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道 第一百八十七期 (2024.11.04）| 节日影像志对传统民俗的影像记录与文化深描

牛光夏：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员，山东省第一批签约艺术评论家。

张群书：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各地的节庆活动丰富多彩，也是民俗活动集中的、仪式化的体现。“节日的文化功能，不仅在于对内的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而且也在于对外的文化中介与民族同化。”有学者认为节日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能够“跨越孕育它的本土和文化母体，最易为其他文化圈的民众所接受和认可，从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充当了最活跃的媒介”。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播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在媒体上陆续出现了一些节日文化主题的纪录片，如《中国节日》《佳节》《我们的节日》《新疆的节日》《餐桌上的节日》等，在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负责规划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中，除文字文本和数据库外，“中国节日影像志”亦作为其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截至2019年底已有172个节日作为子课题予以立项。不论是媒体播放的节日文化主题纪录片，还是带有更多文献和学术色彩的节日志式纪录片，其共同特征是用影像纪实语言来记录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历史悠久的节日民俗事象在当下的现状，都可统称为“节日影像志”。节日影像志既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存续的意义构建，也是有助于进一步建立族群认同的文化实践。那么如何对传统民俗进行影像记录与文化深描，才能更客观真实地用影像来书写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记忆，反映节庆中所蕴含的当地文化持有者的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面貌，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一、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书写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同时也是方法论，田野调查（Filedwork）不仅是人类学学科的核心特征，也是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及文学、民俗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y）则是基于田野调查工作所进行的对特定社区、社会或文化的描述，包括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阐述，并以专著、文章或视听影像的形式展示出来。早期人类学家主要是在书斋中对他人采集的材料及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等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所以被戏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以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JamesFrazer）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一派。19世纪末以来，人类学家方始走出书斋，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开创性地采用有别于传统人类学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由此撰写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由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和践行的参与观察法，使现代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学术范式开启了科学人类学的时代。因在20世纪上半叶就拍摄了大量民族志短片而被誉为影视人类学（VisualAnthropology）创始人的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Haddon）认为“摄像机是人类学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人类学领域只是“基本作为资料收集手段而非能够提供可编辑成电影的素材”，但哈登等人类学家已经“把电影视作一种极有价值的客观视觉资料方式”。

人类文明进入20世纪之后，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日益昌盛使影像广泛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带来人们认知范式的转变，在这一语境下，对节日的影像书写便成为当代民族志重要且有机的组成部分。以影视技术手段对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传统节日进行真实记录和生动反映，是节日影像志的根本目的和使命，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和使命，便要基于充分的田野调查进行情况了解、资料收集和议题确定。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Assmann）在他的著作《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认为，文化记忆关乎文化认同性问题，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在时间结构上，文化记忆具有绝对性，往往可以一直回溯到远古时代。节日民俗是“以文化遗留物和象征物的形式被世代传承下来的，它是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亦是非常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记忆。作为民族文化记忆重要载体的节日民俗，还具有乡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如同样是春节，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不一样；同为汉族，山东的和湖北的也不一样。那么节日影像志就需要提前对某一节日民俗做历史回溯和现实状况的调查研究，理想的状态是在相对较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中了解节日民俗的变迁与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而不是只做蜻蜓点水式的了解就开始拍摄，那样必然只能是肤浅的表面文章，而没有触及节日民俗的精髓所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要求节日影像志的创作者要有一定的人类学素养和学科训练，经过对拍摄对象生活的参与观察，对其个人生活、社会背景和人群关系、社区关系有相当的了解。这种参与观察包括创作者沉浸式、体验式地进入某一田野现场，在前期已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拍摄。如BBC拍摄的《中国新年：全球最大庆典》（Chinese New Year: The Biggest Celebration on Earth，2016）为帮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了解中国春节的历史与背景，前期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片中往往借用解说词来介绍所涉及的中国城市发展和舞龙舞狮、打树花、除夕年夜饭、贴春联等文化习俗的由来，同时派遣五位不同风格的本土主持人到春节前夕的中国各地探访，以参与式观察来体验各地的节日风俗。由五洲传播中心和企鹅影视联合出品，美国国家地理联合制作的3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纪录片《佳节》（2019），则分别以“春望”“秋思”和“冬聚”为主题，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全景展现春节、清明、端午等古老的节日庆典如何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又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伴随片中所选择的一个个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时俱进。

