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纪念西南剧展八十周年
桂林《力报》如何报道西南剧展
——西南剧展系列论文之四
论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
欧阳予倩与西南剧展
从西南走向全国
——欧阳予倩、田汉与新中国戏剧展演的构建
桂林《力报》如何报道西南剧展
——西南剧展系列论文之四
文·黄伟林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期间，桂林有《广西日报》、《扫荡报》、《大公报》（桂林版）、《力报》等报纸。其中，桂林《力报》是一家民营报纸，创办于1940年3月10日，创办人为张稚琴，社址在桂林社公岩。西南剧展期间，桂林《力报》主笔为储安平。
自1944年1月1日—6月30日，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力报》刊登有关西南剧展的有261篇报道。由于有些报纸缺失，加上统计可能出现的遗漏，推测桂林《力报》有关西南剧展的报道超过300篇。这些报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见解不俗，借助媒体为西南剧展于展览之外建立了一个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戏剧场。今天我们了解西南剧展很大程度上需要进入这个戏剧场，同时，这些报道也为今天的戏剧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视角。
本文全面梳理桂林《力报》的西南剧展相关报道，聚焦桂林《力报》的四篇社评和一篇特写，力图能够对今天的戏剧事业有所借鉴和启发。
所有报道大约可以分成四类，分别是广告类、新闻类、评论类和诗歌类。
桂林《力报》
第一类是广告类，包括公告1条、广告95条。
公告1条。为《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公告宣字第九号》，刊登于桂林《力报》①1944年2月2日1版，内容为筹备工作的注意事项。
广告95条。其中一条为开幕广告，刊登于桂林《力报》1944年2月2日1版，占整整一个版面，公布了会长、名誉会长、指导长、筹备委员的名单。会长是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名誉会长是当时各战区、各省部的领导人，包括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陈诚等人；指导长是各省的文教官员，广西的李任仁、黄朴心，江西的蒋经国名列其中；筹备委员是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李文钊、向培良等文艺工作者。从1944年2月16日开始，连续在《力报》第一版刊登了93条广告，主要是剧目预告、剧工大会预告、资料展览预告等内容。这个连续广告对今天研究西南剧展很重要，它如实记录了西南剧展的完整进程。
第二类是新闻类，包括消息、访谈、动态、通讯、特写、社论五种类型。
消息约20条，如《西南剧展期近 招待机构成立》，《力报》1944年2月11日3版；《剧展节目 全部排定》，《力报》1944年2月12日3版；《剧展明日揭幕》，《力报》1944年2月14日3版；《西南剧工大会 今晨在桂揭幕》，《力报》1944年3月1日3版；《西南剧工大会 今日正式开会》，《力报》1944年3月5日3版；《〈蜕变〉今半价优待学生》，《力报》1944年4月29日3版；《剧展免费公演招待桂市军民》，《力报》1944年5月12日3版；《西南首届剧展会十九日行闭幕式》，《力报》1944年5月16日3版；等等。
访谈2篇，如《访问张部长》，《力报》1944年2月15日3版；朱晨《剧坛上的人物 熊佛西一席谈》，1944年3月4日4版。人物访谈是新闻的一种重要文体，不知为什么，《力报》的人物访谈不多，好在当时桂林其他报纸的人物访谈不算少，如曾敏之在《大公晚报》刊登的《三杰传——西南剧展人物记之一》《三导演——西南剧展人物记之二》《青年群——西南剧展人物记之三》，这些文章可以弥补《力报》人物访谈类新闻的不足。
桂林《力报》
动态约50篇，最初名为《剧展花絮》，两期之后改为《剧展动态》，少数命名为《剧展会动态》，是有关西南剧展具体信息的连续报道，全部刊登在《力报》第3版。这个系列具有连续性，连续报道西南剧展的有关详情。如1944年2月25日的《剧展动态》，报道了周氏兄弟马戏团、凯声剧团、剧宣第四队的演出情况。其中凯声剧团演出《茶花女》的情况，文章报道：“第二演出展览场由第五休养院凯声剧团演出五幕世界名剧《茶花女》，该剧系法国小仲马原著于1864年，距今一世纪之久，仍为世界各剧场保留剧目之一，其在社会及艺术上之价值可以概见。此次由黄若海导演并主演，全部18世纪法国服装，场面伟大，布景堂皇，观众无不以先睹为快。昨晚演出，系招待各界并配送门票，顷刻即抢购一空。今晚续演，至28日止，共演5天，星期日并加演日场。”又如1944年3月22日的《剧展动态》报道：“剧展大会以经费支绌，亏甚巨，顷发动各剧团举行义演，新中国剧社首先响应，25日起在国民戏院上演《大雷雨》，全部收入献呈大会，其他团队亦将陆续响应参加。”剧展动态还有一则信息如今看来颇具价值。我们大都知道西南剧展有一个以田汉为首的十人评议团，但《力报》的《剧展动态》显示，除十人评议团之外，还有一个九人检讨会。《力报》1944年3月28日3版发布了相关消息：“剧展秘书处为使演出展览获得深度之检讨与批判，特组织演出检讨会，由大会会职员混合组成，计有瞿白音、章鸿遒、赵越、张客、赵明、陈卓遒等九人，定今午一时开首次会。”
通讯约10篇。如汪巩的《关于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力报》1944年1月1日3版；严明《孤岛剧坛》，《力报》1944年2月12日4版；《他们是从炮火中成长起来的》，《力报》1944年2月14日3版；本朝古人《桂剧学校介绍》，《力报》1944年2月19日4版；《介绍五个剧团》，《力报》1944年2月21日3版；荷恩尼布禄作、黄伯飞译《战时英国戏剧》，《力报》1944年2月15日4版；《昆明剧坛》，《力报》1944年3月4日4版；等等。其中，《介绍五个剧团》一文关于西大青年剧社是这样介绍的：“西大青年剧社是两个以大学名义参加这次剧展之团队之一（还有一个是坪石中大剧社）。该社于二十六年在梧州就成立了，搬来桂林后，因接近‘文化城’，同时名戏剧家焦菊隐先生也在该校执教，所以剧运就逐渐蓬勃起来。几年来，他们上演过《湖上的悲剧》《一只马蜂》《刑》《玛丽》《这不过是春天》《日出》《炼》等十几个戏。后者是他们自己集体创作的剧本，以西大做背景，以大学生生活做题材，并且在桂林演出过宋之的的《雾重庆》，连演四天，成绩颇佳。……”
黄伟林：《昨日之城——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种温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特写1篇，由本报记者采写的《参观戏剧资料展览》，《力报》第3版从1944年3月17日至20日连载了4天。这篇特写聚焦西南剧展三大内容中的戏剧资料展览，长达5000多字，信息量较大，是研究西南剧展的重要文献。
社论4篇，署名“储”，推测应该是《力报》主笔储安平。前3篇分别是《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力报》1944年2月15日2版；《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力报》1944年2月16日2版；《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力报》1944年2月17日2版。第4篇《政府与剧运——西南剧展献言之四》我没有见到原报，桂林博物馆编印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物史料选辑》收录了这篇文章，推测应该刊登在《力报》1944年2月18日2版。
第三类是评论类。这里所说的评论不是新闻评论，而是戏剧评论，包括评论、理论、史论三种类型。西南剧展期间，也就是1944年1月—1944年6月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力报》第四版刊登了大约60篇戏剧评论。
评论指的是戏剧作品评论，40多篇，如何国光《〈百胜将军〉的舞台设计》，《力报》1944年2月26日4版；本朝古人《〈旧家〉观后》，《力报》1944年2月29日4版；张子敏《剧宣四队的〈家〉》，《力报》1944年2月29日4版；卓遒《〈法西斯细菌〉导演手法》，《力报》1944年3月18日4版；傅耿《〈胜利进行曲〉观后》，《力报》1944年3月18日4版；子予《〈四郎探母〉的新分析》，《力报》1944年4月27日4版；梁山《论〈雾重庆〉》，《力报》1944年4月30日4版；张碧衍《〈飞花曲〉观感》，《力报》1944年4月30日4版；黄耀晖《〈海国英雄〉观后》，《力报》1944年5月7日4版；田鲁《论〈戏剧春秋〉中的春秋笔法》，《力报》1944年5月14日4版；等等。
理论指的是戏剧理论，10余篇，如丁克《战争与戏剧》，《力报》1944年1月18日4版；赵如琳《我对演剧理论的管见》，《力报》1944年2月19日4版；《剧展中桂剧的商讨》，《力报》1944年2月17日4版；《我厌恶中国旧戏的理由》，《力报》1944年3月2日4版；黄绳《关于戏剧的若干感想》，《力报》1944年2月15日6版；秦牧《介绍新傀儡戏》，《力报》1944年2月15日6版；等等。
史论指的是戏剧史论文，共4篇，分别是冰《从戏剧方面谈莎士比亚》，《力报》1944年1月29日4版；子予《古代的中国戏》，《力报》1944年2月17日4版；陈竺同《汉魏以来的傀儡戏》，《力报》1944年3月18日4版；叶碧珊《苏联的一个傀儡戏院》，《力报》1944年4月9日4版。
值得注意的是，《力报》的戏剧评论，不仅有西南剧展演出剧目的即时评论，而且有关于戏剧理论的探讨，有世界戏剧史和中国戏剧史的介绍文章，既有国际视野的广度，又有历史视野的深度，而柳亚子等人的诗歌，又丰富了戏剧评论的体裁样式。
第四类是诗歌，共3首，分别是柳亚子《祝诗》，《力报》1944年2月15日6版；伍禾《欢迎词》，《力报》1944年2月15日6版；田汉诗歌《陆大哥颂——观〈戏剧春秋〉彩排后》，《力报》1944年5月12日4版。西南剧展期间，还有不少人写有与西南剧展相关的诗歌，刊登在其他报刊。以诗歌祝贺西南剧展，以诗歌评论西南剧展，丰富了西南剧展报道的形式。
社评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是报纸针对当前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发表的评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报社的立场和观点。
西南剧展开幕之际，《力报》连续刊登了4篇社评，分别是《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政府与剧运——西南剧展献言之四》。由此可见《力报》将西南剧展视为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黄伟林：《历史的静脉——桂林文化城的另一种温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篇社评，针对当时中国的话剧现状，直率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我们不妨摘录一些观点性的文字。
《论剧本——西南剧展献言之一》讨论的是剧本质量问题。作者认为“有一百个不成器的剧本等于没有一个剧本”，而剧本的质量关键在于剧本的艺术品质，作者强调，“戏剧始终是一种艺术”，“（易卜生）的戏剧除了他所欲表现的那个社会问题之外，剧本本身还具有无上的艺术价值”，作者举出宋之的的《雾重庆》为例，认为这个剧本的技巧贫弱，表现浅俗。就此，作者提倡文艺的国际水准：“我们在戏剧上的艺术标准，不仅应当以全国的文化水准为标准要求提高，并且应当极力以国际间的文艺水准，来提高我们的文艺水准。要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虽有二三十年历史，但拿国际的眼光来看，还是很幼稚的。”正面的剧作家有吗？作者举出一人：“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出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他甚至表示，“我们对于中国的剧作界没有过分的奢望，我们只希望中国剧作界里有十个‘曹禺’，这十个‘曹禺’每人每两年写一个剧本，让我们在十年以内，能产生四五十个象样的剧本。”
《论剧人——西南剧展献言之二》讨论的是话剧人的品质修养问题。作者谈道：“譬如说旧剧，大家总易引起一种印象，觉得伶人的生活充满着罪恶和堕落。说到电影，一提起‘明星’，大家便会联想到一切荒唐和放荡的行为。话剧界的情形稍好，因为无论剧作家、批评家、导演、演员，他们的素质和人品，均比旧剧界和电影界优秀高尚。不过，就全体而论，戏剧这一种职业，特别是演员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完全祛除一般社会上所有的那种传统的观感。……我们认为戏剧工作者要使社会尊重他们，必须在生活上严肃认真。艺术上的造诣，只能使人崇拜和赞誉，只有生活严肃，才能使人尊敬器重。”什么叫“生活严肃”，作者提到两点：一是戏剧工作者对于金钱的处理应当清清楚楚；二是戏剧工作者，特别是男女演员，对于社会生活能维持一个较严肃的态度。
《论观众——西南剧展献言之三》讨论的是观众素养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新戏剧运动，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是新戏剧运动中始终未能培养出良好的新戏剧观众。”观众素养差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大多数的戏剧观众都没有受到良好的剧场训练，他们入场不过时间，随意谈笑，随意出入，完全不顾到剧场秩序，完全不知道剧场里需要静穆的空气。”为此，作者趁西南八省的戏剧团体都在桂林的时候，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座位必须对号；二是小孩绝对不准入场；三是上演时观众不许随意出入。这三点要求，是否适合今日话剧演出，尚须业内专家判定。
