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 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从历史中延续至今的文化遗产都是国家形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在文化遗产的诸多事项中,传统节日不仅是一个文化唤起和文化参与的时间契机,其本身也蕴含了丰富多元的要素与内容。本文以影视剧和综艺节目这两个形态的节日影像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文化遗产在当代视听创作中的话语表征方式。与传统的纪实类作品相比,本文所研究的节日影像突破了纪实假定中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质询,而进入到一个诗学的共鸣模式。一批古装影视剧通过故事世界、历史叙事与“节日-博物馆”的营造,让观众重返历史现场,达成了节日沉浸的效果;而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创作的文化综艺类节目不仅营造贯通古今的文化共振,也依靠“第三时空”实现文化创新,形成了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历史自觉。
【关键词】文化遗产;传统节日;视听研究;国家形象建构
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从历史中延续至今的文化遗产都是国家形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构件。近几年,我们所体会到的文化遗产为国家形象提供推动力和影响力的案例,都与视听媒介息息相关。一方面,围绕文化遗产的视听作品持续引发收看热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年来先后制作了《国家宝藏》《典籍中的中国》等以文物和典籍为表现对象的综艺节目,河南卫视结合传统节日推出《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端午奇妙游》等视听化的舞台表演艺术,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梦华录》等则将古代城市风貌和生活方式有效植入戏剧化的故事中。2018至2019年间,《国家宝藏》《朗读者》《声临其境》《声入人心》《上新了故宫》等十余档节目的制作人更远赴法国戛纳春季电视节(MIPTV)向海外同行推介中国原创节目,将文化遗产题材视听作品的影响力延伸到海外。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的从业者和管理者也参与到文化遗产的视听呈现这一话题的讨论中。相关议题包括了:如何让典籍、文物和“非遗”活起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如何更好融合文化遗产传播的规律和视听传播规律,实现文化传承的当代创新;如何通过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更加系统地对外介绍中华文明;如何用影像传播的手段,发掘和呈现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和精神世界,贡献于全球的文化多样性,等等。
上述两个方面的最新趋势说明,在新的媒介环境,尤其是网络视听情境下,文化遗产已成为视听产品的重要内容要素,自身也借此步入了新的流行阶段,以一种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方式参与到当代社会文化的意义生产中。在文化遗产的诸多事项中,传统节日不仅是一个文化唤起和文化参与的时间契机,其本身也蕴含了丰富多元的要素与内容。本文以节日影像为案例,旨在考察作为当下流行视听话语的文化遗产,如何在新的视听形态中形塑了当代受众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和互动方式,并影响了人们对于国家形象的感知和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文化遗产及其当代功能
“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不仅是对特定一类历史实在的描述,也代表了今人对这类历史实在的态度,进而展现出其当代功能。其中,最基础的功能是建立跨越时间的人类文化的连接,从而为今天的文化持续提供启示和连续性。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下属的艺术与人文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AHRC)在其官方网站上提出了一系列遗产研究相关的建议。该机构认为,遗产能够依靠不断积累的藏品、物质痕迹、知识、实践、技能、场所和制度来将过往带入当下并在未来引发思考;它构成了社会的集体文化记忆,是艺术、文学、科学和创意的一种资源,为变化中的身份认同提供帮助,自身也成为了不同文化和代际之间交流观念、知识和学问的基础。
