定会成为现实呢？我们或许只能把答案交给未来。

笔者在讨论超文本的论文中，曾经试图对互联网、超文本与人脑构造以及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比照研究，试图寻找一把破解文学“魔法时刻光临”之谜的钥匙。在这种比照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从“柏拉图到现在”的诗学或文论之所以常常陷于“诗人说梦”式的学术泥淖之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自身的科学，还没有真正揭示出文学创作的发生学原理，换句话说，大自然赋予作家大脑中的“写作软件”仍然是一个未知领域，无论是心理学、脑科学还是人工智能的研究，目前似乎还都无法完全破解作家大脑——这个精密复杂的“写作软件”的密码。至于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等貌似形而上学的著作，常常更像一组介于文学批评、文学史和美学理论之间的概念游戏。

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96

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曾经说过：“从来就不曾有过一条最聪明的毛虫会想象到它有朝一日会变成蝴蝶。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我们连自己的来源都不知道，又怎能知道我们的命运呢？让我们安于这个不可克服的无知吧，它是我们的幸福所依托的条件。”^[13]从科学探索的意义上说，人类梦幻式的心灵世界，之所以能使文学的鲜花长盛不衰地开放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太过于安享拉·梅特里所说的“这个不可克服的无知”了，科学意义上的“无知”，是文学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人们常说，“科学破除迷信，文学制造神话”。而我们的文学理论则希望在这两种对立行为中找到平衡的支点，于是，王蒙所说的那种“风流的尴尬”就成了文论家挥之不去的梦魇：是像科学家一样战胜糊涂求明白，还是像文学家一样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众多文论家们难以言说的困惑和难以释怀的焦虑。当文论经历了无数次莫名其妙的“转向”之后，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会与脑科学或人工智能研究相遇。谁能断言，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一定没有诞生一种全新诗学或文论的可能性呢？

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一书中曾以讽刺的笔调记载了早期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一些情况。资料表明，早在1959年赫伯特·西蒙和艾伦·纽厄尔就宣称“在看得见的将来”，他们研制的计算机的能力“将和人类智力并驾齐驱”。马文·明斯基进行过更加雄心勃勃的预测：“在三年到八年的时间里，我们将研制出具有普通人一般智力的计算机。这样的机器能读懂莎士比亚的著作，会给汽车上润滑油，会玩弄政治权术，能讲笑话，会争吵。到了这个程度后，计算机将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自我教育。几个月之后，它将具有天才的智力，再过几个月，它的智力将无与伦比。”^[14]这是明斯基1970年的预测，即使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同事都觉得这个预测太过夸张。他们相对地比较清醒，认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15年。不过他们都同意明斯基的见解：终有一日计算机将“把人类作为宠物对待”^[15]。

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苗华健、陈体仁 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在罗斯扎克看来，人工智能研究进行下意识的自我吹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吸纳更加惊人的投资。他引用当时流行刊物上的俏皮话讽刺了“AI迷狂症患者”的种种心态。例如：“美国国防部官员一听到人工智能这几个字就情不自禁地垂涎三尺。”^[16]罗斯扎克这位以《反文化现象的形成》而名声大噪的历史学教授大约把AI学说中的许多激进观点也囊括在他所归纳的“反文化现象”的范畴之中了，这是否是《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中充满了作者对AI研究顾虑重重的原因之一呢？

显然，担忧计算机“把人类作为宠物对待”，比作家丢失饭碗的忧虑走得更远。以我们当下对计算机的依赖日渐加深的情形看，恰佩克式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人类未来，谁主沉浮？人还是机器？或人机一体的新人类？这类问题还是让未来学家们去探索吧。我们只谈论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的问题。在此，且让我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以写出《背叛》的“布鲁图斯1号”为代表的文学写作软件上，姑且让我们把“布鲁图斯1号”当作一只被解剖的麻雀吧。设计这个软件的科学家是瑟默尔·布林斯乔德（Selmer Bringsjord）和大卫·弗如奇（David A. Ferrucci）。他们在《人工智能和文学创造性》一书中对“布鲁图斯1号”出现的意义所进行的分析与总结颇值得玩味。他们认为，电脑要写出一则简单的故事，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或能力：

1.描述可能构成故事基本内容的各种事物所应具备的一般知识，包括人物、事件、身份、信念、目标、行为及反应等等。2.语言知识，包括语言形态学、句法、段落和话语结构等。3.有关文学的一般知识，包括讲小说的具体化原则，讲故事的法则，涉及能够激发读者想象的情节，创造能够引发读者思考的人物形象。文学知识还包括比喻、评价、类比、联想等。4.文学创作的专业知识，包括适用于文学创作水准的修辞知识，在语言学规则中游刃有余的表达能力等。^[17]

软件写作自然不可能离开逻辑化指令的操控，但“布鲁图斯1号”所遵循的逻辑却是灵活多样的，它时或遵循现时（temporal）逻辑，时或遵循条件（conditional）逻辑，时或遵循道义（deontic）逻辑，时或遵循行动（action）逻辑，以确保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及其性格特征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遵照逻辑指令输出相应的文字，这对于写作软件来说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遵循一种什么逻辑对于“弱智的计算机”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事实上，《背叛》所存在的许多局限或不足，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布鲁图斯1号”的逻辑“通变性缺失”有关。

Selmer Bringsjord & David A. Ferrucc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terary Creativity：Inside the Mind of BRUTUS，a Storytelling Machine. Mahwah，NJ. 2000.