以上3篇社评，都收入了198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西南剧展》一书，相关专业读者应该读到。第四篇《政府与剧运——西南剧展献言之四》，估计读到的人很少。曾经的桂林版《力报》记者梁维栋，多年来写有《忆桂林〈力报〉及西南剧展的宣传报道》一文，专门谈到储安平撰写的社评，称为“剧展三论”，亦遗漏了第四篇。本文不妨重点介绍一下该文。
《政府与剧运——西南剧展献言之四》讨论的是政府与戏剧运动的关系问题。作者首先提出一个基本的认识：“这十年来，中国的戏剧事业很发达，主要的功绩应当归之于戏剧工作者的奋斗努力，不过政府的提倡，也有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作者高度评价了张道藩对新戏剧的贡献，他认为：“新戏剧事业能在这十年中发展扩大，这次因公来桂的张道藩先生是一个功臣。我们并不是说这十年来中国的剧运都由于张先生的努力，但是新戏剧事业能开始引起政府的注意而得到政府的提倡，却是出于张先生个人的关系。”作者从世界范围观察政府与文学、科学、美术的关系，认为：“就过去的历史看，文学科学美术等的创造，虽有赖于天才的努力，但若无国家的指示鼓励，未必能有今日的成就，现代各国，无一国不以巨大的金钱建筑科学馆、美术陈列馆、剧院以及奖励各种文艺美术科学等的研究创作，这是大势所归，无法抗拒的。就中国的戏剧运动而论，民国二十三四年以前，戏剧运动始终是几个爱好戏剧者以个人的力量在努力，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影响也只能限于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的一个小圈子里，而不易得到更大更广的发展。自从政府开始注意戏剧提倡戏剧以后，除政府正式创办戏剧学校，造就戏剧人才外，对一般的戏剧事业也得到了许多便利和扶助，而终能有今日这样一个澎湃的剧运局面。”作者还对政府提出了希望：“政府对于剧运的指示，能积极的重于消极的，对于戏剧工作者，能体谅多于责备。国立戏剧学校的设备，应当求其充实，要让他们能购买更多的图书，制造更多的舞台模型，建筑一座象样的实验小剧场。剧本的奖金名额应当加多，奖金数目应当增高，以资鼓励优秀的剧作家，使他们得以安心努力剧本的写作。优秀的演员应当给予特殊的奖励，并使他们获有深造的机会。一般志行甚高或有特殊节操的戏剧工作者，政府对于他们尤当关怀器重。”
对照当时中国的戏剧状况，应该说，作者的判断是合乎实际，希望也是中肯的。甚至如今，这些观点也仍然有借鉴价值。
西南剧展会期长达3个多月，举办三大中心活动：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戏剧资料展览及戏剧演出展览。相对而言，戏剧演出展览报道最多，每天都有广告预告，还经常有专门的戏剧作品评论配合；戏剧工作者大会报道次数多，会议发言有综述，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重要人物的讲话亦有专门报道；相比之下，戏剧资料展览报道最少。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力报》专门派记者撰写了长达5000多字的《参观戏剧资料展览》一文，为后世保留了极其重要的戏剧资料展览的相关信息。
根据该文可知，戏剧资料展览的展览场地占据广西省立艺术馆3层楼，分4个展览室。第一展览室为中国现代戏剧总览，第二、三展览室为参展各团队的资料，第四展览室为其他零散资料。
从第一展览室，可以看到中国话剧的发展轨迹，从春柳社到文明戏，从戏剧协社到南国社，从“一·二八”到武汉时期，各个时期的重要话剧现象以及中国新剧的元勋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洪深都有照片陈列，其他如马彦祥、弘一法师、夏衍、贺孟斧、应云卫、史东山等剧坛重要人物都有介绍。第一展览室陈列有剧作家的手札、文献和剧本原稿。
第二、三展览室主要陈列剧宣七队、剧宣四队、剧宣九队、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西大学、中山大学、衡阳社会剧团、祁阳第三被服厂剧教队、七战区艺宣大队等团队的资料。
第四展览室主要陈列四维平剧社、桂剧学校、周氏兄弟马戏团、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桂林新中国剧社等团队的资料。
除手稿、照片、剧本等物品外，还有不少道具和人物模型，这些物品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戏剧资料展览刚刚开展，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展览的《百胜将军》全部人物化装模型就被窃去了3个。此外，剧宣四队庞岳发明的舞台铁线牵引法，李超发明的水平压力灯和沙发箱，剧宣九队冯旭发明的汽灯照明法，这些物品都引起参观者的注意。
这些团队资料展览不仅有物品，更有各团队精心制作的团队文献，比如剧宣九队提供的文献资料共6部：第1部是“队史图表”，第2部是“队史影集”，第3部是“舞台摄影”，第4部是“生活素描”，第5部是“舞台设计图片”，第6部是“介绍与批评”。6个部分，包括图片数百幅，还有大量图表和文字，直观呈现了剧宣九队的成长历程和戏剧贡献。
戏剧资料展览还有大量旧剧资料展览，根据记者的说法，全部旧剧资料，包括戏装及舞台照片300余幅，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有昆曲中的《刘海戏蟾》、熊式一译的英文《王宝钏》舞台照，西安武家坡上窑中王宝钏、薛平贵泥塑像，北平京戏名角四大名旦等的彩色像，中华戏剧学校北平分校的学生合影和田汉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平剧湘剧宣传实验剧团的舞台照片等。记者说到这些的时候，专门强调：“这些都是珍品，有些简直是稀世的古物。”还有剧本，记者也表示，“很多都是珍本”。记者写道：“旧戏班的老规矩，剧本多是手抄，而且从来不肯示人的，他们师傅传徒弟，所谓‘传媳不传女’，因为那是他们的无上至宝。可是这次他们却拿出来了，而且摆给千万人来翻看，如《霸王九战刘邦》（麒麟童秘本）、昆曲绝本《麟凤缘》，冯××珍藏的《梨园宝库》和《武戏提纲》（光绪十九年版）等，全部百余册。”“珍品”“珍本”“稀世的古物”“无上至宝”这些评价，足见戏剧资料展览展品的宝贵。
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 主编《西南剧展》，漓江出版社，1984
值得注意的是，戏剧资料展览还有英籍赖诒恩神甫送展的3座莎士比亚时代与近代英国舞台模型、苏联大使馆特从莫斯科用飞机运来的苏联戏剧照片。对此，记者表示：可以看到国际友人对这次剧展的注意和兴趣。
在西南剧展闭幕之际，1944年5月19日，《力报》刊登的《西南剧展会今晚隆重闭幕》一文公布了西南剧展戏剧资料展览的展出资料统计：各团体文献资料375件，照片205幅，统计图表56种，舞台模型62具，平剧脸谱163幅，剧本原稿25件，舞台设计图64张，平剧桂戏珍本79种。这些展品如果保存到今天，该是怎样珍贵的戏剧文物财富。
戏剧资料展览的重要性在当时即有人高度评价，郑万川的《西南剧展中的种种》在介绍了演出展览、剧工大会和资料展览三大中心活动之后，最后总结：“在资料展览没有出现之前，一般人以为剧展的重心似乎在戏剧演出，但是看过资料展览的人便会觉得这才是更值得珍视的工作实录了。”②
西南剧展前后，桂林《力报》对西南剧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广告、新闻和评论3种类型，形式多样、内容全面，既起到了即时发布新闻，为当时观众提供资讯的作用；又保存了丰富的剧展信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料。可以说，桂林《力报》的西南剧展报道不仅视野开阔，而且重点突出，既有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戏剧报道，又有桂林西南剧展的视点聚焦。这些报道思想深刻，不乏创见，既有专业水准，又有大众意识。如果说西南剧展本身是桂林文化城一道绚丽的风景，那么，西南剧展的相关报道，则是这道绚丽风景的锦上添花。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消失于历史迷雾中的西南剧展保留在报纸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漶漫的文字中间捕捉历史的踪迹，体验人文的光影，感受思想的深邃和戏剧的魅力。◎
✦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桂学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学编年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127
【注释】
①以下所涉及《力报》均指桂林《力报》，不再特别标注。
②原载1944年3月31日韶关《中山日报》，收入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4，第217页。
文·刘铁群
1944年2—5月在桂林举办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戏剧展演活动。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上千名戏剧工作者汇聚桂林，以戏剧唱响了抗日救亡的最强音，以艺术点燃了划破黑夜的火光。西南剧展是桂林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也是抗战剧运最广泛、最全面、最深刻的大总结。举办西南剧展之前，很多戏剧工作者意识到总结抗战以来的剧运是必要和紧迫的。夏衍在1943年底回顾抗战剧运时曾说：“在艰苦的七年间，在后方，在前线，在农村，在城市，由于千万青年戏剧工作者的播种与耕耘，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新戏剧不仅在质而且在量上也已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喜爱之上获得了它成长的基础。”[1]同时夏衍也强调，随着观众审美的进步，戏剧必须在持续的自我反思与改进中努力成长：“30年来从草创到粗粗奠定了基础的戏剧运动必然而又自然地进入了一个必须基本的改进和蜕变的阶段。我们要反刍，我们要重新咀嚼，重新消化，有效地吸收这种外国艺术形式，经过反复的提炼、撰别、同化而使之成为和我们人民大众血肉相关，为我们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所能获得滋养与润泽的粮食。”[2]欧阳予倩也认为抗战以来戏剧运动有飞跃的进步，但在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戏剧工作者更要在自我反思中积蓄力量。因此，他在邀请各地戏剧工作者参加西南剧展的信中写道：“希望由于这一个集合，我们得以聚首一堂，来表示集中的力量，并讨论我们的得失，把我们七年来的辛苦、短长、艰难、快乐，面对面，心印心的倾诉，使我们更坚实，更壮大，以迎接更艰难的任务。”[3]田汉也把总结剧运经验看作西南剧展重要的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把七年来摸索所得的东西趁这个机会展览出来，消极的可以克服一些缺点，积极的可以取得更多的自信。”“我们不仅要知道过去干了些什么，而且要知道今后该怎么干。我们希望，后来戏剧运动有更多的理论基础。”[4]显然，夏衍、欧阳予倩、田汉等著名戏剧家所强调和期待的对抗战以来戏剧运动的总结都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是政治的，希望戏剧为抗战的宣传和动员发挥力量；另一个是文化的，希望戏剧提升思想和艺术水准，并为将来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夏衍：《边鼓集》，美学出版社，1944
▼夏衍、于伶、宋之的：《戏剧春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西南剧展如何实现对剧运的总结，田汉对此有具体的分析。他指出“剧展会的工作分成舞台竞演、资料展览与工作者大会三大部门”[5]，舞台竞演给戏剧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观摩学习的机会，资料展览“对于一个真诚的戏剧学习者真是一个宝山”，“工作者大会则是戏剧工作者自我检讨、自我教育的机构”[6]。田汉对这三项活动的概括和分析对于认识西南剧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三大活动并不能完整体现西南剧展对抗战以来剧运的总结。田汉多次强调举办西南剧展不仅仅是为了让桂林热闹一阵子，那么怎样才能不停留在看“热闹”？仅有众多的团队、多样的剧种和丰富的剧目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及时、精准、深刻的剧评，这样才能对各类演出的得失与经验做出总结，使导演、演员、观众都得到提升。实际上，西南剧展期间的剧评活动开展得非常成功。1944年3月11日《新华日报》的《桂林通讯》栏目刊登了一则消息：“文协桂林分会最近组织一个剧展演出批评团，组成分子有田汉、韩北屏、孟超、秦似、周钢鸣、华嘉、骆宾基、洪遒、陈迩冬、秦牧，打算对于每个戏的演出，经过集体讨论后，写成批评文字发表，以供各演出团队参考。”[7]以田汉为首的“十人剧评团”汇聚了桂林文化城著名的文艺家，组织如此有分量的专业团队对每个戏的演出进行评价，可见西南剧展对剧评活动的高度重视。西南剧展组委会还不定期组织演出检讨会，对观摩过的剧目进行研讨，交换意见，使各演剧队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获得进步。“检讨委员会”的成员有瞿白音、章献猷、赵越、王小涵、张客、赵明、陈卓猷、李昌庆、汪巩等九人。这个九人团队汇聚了以瞿白音为首的戏剧工作者代表。除了“十人剧评团”和“检讨委员会”，还有不少文人、职员、市民、军人也参加了戏剧评论的写作。在西南剧展期间，演出展览一直伴随着戏剧评论活动，《大公报》《大公晚报》《广西日报》《力报》《扫荡报》持续推出了大量剧评。这批剧评对于全面和深入了解西南剧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却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多数研究者只是浅提“十人剧评团”的存在或概括性地指出有一批戏剧评论。本文以西南剧展期间发表的针对具体舞台演出的戏剧评论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这批剧评在总结抗战以来剧运得失这一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独特价值。