遗产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乡愁这一情感模式来营造共同体的归属感,并释放多变的现代生活给个体带来的心理焦虑。乡愁代表着现代性和现代化中的若干问题,是人们站在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基础上回望农业文明而产生的复杂情感,并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当代民族心性”。乡愁既来自于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来自于现代化内部所包含的道德伦理方面的矛盾和焦虑。在影视领域,戴锦华针对中国第四代导演创作的一系列以城市-乡村为核心结构的电影文本读解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历史观:一方面是将历史看作是不断演进的,因而城市相对于乡村代表了正面的现代价值,诸如文明、富足、秩序等;另一方面,对农村的牧歌式的呈现又代表着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将城市呈现为缺乏人性的、机械化的和效率至上的社会工厂。而第五代导演的乡愁则不仅仅是本土语境的产物,而且也发生在全球性的语境中,通过演员的选择、符号景观的征用等,体现出明确的全球地方性的特征。
文化遗产对于当代文化生产的实际功能近年来愈加得到注意。它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资源,通过创意价值赋予地方性的文创产业以独特优势,也为现代产品的设计提供了多元参考。同时,文化遗产也成为旅游业的重要支撑,并在旅游提供商、旅行者和本地人之间所组成的场域中完成了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文化再生产。
(二)遗产的视听化呈现及其挑战
对文化遗产的视听化呈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远可以推至中国有记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长期以来,影像记录被视为针对文化遗产展开保护的有效手段。斯洛文尼亚民族博物馆组织编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纪录与呈现——欧洲的经验》一书考量了“非遗”影像纪录和呈现的可行理论与方法,系统介绍了“非遗”可视化的实践问题和解决方案。今天,不断创新的数字技术不仅保护文化遗产,而且还提供了针对下一代开展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并形成了一条从数字化保护到教育化传承再到应用化实践和平台化弘扬的完整链条。
除了记录保存之外,影视艺术领域也将文化遗产作为创意来源和艺术关照的对象。仅以传统神魔小说《封神榜》为例,早在1927年默片时代,长城画片公司和大中国影片公司就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四部改编电影;1950年代香港粤剧电影进入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9部封神改编影片;而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的复兴,也与西游故事、封神故事等传统幻想文学的成功当代化密不可分。在上述过程中,文化遗产或是成为国族身份与文化延续性的象征,或是被改写为当代神话并通过奇观和明星等要素而进入当代消费市场。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生产中也都有体现。例如,英国学者基于本国的创作实践发现,影视艺术在吸收、宣扬和展示遗产文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展现出配合开拓旅游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网络空间和网络视听为文化遗产带来了新的传承契机。然而,网络空间的去语境化及其带来的传承者主体性的淡化,以及迁就网络受众审美带来的品质降低,也都是新出现的问题。此外,互联网还带来了文化边界的消融和身份认同的碎片化和流动。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我们所区分的国别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可以被称为是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话,那么,当下社交媒体平台可谓有力地挑战了既有的文化边界;文化的属性和价值,需要在全球平台和地方实践的复杂关系中重新考察。因而,当深度媒介化让媒介从中介的角色变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底层基础设施时,如何全面地认识视听媒介给文化遗产呈现带来的话语变革,是本文试图面对的理论挑战。
(三)节日影像与国家形象
文化遗产所包含的视听要素,以及对于文化遗产的视听化呈现,都会显著地贡献于国家视听形象的形塑与接受。形象学(imagology)最早出现于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中。它的主要任务是探讨不同群体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印象表征的起源与发展,关注其文化与传播功能。视听形象则进一步地强调特定的语言和媒介对世界的形塑功能,包括展现世界以及建构观念这两方面。
