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那年，萧红为何不给鲁迅写信……答案在这里

萧红，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

萧军，中国作家，曾任中国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31年10月，萧红结识萧军。1932年萧红与萧军开始共同生活。二人于1934年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被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此后，他们与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师生关系和文学上的交流。‌

1936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从7月17日登上轮船离开上海，到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寄身东瀛的萧红和萧军、张秀珂、黄源、孟十还等多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却偏偏没有给鲁迅寄去只言片语。

萧红为何旅日期间不给鲁迅写信？

1936年春夏之交，得到鲁迅教诲与提携的东北女作家萧红， 已在上海文坛站稳了脚跟，但接下来爱人萧军一再情感出轨，又她陷入极度的烦恼与苦闷。为了让彼此都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杂乱的内心，萧红和萧军商量，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暂时分开 一段时间，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之后再到上海聚会。对于“二萧”之间出现的情感裂痕，鲁迅自然看得出来，但因为 这属于他人的私生活，外人不宜过多介入，所以，他能做的也只 是尽可能地提供长者的劝解和抚慰。当知道萧红要远走东瀛，鲁迅于7月15日晚，抱病设家宴为 之饯行。当天的鲁迅日记留下了“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晚九时（体——引者）热三十八度五分”的文字。那晚的饯行家宴 是什么样子，气氛如何，都有谁参加，萧军是否也到现场，如今已很难确知，唯一可供我们展开想象与咀嚼的，是鲁迅逝世后，萧红在写给萧军信中的一段悼念和回忆：

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呼（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 43 封信》

这段话满载了鲁迅逝世带给萧红的巨大悲痛和无限思念，同时也折射出当日家宴上的鲁迅，对即将远行的萧红，有着怎样一种真切的关爱、由衷的牵挂和细微的体贴。毫无疑问，在文学道路上，鲁迅是萧红的导师和伯乐，如果没有鲁迅，我们很难预料萧红能否成为后来现代文学史上的萧红。唯其如此，对于鲁迅，萧红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仰、爱戴和感恩之情。关于这点，她在得知鲁迅病逝之后，那一次次泪水洗面的内心告白（见萧红自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以及稍后捧出的一系列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以及诗歌、剧本等，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感情的存在，于无形中放大了萧红旅日期间的一个举动——从7月17日登上轮船离开上海，到10月19日鲁迅逝世，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寄身东瀛的萧红和萧军、张秀珂、黄源、孟十还等多人保持着通信联系，却偏偏没有给鲁迅寄去只言片语。这显然有些不合常理，因而长期以来，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和猜测，以致成为迄今仍有必要加以讨论和厘清的问题。

旅日的萧红为什么不给鲁迅写信？对于这个问题，萧红本人不曾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后来做出相关解释的是萧军。1978年春，历经劫难后迎来命运转机的萧军，开始撰写《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以下简称《鲁迅注释》）一书，在该书的《前言》里， 萧军这样写道：

萧红临去日本以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 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只是通过在上海的黄源兄从侧面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向先生说一说，因为这年先生的病情是很不好的。

鉴于萧军曾是萧红的生命伴侣，而在萧红旅日这件事上，萧军更是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最切近的见证者，所以对于萧军的以上说法，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和传记作品在论及萧红旅日期间未给鲁迅写信一事时，也大都征引或依据萧军的说法。不过，人们在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萧军明言，为了避免给病中的鲁迅增添复信的麻烦，他和萧红在离沪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但事实上去了青岛的萧军，是有信写给鲁迅的。 

查阅1936年萧红离沪后的鲁迅日记，在7月25日这天，有“刘军来”的记载。刘军即萧军——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有三郎、田军、刘均、刘军等，故鲁迅在书信和日记中常以刘先生、刘军相称——联系是年8月4日，萧军已开始从青岛给在日本的萧红写信（参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4封信》），所以，他此次到鲁迅家中显然是赴青岛前的辞行。而接下来，在8月10日的鲁迅日记中就赫然出现了“得萧军信”的字样，这应该是萧军抵达青岛后向鲁迅报告有关情况。尽管此后的鲁迅日记再不曾出现萧军来信的记录，但考虑到萧军离沪的时间统共只有两个月左右，10月14日，他即再度现身鲁迅家中，向病重的先生送上自己和萧红新出的作品集《江上》《商市街》（参见当日鲁迅日记）——所以，即使仅据前述一信，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身在异地的萧军是和鲁迅保持着书信联系的。

这便引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去了青岛的萧军明明给鲁迅写过信，他在多年之后何以要断然否认？或许有人会说，从1936年离沪去青到1978年撰写《鲁迅注释》，其间相隔整整42年。如此漫长的岁月烟尘，足以让萧军对写信与否变得记忆漫漶，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以免过度阐释。应当承认，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记忆的可靠与否确实与时间相关，时间越长则记忆越容易模糊、淡忘，甚至完全消失；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的记忆又往往因事因时而异，即记忆之中的生命体验越强烈、情感烙印越深切，而这一切又正好发生在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那么，脑海里的记忆就会越清晰、越坚挺、越不容易磨损。具体到萧军而言，几十年前是否给一般友人写过信，或许有出现记忆误差的可能。只是这写封信一旦同生命旅途中最为重要以致念兹在兹的萧红和鲁迅出现交集，特别是同自己年轻时曾经出现的情感危机相牵连，那么，它就必然会长久地留驻于大脑的贮存区，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否则，萧军在旧事重提时，也不会那般言之凿凿，全无迟疑。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的问题：萧军为什么要将自己曾给鲁迅写信一事化有为无？要知道，从《鲁迅注释》的文本 看，萧军在撰写该书时，曾不断查阅并引证《鲁迅日记》，这期间，难道他没有发现其中有“得萧军信”的记载？这里更合理也更可信的解释，恐怕还是萧军因为碍于某种想法，所以有意识地回避或改动了原有的事实。 