二、基于整体观的民俗事象多点式记录

从人类地理学的层面看，19世纪末期，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曾探讨了各种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发展与文化特征的影响，强调了环境对于人类分布和生理及心理的决定性影响。虽然这种环境决定论在后世引发许多批判和争议，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常见诸现实社会，尤其是在中国乡村。同时，社会经济和商贸流通的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迁徙和流动，随之，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也使某些节日文化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样态，这种状况在21世纪之后的全球化时代尤甚。传统人类学固着于某一社区和区域的定点式田野研究也受到了挑战，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E.Marcus）在对波利尼西亚西部的汤加人进行研究时，发现了这一族群中非常普遍的移民现象，遂提出“多点民族志”，即“放弃固定的田野点，而跟随人、故事、隐喻或事物的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其目的是“通过超越单一地点的研究来分析文化意义、事物、身份等在不同时空的循环流动”。与单一地点、相对静态的民族志相比，多点民族志则是一个以上地点、动态的，它通过追踪N个地点或场域的活动来分析某一文化的状貌，在多点的流动式田野研究中寻找并解释其内在关联。而“多点”中的“点”不仅仅指地理位置的变化，也可以是同一地域不同的社会空间，甚至还可以是某一特定时空中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所产生的意义独具的影像场域。传统佳节是风俗与民间文化集中展示的时间点，而中国的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决定了同一节日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多样化体现。广东卫视制作的12集大型人文纪录片《中国节日》的创作初衷就是“通过这个片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不同民族的节日，也可以了解同一节日不同地区的习俗习惯”。节日影像志作为一种民族志的影像书写，要在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张力之间，确立基于跨地域、有时甚至是跨国界呈现的时空框架和整体观，来进行民俗事象的多点式记录，把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节日民俗囊括进来，以构筑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多点式中国节日民俗叙事。以国际合制、全球同播模式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交流的纪录片《佳节》，是五洲传播中心“中华之美”海外传播计划的头部精品，带有非常明确的国际传播诉求。为了全面地向国外观众阐释中国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的外在形态和意蕴深远的内在价值，《佳节》采取了多点民族志的方式进行全球视野里中国故事的讲述，时间线上三集依时序从春望、秋思到冬聚，叙事线则在相同时间的不同地域空间展开，交杂以从节日手工艺品到传统食物、从各种大型节日庆典仪式到个人行动所衍生出的故事，以共时性的影像全方位地展示中国人如何借由一个个佳节来传承古老文化，并传达人们对宗族、礼法与家庭的重视。如第一集《春望》中，在万物萌生的春季，镜头游走于甘肃天水的潼湖会船节、香港长洲居民的太平清醮以及浙江丽水小佐村的清明祭扫和福建湄洲的妈祖诞辰庆典。第二集《秋思》则不仅拍摄了广州保安地区的重阳节抬大神、江西婺源中秋节的舞草龙、广东佛山仙岗村中秋节的烧番塔，还将田野点的触角延伸到了泰国中部的那空沙瓦华裔社区所举行的观音化身竞选及巡游活动。每一集中依托这些来自跨地域甚至是跨国界的共时性影像，来建构起海内外华人共同拥有的节日景观与文化记忆。BBC的《中国新年：全球最大庆典》也是在巨大的区域跨度中进行横向的多点追踪，从春运大潮中天南海北归家的人们到家中的团聚，从繁华都市到静谧乡村，以“他者”的独特视角，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不同地域各具风情的春节民俗。这种多地点、多角度、多个主要拍摄对象的差异性记录，可以兼顾地域与民族、传统与现代及城市与乡村，从而建构了中国节日的多维镜像。节日影像志这种注重整体性的叙事结构和观念，与一以贯之地禀持整体、全面史学观念的新史学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因为提倡总体史学的新史学不仅重视全面、细致、如实地记载和描述史实，而且强调分析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整体性而非碎片化的方式揭示文化的复杂与丰富，达到总体真实。