节日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媒介仪式,节日不断地重演和再现一系列仪程,“通过一次又一次地高度程式化和固定化身体实践的过程,表达对传统价值和昨日社会的声明和纪念,使人们确立起追溯和认同的核心”。早在宋代元宵诗词中,当时的文化精英就成功地在百姓共同娱乐的节日场景中形塑了对国家和政府形象的认同。进入现代化和大众传播时代以来,节日空间从乡土转向城市,带来了节日经济和商业消费的进一步繁荣,节日传播手段也随之不断丰富。在全球很多国家,传统节日不仅继续发挥着对内凝聚文化共同体的功能,而且还通过大众媒介产生跨文化影响,成为了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有力载体。近年来,社交媒体将其娱乐性和大众性与中国传统节日相结合,“以柔性方式打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民间渠道,成为在海外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窗口”。
在既有的文献中,对于节日影像与国家形象之间关系的主要研究视角包括了仪式观、符号性以及文化空间理论等。然而,近年来节日影像的流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纪实性的作品之外,还出现了以《长安十二时辰》《梦华录》等为代表的充分展现节日传统的网络剧集,以及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晚会为代表的立足当下网络视听消费需求的节日综艺。这些节日影像不约而同地走出了“乡愁”模式,也基本脱离了民俗框架,而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文化模式。针对上述节日影像的新变化,仪式观、符号学等阐释视角已经不足以解释节日影像与国家形象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丰富关联。本文将节日影像视作视听话语,探讨视听媒介如何叙述和表征文化遗产,探究表征实践中形成的创新方式,评估其对于既有叙述框架的突破。
二、重返历史现场:故事世界中的节日沉浸
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制作品质的不断提升,《长安十二时辰》《梦华录》《清平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一批古装剧在呈现传统节日方面体现出新的特点。创作者在古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的复原方面投入了大量创作资源,而传统节日正是这些复原工作的一个重点对象。节日深化了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情境,展现了日常与节庆之间的节奏更替,而与其相关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技艺则成为核心符号,随着影视剧的流行而承载了新的意义。
(一)细节复原与故事世界的建立
作为一种体验性的媒介,影像艺术为当代观众营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时空。好的作品能够让观众不自觉地忘记身处的现实环境,全情投入到视听媒介给我们营造出来的故事世界中,去体验和经历另一种文化风貌。很多学者都指出,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可以为观众提供制作精良、跌宕起伏的史诗叙事,而且还能够塑造公共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进而发挥历史对于共同体凝聚方面的价值。
当下,一批古装剧借鉴了新历史主义的观念,通过大量历史细节的复原,致力于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趣味出发来构筑历史世界,追求一种主观真实性,不断挑战历史虚构的可能性和极限。27而当这种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相遇时,文化遗产在影视剧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为观众带来了一种沉浸在故事世界中的历史想象。《长安十二时辰》《梦华录》等影视剧获得高收视的成绩,固然是观众对剧作和表演等综合性影视艺术水准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唐宋器物铺展开来的生活文化和精神风貌,为这些影视剧增加了额外的吸引力。这几部影视剧的创作团队充分参照了官方史书和私人撰述等史料,并设置了“礼仪指导”等专门性的岗位和团队,在服化道、美术设计和人物台词等方面努力做到“历史现实主义”。服饰装束等方面基本上依据宋元传世绘画作品进行还原,对帝王的如“圣人”“官家”和对家人的如“阿爷”“阿婆”的称谓和施礼也都符合史实且令人耳目一新。这些细节复原充分体现了不同朝代和不同身份的独特性,摒弃了早年古装剧里未经严格考证、相对随意的使用方式。它为观众提供了戏剧情节之外的看点,不仅对既有历史知识进行了唤起和补充,而且也使观众通过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沉浸式体验而体认到传统生活美学。