正如一些关注过《背叛》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从艺术与审美的视角看，《背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出众的小说。但作为人类开发的智能写作软件“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它对文学生产的意义不啻蒸汽机对于工业生产的意义。“布鲁图斯1号”软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作家”，它可以构思出许多令人惊骇的情节，而且能做到文从字顺，事理通贯，结构完整，更重要的是，《背叛》还只是一个开头，它所预示的写作软件未来的辉煌前景令人神往。但在本雅明所说的那些“鞠躬尽瘁全心奉主”的人看来，写作软件的问世无疑又是一桩“亵渎神灵”的事件，因为它比照相机的发明使人类更深入地侵入了上帝专营的“辖区”。既然照相机快门的咔嗒一声响就足以把达·芬奇头顶闪耀了好几百年的光环驱散一空，那么，计算机软件的出现是否注定要将荷马以来所有诗人的桂冠全部打落在地？

印刷术问世后，荷马史诗就成了绝世珍品；照相机问世后，“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便从画布转移到相纸上。旧的艺术生产方式被效率更高的“新工艺”所取代，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西蒙和纽厄尔所设想的“将和人类智力并驾齐驱”的计算机自然不仅与计算有关，它还应该具有画家、乐师与诗人的才情和技能，就像明斯基所预言的那样。无论如何，对于电脑写作来说，《背叛》是个可喜可贺的历史性飞跃。在以往进行的这方面的研究中，电脑写出的故事只包含几个句子。英国科学促进会曾在基尔举办的一次科学节活动中展出过一篇电脑写的小说。该小说全文只有一个句子，讲述的是一头毛鼻袋熊收拾起它的袋子，像西伯利亚的变戏法艺人那样出发寻找新的生活。另一篇电脑小说的始作俑者则辩解说，该小说有可能为广播连续剧《弓箭手》提供剧情素材。不过，这两篇小说都没有涉及故事的细节和发生地点。

当然，“布鲁图斯1号”的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例如，它只能写作欺骗和邪恶等与背叛有关的内容。如果要用它生成一篇有关单恋、复仇、嫉妒甚至弑父等内容的小说，布林斯乔德和他手下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就需要重新设计出与每一个主题相适应的数学公式。通过将特定的小说主题转换成相应的数学算法可以“教会”计算机写作。教会计算机写小说，比教会计算机下国际象棋等更有益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研究。计算机下棋只涉及对简单符号的控制，而计算机写小说所需要的“叙述”和“组织故事”的能力更能接近人类数据结构的本质。如前所述，电脑作家作为戴着逻辑镣铐的舞者，它必须承受“现时逻辑”“条件逻辑”“道义逻辑”“行动逻辑”等沉重锁链的拖累，单是计算机擅长的逻辑问题就已使写作软件研究者举步维艰，更不用说那些让计算机无所适从的非逻辑因素了。

写作软件研究专家承认，虽然目前先进的电脑棋手已可以击败国际象棋冠军，但计算机在写小说方面将永远无法与卡夫卡、普鲁斯特等小说大师们比肩。因为要写作真正打动读者的小说，必须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绝不是单靠逻辑思维就能够奏效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敏锐的感觉能力，这对计算机来说很难做到^[18]。显然，“布鲁图斯1号”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路程。但是，难以做到并非不能做到。在《机械公敌》中，居高临下的警察嘲笑机器人“罪犯”时说，你能写出莎士比亚的剧本，画出达·芬奇的画吗？机器人反唇相讥，你能吗？事实上，人类如果希望出现新的莎士比亚或达·芬奇的话，除借助更先进更高级的机器人之外，我们暂时还真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

无独有偶，据法国《读书》杂志（2003年3月号，第313期）上的报道说，时年53岁的法国电影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米歇尔·卢莱尔格在新巴黎大学任教，其中有一门写作课很受作家和大学生的欢迎。他在2001年前发明了一个教人编剧的软件，取得极大成功。现在他又把这个软件改进成“写作故事”，即一个可以帮助所有人进行写作的软件。

米歇尔告诉著名的《读书》杂志的记者说，他曾遇到过一些心里有许多故事可写、很想写作却又写不好的人，为了帮助他们，他设计了这个简单易用、高效有趣且能被广大公众使用的软件。它的原理就是在程序里设计了关于人物、情节和词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提供简要的说明和例子，帮助使用者逐个回答提出的问题。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使用者对自己的题材必然会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思考，于是零散的情节变得越来越集中，写作的意图也越来越明确，知道应该塑造几个人物、突出哪些情节等，最终在头脑里形成一个生动的故事。然后软件继续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以协助他安排故事的结构，采用适合于这个故事的风格和语言，这样一篇作品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杨昊成 译，译林出版社，2016

