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读毛泽东诗词，缅怀一代伟人

诗人出世：韶山浓郁的文化气息为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八岁的他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

北纬 27 ° 51 ′ 40 ″ 至 28 ° 1 ′ 53 ″；东经 112 ° 23 ′ 53 ″ 至 112° 38′ 13″。

中国，湘潭，韶山。

这是一个有着美丽传说的地方。五千年前，舜帝从都城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出发南下巡视，沿途渡过黄河，穿过长江，跨过洞庭湖，再沿着碧波荡漾的湘江向南，来到了湘潭。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舜帝为之深深吸引，遂命乐工奏起动听的“韶乐”。美妙的音乐竟引来凤凰飞舞。

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谷地便是韶山冲。千百年来，由于韶山所特有的传奇色彩，引来无数文人雅士到此登山临水，作诗颂曲，为韶山更增添了几分浓郁的文化气息。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就诞生在这片诗乐之山中。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自治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 年），毛太华移居湖南湘乡县。他的两个儿子长大成家后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居住，从此以务农为生。到毛泽东这一辈，毛氏已经在这里生活大约五百年了。

毛泽东的父亲名叫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母亲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称文七妹。文七妹的娘家在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距离韶山冲仅十余华里。毛贻昌和文七妹对毛泽东的到来非常重视。按照习俗，毛泽东出生三天以后才洗了澡。父母盼望他有一个好前程，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为他占卜。毛泽东的八字中按五行有金、木、火、土，唯缺水，父亲给他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在毛泽东出生前，文七妹已经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出于希望毛泽东平安长大的期望，文七妹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认了一块巨石作干娘，并给他取了个“石三伢子”的小名。此后，文七妹还在1896年和1905年先后生下了毛泽民和毛泽覃，并将他们养大。

少年毛泽东生活的韶山，其现实情况远比优美的历史传说糟糕得多。和旧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贫穷、落后、愚昧深深困扰着这里。这从当时在韶山一代流行的一首民谣就可以看出来：“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与寻常人家相比，毛泽东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很好的。毛贻昌年轻时在外当了几年兵，眼界较为开阔，也善于经营。到毛泽东出生时，靠贩牛和谷米生意，他已经积攒下不少财富，算得上当地的一个财东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像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商人。所以，除了让幼年毛泽东帮助干一些农活外，毛贻昌还让他将学会记账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做。

在旧中国，能靠着自身的艰苦奋斗积累起殷实家底的，性格上多有一个共同点：精明能干，克勤克俭。毛贻昌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还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对家中的长子毛泽东，毛贻昌自然要求得更加严厉。以至于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父亲的严厉时，还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然而，这种严厉的教育方法，也使毛泽东受益匪浅。他后来也承认说：“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毛泽东母亲的娘家在当地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文氏家族中却不乏一些舞弄笔墨的文化人。更多的时候，毛泽东喜欢去文家消磨时间。除了能享受到大人们更多的疼爱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可以在当私塾的八舅文玉钦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旁听一些“子曰”之类的圣贤之书。闲暇时候，毛泽东喜欢和周围的小伙伴们玩耍，还常常惹出一些乱子。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对一个孩童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毛泽东的许多诗词作品，大多不拘泥于格式。创作上的随性，和儿时的生活环境是有一定关联的。

1901年春节，八岁的毛泽东随母亲到外婆家拜年。看到挂龙灯、耍狮子的庆新年的热闹场面，他随即作了一生的第一首“诗”：

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

酒要热些烧，肉要烂些煮。

与其说是一首“诗”，倒不如说是一首童谣。但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此时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朦胧出现了一种诗意的感觉。“诗”中提到的“擦菜子”，是湖南当地人自制的一种腌菜，用“擦菜子”和豆腐一起煮上，是一道十分美味的菜肴。短短四句，却也道出了过年时的热烈气氛和乡村儿童的欢乐之情。

私塾之路：“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毛泽东写了几首相当不错的小诗。离开韶山冲前，他改了西乡隆盛的一首诗表明志向。

1902年春，毛贻昌把毛泽东接回韶山，让他开始接受正规的私塾教育。从这时起，一直到1908年十六岁前，除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外，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颈、东茅塘等几处私塾学校读书。后来，他把这段学习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

这是毛泽东启蒙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学起，然后学习“四书”“五经”。至今，在韶山纪念馆里还保留着他小时候看过的《诗经》和《论语》。

科举制度虽然在1905年已经废除了，但对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私塾里熟读“四书”“五经”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毛泽东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他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传统国学的浸润，这对他后来形成独特的诗词风格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他首先学会的是对对子。