在上述历史还原中,节日是重要的载体。《长安十二时辰》是近年来最完整地呈现传统节日的影视剧。整个故事以唐天宝三年(744)的上元节为背景,当时上元节“不分国界”“无宵禁”的规定,以及围绕花灯展开的系列节庆活动,都为悬疑探案和惊险搏斗的情节桥段提供了独特的支撑。此外,围绕上元节这一核心概念,从宫廷到民间的不同身份的人们都参与到佳节筹备中,在各自的生活情境中洋溢着对节庆的期待,表现出节庆为辛勤生活所带来的喜悦与欢乐,从而让古人与今人之间产生共鸣。另一部以宋代皇室和宫廷为主题的电视剧《清平乐》更是多次展现了北宋都城的节庆活动,包括了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乾元节和七夕等。其中,第68集不仅展现了北宋仁宗朝上元灯会和百戏的胜景,而且还借宋仁宗和司马光关于是否因水旱灾害而罢灯会的观点,阐述了“万民同乐”的节日价值。而在最后一集大结局中,主要角色的行迹还深入到元宵节做灯工匠的工坊,展现了节日背后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
(二)历史叙事与“节日-博物馆”的营造
对于物质文化的重视和还原不仅被动回应了“历史真实”的话题,而且也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我们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框架。类似于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写作”的方式,这些影视剧也在史料的规定性中寻找戏剧性的可能,编织传奇故事。
根据史料信息改编创作的许鹤子花车斗彩段落,为围绕节日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在《长安十二时辰》的第8集,主角张小敬深入入侵长安的狼卫巢穴的惊险动作桥段与崔器抓捕张小敬的段落形成了平行叙事,而后者包含了数段与节日相关的非叙事场景。第一段是崔器穿过街巷中驱傩仪式人群的过场戏。崔向身边人询问长安盛行傩舞的原因,随从的回答交代了当时安禄山胡炫舞和唐明皇所喜爱的羯鼓对正月节日民俗的改变。两场惊险段落之后,故事再次回到穿梭里坊间准备捉拿张小敬的崔器身上,这时他被花车斗彩阻隔在半路,无法穿过,只能干着急。崔器身边的引导者再次扮演了“民俗专家”的角色,向刚来都城半年的崔器详细介绍了上元节花车斗彩的风俗:花车游行以启夏门为初点,相遇获胜者继续驶向兴庆宫,最终的胜者可以和皇帝一同在花萼楼燃灯。随从特别提到了许鹤子的花车,全长安人都想多看她一眼。随着笛声响起,许鹤子演唱了一曲李白的《短歌行》。
让历史活起来,不仅要依靠处于历史舞台中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且也依靠节日、风俗、物质文化等一系列情景化的信息和气氛营造。通过上述的情节和人物的牵引,传统节日犹如一幕大戏,随着剧情的发展而缓缓铺开。这时,影视化的节日成为一类特殊的历史博物馆或是主题公园,即“节日-博物馆”。它为观众建立起一个可以沉浸其中、细致研读、反复揣摩的影像化的故事世界;人们随着剧情展开而穿梭其中,对过去产生新的理解。节日展现出不同于常规历史叙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解读空间和认识路径,也因此吸引了多元观众的情感参与。
出自影视剧创作实践的“节日-博物馆”迅速地通过网络视听拓展自己的影响力。此后几年,以传统节日为核心创意元素的综艺节目大都以“网剧”要素融入“网综”形态中,不仅设置了发挥串联和导游作用的虚构角色,而且也从影视剧中大量借鉴了置景与桥段。《长安十二时辰》和《梦华录》中的节日名场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综艺节目中,并得到进一步增强。例如,2021年B站为中秋节专门制作的综艺节目“花好月圆会”的节目《花车斗彩》,邀请到萨顶顶与一众博主再次演绎了来自影视剧中的名场面,萨顶顶在其中以唐代仕女妆容演绎了李白的《把酒问月》。围绕古代器物和传统节日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浓厚兴趣。网友纷纷拍摄上传唐宋时期女子妆容的“仿妆”短视频,店商推出具有节日特色的饮料与糕点,都借助网络视听风靡全网。
三、营造第三空间:
古今融合与历史自觉的生成
影像不仅有还原的功能,而且还有综合与创新的能力。在近年来的节日影像志实践中,《金翼山谷的冬至》等人类学纪录片摆脱了对于节日呈现的特定场景和线性时间的束缚,依靠影像这一特殊媒介穿越于不同的文化层级之间,从而更好地描摹出节日背后的文化系统。在流行文化领域,新型综艺节目充分发挥了影像创造性特征,探索传统节日当代转化。其中,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晚会自2021年2月10日的“河南省春节晚会”起,截止至2023年6月份的“端午奇妙游”,两年半的时间内共制作播出了18场以传统节日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创作团队依靠序列化和系列化的策略在融合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创作和表达,先后获得第27届电视文艺“星光奖”和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奖项。这些综艺节目以歌舞为主,广泛融合了影视、舞台、诗画等艺术要素,配以剧情式的故事线索,用“破次元表演”营造出一种新的“节日美学”。