作为抗战时期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西南剧展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于西南剧展来说，舞台展演无疑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活动。然而，目前的西南剧展研究几乎都绕开舞台而左右言他，研究者并非不知道对戏剧展览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剧本，更应该关注二度创作和舞台呈现，但是西南剧展的当事人多数已经离开人世，具体演出过程也没有留下相关的影像资料，研究者无法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也就无法对具体的舞台演出做出探讨。目前，能间接了解西南剧展演出情况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当时针对具体演出发表的戏剧评论。
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既有对剧本的解读，也有对舞台艺术的分析，甚至还有对演出环境、观众反应的描述。例如明之的《舞台上的〈大雷雨〉》就全面地把握了整个演出的情况。这个剧评分为“伏尔加河的忧郁”“表演技术”“舞台装置”“题外的感想”4个部分。第一部分“伏尔加河的忧郁”概括了《大雷雨》的故事。第二部分“表演技术”关注的是表演艺术，作者认为大部分演员对于剧本的理解力是让人佩服的，与此同时也细致分析了主要角色的塑造效果：“饰剧中中心人物——少妇卡答琳娜的朱琳，她的戏最多，表演也最吃力。教堂内一幕忏悔的悲剧，做得极好。不过，因为全剧需要她做独白的地方太多，所以有时未免露出力量不够之处。饰丈夫奇虹的许秉铎，颇能表现出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懦夫形态，是相当成功的。演母亲卡彭诺娃的石联星也很有力，不过她似乎未能充分了解那个母亲和媳妇争取儿子的爱那种心情。至于演情夫波里司的，似嫌性格硬化，未能追随情节的发展而发展。演小姑娃尔娃拉的，未能充分表现出这个人物的机智和坚强，算是较为失败的。”[8]作者还强调，“戏上演的中间，不断有群众鼓掌”[9]，观众的掌声显然也是对演员表演的认可。第三部分“舞台装置”对舞美、音效做了生动的描述：“这一次的舞台装置、音响效果，都做得很好。虽然笔者看的是星期日的日场，可是那种伏尔加河上星月交辉的美景，以及风雷交作时候的电光，都非常逼肖。假如是夜场的话，那一定更加好看的。”[10]作者也提出音效上有些小失误：“音响常常发生得太快，比如丈夫出门时的马蹄声，似乎不是演员一离开场后就立刻能够发生的，至少他还要上马，还要加鞭，这是需要相当时候的。”[11]第四部分“题外的感想”对观众的素质做出评价：“《大雷雨》一剧中，独白的地方既多，自然需要观众聚精会神去领会，可是旁边来的一阵瓜子的擘拍声，头上来一阵口涎和瓜子壳，真使人难受得很，不知中国的观众什么时候才能从瓜子的诱惑中静下心来认真看戏呢？”[12]明之的这篇剧评可谓意、形、声、色俱全，能把我们带回《大雷雨》演出的现场。
虽然不是所有剧评都能像《舞台上的〈大雷雨〉》对剧本、演出、舞美、音效、观众都做出全面的评论，但众多的剧评从不同的侧面还原了西南剧展舞台演出的情况。广西省立桂岭师范学校边疆歌舞团演出的“苗瑶侗倮民谣舞踊”是西南剧展中最具有广西特色和边地风情的节目。在演出的前一天，《广西日报》就发表了紫光的《边地风光——苗、瑶、侗、倮民谣舞踊前记》[13]，文章强调该节目使用的各种乐器都是从遥远边疆带来的真品，值得欣赏。同时，特别介绍了《腰鼓舞》《新丰舞》《盘古捉龟舞》《盘瑶舞》《铜鼓舞》《芦笙三部舞》等10余个节目所展现的边地风情。这个文章相当于剧透，能引起观看的欲望。本朝古人的《评广西特种歌舞之演出》是观看这个节目后的评论，文章不仅描述了演出情况，还记录了艺术家和观众对边地艺术的热心：“此次表演，计有三天四场，当以第一天的成绩较差，原因是苗瑶学生根本不清楚新兴的艺术之设施，而领导者张企、林启海、蒙健青（他是该校毕业的瑶生）诸君，是个教育家，而不是个艺人，所以布置方面，未免延迟；然此后几场，逐渐进步，尤以第三晚节目的编排，更为经济合适。因为他们本身能力有限，所以舞台布置、配景、灯光、幻灯、放音、化妆等等，都承热心的艺术家协助，而观众之相当踊跃（虽然收入不多），足证一般人士对于边事边民的注意。”[14]对于当时的桂林观众来说，傀儡戏是新事物，穆木天的《指头傀儡戏观后》生动地呈现了温涛傀儡戏演出的场景：“社会服务处的小礼堂，虽然很狭窄，对于‘指头傀儡戏’的表演，却像是非常合适。小戏场里，放下一个那样的小舞台，好像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调和。在戏开幕以前，已经令人感觉到，那里是别有天地了。”[15]这种独特的舞台装置能唤醒观众的童心和好奇心。穆木天还谈了对演出的具体感受：“幕开了，头一出戏，是《三只小花狗》。自然，它最初引起人注意的，是它的精妙的技巧。那一种用指头摆弄出的各种动作，鲜艳的服饰，对于观众发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随着剧情的发展，你就一步一步地进入到了一个仙境里边，你陶醉。”[16]这段文字很有现场感，能让读者感知演出过程和节目的感染力。桂剧是很多桂林观众既熟悉又期待的剧种。陈志良的《人面桃花——旧剧新话》对欧阳予倩编导的《人面桃花》做出评介。文章将桂剧与平剧相比较，特别赞赏《人面桃花》的舞姿之美：“桂戏与平剧相比，桂戏中间又多了几种舞姿，几种优美的身段，几个雅俗共赏的动作。末后，杜宜春还阳时，又增加了八个仙女的歌舞，更为声色热闹，所以桂戏《人面桃花》实比平剧高明得多，这是后来居上的成功杰作，也是欧阳先生新桂戏中最佳的演出。”[17]
桂剧《人面桃花》，2024
还有很多剧评复现了演出中的细节。燕鸣的《〈油漆未干〉——剧展的第一出戏》记录了演出中的意外情况：“灯出了毛病。《油漆未干》是在三盏不健康的汽油灯下演出的。在这样一个有很大的缺陷的条件之下，这出戏相反的，更控制了剧场的空气，更把握了每一个观众的情绪。”[18]骆宾基的《三月书简——给桂林凯声剧团演出〈茶花女〉的朋友们》[19]以书信的形式给凯声剧团提意见，但也呈现了演出受欢迎的场面，很多观众对着舞台流泪，很多观众在票房里争吵着要预订第二天的座位。余干、哲克的《〈百胜将军〉在舞台上》表达了对服装道具的不满：“一对长靴拿一对皮鞋来改造，不但没有发出皮靴应有的音响，而且上下的色调不统一，就变成非新非旧，失去真实的感觉了。还有格陀思嘉穿起蓝色的短筒袜子，而且是用棉纱手织出来的呢！在俄国恐怕不会有罢？至于那些帽子和军装，也在在都能引起观众一些滑稽的感觉。”[20]这段看似吐槽的文字恰恰表现了当时戏剧工作者处境的艰难，剧团连一双皮靴都没有，要用旧皮鞋改造。
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多数都关注舞台的艺术呈现，既有鲜活的场面描述，也有生动的细节分析，能深入到演出过程的褶皱之中。这样的剧评不仅有很强的可读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触摸历史情境，感受演出的场景。
严肃的批评
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与同时期的通讯报道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各报刊对具体舞台演出的报道多数表达出祝贺、认可和赞赏。《新华日报》的一系列跟踪报道就很有代表性。1944年3月22日《新华日报》的《西南剧展拾零》对第一期舞台展演做出报道，认为《木兰从军》《人面桃花》《失子成疯》《秦皇吊孝》等桂剧“都表现出进步改良的趋向”[21]，平剧《太平天国》和《家》“得到了较大的效果”[22]。1944年4月9日《新华日报》的《戏在桂林——西南剧展通讯》对第二期舞台展演做出报道，《江汉渔歌》给观众留下了对“改良平剧的好印象”[23]，剧宣七队的《法西斯细菌》“是第二期展出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戏”[24]，“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的《鞭》和江西话剧代表团的《沉渊》，也得到了人们好感与鼓励”[25]。1944年4月23日《新华日报》的《贫穷打不倒西南剧展的热潮——西南剧展续讯》对第三期舞台演出做出报道：“桂岭师范的苗瑶侗·民谣舞踊的演出，则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26]“演出《飞花曲》的衡阳中国实验剧团，是一支戏剧的新军，却得到了很好的成绩。”[27]1944年5月27日《新华日报》的《西南剧展的尾声——桂林通讯》对后期的舞台演出做出报道：“西南剧展演出了压轴戏《戏剧春秋》。”[28]“在体育场，剧宣七队演出了歌剧《军民进行曲》，剧宣九队演出了《胜利进行曲》，每晚都有一万以上的观众。”[29]关于西南剧展演出的各类报道展现的场景是好戏连台、成效卓著、反响热烈。但是，具体的戏剧评论体现的情况却是缺点很多、不能满足、亟需改进。
总体考察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只认可优点不提缺点的文章是极个别的。多数的剧评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缺点和局限，相当多的文章用大部分篇幅分析缺点，甚至就是以分析缺点为主，还有文章直接用否定性的标题，比如《我看了一个坏戏》。整体来说，这些批评体现出的是严肃和真诚的学术品格。剧评的作者对所有剧目、所有戏剧工作者一视同仁，他们对欧阳予倩、田汉、夏衍等人的作品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当时的著名戏剧家而有意添加溢美之词。
欧阳予倩编导的《旧家》演出后，本朝古人在《〈旧家〉观后》中指出：“欧阳公处理此剧，从编写而至导演，处处地方都是灰暗含蓄，不便明言，这是他的地位与环境使然，所以《旧家》虽与《金玉满堂》《北京人》等同一典型，却是不及他们的明朗，紧凑。”[30]作者认为演出也显得平淡马虎：“平淡的情节，平淡的演技，平淡的场面，平淡的感觉。好比老太太讲了大半夜的家庭琐事。”[31]林焕平在《〈旧家〉寸评》中提出一系列疑问：旧家破产的历史原因在哪里？露丝何以能深入这个家庭？五儿子周天爵到乡下办农场是中国的出路吗？老三周裕先为什么疯？这些疑问正是林焕平对《旧家》情节的内在逻辑的怀疑。同时他也指出“这个戏似给人以排练未成熟之感”[32]。韩北屏等人的《〈江汉渔歌〉的编剧与演出》对田汉编剧的《江汉渔歌》进行评论。作者指出部分的场面落了旧戏的成套，比如“何鲁挡金兵”一场，像《华容道》，但不如《华容道》精练，损害了本剧的独创精神。“许卨赵观两场戏皆似发挥不够，固然我们承认在大的主题之下，不妨许多小的事来陪衬与映托，可是这两场的确有删去似略欠缺，保留又似有不足之感。”[33]关于演出，“‘挡堵金兵’一场如果演出用另一方式处理。得不致使人感到《华容道》的俗套，是最明显的例子。赵观许卨两场同样的也可以在演出中加强，使其更加充分些，而不至有剧情不足之叹”[34]。田汉等人的《论〈愁城记〉剧作及九队的演出》[35]针对夏衍的《愁城记》指出了4个方面的不足，其一，用遗产问题作为主题的症结，减弱了剧本的现实性。其二，不少细节显得牵强。其三，人物的内在素质发展是欠缺的。其四，李彦云这个人物缺少生活基础。从上述深入剧本和演出细节的批评可以看出，西南剧展期间的戏剧评论在整体上就是一次严谨的学术批评活动。评论者秉持的是直面问题、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努力发现不足并深入分析症结所在，这对于提升各演剧团队的艺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具有严肃的批判精神，与同时期凸显盛会盛举盛况空前的通讯报道形成了反差，但这绝非有意唱反调，而是寻求更深层的契合。通讯报道强调成绩是为了在舆论和导向上发挥动员抗战的作用；戏剧评论反思缺陷，总结经验，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抗战。两者的核心精神显然是一致的。
平等的争鸣
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形成了平等的争鸣。针对同一个剧目或同一个问题，评论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各种不同的观点汇聚成思想的碰撞。
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演出的《油漆未干》引发了强烈的争鸣。争鸣的焦点之一是对悲剧和喜剧的处理。明之认为该剧在喜剧故事中写出了悲剧，但演出的处理限于“喜剧”，“这一个喜剧背后所埋藏着的悲剧的情味，却是淡得好像没有一样”[36]。“十人剧评团”也认为导演没有把剧本较深的悲剧主题发掘出来，甚至“处理成‘闹剧’，这是否会使原作走样呢？说得严格一点，这个戏如此的演出，不免有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倾向，而这个倾向十分危险！”[37]但燕鸣对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该剧的演出效果“是一幅强烈讽刺的漫画，自私贪利的人现原形的照妖镜，一部尖锐的突出的‘庄剧’！”[38]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同人也对这一问题做出辩解，他们认为“十位先生以为这个喜剧处理成‘闹剧’，大抵对于戏剧的类型的见解不同”，“《油漆未干》终究是一出喜剧，尽管笑里含着泪，尽管主要人物哈医生的结局是失败和悲哀，但其基调依旧是喜剧”[39]。争鸣的焦点之二是方言演出问题。燕鸣基本认可粤语演出的效果：“我是江北佬，可是除了些特别的‘术语’我引不起感触以外，我也看得明白。”[40]叔孙如莹赞赏了粤语的丰富生动：“正因为粤语是方言，所以它特别丰富，特别形象，特别生动。”[41]“十人剧评团”则对粤语演出提出疑问：“用方言演出的剧，原剧最好也是用方言写的”，“《油漆未干》是一个外国剧本，如今用粤语演出是经过了二度翻译，究竟忠实到什么程度？颇是疑问”[42]。而且文章特别强调哈医生用下层民众的语言，不符合身份。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同人不接受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孤儿》，可以用法语以及英语语言演出；莎士比亚的剧作，外国何尝不时常用英语以外的语言上演？”“至于说到剧的演出用的广州下层民众语言，其实是日常生活的惯用语，流行于各个阶层的，批评家们这种误解，大抵是不懂得广州语言的缘故。”[43]