坦率地说，对于萧军所说的他和萧红商定的不给鲁迅写信的理由，我一向不以为然。因为它明显不合情理。如众所知，鲁迅和“二萧”在沪上结识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之间建立在抗争和呐喊基础之上的友谊与相知却牢固而深切。鲁迅对“二萧”的引领、呵护与奖掖，自是不遗余力；而“二萧”对鲁迅的敬重、信赖和爱戴，亦属全无保留。从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出发，“二萧”在离开上海之后，以书信的方式向鲁迅报告在外地的情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非做不可的事情。即使考虑到鲁迅的身体状况，“二萧”可以直接告诉鲁迅不必回信，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擅自决定不给鲁迅写信，因为由于情况不明所导致的担心与惦念，同样可以影响鲁迅的健康。况且鲁迅身边有夫人许广平相伴，“二萧”要想做到既不打扰鲁迅又不让鲁迅牵挂，完全可以将相关情况函告许广平，请其在方便时转告鲁迅。然而事实上，萧军有信给鲁迅的情况已如上述，而萧红并没有信函写给许广平。

其实，围绕萧红到日本后未给鲁迅写信一事，萧军还留下了另外一种说法。1978年，曾受胡风案牵连的“七月”派诗人牛汉平反复出，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杂志的主编。为了组织新文学的亲历者撰写回忆性稿件，他和二十多年前即已相识的萧军重新建立起联系。大抵因为彼此有相近的命运和体验，他们很快成为可以深度交心、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此期间，牛汉曾不止一次地同萧军谈起过萧红，并带着某种疑惑和不解，问起过旅日的萧红为何不给鲁迅写信一事，萧军当即作了回答。对于当时的谈话情况和主要内容，2008年，牛汉在向何启治、李晋西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一书时，曾有过记忆清晰的追述......

（详情请阅读《遥望文学的昨天》）

古耜 著

ISBN 978-7-5171-4698-8

定价：62.00 元

 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端木蕻良……

钩沉史料，探微左翼文学艺术创作

沧海桑田，回溯左翼作家人生历程

购买请扫描二维码

作者 古耜

作者自序

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在文学的海洋里遨游，无论你怎样的不遗余力，都无法予取予夺，阅尽奇珍，而只能有取有舍，量力而行，即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收窄自己的文学视野及相关努力， 即由原来信马由缰、漫无边际的文学阅读与作家关注，逐渐集中到其中的两个方面：一是以研究、评介和专题选编出版的方式，参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建设；二是从事文学研究，撰写学术随笔，以此与中国现代作家对话。这本学术随笔集《遥望文学的昨天》， 便是我在后一种向度上摸索前行的部分成果。

我撰写研究和评论文章一向缺乏严格的——但有时也是僵硬板滞的——“学科自觉”，而情愿让手中的笔墨扣紧心中或文本的问题逶迤前行，收入本书的研究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文字亦复如此。不过既然是文学研究，就不可能没有比较集中的视线和相对稳定的对象，就不可能不形成自己的聚焦点和着力处，具体到本书来说，即有一批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人际关系中频频现身，进而成为本书四个文章专辑的关键词：第一辑：以鲁迅为中心；第二辑：环绕瞿秋白展开；第三辑：萧红、萧军和丁玲是连环主角；第四辑：从鲁迅、茅盾和聂绀弩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某种联系说开去。如果把上述作家从文学史划分和创作倾向上加以概括，即可发现，他们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

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以及以左联为主导的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展转变的连接点和融会处，是真正的人民文学的出发现场与奠基阶段。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当年的左翼文学运动难免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幼稚、生涩与偏颇，甚至留下了“左”的印痕乃至教训，但就整体而言，它的成就和贡献是主要的和本质性的， 是不可否认和无法磨灭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如作为 左联盟主和旗手的鲁迅，曾参与过党对左联的领导工作的瞿秋白， 在文坛留下了鼎新或传世之作的著名作家茅盾、丁玲、萧红、萧军、东平等，其秉持的为真理、为正义、为平等、为弱者发声的 基本立场和战斗精神，以及各具匠心的艺术探索，各见所长的人 生实践和创作经验，迄今闪烁着绚丽的光彩，仍是我们从事文学 创作乃至修身做人的不容忽视的有效镜鉴和优秀资源。唯其如此， 我在研究现代文学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同时亦把笔墨更多地落在了他们身上。但愿我这一番努力不是隔靴搔痒，或者郢书燕说。

收入本书的文字无疑包含着学术上的思考和追求，但构成文本和诉诸读者的文字，却依旧是我喜欢也习惯的随笔体。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在文本表述层面丰富主体情致、激活艺术感觉、强化其感染力与可读性的考虑，但更深一层的想法，还是想探索一 下现代述学文体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我总觉得，在当下的文学乃至学术空间里，除了“穿靴戴帽”、规矩森然的“学报体”之外，鲁迅所提倡的“轻论文”，李健吾所擅长的“印象式”文论，何其芳构建的“诗性”文论，雷达殷切呼唤的“美文式批评”，都有属于自己的旺盛而强劲的生命力，都值得积极尝试和深入拓展。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依旧愿意在这一向度上做些探索，做些努力。“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庶几就是如今之我。

壬寅冬日于滨城

责编：张   桐 

审核：佟贵兆 

监制：廖厚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9号楼302

联系电话（融媒体中心）：010-64925987

社官网：www.zgyscb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