(一)营造贯通古今的文化共振
中国节日等系列晚会所探索出的节日美学,最显见的是对于传统美学精神的创新型呈现,尤其是为传统文学中的“诗情画意”赋予了新的载体。不同于诗词典籍,影视化的呈现逻辑让音乐、舞蹈、美术等非书写符号成为传情达意的主要渠道。由于音乐和舞蹈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规和超现实的符号系统,它们依靠较强的抽象性超越了现实时空的限定性,将传统美学延伸到当代视听媒介中,进而通过听觉和视觉完成文化的当代共振。
《唐宫夜宴》和《洛神水赋》这两个舞蹈为现象级的节日综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二者的核心创意均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前者的服饰和人物取材于隋唐的乐舞俑和《唐人宫乐图》等出土文物和传世名画,后者则取材于三国曹植的名篇《洛神赋》,并在服装设计和舞蹈动作上参考了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和唐代飞天等视觉元素。然而,对传统文学意象和视觉要素的简单借鉴并非两个节目走火的核心原因,此前大量的传统晚会节目都曾借鉴过不同时代的文化要素。《唐宫夜宴》和《洛神水赋》产生巨大影响力关键的因素是,二者均采取了影视化的呈现逻辑来替代舞台化的呈现逻辑。这时,视听语言代替了舞台调度,成为首要的符号表意系统。当代观众尤其是网络视听的用户不再是在观看舞台节目录播时的处于舞台之前一定距离之外的欣赏者,而是通过影视化的文本进入由人物和情节所规定出来的假定空间。
在取消了传统舞台的基础上,还有一类节目选择实景为舞台,演员扮演特定角色在其中起舞和表演。“2021七夕奇妙游”的节目《龙门金刚》是较早采取这一方式的节目,以真实和虚拟的石窟场景为舞台,舞者穿着具有石窟造型元素的服装,借助威亚和虚拟拍摄等方式腾空飞舞,再现古人的想象世界。随后,这种方式被广泛地用于展现历史和神话中的人物故事。例如,“2022重阳奇妙游”的节目《得见李白》就是一位扮演李白的演员在王屋山的现场进行舞蹈表演,化用了真实历史中李白携友游览王屋山和相关诗词的意境。以中国神话故事为题材的《王母宴瑶池》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拍摄,以地处中国西部的盐湖风光来喻指神话传说中的瑶池,扮演王母的演员在服饰设计上也融入了西域要素,是对于神话的合理想象。
实景中的音乐和舞蹈表演有悠久的历史,在视听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阿诗玛》《刘三姐》等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歌舞段落;此后,在电视剧的创作和评价上,实景拍摄也被用以证明古装剧的制作精良。不过,上述影视作品中的实景主要发挥现实主义的功能,即为虚构故事中的人物活动提供符合其本身时空设定的自然情境。在节日类综艺节目中,虽然这些节目强调“网剧+网综”的创意方式,但实景所提供的并非故事的真实背景,而是传统文化中美学意向和诗情画意的指代,有时还通过化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词句进行效果的强化。这样,山川风物等实景具备了与考古文物类似的双重价值体系:其一是它被生产出来时未经侵蚀的“历史理想化”,其二是我们当下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古代之美的“美学理想化”。其中,实景所承载的“历史理想化”的价值是一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意识,在实景的物质空间中,古人甚至是传说中的人物曾经存在过,实景承担着历史见证者的功能;实景所承载的“美学理想化”则发挥了文物“当下的共鸣”的价值,是由当代人的主体性和认知介入所产生的属于当下的审美价值和情感价值。31在传统节日类综艺中,实景舞台首先发挥了历史指涉的功能,为歌舞表演提供了指向过去的符号和意象;但它同时也发挥着当代共鸣的功能,将传统文化的审美和精神拉回到当下语境中。正是由于实景的物质性在时间中是恒定或很少发生变化的,这些节目得以借助实景及其所指代的意境穿梭于古今的时间之轴,从而推动了传统文化在今天情境中的文化共振。
(二)依靠第三时空实现文化创新
除了借助实景营造古今共鸣外,传统节日类综艺节目还通过影视化的方式积极营造既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现实的第三时空,在其中完成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从而达成被网络用户广泛赞誉的“破次元表演”。这种第三时空的一个典型营造方式是由一镜到底的视听语言所建立起的戏剧性情境。