无论形形色色的文论怎样总结、提炼、升华、美化甚至神化文学创作与接受的意义与功能，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说到底，文学不过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或方式而已。作为交流工具，文学既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为此，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甚至计划取消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原因是取消了词汇既有益于身体健康，还能使思想的表达更加简练。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说出一个词来多多少少都会侵蚀肺部，结果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更为重要的是，取消了词汇，改用工具交流，能使一切文明国家找到共同语言，因为各国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类似，所以它们的用途就很容易了解。这样，驻外大使尽管完全不懂外国语言也有资格和外国的亲王、大臣打交道”^[19]。可以肯定，斯威夫特绝对无法预知今天的网络多媒体作为日渐流行的交流工具，正在演变成一切文明国家的“共同语言”。

当然，交流工具的改变以及相关艺术方式的变革，必然要给文学和艺术生产带来一系列历史性的巨变。例如，当人与雷神的交流工具发生变化时，避雷针戳破了伍尔坎的神话；当听众与游吟诗人的交流不再依赖现场演唱时，印刷术夺走了荷马传人的饭碗；当艺术家与描绘对象的对话方式发生变革时，照相机把“无望于写实”的莫奈推到“印象”的前沿；当戏剧与观众的互动方式出现机械化变革之后，一向熙熙攘攘的莎士比亚式剧院因电影的出现而变得门可罗雀；当影像艺术与受众的交流工具出现跨越式升级之后，电视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影院生意惨淡直至闭门关张……今天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网络艺术即将成为传统影视艺术的终结者。不难看出，在文学艺术数千年的变革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始终都是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力量之一。随着艺术表现方式的不断丰富，交流渠道日趋多样，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那种神性化的魅力将如烟云般渐渐稀薄、渐渐飘散。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文学艺术的历史就是一个“灵光”不断消逝的过程。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所提出的“灵光”概念，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和美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有人译作“韵”，有人译作“光晕”。在具体阐释过程中有人强调膜拜价值，有人挖掘距离感，有人强调独一性，也有人从中探寻审美本质性或领悟艺术自律性……应该说，上述概念翻译和理论阐释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本雅明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复杂模糊的“灵光”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在不同场合，“灵光”的意义常常也会有所不同。本雅明曾郑重其事地把“灵光”定义为“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这段描述足以让人轻易地领会目前造成‘灵光’衰退的社会影响条件何在。……揭开事物的面纱，破坏其中的‘灵光’，这就是新时代感受性的特点，这种感受性具有如此‘世物皆同的感觉’，甚至也能经由复制品来把握独一存在的事物了”^[20]。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发表于1936年，他把机械复制的时代称为“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这个神圣“灵光”概念，使本雅明的一系列著作都获得了令人炫目的光彩，它所包含的美学意义和在艺术史理论方面的深刻性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我们对本雅明的某些论断也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一方面，并非古典时代的任何艺术品都具有鲜明的独一性，换句话说，任何艺术品的独一性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事实上，那些作为仪式崇拜物的古代艺术品常常拥有众多备份，它们一般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特定的模拟对象或复制母本，无论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模仿和复制的观念都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之前某一个时期，有时甚至是远古时期。关于中国古代的情况，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21]等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

另一方面，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也并非没有主次优劣之分，例如印刷品的版数、版次、足本、删节本等情况相当复杂，即便到了数字化拷贝时代，母盘与子盘之间、正版与盗版之间仍然具有很大差别。对于同一块底片洗印出的照片也许无所谓正品与赝品，但照片具有“可复制性”就必然要排斥底片的独一性和照片作为艺术的膜拜价值吗？此外，只要我们想一想艺术品究竟是如何获得“灵光”的，我们对本雅明的“灵光消逝”论就可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无疑是本雅明在文化工业时代哀悼“灵光”消逝的经典之作，作者在该书首页，援引了保罗·瓦莱利《无处不在的征服》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令人惊奇的技术进步，人们的应变能力以及由此人们所达到的精确度，创造的观念和习惯，使得古代那些美的艺术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成为一种可能。在所有的艺术中都存在着一种已经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去观察和对待的物质，因为这种物质也要受制于现代科学和实践。近20年来，无论是物质还是空间和时间，都不是先前那个样子了。我们期待着伟大的创新能够改变整个艺术技巧，从而在艺术创造内部产生影响，最终会以一种最迷人的方式改变我们的艺术观念。”^[22]网络技术是否就是本雅明所期待的伟大的创新呢？对此我们还难以得出肯定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网络技术确实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改变了整个艺术技巧，并在艺术创造内部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刻影响。此外，就时代创新所引发的艺术观念变革的程度而言，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比网络社会崛起更加迷人的方式了。

显而易见的是，正如“灵光”的获得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媒介一样，“灵光”的消逝也绝不仅仅是由现代媒介赋予艺术可复制性等特征造成的。传统艺术的灵光也许注定会逐渐消逝，但网络时代新生艺术却未必注定与“灵光”无缘。目前，关注网络文学和网络艺术的众多专家学者，正在努力寻找文艺网络生存的方法与意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数字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迎来属于网络文学的“灵光”。◎

✦ 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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