夏衍：《水乡吟》，开明书店，1951
夏衍的《水乡吟》也引发了不同的评论。明之的《〈水乡吟〉观后》认可了夏衍剧作的“简淡的作风”：“它没有强烈的抒情，没有急激的发展，没有认真的高潮，因而没有强大的刺激。一切都在平淡的中间来进行，然而在每个人物的身上，却都看出了他们的裸露的灵魂。他们的心，是怎样地在这个暴风雨时代中跳跃；他们的力，是怎样地在这苦难的日子里潜伏、滋长或是消磨。”[44]与明之的观点相反，李昌庆的《谈夏衍的〈水乡吟〉》对夏衍剧作的平淡提出了批评：“看完了舞台上的演出，再读过了剧本，我又一次地感叹于夏衍先生的作品实在是太平了，太冷了，太淡了。这个《水乡吟》比较起他过去所有的任何作品来，还要平凡，还要冷静，还要怡淡。……好像连高潮也不大明显，不大容易琢磨，只是缓缓地开展，又缓缓地收束，有时候好容易才涌现出一点来了，又立刻把它勒住了。”[45]明之与李昌庆在观点上的分歧，是因为他们对艺术风格有不同的喜好，都有其合理性，两种观点的并存对于理解作品是有益而无害的。
衡阳社会剧团上演的《恋爱与道德》因为题材的敏感引发了争论。雷特的《不要离开人民——观〈恋爱与道德〉有感》对这部剧的题材提出了批判：“《恋爱与道德》一剧的演出，无论其艺术上的得失如何，它的现实意义，却是微乎其微”，“人民在号寒的时候，无需绫罗绸缎；人民在啼饥的时候，无需山珍海味；人民在焦渴的时候，无需香槟可可。那些高贵的奢侈品，只足以供给少数人酒余饭后消遣的东西，我们应该如敝屣般一脚踢开”[46]。雷特的批评是激烈的，他反对这类剧目在抗战时期上演。培良的《介绍〈恋爱与道德〉》则持宽容的态度，认为上演西洋剧本是好事：“至于西洋剧本是否应于此时演出的问题，我不想在此地讨论。至于就剧论剧，则我以为能够多演点西洋剧本总是好事，至少对演技及观众看戏的水准有点促进。尤其因为本剧，我记得在国内还是初次上演，更值得欢迎。”[47]作者还从人性的层面认可这部剧作：“作者之写恋爱，亦无非藉以为表现人性之一种方式而已。”[48]观者的《评介〈恋爱与道德〉》也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个作品，认为这个剧“映出了人性的母爱与情爱，在恋爱与道德标准下，它显露出来新尺度”，“让这火焰烧去短视的眼光，深深地来探讨人性的问题吧！”[49]雷特从抗战时期急需的精神力量评价这个作品，有一定的合理性，培良与观者能从人性的角度挖掘作品的价值，则显示了开放包容的气度。
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争鸣促成了价值的多元并存。西南剧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扩大抗战宣传和动员，用艺术唤醒军民的信心，因此有利于宣传抗战的剧目必然受到重视。《百胜将军》《江汉渔歌》《胜利进行曲》《飞花曲》《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等剧目的思想主题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多数评论者并没有用主题思想这个单一的标准决定戏剧的价值，也没有因为主题思想有现实意义就忽略艺术上的缺陷。同时，很多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优秀剧目同样得到了认可。钺子的《皮革马林》认为该剧虽然没有带来直接的现实意义，但是它能给人带来“内在的生命启迪”[50]，这是不容忽视的价值。徐慧的《从〈日出〉看曹禺》[51]认为《日出》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沉实、珍贵的。骆宾基的《三月书简——给桂林凯声剧团演出〈茶花女〉的朋友们》认为“《茶花女》的演出，有它的可贵意义，无论如何，它使观众知道了在生活里怎样去追求真，怎样去追求爱”[52]。《大雷雨》《恋爱与道德》等剧目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也获得了评论者的高度评价。平等的争鸣以及由此生成的价值的多元使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具有了更活跃的生命力和更开放的姿态。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春秋》，2024
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有鲜活、细腻、立体的质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演出的场景与情境。同时，这批剧评有严肃的批判精神，体现了文化工作者的学术勇气和文化担当。西南剧展的参展团队是带着交流、学习的渴望来到桂林的，而戏剧评论活动正是交流、学习的重要环节。不管是演出者还是评论者，他们都以严肃而神圣的心态看待戏剧，看待演出。西南剧展的压轴戏《戏剧春秋》的剧本前面有一段感人的“献辞”：“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天快亮，/我们颂赞我们的英雄。/已经一大段路了。/疲惫了的圣·克里斯笃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53]这段“献辞”写出了以戏剧参与抗战救国的文化工作者们的心声。对他们来说，戏剧是孩子，是希望，是未来。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要回头看一看“背上的孩子”。这种严肃而神圣的心态让西南剧展的戏剧评论带上了真诚的精神底色，没有空洞的言辞，没有虚伪的赞美，没有浮夸的捧场，只有严肃的批评和平等的争鸣。这样的剧评真正把交流、反思和学习落到了实处，真正实现了对抗战以来剧运的总结，并且为戏剧将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 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桂学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桂林文化城文学名家作品版本流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BZW042
【注释】
[1][2]夏衍：《戏剧运动的今日与明天》，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1944，第29页。
[3]欧阳予倩：《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当代文艺》1944年创刊号。
[4][5][6]田汉：《戏剧节与西南剧展》，《中学生》1944年第74期。
[7]《桂林通讯》，《新华日报》1944年3月11日。
[8][9][10][11][12]明之：《舞台上的〈大雷雨〉》，《大公晚报》1944年3月10日。
[13]紫光：《边地风光——苗、瑶、侗、倮民谣舞踊前记》，《广西日报》1944年3月27日。
[14]本朝古人：《评广西特种歌舞之演出》，《力报》1944年4月11日。
[15][16]穆木天：《指头傀儡戏观后》，《力报》1944年3月21日。
[17]陈志良：《人面桃花——旧剧新话》，《力报》1944年5月30日。
[18][38][40]燕鸣：《〈油漆未干〉——剧展的第一出戏》，《大公晚报》1944年2月22日。该剧评标题有误，《油漆未干》不是西南剧展的第一出戏。
[19][52]骆宾基：《三月书简——给桂林凯声剧团演出〈茶花女〉的朋友们》，《当代文艺》1944年第1卷第4期。
[20]余干、哲克：《〈百胜将军〉在舞台上》，《力报》1944年3月14日。
[21][22]麦汉、海洋：《西南剧展拾零》，《新华日报》1944年3月22日。
[23][24][25]默寒：《戏在桂林——西南剧展通讯》，《新华日报》1944年4月9日。
[26][27]默寒：《贫穷打不倒西南剧展的热潮——西南剧展续讯》，《新华日报》1944年4月23日。
[28][29]海洋、默寒：《西南剧展的尾声——桂林通讯》，《新华日报》1944年5月27日。
[30][31]本朝古人：《〈旧家〉观后》，《力报》1944年2月29日。
[32]林焕平：《〈旧家〉寸评》，《广西日报》1944年3月4日。
[33][34]韩北屏等：《〈江汉渔歌〉的编剧与演出》，《力报》1944年4月15日。
[35]田汉、华嘉、秦牧等：《论〈愁城记〉剧作及九队的演出》，《大公晚报》1944年4月14日。
[36]明之：《论〈油漆未干〉》，《大公晚报》1944年2月28日。
[37][42]田汉等：《油漆未干》，《广西日报》1944年3月4日。
[39][43]广东省立艺专同人：《〈油漆未干〉自我批评——顺答田汉等批评家》，《扫荡报》1944年4月10日。
[41]叔孙如莹：《〈油漆未干〉二三事》，《力报》1944年2月19日。
[44]明之：《〈水乡吟〉观后》，《大公晚报》1944年4月22日。
[45]李昌庆：《谈夏衍的〈水乡吟〉》，《力报》1944年4月23日。
[46]雷特：《不要离开人民——观〈恋爱与道德〉有感》，《大公晚报》1944年4月7日。
[47][48]培良：《介绍〈恋爱与道德〉》，《扫荡报》1944年3月29日。
[49]观者：《评介〈恋爱与道德〉》，《扫荡报》1944年4月6日。
[50]钺子：《皮革马林》，《扫荡报》1944年4月27日。
[51]徐慧：《从〈日出〉看曹禺》，《力报》1944年3月7日。
[53]夏衍、宋之的、于伶：《戏剧春秋·献辞》，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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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与西南剧展
文·景李斌
1944年2—5月在桂林举办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有桂、粤、湘、黔、滇、赣、闽、浙八省20余个社团单位千余人参加，着实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壮举，如欧阳予倩所言：“这不仅在西南在中国是空前盛举，就是在世界上也可说是仅见的！”[1]这次剧展除了规模空前，对戏剧运动又有怎样的检讨与影响？欧阳予倩时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兼任剧展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这次剧展具体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与贡献？当时的一些报刊，为回顾与探究这一话题提供了依据。
广西省立艺术馆是广西最高的艺术组织，西南剧展的举办，系因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而起，也是因该馆欧阳予倩等所有工作人员的齐心努力而得以完成。
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
欧阳予倩曾数次明确说，最初并没有打算大规模地举办剧展，只想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建成时，邀请附近地方的几个团队连续演几个戏。恰好瞿白音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回到桂林，抗敌演剧第四队的几个同志来谈，展览会的组织就被提出；抗敌演剧第九队副队长刁光覃也到了桂林，大家相聚商讨，办法大体定下来。欧阳予倩申明，西南剧展“不是少数人号召起来的，是大多数戏剧工作者的要求”[2]。在剧展筹委会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欧阳予倩也说过：“我真想不到当初计划开一个小规模展览会，如今却扩大到包括八省的大规模展览会，而且仅只两个月的短时间，竟能顺利的完成了。”[3]
然而，从“小规模”展览会扩大到包括八省的“大规模”展览会，自然离不开欧阳予倩及其所领导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同人的努力。
欧阳予倩等人在筹备西南剧展的时候，为了办事的简单便利，公推广西省立艺术馆主办，剧展筹委会也在艺术馆办公，筹备会的经费，也是由广西省立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先行设法筹措。
为了剧展在预定的时间开幕，欧阳予倩争取广西省政府当局和社会各方的援助，动员各界的力量，比如承建艺术馆的新中兴业公司不顾赔本等牺牲，昼夜突击赶工；名伶金素琴义演捐助，剧业同业公会及大众影院借款，等等。田汉曾说：“予倩先生为着广西艺术馆的建筑正搞得焦头烂额。”[4]这种情形就如署名OK的《活的戏剧史｜欧阳予倩》一文所说，广西省立艺术馆“那是当时的‘文化城’的戏剧运动司令台，是在欧阳的苦心经营之下建筑的”[5]。默寒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及时落成使得这次剧展有了一个象样的会场和展览场所。但艺术馆的及时赶成是靠着欧阳予倩先生和新中公司的工友们四昼夜的突击才成功的，同时金融界、建筑界的帮忙也不小。”[6]后来，剧展经费不敷，艺术馆捐出了《旧家》的收入。
在欧阳予倩的领导下，广西省立艺术馆在戏剧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馆在剧作家欧阳予倩的领导下，始终是站在西南剧坛的宝座上，领导西南剧运的展开的。艺术馆不是一个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剧团，他们乃是一支文化军。”[7]