通过一镜到底来营造第三时空的方式在2023河南卫视春节晚会的戏曲节目《一曲六百年》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这个节目从明代汤显祖在纸上落墨开始,通过镜头的横摇转到园林中明代昆曲演员的庭院表演,再通过遮挡摇到清康熙年间的室内堂会,再通过针对眉眼之间特写的推拉镜头从康熙转移到乾隆年间的表演,再通过舞台背景切换至民国二十世纪初杨小楼换装。在这个场景中,年少的梅兰芳问杨小楼,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您这样的大角;接下来的场景则过渡到梅兰芳长大成角,而杨小楼遵从当时诺言、陪梅兰芳演《霸王别姬》。最后,通过台上台下的连续性镜头,时间来到了五十年代,功成名就的梅兰芳在后台向豫剧名家马金凤学习穆桂英的演出技巧,并赠送给马金凤一顶梅兰芳自己戴过的凤冠。
上述节目中时代之间的切换,都是通过“一镜到底”常用的遮挡、推拉和摇移等技巧来完成的。实际上,除了传统节日类视频之外,近年来很多创意类短视频和广告也都常常使用这类技巧。但在本文所探讨的这类节目中,一镜到底不仅仅是技术风格和视觉创意,而且还通过技术形塑出新的时空观念。在影视剧中,长镜头一般用来介绍环境、形塑现实主义美学,或者通过空间穿梭营造视觉奇观;但在上述节日影像中,长镜头被用以穿越和衔接历史中的不同时刻。或者说,一镜到底以连续性时间的形式,连缀起实际上断裂的历史时刻。这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意义上的媒介仪式:通过一镜到底的媒介表征,历史和文化传统在节日影像的生产过程中与原有的语境进行隔离,进入到由视听媒介所建构出的中介状态,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三时空”,然后通过视听传播融入到今天的社会结构和情境之中。
除了一镜到底这一典型手段之外,在第三时空中打破现实时空边界、融通历史与现实还有诸多方式。例如,2022河南春节晚会的节目《国色天香》,通过场景的切换,先后通过舞蹈呈现了白居易、狄仁杰、张旭、公孙大娘、上官婉儿等历史人物,并在最后一个场景中让这些角色共同出现,营造出“群星闪耀”的舞台效果。在视听节目中,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被舞蹈表演复活,并将这些不可能同处一地的人物聚集起来,表征了整个朝代的辉煌文明。B站于2022年制作播出的“上元千灯会”中的节目《小小》重新演绎了这首2007年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现代流行音乐,将原词中女孩对童年的回忆和对爱情的等候,创造性地与传统昆曲故事《牡丹亭》进行了情节和意境的融合,还在舞台后半部分安排了戏装花滑冰舞双人表演。在舞台调度和视听语言的帮助下,昆曲和花滑这两个来自不同时代的艺术围绕着贯穿古今的爱情意境融为一体,营造出既不完全属于现代、也不完全属于古代的第三时空,给观众带来了极具创新效果的新型观感。
借助第三时空和媒介仪式而展开的古今融合不仅带来认识历史和表达传统的新角度,也启发观众更加主动地思考传统、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形成历史自觉。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文化认同方面的强烈需求,借助传统节日展开视听创作和网络传播,实际上也折射出中国观众的这种普遍需求。在欣赏这些视听节目的过程中,观众不仅是被拉入到历史情景中去探索过去,而且也通过古今融合的不同方式将节目中的历史和文化拉回到自己当下的生活中。随着历史与当下的互相嵌入,今人借助节日影像得以重新思考自身的生活文化和精神追求。
四、结语:节日影像与形象再造
本文以节日影像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这两个形态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文化遗产在当代视听创作中的话语表征方式。与传统的纪实类作品相比,本文所研究的节日影像突破了真实记录假定中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质询,而进入到一个诗学的共鸣模式。一批古装影视剧对传统节日进行了服化道和文化习俗的精细复原,建构出观众可以置身其中的故事世界;围绕节日的情节和故事编织,进一步建立出可以随着剧情的展开而穿梭其中的“节日-博物馆”。以传统节日为契机而创作的文化综艺类节目则将历史拉回到当下,对舞台逻辑的视听改造,实景中的历史表演,以及融通古今的第三时空的建构,都让观众通过穿梭于古今的文化传统而获得了对于文化传承的主动认知,形成了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历史自觉。
对节日影像的视听话语展开的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当代视听媒介给文化遗产呈现带来的话语变革。在节日影像中,影像空间和影像逻辑代替了节日本身和现实生活的结构,这也革新了文字与影像这两个不同介质的媒介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影视化和抽象式的呈现绕开了复杂的印刷文字,通过视觉通感的方式让人们直接体会中华文化特征,唤起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诗词歌赋等由印刷文字承载的文学遗产也在场景、舞蹈、服装等设计中得到专门的体现,并通过字幕和唱词等形态发挥点睛之笔的作用,强化历史关联,延展观众的历史想象。