三、基于主客位视角相结合的认知呈现

节日影像志和其他各类纪录片一样，创作者的终极目的是力求真实客观地对传统民俗的现实发展予以生动呈现。进行田野调查和表述时，要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尊重“主位”观点和视角的表达，是人类学历来遵循的学术传统之一。据中国节日影像志的项目管理人员介绍，“在项目规划之初，就确定了以‘文化尊重’作为项目的基石。这种尊重不仅要体现在文化的忠实记录与呈现，还要让文化持有者成为真正的发声者。因此在项目成果中，如何最大效度地呈现地方文化逻辑、文化持有者观念，展现多样性的地方知识体系，是项目实施的重点”。除了纪录片创作者的参与观察和沉浸式体验外，让文化持有者发声，让当地人自我陈述他们的节日传统和对这种传统的文化认识，对于任何性质的节日影像志来说都是必要且重要的。这是因为以视听语言为传播媒介的影像志，其优势就在于对被拍摄者行为、语言和情感流露的直接展现。在节日的具体发生地，节日影像志在关注节日本身的过程当中，跟踪拍摄前期田野调查中选定的人物，让他们在片中发声，借他们的行为动作，从他们之口来传递当地人视点中节日民俗的前世今生，以及与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将这种当地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和创作者作为外来“他者”的客位视角有机结合，超越了单方表达的局限，共同形成对节日民俗地方性知识体系的认知，纪录片的阐释性结构借此达成。《中国节日》（2020）元宵节一集中选取了中国各地的过节习俗，如西安一家老小团聚吃元宵、浙江三门县横渡镇家家户户正月十四过节冲着门吃糟羹和孩子们挨门逐户讨糟羹、福建莆田元宵节各自然村根据年龄辈份选出福首作为祭祖时的代表人物迎香炉吃麦焦等风俗。在这些节日民俗叙事中都要确定一至两位民俗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以其相关行动和叙述作为逻辑推进的主线，其他在活动中与主要人物发生互动的人作为辅线，主辅线的交织构成当地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影像，以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呈现出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信仰。画外音作为全知视角的阐释则对节日民俗起到了更为宏观的概括作用，弥补画面不足，交代主位视角表达不充分的内容，对民俗所蕴藏的深层思想文化内涵做必要补充，扩大和延展片子的信息含量。主位视角除了通过采访、追踪拍摄所选择的当地人来达成外，有时也可以把拍摄的权利让渡给当地人，让文化持有者成为拍摄者，拿起摄像机，用他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反映当地节日中的民俗样貌，如中国节日影像志《广西融水苗族新禾节》（2018）的拍摄团队为广西民族博物馆和融水村民影像小组。村民更熟悉当地文化，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可以捕捉到与外来研究者不同的影像材料，在他们的这种“参与式村民影像”中，也许影像技术还不尽完美，但会发现他们有着不同于外来的“他者”的对节日民俗的认识。主客位视角的结合能够在片中呈现不同文化逻辑的碰撞，亦使观众对节日民俗的认知更为全面与立体。

结语

禀持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书写、整体观的民俗事象多点式记录和主客位视角相结合的认知呈现，方能对节日民俗做深度描述和象征阐释，达成节日影像志对传统民俗的影像记录与文化深描。人们在节日影像志中可以领略中国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要打动人心，关键还在于上述三个层面中都要考虑以情感链接来贯穿，因为正是家庭团圆、孝亲敬祖、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祈愿等这些最为朴素的价值观蕴含于中国人千差万别的节日民俗里，编织起人们的情感纽带，联结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使节日中的民俗成为人们产生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因。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全媒体背景下泰山东岳庙会文化的整合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CXWJ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