在南岸私塾读书时，一次，毛泽东和小伙伴未经许可下池塘洗澡。先生邹春培发现后先是一番训责，然后又试图出两个对子难为一下毛泽东。邹春培先出“濯足”，毛泽东对“修身”。先生没有想到毛泽东对得如此工整，又出一对“牛皮菜”。毛泽东又对“马齿苋”，对仗依旧十分工整。先生无奈，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1904年，毛泽东转到关公桥私塾学习。在这里，他又因不满国文老师严厉的教学方式而逃学。后来，对这段事情，他这样回忆：“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以看出，早在读私塾时期，毛泽东叛逆的性格就逐渐凸显出来。写作于这一时期的《赞天井》便表达了一种渴望挣脱束缚、向往无忧无虑生活的主题思想。

1906年，毛泽东转到井湾里私塾读书，师从毛宇居。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比毛泽东大十二岁，工诗文。但他的教学方式呆板，方法生硬，毛泽东并不喜欢。

一日，毛宇居外出，留学生在学堂里背书，不得出门。毛泽东可不管这些，待老师前脚刚走，便溜到后山上玩耍去了，还顺带摘了一把毛栗子回来，分给同学。毛宇居回来后，责问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干。毛泽东则说：“闷在屋里，头昏脑涨。囫囵吞枣，死背硬读，是没有用处的。”毛宇居大怒，责令毛泽东背书。毛泽东背出后，毛宇居又指指天井，命他作诗。毛泽东略加思索，一首五言诗《赞天井》便脱口而出：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毛泽东早期创作的较完整的诗歌。全诗通俗易懂，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学会运用《诗经》中首创的比兴手法来讽喻现实。

毛泽东虽然对毛宇居的教学方式有意见，但对这位老师的感情还是很深的。1950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毛宇居。谈话中，毛宇居提到了毛泽东当年写《赞天井》的往事。毛泽东则笑着说：“这也是你老师逼出来的呀。”1959年回韶山时，毛泽东又专门抽出时间同毛宇居吃了一顿饭。席间，毛泽东起身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连忙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则随即回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两人随即大笑了起来。

这些，都是后话。

1964年9月29日，毛宇居在韶山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与《赞天井》写作于同时期的，还有一首五言诗《咏指甲花》。1906年夏的一天，毛泽东到外婆家附近的保安寺玩耍。当他看到寺院四周盛开着色彩斑斓的指甲花时，便脱口而出一首咏物诗：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独爱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指甲花，学名凤仙花，因其花瓣可用来染指甲，故名。这是一种不择土壤、随处生长的小花，于夏季炎热之时竞开，生命力极强。

在风情万种的花之王国中，中国的文人雅士向来推崇菊花与莲花，将其作为品德操守的物化。晋代陶渊明爱菊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作。宋代周敦颐爱莲花，作《爱莲说》传世。“渊明独爱菊，敦颐好青莲”一句，说的就是诸如陶、周二人一样绝大多数传统士子的性情。与他们不同，毛泽东却独爱“其志更坚”的指甲花。不流俗、尚坚毅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毛泽东的顽皮和不服管教，父亲在1907年秋停了他的课，让他白天在家干农活，晚上帮助自己记账。即便是这样，毛泽东仍未放弃读书，但凡韶山冲里能借到的书，他都读了个遍。甚至连和尚的经书、寺庙中的对联等，他也了然于胸。毛泽东还特别喜欢读被私塾老师斥之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他喜欢书中那种英雄侠义、不惧困难的故事。为了防止父亲干扰，他总是在算完账后用布把窗户遮住，有时偷偷在被窝中看。他还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和乡里好古的老人听。他还从书中读出了深刻的感悟：“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即文咏昌——作者注）后来这样回忆毛泽东那段耕读相伴的短暂生活：“翌晨，东方将照之时，泽东就放牛上山，好不愉快，兼捡柴采草收粪。……晚上看书，把以前读过的重读，声音嘹亮，高吟古诗，把有趣的文章诗词歌赋同四弟朗读讲解。”对这种生活，毛泽东自己也乐在其中。他在写于1908年的一首题为《耕田乐》的诗歌就表达了这样的心境：

耕田乐，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熟田，近水再熟望，

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读书很馨香，

坐待时机自主张。

1915年2月毛泽东写给文咏昌的还书便条

全诗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描绘了耕读度日的美好。但从最后一句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甘于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如果继续下去，他将和旧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少年一样，“骈死于槽枥之间”，毫无理想可言。