最后,节日影像也通过革新我们对于遗产的认知而推动了国家形象的形塑与传播。影像不仅展现历史本身,更是展现和影响着今人对待历史的态度。节日影像的视听话语营造了当下与历史之外的第三空间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一个与现实不尽相同的、由接受者根据文本想象出来的地域。同时,它还通过历史自觉的形成将当代个体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位置中,进而形塑出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和认知。由此,节日影像一方面展现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于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的选择,传递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在继承传统基础上通过视听逻辑和视听媒介这一基础设施进行了价值更新和文化再造。历史自觉不仅帮助今人了解了中国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了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价值思考。在节日影像中,我们看到的舍生取义、推己及人、文明互融等方面的价值陈述,都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的当代转化,通过视听表达和视听话语凝练出基于历史和传统、并具备当代性和共享性的文化价值观。
在节日影像对文化遗产的当代转化过程中,两类文化观念尤其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成为今天中国视听形象的重要构成。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中对于家人亲情的重视和国泰民安的企盼。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守卫的正是节日所展示出来的民间的热闹生活,“守长安”“守百姓”“守人间烟火”借助传统节日升华了影视剧的主题,也彰显了节日的价值观。这成为节日影像能够不断引发当代观众共情的重要原因。其二是传统文化中体现的对于天地万物的熟知与尊重,传递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渲染出人与草木山河之间的物类相通。以实景为舞台的历史表演,实际上展现了从古至今国人是如何在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智慧和能量的。因而,节日影像为形象传播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它利用现代视听话语和媒介体系传承更新节日所承载的价值观,成功形塑与传播了中国当代视听形象。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4年第1期。本次刊登有删减调整,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欢迎投稿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官方账号致力于搭建学术研究、交流分享的智库平台。欢迎学界、业界积极关注、投稿。
稿件主题:国家形象相关研究
稿件字数:3000-5000字
投稿邮箱:nirc@tsinghua.edu.cn
投稿请注明“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投稿”并留下联系电话。稿件入选后,将有工作人员与作者联系,发布于中心公众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投稿!
责任编辑 | 师欣楠
执行编辑 | 周 琳 何沂轩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校级重点研究机构,经过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正式批准,于2014年7月成立。中心主要依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积极发挥清华大学跨学科研究的资源优势,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建筑学院、美术学院六个学院共同建设。
中心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成为国家形象研究领域的世界一流智库,为我国国家形象塑造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切实有效的国际传播策略。中心将广泛吸引国际、国内优秀的专业研究人才,积极搭建一个融学术研究、专业咨询、人才培训、经验交流为一体的开放式平台,为我国国家形象软实力建设的思想创新、战略规划、策略建言、素质提升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