作为剧展筹备委员会主任，欧阳予倩不仅要对剧展事务负责，还要积极争取国民党当局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欧阳予倩曾多次组织召开剧展筹委会，指定方案，听取建议，议决重要事项。如1943年11月9日，欧阳予倩、田汉、李文钊、熊佛西、瞿白音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全体人员在广西剧场商讨筹备“戏剧展览会”办法，决定筹备会即日成立，并草拟工作章则，由广西省立艺术馆主办，新中国剧社及文化艺术界加以协助。拟邀桂、渝、黔、滇、湘、粤、闽、赣、鄂等省参加展览会；由广西省立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先行设法筹措筹备会经费，以后在戏剧演出时所获收入，抽百分之二十充作大会的开支[8]。
随着剧展开幕时间接近，筹备工作也紧张进行。1944年1月，剧展会就接连举行常务会议，就重要事项进行商讨决定，如8日决定资料展览期及戏剧工作者大会日期，电约各地专家来桂出席；21日决定大会经费预算等项。2月7日，讨论开幕及经费等问题。
剧展开幕的前几日，即2月12日下午，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在艺术馆突击赶工的情况下，剧展筹委会假座乐群社举行茶会，征求各界意见。欧阳予倩报告举办展览会的意义以及准备过程，指出戏剧是“集体艺术”，高度肯定这次剧展的“集体艺术”规模：“中国自有戏剧运动以来，集体艺术表现规模之大，尚以此为首例。”他希望能够检讨过去，使剧运工作者能配合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跃进更高阶段，加强剧运工作者的团结，发挥戏剧更大的力量[9]。
为了剧展的顺利进行，欧阳予倩努力争取广西省政府当局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各界人士的支持。聘定名誉会长及有关各省教育厅长暨桂林市长担任大会指导长，并且由会长黄旭初添聘郭沫若、于伶、马彦祥等10余人为指导员；为方便各地戏剧团队与大会接洽联络，还聘定了各地代理人[10]。再如1944年1月21日，副总长白崇禧召见剧展筹备人欧阳予倩、瞿白音、熊佛西等，询问剧展筹备情形，并答应担任名誉会长[11]。2月14日，中华全国剧协主任常务理事张道藩部长到桂林，当晚邀约剧展主要筹备人欧阳予倩、田汉、瞿白音等，“垂询剧展情形，指示基详”[12]。
在上述筹备会等一些场合的讲话中，欧阳予倩也对党政军等各界人士的热心赞助表达由衷的谢忱，并且请求指示与援助：“为求此届大会获得优越成就，亟盼各界人士予以指示及援助。”[13]剧展期间，欧阳予倩也积极争取国民党要人的支持。他不仅在剧展的开幕与闭幕礼上表达对政府及各长官的谢词，而且邀请、陪同国民党要人出席剧展活动。如4月14日下午3时，剧展会长黄旭初在广西省立艺术馆茶会招待剧展全体会员，欧阳予倩、田汉及各团队等500余人参加。对黄旭初赞赏戏剧工作者的团结精神和勉励话语，欧阳予倩致以谢词[14]。4月19日上午，剧展会请名誉会长李济深向全体会员训话，欧阳予倩陪同参观资料展览，李济深对各团队的展品多所赞扬[15]。
在抗战时期后方复杂的环境中，欧阳予倩的这些努力，破除了追求进步的阻力，为剧展的顺利筹备与开展创造了条件，团结了各界人士，巩固了后方的统一战线。
戏剧演出、戏剧工作者大会、资料展览是西南剧展的3个重要方面。欧阳予倩参加了剧展的多项活动，作工作与学术报告，发表讲话，不仅起到了推动剧展顺利进行，团结剧作家等各界人士的作用，而且涉及戏剧运动中的不少重要问题，颇值得关注。
欧阳予倩演出《晚霞》剧照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落成典礼，于1944年2月15日下午3时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隆重举行。欧阳予倩报告筹备经过及艺术馆新厦建筑过程，肯定抗战七年来，戏剧工作者在前线与后方恶劣的环境中，以艰苦奋斗精神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在戏剧艺术质量上“大有进步”。举办剧展，“在使各地工作者面对面，心对心，检讨观摩，以求进步”。对艺术馆建筑过程中雇请工人、经费准备等，叙述很详细，对承建工程的新中公司员工表达感谢，最后期盼政府和社会人士继续多予协助[16]。
欧阳予倩为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作了3次报告。
3月6日上午，作《剧运工作之开端》的学术报告，详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自清末直至“八一三”抗战各阶段的演变。欧阳予倩讲述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以激发当时之民族思想，旋因满清之压迫而解散”；春柳社归国在沪湘等地演出，“颇受社会欢迎”，一般人士也开始认识戏剧是教育的重要部门。谈到“文明戏”的缺点：“此种迎合低级趣味之演出使新剧运动受到极深之阻碍。”肯定了陈独秀、胡适对易卜生作品的介绍，“戏剧始走上写实主义正轨”。提及蒲伯英创办人艺剧专，应云卫组织化装宣讲团，“发扬爱国思想”，田汉、洪深合组戏剧协社，首倡男女合演制度。谈到南国社的感伤戏剧，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防戏剧运动，“使戏剧成为锐利之民族斗争武器”。中旅及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成立，使正常化的职业演剧立下根基。“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经田汉等在上海推动，剧人分组为12个演剧团体，“驰赴前线战地作宣慰军民工作”[17]。
3月13日上午，欧阳予倩首先做了《广西省立艺术馆工作经过》的工作报告，介绍广西省立艺术馆的概况，同时没有回避由于全力建造新馆而演剧、研究工作存在不足：“年来集中精力建造新馆，故戏剧演出量甚少，研究空气不浓。”[18]旋即欧阳予倩开始专题演讲《我所看到的几个演出方法》：“纵论欧西各国不同风格之戏剧演出，分析写实、唯美、自然、构成诸流派之内容，并引证苏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泰依洛夫、梅耶荷德、瓦克坦戈夫及法国毕非也夫、丢兰、加斯登白地诸名导演之风格，极为详尽。”[19]
在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闭幕礼上（3月17日上午），欧阳予倩在简短的致辞中肯定剧工大会的收获，“检讨过去，策励将来，经热烈之讨论后，收获颇为丰富”，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实施提案[20]。
此外，欧阳予倩还参与了一些有意义的戏剧活动。如2月29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假座大华饭店举行茶会，欢迎参加剧展的各团队，以便使文艺工作者与戏剧工作者取得密切联系，到会文艺界人士和团队代表约百人。田汉代表文协主席致词，然后李文钊、欧阳予倩、熊佛西、周钢鸣、邵荃麟、秦似、魏曼青、曾也鲁、刁光覃、赵越等发表意见，“咸盼从此次剧展中能确定今后剧运方向，扩大农村前线演剧运动，并求得文艺作家剧作家戏剧工作者之合作，创作适于大众接受而加深教育作用之剧本”[21]。4月19日下午，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西南剧展之活报大会串，剧展会会员及文化新闻界千余人参加。活报剧《黄昏沙坪》《伤兵医院》《一盒火柴》《幕后风光》《七年了》演出后，柳亚子、欧阳予倩、田汉等都发表观后感，“空气极为愉快热烈”[22]。会中还举行了欢送七战区艺宣大队的活动，全场掌声热烈。5月9日下午，在中华路7号，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主持，邀请文化、音乐界人士参加并讨论新歌剧问题。中华全国剧协西南支会筹备会议也得到欧阳予倩的支持。3月22日下午，剧展为了执行西南剧工大会的决议案，加强今后西南戏剧工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召集各戏剧团队代表开中华全国剧协西南支会筹备会议，主席为吕复，商讨组织及工作等事项。筹备会议经议决，推定欧阳予倩为筹备主任[23]。
在剧展大会的隆重闭幕礼（5月19日晚）上，欧阳予倩再次提及剧人的团结奋斗等问题。欧阳予倩报告剧展经过，检讨得失，认为剧展充分表现出各团队不畏跋涉的热情，尤其工作不推诿、生活态度严肃等作风，增进了剧人的团结。欧阳予倩也坦白地承认戏剧工作的缺点：“缺点方面则是还没有利用团结来发挥更大的力量，共同切磋，学术性的研究不够，演出展览之节目缺乏计划性。希望以后各团队间加强学术研究之联系，使彼此之步骤更趋一致。”[24]欧阳予倩勉励大家：“珍重此次大会所得成果，摒除个人倾向，努力于集体艺术，抱定忘我之精神，荷负抗战建国不可分离之艰巨任务。”对政府当局及各长官的“领导有方”，欧阳予倩也表达感谢，要全体剧人以工作答谢各长官关爱之忱[25]。
聚餐活动也颇带有戏剧工作精神和团结色彩。5月19日下午，广西省立艺术馆及新中国剧社假蜀腴川菜馆联合招待西南剧展职会员。席前欧阳予倩的致词激起狂热掌声，大家将他高举于台上，“以示崇高敬意。全场情绪，极为兴奋”。然后是瞿白音致词；柳亚子演讲，详细地阐述对当前戏剧战线应如何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事、保卫民主[26]。5月20日，剧四、剧七、剧九、新中国剧社举行联谊聚餐，表达惜别之情。欧阳予倩、田汉参加，餐前举行座谈会，“就本届剧展工作，坦率讨论，尤对演剧队今后之艺术要求与工作动向，研讨更深”，“席间弥满欢愉空气，充溢表露浓冽之同志爱”[27]。
上述欧阳予倩参与的这些戏剧活动，在讲话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检讨戏剧运动的得失，为戏剧运动的开展提供指导。即便是参加茶会、聚餐，也多有谈及戏剧运动，起到了团结文艺工作者的作用。
参加演出的20余个团队中，欧阳予倩所领导与负责的有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广西戏剧改进会桂剧实验剧团、广西桂剧实验学校。
演出的戏剧中，属于欧阳予倩编导的有桂剧《木兰从军》（广西桂剧实验剧团2月16日在国民大戏院演出）和《人面桃花》（广西桂剧实验剧团2月18日在国民大戏院演出），它们以及桂剧的代表作《失子成疯》《秦皇吊孝》等，“都表现出进步改良的趋向”[28]。
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上演的话剧《旧家》（艺术馆礼堂2月19—23日上演，欧阳予倩编导），虽然与抗战无关，但是仍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大公报》（桂林版）评论说：“该剧以一旧式家庭为背景，描绘新旧两代之矛盾与冲突，及新生一代之成长，对于目前社会现象，刻画甚深。”[29]郑万川观看《旧家》后评论说：“《旧家》用三个儿子的故事反映了当前社会的麻木心理，同时也借老三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脱身于旧家之外，而从事经营农场工作，这种对照向社会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呼吁，还不失为针对现实的作品。”[30]
此外，广东艺专实验剧团用粤语演出的话剧《油漆未干》（赵如琳导演，国民大戏院2月19—22日）、柳州四维平剧社演出的平剧《梁红玉》（国民大戏院3月11日）、广西省立艺术馆在剧展闭幕式演出的话剧《屏风后》（卢敦导演，艺术馆礼堂5月19日）是欧阳予倩翻译或创作的。
对于戏剧资料展览，欧阳予倩很重视。他曾征求并且贡献剧展资料，精心设计展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欧阳予倩曾函电征求剧展资料：“桂林西南剧展开幕在即，连日欧阳予倩、田汉函电向渝友征求有关文献、剧作原料、海报、说明书、论文等项。”[31]
西南剧展资料首先是在3月16日下午进行预展，招待新闻记者；次日下午，在艺术馆隆重开幕。展览会场占了艺术馆的三层楼，共分4个展室，第一展室展出总的资料，第二、三展室陈列各团队的资料，第四展室则是不属于任何团队的零碎资料。“据欧阳予倩先生说，这种分类法他们是经过很久的计划才决定的。”[32]参加资料展览的戏剧团队有10余个，展出的内容有团队历史、统计图表、戏剧照片、舞台模型、人物模型、舞台画片、剧作家手札、手稿、戏剧脸谱、海报、说明书、世界各国戏院门票等类，资料达数千件。
第一展室的第一部资料是“历史的痕迹”，展出几百张图片，涵盖了中国戏剧运动的重要历程，春柳社、戏剧协社、南国社、上海艺术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演剧队、剧人受命上前线等。“辛勤的工作者”的标题下，是几十张“很有历史价值”的关于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洪深等人为戏剧工作而奋斗的照片，均有文字详细说明：“他们是中国新剧运的开路先锋，本身就是一部最好的中国近代戏剧史。”[33]这些图片“还不过是一鳞半爪，但也足够使人从景仰中体念到戏剧运动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获得的”[34]。
黄学尧对于有关欧阳予倩的资料展出记述得很具体：从欧阳予倩12岁时的照片开始，中间有初演旧戏，东渡日本及游历欧洲，在南通办伶工学校、广州办戏剧研究所，以及抗战爆发后在桂林、香港的各种生活和工作情形，“欧阳氏致力于戏剧工作卅余年，始终如一，令人钦佩”[35]。
欧阳予倩还拿出自己的著作原稿进行展出。一张长台上陈列着24种剧本原稿，有《戏剧春秋》《风雨归舟》《国贼汪精卫》等，以及欧阳予倩近著《忠王李秀成》《旧家》等原稿，令观者“见到了剧作家创作的艰苦”[36]。
