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蔚蓝的大海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 也激起人们征服大海, 由大海走向世界的愿望。在很久以前, 我们的古代哲人就有“乘椁浮于海”的幻想。
宋代在唐代海外交通发展的基础上，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相比更为发达。由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交通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一起来看看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吧！
两宋时，特别是南宋时期，中国的远洋航行空前活跃。宋朝把发展航海事业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远洋航行的通航区域空前广泛，航程通达整个南中国海、北印度洋、阿拉伯半岛、东非海岸以及地中海, 出现了“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 “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 无不可通之理”的鼎盛局面。
宋代的主要对外港口是广州和泉州。据有关学者的概述，宋代至东南亚乃至更远通往西方的航路，主要有以下几条：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航路。三佛齐即唐代所称的室利佛逝，位于今苏门答腊，是宋代舶商在南洋进行直航贸易的主要口岸。三佛齐至中国的海途十分方便，《文献通考》中说，由三佛齐驶向中国，“泛海便风二十日到广州。如泉州，舟行顺风，月余也可到”。
（2）广州（或泉州）至阇婆航路。阇婆位于今爪哇岛。由广州出发往阇婆，通常可顺风直航；由阇婆来航，则一般经由渤泥、三佛齐中转。
（3）广州（或泉州）经兰里、故临至波斯湾航路。兰里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班达亚齐，故临位于印度半岛西南部著名的马拉巴贸易海岸。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交通, 一般经由兰里和故临中转。这条航路在唐代已经开辟, 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已记载此航线。
（4）广州（或泉州）经兰里至东非航路。海舶从广州或泉州出发；经南海、兰里、故临至波斯湾，再由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西南行，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的弼琶囉（今索马里）、层拔（今桑给巴尔海岸一带）等地。
（5）由泉州通往麻逸、三屿航路。麻逸为今菲律宾尼多洛岛，三屿为菲律宾的卡拉棉、巴拉望和布桑加等岛、宋代和元代通往菲律宾的航路，一般都取道南海，经占城，绕道渤泥，然后至麻逸、三屿等地。
宋代的海上交通线, 在东海方面, 主要通往朝鲜和日本。在南海方面, 除驶往东南亚地区外, 又过马六甲海峡, 直达印度和斯里兰卡；再进入阿拉伯海，经波斯湾抵达阿拉伯。
作为来华贸易主要力量的阿拉伯商人基本上都从海路来宋朝贸易。宋朝政府也鼓励来华商旅使节选择海上丝绸之路，宋太宗曾“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宋仁宗又令各国进奉“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所以，至宋代，已经完全实现了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向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的转移。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海上交通贸易，对海外贸易采取了许多鼓励措施，鼓励资金雄厚的富商以私商身份打造海船，前往海外经营。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宋代外国使节的来访，往往搭乘中国商船；许多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还充当了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官方关系的联系人。
细密画，描绘阿拉伯海船，选自哈利里《麦卡玛特辑》（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西北陆路完全转移到东南海路，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促使南海贸易体系最终形成。这个贸易体系是以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圈, 随着对中国朝贡贸易及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及民间贸易的发展形成的亚洲多边贸易网, 是以东南亚为媒介连结中国和印度的亚洲区域市场。有学者提出，在18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 "全球经济体系" 出现之前，早在13世纪以前，由于长期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技术与人口的交流，环印度洋地区已经形成“第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对当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都产生深刻影响。阿拉伯海、北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已形成三个有联系的海上贸易圈: 最西边是穆斯林区域；中间是印度化地区；最东边是中国的“天下”——朝贡贸易区。这三个贸易圈在宋代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贸易体系，有学者称之为“南海贸易体系”。还有学者认为，10—13世纪由于宋朝重商政策和贸易发展的推动，海运贸易繁荣，北至东北亚，南到东南亚形成一个“贸易世界”，东北亚第一次被深入整合到国际贸易网络中，东南亚进入到“商业时代”。
[宋] 泉州市舶司遗址碑
元代的对外交通，在草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的同时，元朝还大力发展海上交通。有元一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重要性远远超过陆路。在远洋航行方面，元代在宋代的基础上，交通范围比以前更有扩大。元代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当时的刺桐港（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元代近海航运为保证航行安全，在沿线设置了航标船、标旗、航标灯等指挥航行。航标的设置是中国海运史上的重大成就。
元初波斯湾一线的通航，主要是为了加强和伊儿汗国的联系。伊儿汗国是蒙古人第三次西征时在阿拉伯波斯故地建立的政权，与元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元朝为了加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交往，还发展了阿拉伯海、红海航线，并由阿拉伯进一步沟通了中国和地中海以及东非之间的联系。1258年阿拔斯王朝灭亡后, 阿拉伯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便从巴格达移到了开罗。离开罗不远，位于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港，与当时中国的泉州, 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东西方两大海港。元朝的丝绸和陶瓷等商品，不少是从泉州港出海后，经过印度洋及红海到亚历山大港，再从该港输送到欧洲和非洲各地。当时阿拉伯人在海上的势力虽已削弱，但他们仍保持了在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海上的势力，并在沟通东西方的经济交流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元朝时与印度的交往有了很大进展。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蓝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h，1304—1377）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12帆，可载1000人。
元朝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 "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的优越环境，同时，元朝政府采取了积极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元代的海外市场颇为广阔，海陆贸易极为发达。
总之，宋元两代远洋航海事业的发达，使中国与海外许多国家建立了通使关系, 海外贸易也十分繁盛。而在当时中国的海外交通中，出广州、泉州等港口南下或西行的航路，几乎都途经东南亚地区。 因而，在宋元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使臣往来、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都十分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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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武斌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常青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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