改变这所有的一切，需要“时机”。然而，对于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这种时机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已经看出问题，但视野眼界的局限和生活阅历的缺乏使他无法得到答案。他隐约意识到，这种“时机”，其实就是自己人生长河中由感性认识质变到理性认识的那一刻。

毛泽东知道，自己是一团火，他要燃烧，但却不知燃点何时达到；他是一汪水，他要滋润万物，但却不知流向何方。

这期间，有一个叫李漱清的人，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漱清比毛泽东大二十岁，他的家与毛家相距仅五里。李漱清早年毕业于长沙法政专科学校，在湘潭当地算得上见过世面的人。毛泽东在家耕读期间，他回到了韶山。闲暇之余，毛泽东喜欢去他家听他讲各地见闻，讲维新变法的事情。毛泽东还从他那里看到了一本郑观应写的名为《盛世危言》的书。从这本书里，毛泽东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多年以后，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及少年时代在韶山的生活时，毛泽东还提到了读这本书的往事：“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1909年秋，毛泽东决定重回学校读书，他不想再过这种看不到前途的生活了。这种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子俩大吵了一场。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父亲同意毛泽东回校读书，但必须只读“正路书”。

就这样，1910年春，毛泽东来到了东茅塘私塾毛麓钟处读书。毛麓钟与毛贻昌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曾担任过几县的县丞。与一般的私塾先生相比，无论是文才还是视野，毛麓钟都要更胜一筹。毛泽东对他自然十分敬重，一直在这里学习到1910年秋。然而，他对那些“子曰”之类的圣贤典籍已经再也提不起兴趣。加之此时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正在讲授新学，毛泽东便想到那里学习。在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的劝说下，父亲最终同意他去那里学习。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私塾读书生活。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时曾这样总结了六年的私塾学习：“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实际上，在这六年中，毛泽东读过的书远不仅“四书”“五经”，他还读了《公羊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书籍以及历代诗词曲赋。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确定得知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书。但从日后他写文章或讲话中常引用古诗文名句、名言警句来看，毛泽东在私塾中“背得”的书确实不少。难怪像臧克家这样的诗文大家后来都无不感慨地说：“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了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人，也得去查书。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知识是丰富的，用力是极深的。他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

在结束私塾生活前，时年已经十七岁的毛泽东足迹仅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除了书中的记载外，毛泽东所知道的，大概也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了。这次，他就要自己出远门了，对外面世界怀有美好想象的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行前，毛泽东改了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中。诗中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1828—1877）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参与推翻德川幕府统治的政变，开创了明治维新运动，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誉为“维新三杰”。即将走出乡村的毛泽东选择改写他的诗，恐怕是出于对他的景仰以及像他一样建立功业的渴望。全诗洋溢着少年毛泽东奋发进取的激情和志在四海的豪情。

后来，也有学者考证，这首诗不是西乡隆盛的作品，而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名僧月性所作，诗名《题壁》：“男子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月性和尚号清狂，擅诗，喜周游四方，广结名士。《题壁》是他二十七岁时离开故乡时所作。

这首诗的原作者究竟是谁，已经难以查考。借助这首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这是一个注定为理想奋斗不息、什么样的困难都缚不住手脚的人。离开闭塞的韶山，他将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诗中渴望建功立业、一展雄才的霸气一览无余。然而，毛泽东不知道，识字并不多的父亲看到这首诗后，便撕下来找李漱清帮助看。李漱清逐字逐句解释后，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孩子写得这样一首好诗而高兴，反倒是感觉自己积累起的家业无人继承，暗自神伤。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

继续求学：对纨绔子弟的种种劣习，毛泽东作诗予以讽刺。求学过程中，他显示出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极强的自学能力。

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始创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东山书院内。湘乡是清朝股肱之臣曾国藩的故乡。“东山书院”的匾额就出自曾国藩之手。在离东山高等小学堂不远的东台山脚下的东皋书院门口还留有他题写的一副对联：“涟水湘水俱有情，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

与传统私塾学校相比，作为一所新式学校，东山高等小学堂除教授经书外，还讲授一些被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地理知识等。毛泽东虽然只在这里上了一学期的课，眼界却为之大开。

毛泽东进入学校后不久，便以写得一手好文章而闻名。他的文章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让全校同学学习借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青年人当努力奋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国文课教员谭咏春看过毛泽东的作文后，曾这样批示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遗憾的是，毛泽东写作于这个时期的作文今天大多都没有留存下来。