剧展开幕前，欧阳予倩撰写了《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文章开篇，欧阳予倩肯定了抗战以来中国戏剧运动的“飞跃的进步”，赞扬了西南各省诸团队所具有的几种特色：“明星制”决不存在，“从来没有拿一两个主角来作号召”，人事纠纷极少；各团队之间“绝无倾轧、毁谤、破坏、相轻的情形存在”。欧阳予倩就演员和剧本这两方面着重指出了西南团队之间的团结，因为演员和剧本最容易引起误会。团队之间近两年不仅没有挖角的现象存在，甚至在演出方面有合作，互相帮忙；剧本方面也没有争执。欧阳予倩还肯定了西南各戏剧团队上演的剧目的意义：“十分之九是根据新时代的意义，并没有和政治、和社会脱节。”肯定了戏剧工作者的严肃态度：“生意眼始终没有侵犯到宣传和教育的尊严。”欧阳予倩指出这种戏剧运动的健全的基础，使得西南剧展得以顺利地号召起来，“这次的会就是七年来西南戏剧工作者建树的总览”。欧阳予倩简要说明了展览会的发起经过，认识到剧展的重大意义：“这是创举，是大事，是有绝对意义的措施，必有显明的收获。经过这一次的集会，团队间以及个人间的联系加密，感情更融洽，对于戏剧运动的认识必更深切，步伐必更整齐，而获得更快更鲜明的展开。”他把戏剧看作“粮食”与“药石”：“我们所希望的是使戏剧成为教育，成为学术，成为富于营养性的精神的粮食，成为化除一切腐旧的不良习惯的药石。”[37]最后欧阳予倩把致各地戏剧同志的邀请信作为文章的结尾，这封信如汪巩所言：“这里面，充满了诚挚和热情，而且，足以证明这次剧展的重大意义。”[38]
剧展开幕后，欧阳予倩就演出节目撰写了另一篇重要文章《能否把圈子放得更大》。欧阳予倩就演出的21个话剧（包括欧阳予倩所翻译的《油漆未干》与创作的《旧家》）进行了分析，进而批评说：“就这许多剧本的题材而论，似乎范围还小得很，还不免有许多被遗弃的好材料。”欧阳予倩指出，他们处于一个“了不得的大时代”，中国人民从种种压迫下站起来，并且用血和汗进行长期的斗争，新戏剧的材料“美不胜收”，“很好的戏剧题材随处皆是”。欧阳予倩就家庭剧而论，指出大家接触到的似乎只到中等家庭为止，对于工人农民的家庭、难民们的家庭等，写得太少。他批评生活上的种种压迫使剧作家和导演“都失去了创作的自由，没有研究和体验的余裕”，指出不作详细的了解，全凭报章的记载和朋友的传说，是难得有伟大作品的产生。他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剧作家们是不是能把创作范围放得大一点？是不是能把剧作家们的圈子放得大一点？”前一问显然是对剧作家的批评，而后一问，尽管没有标明主语，但是显然是指向国民党当局，是希望扩大剧作家的创作自由。欧阳予倩指出，剧展开得相当顺利，大家客客气气，比较团结，对于不周到的地方并未提出严格的讨论；但是他在此提出了不足：“沉着谨慎有余，奔放与清新之气不足。”他鼓励剧作家们发挥出力量：“这也是和剧作家一样，力量蕴藏在心的深处，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吧！”[39]
在《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欧阳予倩也提到演出剧本的问题：“直接为抗建作宣传的剧本，不妨大家分途多演。但抗战不仅在前线，也在后方；不仅是一时的，也是长期的，不仅是局部的，也是全面的。若是再把建国的条件检讨一下，戏剧作者的眼光就放得更深远，而我们选择剧本的范围也就更宽广。”[40]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出欧阳予倩对演出剧本的高度关注。
美国著名剧评家爱金生曾在西南各地观光，在《纽约时报》撰文盛赞西南剧展的规模和意义：“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迭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41]
在艰苦而又复杂的抗战时期环境中，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戏剧展览会，自然不易，欧阳予倩的受尽艰苦、不计功利的“傻子”精神，以及杰出的事务才能，使得剧展得以顺利、成功举办。
田汉在剧展开幕的演说中，赞扬了欧阳予倩和戏剧工作者们的“傻子”精神：“欧阳予倩之傻劲可佩，惟无数青年戏剧工作者皆抱傻子态度，从事戏剧工作，受尽艰苦，不计功利，故所谓傻子，实不仅欧阳予倩一人。”[42]《大公报》记者说：“这次剧展的展出，十分之八以上是欧阳予倩先生在苦心擘划的，虽然报纸上筹委会的名单是那么一大片。”[43]虽然“十分之八”难以衡量、判断，但是从中可见欧阳予倩确实为剧展煞费苦心。
茅盾曾经评价西南剧展“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44]，在国统区举办这样一次空前的戏剧展览当然不易，除了要有“傻子”精神，还要具备妥善处理事务的能力。吴琼对欧阳予倩在事务方面的才能很佩服，他认为文人学者很多都缺乏事务方面的才干，厌恶或根本不能做事务工作，而欧阳予倩则不然，“他很精于管理人事与安排杂务，桂林艺术馆的建立，西南剧展的开成，他都与有大力”[45]。对于欧阳予倩的事务才能，有人曾将他与田汉进行比较，认为欧阳予倩的热情与田汉不同，田汉表现为“慷慨与狂放”，而欧阳予倩表现在“对戏剧工作的锲而不舍”，“耐烦，细密，按步就班，处处踏实，这是欧阳予倩的长处，因之他在戏剧运动领导者群中，是最有事务才能的一个。对于一个运动，如果说田汉宜于鼓舞和召唤，则欧阳宜于布置和展开”[46]。
欧阳予倩以自己在事务方面的才能，取得国民党重要人物如张道藩、张治中等及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当局如黄旭初等人的支持，也得到包括戏剧界、文化界、新闻界、金融界等各方面的支持。从当时的会议报道可以看出，在欧阳予倩等人的努力下，西南剧展的各项工作都很顺利。比如，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在闭幕时，“会期半月，进行颇为顺利”[47]，“经半月来进行各项会程，已获得圆满结束，昨晨九时举行隆重闭幕式，会场充溢欢悦兴奋空气”[48]。
西南剧展在中外戏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通过当时报刊的记载，全面回顾在艰难复杂的后方抗战环境中，欧阳予倩为领导和组织这次剧展所付出的努力，一方面是出于对欧阳予倩个人与西南剧展的纪念，另一方面是欧阳予倩所提出的剧人团结、“把圈子放得更大”、警惕“生意眼”对戏剧宣传和教育尊严的侵犯、把戏剧看作“粮食”与“药石”等观点，以及欧阳予倩等戏剧工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傻子”精神，今天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和启示。◎
✦ 景李斌，本名李斌，汕头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阳予倩文献深度发掘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ZD350；“中国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898—194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285
【注释】
[1][3][43]《在剧展招待会上欧阳予倩报告筹备经过》，《力报》（桂林版）1944年2月13日。
[2][37][40]欧阳予倩：《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当代文艺》1944年第1卷第1期。
[4]田汉：《新中国剧社的苦斗与西南剧运》，《评论报》1946年第1期。
[5][46]OK：《活的戏剧史｜欧阳予倩》，《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7月31日。
[6]默寒：《西南剧展开幕前后》，《新华日报》1944年3月2日。
[7]《大公报》记者：《剧展中的话剧团》，《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2月16日。
[8]《戏剧展览会开始筹备进行》，《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11月10日。
[9][13]《西南剧展会昨日招待各界》，《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2月13日。
[10]《西南各省戏剧展览会被请参加者达三十八单位》，《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12月23日。
[11]《戏剧展览会各方热烈赞助》，《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1月22日。
[12]《西南首届剧展今日隆重开幕》，《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2月15日。
[14]《剧展会长黄旭初招待全体会员》，《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4月15日。
[15]《西南剧展会会员大会》，《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3月20日。
[16][42]《庆祝戏剧节中 西南剧展开幕》，《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2月16日。
[17]其讲话的内容梗概《大公报》（桂林版）与《广西日报》（桂林版）均有刊载，见《西南剧工大会昨日由欧阳予倩报告中国戏剧运动之演变》，《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3月7日；《西南剧工大会欧阳予倩讲述话剧运动史》，《广西日报》（桂林版）1944年3月7日。
[18][19]《剧工大会欧阳予倩报告》，《广西日报》（桂林版）1944年3月14日。
[20][47]《剧工大会昨晨闭幕》，《力报》（桂林版）1944年3月18日。
[21]《桂文艺协会茶会欢迎团队代表》，《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3月1日。
[22]《剧展大会昨举行活报大会串》，《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4月20日。
[23]《中华全国剧协筹组西南支会昨日举行首次筹备会》，《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3月23日。
[24]海洋、默寒：《西南剧展的尾声——桂林通讯》，《新华日报》1944年5月27日。
[25][26]《西南剧展大会昨隆重闭幕》，《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5月20日。
[27]《剧展尾行》，《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5月21日。
[28]麦汉、海洋：《西南剧展拾零》，《新华日报》1944年3月22日。
[29]《西南首届剧展演出展览开始》，《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2月17日。
[30][34]郑万川：《西南剧展中的种种》，《中山日报》（韶关版）1944年3月31日。
[31]《剧坛近讯》，《新华日报》1944年1月24日。
[32]易锡和：《戏剧工程碑——记西南剧展资料展览》《民国日报》（江西版）1944年4月7日。
[33]《力报》记者：《参观戏剧资料展览》，《力报》（桂林版）1944年3月17日。
[35]黄学尧：《戏剧工作记程碑——记剧展会资料展览》，《广西日报》（桂林版）1944年3月17日。
[36]《西南剧展中戏剧资料展览巡礼》，《民国日报》（云南版）1944年4月2日。
[38]汪巩：《关于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力报》（桂林版）1944年1月1日。
[39]欧阳予倩：《能否把圈子放得更大》，《新文学》1944年第1卷第4期。
[41]《西南剧展的荣誉》，《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5月17日。
[44]茅盾：《在田汉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剧本》1979年5月号。
[45]吴琼：《欧阳予倩文坛人物杂记》，《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11月11日。
[48]《剧工大会圆满闭幕》，《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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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南走向全国
——欧阳予倩、田汉与新中国戏剧展演的构建
文·杨 乐
2024年是欧阳予倩、田汉发起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以下简称西南剧展）召开80周年。数十年来，学界关于西南剧展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多借文献整理、回忆记述、理论梳理等方式关注西南剧展本身的来龙去脉，对于西南剧展对新中国文艺产生的影响关注不足。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剧展的主要发起人欧阳予倩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田汉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二人是新中国戏剧发展的主要构建者。自然，新中国17年最重要的第一次文代会演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举办与欧阳予倩、田汉密切相关。欧阳予倩、田汉从西南剧展中得来的经验与启示，必然在新中国戏剧展演的举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后来戏剧节的举办提供了借鉴。那么，欧阳予倩、田汉是如何将西南剧展的经验运用在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过程中的呢？
我们先从西南剧展谈起。
