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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蜀都赋》的物叙事
一、蜀锦与南丝绸之路
二、 器物的流通与民族的交往
扬雄《蜀都赋》开篇言：“蜀都之地……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南则有犍牂潜夷，昆明峨眉……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僰。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卢池，澹漫波沦……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短短数字已初显扬雄的地域民族意识，其中提及“濮”“昆明”“僰”“邙”“外羌”和“白马”等周边与之交往的少数民族地区。“外羌”“白马”现广泛注解为羌族和白马氐；“邙”或写作“邛”，为现彝族聚居地；据《伪孔传》《逸周书·王会》《尚书后案》记载，“濮”或为当今土家族；而“昆明”据南宋章樵注《蜀都赋》也是彝族的代称而非地名。继而扬雄在赋中便写到蜀地物阜民丰，物品制作之精美，商贸交往之繁华，“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釦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般旋阓齐沓楚，而喉不感慨。”蜀地繁盛中心当属成都，已有多重考古证据表明，汉代的成都在跨区域的商贸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当时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提供了重要场地。《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的“蜀布”“邛竹”“杖”等皆可印证。赋中作为物的“釦器”历来被认作是古蜀地民族交流的重要物件之一，其工艺自商到汉已做到了纹、色、美的统一，行销四方，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互为交融。如汉武帝时期居住于越巂郡的濮和白马氐族善于制大漆；彝族更是制漆大族，并有自己独到的民族审美。
“物”在叙事中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担当文化的符号，“物”不仅仅是商品本身，它也承接着人的特性，如民族、身份或是生存。如尹晓霞所言，“物”的实在性就是跳出文本所表现的社会功能，“即物如何影射和象征人物的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行动……探索物与社会历史的象征性关联（无论是否强调物的商品属性）正是把‘物’视为文化表征这一研究维度的精髓所在。”“物”的传播程度与地域的流动息息相关，扬雄言：“王基既夷，蜀侯尚丛，邛笼石影，岓岑倚从。秦汉之徙，元以山东，是以隤山厥饶，水贡其获。”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章古屯志略》等文献考证，“邛笼”也作“碉楼”，为古时羌族民居。用于居住的“碉楼”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可理解为给迁徙者提供了交往交流的场所，“元以山东”讲到华山以东的秦人、晋人往蜀地迁移，在《汉书》（卷91）也讲到“程郑，山东迁虏也”。程、郑为西汉经商氏族。由此，也可看出“碉楼”和“迁徙”间的动态结合，从侧面印证了巴蜀文化自古而来的包容精神。
商品贸易的发展，器物交流的加深，冶铁业也在西汉得到快速发展。《盐铁论·水旱》记载：“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而上文提及的程氏即为蜀地的冶铁家。据1981年和1986 年的《考古学报》记载，两广出土的一些剑矛等与蜀地所造一致；另据刘弘考证，许多铁器制造还刻意迎合周边少数民族的需要。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蜀地的民族融合，扬雄的《蜀都赋》中所提之“物”繁多，彰显了蜀地多元的文化精神，从漆器和铁器的经济贸易中看到了汉时民族融合之气象。在《三国志·蜀志》的记载中，“定筰、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久居锢食，嶷率所领夺取，蜀长吏焉。”就如刘弘所言，“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原本不多的产铁地，被大姓和少数民族控制了一部分以供自用，那么东汉时期该地区所需的大量铁器，必然还有一部分依靠从蜀郡输入。这种蜀郡和西南地区的密切联系，应该是南诏建国前西南大姓始终未脱离中央政府的原因”。除静态的“物”，活态的“物”的流动也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司马迁将汉代奴隶的贩卖视为蜀地繁荣的另一文化表征，奴隶的迁徙意义特殊，有被动性，但作为劳动力却又为经济创造了价值。《蜀都赋》中的“僰”有“僰僮”一说，在司马迁《史书》中的《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下）》、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皆有提及“僰僮”在蜀地为奴为婢之事。作为文化符号的“僰僮”对两汉民族的交往史起到了深刻影响，有学者做深入研究，认为僰婢也曾流动到西汉京师一带，“部分僰人受大姓的统辖，成为大姓的部曲……（他们）与汉人相互交融，汉人也迁徙到僰人居住的僰道地区，使僰人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成为南中冠冕。”这也由此看到扬雄《蜀都赋》首先为文献的价值，其次为当代语境的价值，从民族的考证到民族间商品器物的贸易，无不印证了秦并巴蜀对汉代西南各地民族交融和发展的后世意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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