由于东山高等小学堂名气较大，湘乡县周边的达官贵人、乡绅名士也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其中个别富家孩子，每天穿着华丽的衣裳，盛气凌人，还欺负穷人家的孩子，这让毛泽东非常看不惯。他写下一首《咏蛙》诗予以嘲讽：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改自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的一首咏蛙诗。原诗是：“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据《英山县志》记载，郑正鹄是一个为官清正的知县。这首诗是他为弹压地方豪吏而写的，“官威”十足。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改动非常大，艺术性也更强一些。那种敢鸣不平、为天下先和卓绝群伦的领袖气质表现得酣畅淋漓。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愤懑之下，写出这样气概非凡的诗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咏蛙》一诗是否为毛泽东亲作的争论一直很大。该诗最早是由1987年7月17日《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不足二百字的短文“披露”的，后被广泛传播。但由于没有发现诗词原稿，又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篇伪作。

纨绔子弟虽然有之，但学校里也有一些好学之人。毛泽东身边逐渐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之人，萧三便是其中之一。萧三是萧子升的弟弟，比毛泽东小三岁。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件毛泽东对对子向萧三借书的故事。

萧三喜欢读文学名著。一日，毛泽东想借阅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萧三便出了上联“难为”一下这位才子：

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

毛泽东略加思索，便出了下联：

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这个“拆字对”，不仅对得工整，还有很强的喻义。萧三自然不愿当“闭门”之人，便将书借给了毛泽东。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还接受了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学会了“康梁”的政论文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新文体”。在从表哥文咏昌处所借《新民丛报》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旁，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思考国家政治体制等重大问题了。他的视角，已经转移到最本质的国家政权问题上来。

1911年春，毛泽东在贺岚冈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在这里，他顺利考上湘乡驻省中学，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历来是思想荟萃之所。加之此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长沙更是多种言论的集合地。第一次到省会的毛泽东异常兴奋。在这里，他通过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接触到了革命的言论，并撰文表示支持孙中山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的决心，他甚至还带头剪掉了辫子。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仅仅十八岁。这时，他的思想已经由一年前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思想转移到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上来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兴奋异常的毛泽东认为正在进行的激烈的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他决定效仿班超投笔从戎，和几个好朋友决定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们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参军也不必舍近求远了，遂在湖南新军中当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不过当了半年时间的兵。在后来的关于毛泽东的各种传记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并不多。在这半年中，除了接受正常的军事训练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抽出时间阅读报刊和书籍，特别关注时事政治。此后，毛泽东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先后报考过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最后，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毛泽东留下了一篇我们至今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这是一篇弥足珍贵的文章。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这是毛泽东为后世留下的至今能见到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还在于通过这篇文章后人所能认识到的不满十九岁的毛泽东当时思想所到达的水平和驾驭古汉语的能力。

当时的国文教师在这篇文章写下了六则眉批、一则尾批。六则眉批是：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

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

积理宏富。

一则总评是：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了半年以后，毛泽东觉得学校刻板的校规约束了他的个性，加之有限的课程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年秋天，他又退学了。

退学之后的毛泽东有了大块的时间来进行阅读。他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在这里，他广泛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极大地增长了知识。后来，他对斯诺说，这段自学生活“颇有价值”。他还在这个图书馆看到了一张世界大地图，引起了很大兴趣。直到1951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与周世钊、蒋竹如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时，还不忘谈起第一次看到这张世界大地图的感受。他说：

半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得了不得。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中国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了，湘潭和韶山更没有影子了。

由世界之大，毛泽东联想到社会上的人。他继续说：

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

面对这样不公的社会，毛泽东开始萌发出拯救痛苦人类的抱负。他继续说：

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这就是时年十九岁的毛泽东的气度！宋代理学家张载认为传统知识分子应该实现的人生价值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后来的诗词创作中，始终没有离开黎民百姓这个主题。在长征路上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还要“倚天抽宝剑”，把昆仑“裁为三截”，实现“环球同此凉热”。在江西余江县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后，他高兴地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即便是在他晚年创作的诗作《有所思》中，还念念不忘“故国人民有所思”。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父亲不支持毛泽东这种漫无目的的学习方式，拒绝为他提供学费。毛泽东需要另谋出路了。恰在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一则不收学费、膳食和住宿都很便宜、毕业后还能安排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招生广告。经过考试，1913年春毛泽东顺利进入第四师范学习。次年春，第四师范被并入第一师范。由于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毛泽东又重读了半年预科。这样，到1918年暑假毕业，毛泽东总共读了五年半的师范。

本文选自《毛泽东的诗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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