在西南剧展召开之前，欧阳予倩与田汉已对戏剧展演有了深入认识和组织经验。1933年6月，欧阳予倩作为中国唯一的戏剧工作者以私人的身份参加了苏联第一届戏剧节，这一次的戏剧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第一届戏剧节有几个特点，其一有世界影响，美国、英国、西班牙、芬兰、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导演及戏剧评论家均前来观摩演出；其二活动较多，苏联除招待宾客观看演出外，还带领他们参观剧场、舞台和资料室，并召开茶话会，与戏剧同仁交流；其三演出剧目丰富，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泰伊洛夫等人的话剧外，还包括舞剧、歌剧及儿童剧，苏联其他民族的演出。泰伊洛夫因欧阳予倩独身一人参加戏剧节，颇为感动，于是特地在一张节目单上写下了“不要忘记莫斯科”赠送留念。欧阳予倩并未忘怀这次戏剧节，10年之后还在《广西日报》（昭平版）的“怀旧录”专栏发表了《苏联第一届的戏剧节》一文（连载七期），但他也指出苏联第一次戏剧节的不足，如犹太剧团、吉卜西剧团等没有参加演出，红军剧团等几个剧团演出的多为宣传剧目。田汉作为中国话剧界知名的“田老大”，对组织大规模演出早已轻车熟路，1938年4月，他组织了武汉宣传周，包括歌咏、文字、戏剧、美术、电影日及大游行等活动，10万余人被动员起来参加，这体现了田汉高超的组织能力。
1944年2月15日—5月19日，欧阳予倩、田汉等人在桂林举办了西南剧展，通过剧目展演（包括戏剧表演、活报大会串和化装火炬大游行）、戏剧工作者大会、资料展览三项活动展示了七年以来抗战戏剧运动的光辉成果。剧目展演包含的艺术门类极其丰富，有话剧、京剧、桂剧、傀儡戏、魔术、马戏等；戏剧工作者大会包括各地戏剧运动报告、团队工作报告、专题讲演、座谈会、提案讨论等；资料展览包括照片、剧作原稿、海报、说明书、论文、舞台模型等。三项主要活动的设置颇能看出苏联第一届戏剧节和武汉宣传周的部分影响，但更多的是欧阳予倩、田汉结合桂林实际的创新，这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戏剧展演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模式。
艰苦的环境下能有如此空前规模的戏剧展览会，实属不易。但欧阳予倩和田汉对取得重大成绩的西南剧展仍不满足。欧阳予倩认为剧展的缺点在于没有利用团结来发挥更大的力量，共同切磋，学术性的研究不够，演出展览之节目缺乏计划性[1]。田汉认为剧展的不足之一在于西南剧展超过发起时预定的规模，一步一步扩大规模后，显得计划性与指导性不足。不足之二在于缺乏学术性，论文收到的只有某君的一个大纲，对学术的兴趣无疑的是不够的，对自我检讨的兴趣也是不够。把大会在文化运动上的意义看得太低。不足之三在于缺乏整体性，话剧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很多地方戏都没有参加。旧剧工作者有40万人以上，话剧工作者只有6万多人，所以由此显得比例有些失调[2]。我们发现欧阳予倩和田汉对于西南剧展不足的认识基本一致，二人希望未来的剧展能够在学术研究、节目的计划性上更加深入，同时能够扩大范围，团结起全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戏剧工作者大会提案中，便体现了二人的意图。田汉提出“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支会，并组织三十四年度（1945年）戏剧工作者年会筹备会，每月出版会报，每年出版年鉴等工作”的提案。大会的第三十五条提案是“请确定西南第二届戏剧展览会及戏剧工作者大会日期地点案”，并且通过了“戏剧展览会每两年于戏剧节时举行一次，戏剧工作者大会每年于戏剧节时举行一次并于剧工大会时决定翌年举行之展览会地点”[3]的决议。如果能够按照欧阳予倩与田汉的设想，有了充足准备时间的西南第二届戏剧展览会，定然能够弥补第一届西南剧展的不足。
田汉：《田汉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但很快，桂林遭遇日军侵略，欧阳予倩、田汉分别疏散至贺州、贵阳等地。1946年欧阳予倩离开桂林前往上海，西南第二届戏剧展览会无疾而终。1946年，田汉在给李健吾的信中说道：“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使话剧、地方剧以及苗瑶罗各民族剧互相观摩学习，有了极大影响。当时曾决议每两年举行一次。我们想能在上海来一次‘东南剧展’，除了我们自己的话剧、地方剧、民族剧外，还希望能综合许多东方民族和欧美的戏剧。由这样大规模的观摩学习来丰富、来提高我们的民族剧。”[4]这代表了田汉对于西南剧展之后另办一次戏剧展览会的期待，他不仅希望能够有中国的不同剧种参加，还希望世界各国的戏剧能够加入戏剧展览会中。这样的愿景在战争的背景下很难实现，甚至东南剧展也只是停留在想象中，并未落地。
1949年，中国大部已经解放，新中国的建设逐渐列上日程。欧阳予倩、田汉除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外，还参与组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二人担任筹委会委员，并分别担任南方代表第一团团长及副团长。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下设文学艺术作品评选委员会、演出委员会、展览委员会、章程与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5]。演出委员会负责文代会期间的演出管理工作，因欧阳予倩有着举办西南剧展的经验，于是他担任了演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负责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工作。虽然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的演出为招待代表性质，不完全是专门的戏剧展演会，但欧阳予倩借鉴了之前西南剧展的经验，在节目设置、代表交流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欧阳予倩领导的演出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节目组、技术组、宣传组和学习组，主要负责演出、学习、演出资料展览的征集三部分工作，这与西南剧展时期的剧目展演、戏剧工作者大会、资料展览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具体来看：节目组负责邀请参演剧目，要求演出剧目的题材可以是歌剧、话剧、秧歌剧、地方剧、快板、活报等，长剧、短剧皆可，这体现了欧阳予倩广阔的视野，不以剧种和长短作为限定条件，希望能够从各个方面反映解放区戏剧的风貌。学习组负责组织学习，采取报告、座谈等形式，组织解放区、新解放区、待解放区的戏剧工作者互相交流，欧阳予倩亲自参加了学习组的工作，与吴雪、王负图等人共同计划内容，体现了他对于学习组工作的重视。在欧阳予倩的设计中，预定学习的内容包括：第一，报告：（1）如何为兵服务，（2）如何为工服务，（3）如何为农服务，（4）国统区的斗争经验，（5）国统区的学生剧运。第二，座谈，一种是以一个戏为中心，一种是以工作形式分别举行。学习组还负责整理戏剧展览资料，由展览委员会组织举行，征集的内容为团队史实、工作成绩、剧照、海报、说明书、剧本、出版物、手迹、模型、牺牲同志遗物等，共搜集了750余件。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演出团队20余个，人数近2000人，包括西北、东北、华中、华北等地的剧团，每天不同的节目连续演出了一个月，甚至有几天是上午、下午、晚上连演三场，给参演剧团之间提供了良好的交流与学习机会，并且老解放区的演出能够为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戏剧工作者提供经验，因此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人员很多，所以在演出上只能尽量招待来宾，一般的观众没有可能看戏，意味着演出无法为广大市民服务，这是第一次文代会演出上的遗憾。学习组同样面临时间紧的问题，报告会和座谈会都只举行了两次，大家的热情极高，在谈话会上提出了25个戏剧问题希望专家能够解决，但因为时间缘故均未讨论。但欧阳予倩能在忙碌的文代会期间，花费精力协调、组织一场内容丰富的演出、学习及展览，实属不易，堪称新演剧运动史上空前的盛举。文代会演出的成功离不开欧阳予倩对西南剧展经验的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性的戏剧展览因为规模巨大，一般是戏曲和话剧分开进行，直到1979年的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话剧、歌剧、舞剧、音乐、舞蹈、杂技、木偶、曲艺及京剧和地方戏曲才汇聚一堂。戏曲与话剧鼎足而立的局面与文化部的机构设置有关，话剧相关业务最早归于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周扬兼任局长）戏剧音乐处主管，戏曲相关业务由戏曲改进局（田汉担任局长）主管，后来艺术事业管理局与戏曲改进局合并，但戏剧音乐处和戏曲改进处、戏曲审定处仍属平行部门。十七年（1949—1966年）间，艺术事业管理局的下设机构又陆续演变为戏剧处与戏曲杂技处、话剧处与戏曲处等不同阶段，但话剧与戏曲主管部门并列存在的事实始终存在。所以，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和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彼此间并无剧种的交叉。话剧和戏曲各安其位，其实并不符合欧阳予倩、田汉二人的戏剧理念，在西南剧展时期话剧以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戏参与演出，但由于艺术管理机制的变化，二人只能在不同样式的观摩演出中施展抱负。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戏曲会演。这一次会演的召开，与1950年12月1日田汉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密不可分，他提议“每年戏剧节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展览地方戏及各民族戏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指导其发展”[6]，并且田汉提出由他领导的戏曲改进局预备1951年度主办第一次全国戏曲展览。1951年5月5日，周恩来署名发出《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结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报告的基础上，肯定了田汉的提议，认为“在可能条件下，每年应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一次，展览各剧种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以指导其发展”[7]。1952年7月，结合戏曲改革运动的实际，由田汉担任局长的艺术事业管理局拟稿，计划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在1952年10月召开，并很快向全国各大行政区发出通知，遴选参演剧目。
王秀涛：《历史的细节》，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
田汉和欧阳予倩积极参与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并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委会对观摩期间的生活招待、剧种剧目、会演日期、票务等问题形成统一决议。在观摩大会的筹备期间，田汉负责中南区剧目审查和挑选工作，沙可夫、张庚、马彦祥、张光年等人分别负责其他区域。因此，田汉参加了1952年9月召开的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从思想到技术上指导了楚剧、桂剧、汉剧、湘剧、粤剧、赣南采茶戏等剧目，其中田汉指导过的《宇宙锋》《拾玉镯》《醉打山门》《抢伞》《葛麻》《百日缘》《刘海砍樵》入选了中南区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剧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南区选送了7个剧种的剧目，是所有行政区中最为丰富的，体现了田汉宽广的视野。最终专家们共同选取了23个剧种的80个剧目参加观摩大会，反映了中国地方剧种的丰富和戏曲改革的成就。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与之前的西南剧展相比，有一个新的设置，那就是评奖委员会。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担任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扬、丁西林、梅兰芳、田汉、欧阳予倩、沙可夫担任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观摩大会的评奖工作。为戏剧展演剧目进行评奖，在西南剧展的报道里曾经谈及，1944年2月12日《广西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剧人大会会期定一周，除在互相交换工作意见经验外，还对参加团队的成绩评判给奖，奖励的级别大致为：一、忠勤奖——指坚持岗位的忠勤人员；二、技术奖——包括剧作，导演，表演，舞台工作等；三、特种奖——指新发明及新实验。我们从这些奖品的质与量方面，大可为中国戏剧前途作一个起码的测验。”[8]但直至西南剧展落幕也未实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弥补了西南剧展未能奖励剧人的遗憾，它将奖项设置为荣誉奖、剧本奖、演出奖、演员奖、奖状等5种，分别表彰演员、编剧、导演、音乐及舞台美术工作者。
评奖委员会除评奖工作外，还设置了4个业务小组：政策、剧目、表演、研究。其中田汉担任剧目组组长，负责对京剧及其他主要地方剧优秀节目的上演目录、整理会演中比较优秀的剧本，予以校订刊行。1953年，田汉担任主席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持出版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戏曲剧本选集》，选印了演出大会中上演过的26种戏曲剧本，对优秀剧目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欧阳予倩担任研究组组长，负责研究各剧种的源流、变革及发展情况，对参演的20多个剧种分别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并加以整理，将研究结果写成有系统的文章。欧阳予倩领导的研究组在大会结束后继续工作，在一年后改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继续从事中国戏曲研究的工作，在数年后将调查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这就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体现了欧阳予倩对于学术工作的高度重视。
与西南剧展相比，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在剧目的选择上更加多元，有条件派出专家前往全国各地挑选剧目，23个剧种80个剧目的数量是战争年代很难达到的。从会议组织上来看，西南剧展由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新中国剧社成员主要负责筹办，缺乏政府实际支持，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怀，周恩来出席典礼并讲话，除文化部主持观摩大会外，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市文化事业管理处等单位，抽调数10位干部协同工作[9]，整个会议得到了最充足的保障。从欧阳予倩和田汉所希望解决西南剧展的学术氛围不足、扩大范围、团结全中国的戏剧工作者的问题，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不仅邀请由各地区戏曲专家、戏曲改革工作者和文化艺术工作主管机关负责人等所组成的观摩团，将在大会期间来京观摩，还支持欧阳予倩和田汉等人长达数年的调查研究及图书出版工作。正因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的号召作用，全国各地后来陆续组织了不同级别的戏曲会演，对于中国民族传统剧种的保存和剧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结束后，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也正式列上日程。1955年9月，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担任主任委员，田汉、周巍峙、马彦祥、张光年担任副主任委员，欧阳予倩等29人担任委员，负责整个话剧观摩演出会的筹备工作。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召开的目的是推广新创作的优秀剧目，交流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经验，奖励优秀的话剧作者、演员、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者；以繁荣话剧创作，提高话剧演剧艺术质量，使其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服务[10]。西南剧展的主要构成剧目是话剧，所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在形式上与剧展的形态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大量的创新。
在剧目组织上，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筹备委员会对观摩会的剧目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剧目规模上，规定了：文化部所属国营话剧团，共参加23个晚会的节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少年儿童剧团及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共参加1个晚会的儿童剧目，电影演员剧团共参加1个晚会的剧目，部队系统话剧团共参加3个晚会的剧目，工会系统专业话剧团共参加2个晚会的剧目[11]。1956年3月1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共有41个专业话剧团参加演出，演出49个剧目（其中30个多幕剧、19个独幕剧），共160场，观众达18万之多（其中三分之一为首都各界观众，其余为观摩人员）。参加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剧团遍及全国各地，还包括维吾尔剧团和内蒙古歌舞剧团，二者均使用民族语言进行演出。与西南剧展时相比，全国各地的话剧剧目济济一堂，体现了新中国话剧发展的繁荣。
在展览上，大会召开前筹委会已向各剧团发出“会演期间不拟举办话剧资料展览会”的通知，各剧团的演出资料交至大会办公室，只做学术研究资料使用。但西南剧展时的资料展览已深入人心，作为最好的介绍和推广方式，在京的某些剧团仍组织了资料展览。如：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在会演期间，将《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剧的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剧照、座谈会记录、设计图、评论文章等）整理，在排练场的休息室内举行了一个小型资料展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展览陈列将重点放在了六年来工作概括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两部分，在3个陈列室展出了舞台模型、排演日记、演出手记、设计图。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陈列内容和形式与青艺相同，但加入了演员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等照片。为了弥补大会展览的不足，1957年1月，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和阳翰笙发起了举办话剧运动50年纪念及搜集整理话剧运动史资料的活动，将搜集而来的材料在全国各地展览，使得各地的戏剧工作者和群众感受到了50年话剧运动史的波澜壮阔。
在学术研究与交流上，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又创造了新的形式。2月5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会刊编辑室成立，向话剧工作者征稿，可以是短论、杂文、通讯、特写、访问，目的是通过会刊来征集大家对于话剧艺术的意见，展开讨论，并且深入交流。田汉在观摩会开始之前，和话剧界大量专家交谈了许久，征集他们关于话剧的问题，涉及演员、导演、戏剧教学和批评讨论等问题，希望能够在大会的学术交流中解决问题。大会委员会对于学习与交流十分重视，规定每天要有2个小时的固定时间进行学习，各代表团学习讨论氛围十分浓重，除了按大会规定每天组织两个小时学习，有的团体还组织了核心组和专门小组，并且选择了重点戏进行了讨论[12]。上海人艺将全团39人分为2个演员组、2个舞台工作组，一同学习。北京人艺的夏淳、梅阡、演员胡宗温、朱琳及设计组、文学组等9位同志组成核心小组，虚心向各兄弟团体学习。大会的研究处召集了舞台美术会、演员座谈会、剧作者工作会。3月23日，大会举行第一次专题报告会，邀请张光年作专题报告。3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专题报告会，邀请孙维世作专题报告。3月26日，大会举办舞台美术创作专题报告会，邀请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刘露作报告。3月28日，欧阳予倩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略谈青年话剧演员的修养》一文，这是专为话剧观摩演出会而作，希望能够帮助青年演员解决工作与学习中的问题。3月3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对首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全体报告作了报告，代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话剧工作的重视。
与西南剧展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相比，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还组织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南斯拉夫12国的戏剧家代表参加了话剧观摩团，扩大了中国话剧的国际营销。3月9日，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新侨饭店的座谈会上向外宾们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状况。3月12日，田汉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了外国专家参加座谈，并向外国专家介绍了戏剧家协会的组织和具体情况。3月22日，大会邀请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和俄罗斯人民演员斯科皮娜为参加观摩的剧作者、导演和演员700余人作报告。3月29日，阿尔布卓夫作了“关于会演的总结意见”的报告。4月1日，刘芝明、田汉等人邀请各国戏剧家举行京剧座谈会，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大会期间，欧阳予倩还邀请外国专家参观中央戏剧学院并座谈，向他们介绍新中国高等戏剧教育的发展情况。外国戏剧家认为话剧观摩演出会大多数剧目缺乏民族特点，或者（表现民族特征）不够，这一宝贵意见促进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发展，年内便有《虎符》《桃花扇》等一批具有中国美学的剧目开始创排演出。
欧阳予倩、田汉深度参与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演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的举办，这三次重要的戏剧展演在组织形式上借鉴了西南剧展的经验，不同侧面体现了西南剧展设定的剧目展演、戏剧工作者交流、资料展览的基本架构，同时又结合实际情况在扩大剧目范围、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上有所创新，这弥补了欧阳予倩和田汉主办西南剧展时的遗憾，为后来戏剧展演和戏剧节的举办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参考。但令人唏嘘的是，1962年7月，欧阳予倩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时向女儿欧阳敬如讲述了许多往事，其中很长时间谈到西南剧展，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认真总结、探讨剧展的得失。两个月后，欧阳予倩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萦绕在他脑海中的依旧是桂林旧梦。◎
✦ 杨乐，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欧阳予倩与新中国戏剧的构建”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AB220
【注释】
[1][8]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上册，漓江出版社，1985，第187、194页。
[2]田汉、李门：《西南剧工大会主席团对各团队工作报告的总结》，《文化新闻》1944年4月8日。
[3]《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戏剧工作者大会议案讨论记录》，油印资料。
[4][6]田汉：《田汉全集·文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第57、190页。
[5]王秀涛：《历史的细节》，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第91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第226页。
[9]王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全程描述》，《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3期。
[10][11]吉林省文化厅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吉林省文化工作文件选编·艺术（1951—1959）》（内部文件），第247页。
[12]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首届话剧会演会刊 10》，油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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