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道 第一百八十二期 (2024.10.14）| 数智化背景下非遗纪录片的话语转型与优化

卢懿：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非遗纪录片指专注于记录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录片。第一部记录中国传统京剧艺术的电影《定军山》就是一部典型的非遗纪录电影。当然，现在非遗纪录片重点在于展示和记录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特定文化实践和表达形式，以此区别于民俗纪录片和民族志纪录片。非物质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且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艺艺术类、工艺技术类与节日仪式类传统文化事项。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非遗纪录片根据当下真实存在活样态的非遗，借助多模态的纪实影像话语和隐喻的意义表征，将非遗的文化意蕴及文化价值进行跨时代跨文化传播与传承，促进中国非遗文化形象建构与认同。 

一、非遗纪录片的具名和基本话语形态

“非遗”这个概念是从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正式开始使用的，2006年公布了中国首批非遗名单。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居世界第一。此外还有千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2000余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在非遗纪录片具名之前，作为电影最初的形态之一，纪录片中已经出现了民族志纪录片和民俗纪录片。民族志纪录片侧重于对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的全面研究，往往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全面分析，包括对该群体的历史、语言、宗教、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探讨。而民俗纪录片通常更广泛地探讨一个地区或社群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信仰和节庆活动。总体而言，非遗纪录片更专注于特定的、有潜在失传风险的文化遗产；民俗纪录片更广泛地记录民间传统和日常生活；而民族志纪录片则更学术、全面，涵盖了对特定文化群体的深入研究。

有学者认为，非遗纪录片的成熟发展与网络和电视的融合同步。最初，非遗纪录片被称为非遗题材纪录片，例如央视2005年播出5集纪录片《故宫》。2008年央视在《人物》栏目中推出纪录片《传承·大师》，致力于介绍民间文化传承人，非遗纪录片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一年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开始与各大电视台合作，上传电视台的节目，《传承·大师》这部非遗电视纪录片在网络上获得二次传播。非遗电视纪录片与网络媒体融合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2012年央视出品的《舌尖上的中国》，而使该片真正产生影响力的是网络视频平台。调查显示，约66%的用户使用网络点播和手机电视观看，占通过电视直播观看观众的2倍。2016年央视纪录频道《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另一部非遗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意外走红，引发各网络平台社区的热议，视频网站二次元文化和弹幕传播进入各专家学者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非遗纪录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2023年国家文物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被评为“2023年度中国影响力十大纪录片”之一，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该节目聚焦传统非遗的创新性转化，通过强化沉浸式互动体验，展现新时代中国传统非遗活态传承和年轻化书写。这些纪录片和节目通常通过电视台、网络平台和各种文化活动进行跨屏播出，展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下生活的融合之态，反映了当代中国在非遗保护和传承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近十年来中国非遗纪录片的创作带动了理论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双线并进的良好局面。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非遗纪录片的关注和研究大约从2010年起不断增多，在数字科技和媒体技术的加持下，非遗文化的研究出现从文本结构向影像传承过渡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以物理载体形态做表征的，但非遗项目的内核是由语言和视听元素构成的活态文化。作为一种言说方式，非遗纪录片充分利用真实性、索引性等纪实美学原则，对消解部分纪录片的专题化说教风格起到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十分有效的手段和载体。非遗纪录片话语不仅忠实记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理现状，也反映了现状背后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还能促进更广泛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转化的思考与认识。更关键的是，这是一种对Z世代年轻人非常有效的言说与传播方式，不仅让“新”人对“旧”事感兴趣，还能提升议程设置能力，改变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刻板印象，体现出时代性甚至时尚性，从而使非遗纪录片应有的教育性或价值导向成为一种可能。

传统的非遗纪录片一般是基于栏目化生存的非遗电视纪录片，主要以电视机构作为投资和传播平台，这类节目的视听文本形态基本成型，主要分为情景再现、以故事切入、口述历史和现场操作四类。

（一）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是非遗纪录片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像化叙事手段。2005年周兵导演的纪录片《故宫》采用3D动画和实景结合的手法，再现了紫禁城兴建的过程，复原并再现了紫禁城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形态。同时该片还大量采用演员扮演方式，再现的情景因为有人的出现而更加生动，该片也被誉为中国主流纪录片情景再现经典之作。《昆曲六百年》中园林嬉戏这一场景，导演特意设计演员身着戏服扮演唐明皇，演绎其与杨贵妃在后花园追逐嬉戏的片段，生动还原出《长生殿》的故事，使观众产生广泛共情。

（二）以故事切入

以故事切入也是非遗纪录片常见的一种叙事套路。非遗纪录片《匠心》通过黑陶传人故事切入讲述，采取“事件人物化、人物故事化、故事细节化”叙事策略，不仅故事丝丝入扣，还将黑陶工艺流程以及背后蕴含的工匠精神充分展示出来。哔哩哔哩出品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一串》以灵动的镜头语言、轻快幽默的叙事风格以及悬疑化的情节设计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三）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一种将个人记忆和相关事物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方式，既是影像档案保存的方式，也被广泛运用到非遗纪录片中。例如《昆曲六百年》采访了余秋雨、朱栋霖、周秦等大家，他们讲述了昆曲的改良与扩散、衰落与崛起的过程，激活观众对昆曲的文化记忆。导演张景在纪录片《寻找手艺》中采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在纪录片中表达了创作主体的自我情绪，使观者通过影片了解目前非遗传承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也能让观者体会到非遗纪录片摄制团队艰辛的创作过程。

（四）现场操作

现场操作在非遗纪录片中有特殊意义，一些秘不示人的绝活、濒临失传的秘方都需要通过现场操作进行抢救式记录、留存，比如为大家所熟知的《舌尖上的中国》，现场操作不求全、求精而美，大量使用浅景深镜头，以微像化视觉奇观充分展示中华美食食不厌精的品质。

二、数智化背景下非遗纪录片话语拓展与多元化

数智化是数字智能化的简称，重点在通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海量的数据转化为智能的业务洞察和决策支持，实现数据和信息的深度挖掘，从而驱动业务和决策的创新。这将对媒介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泛媒化、场景化、临场化和具身化成为其主要特征。对非遗纪录片来说，无论是万物互联还是沉浸式体验，抑或是场景化传播，都将对节目形态和传播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摄制技术数字化与传播交互网络化。在传统媒介生态环境下，这两个因素分属前端制作和后端传播，是基本独立的两个环节，在数智化背景下两者正在不断靠拢、交叉，最后合二为一。

数智时代我国非遗纪录片创作拥有更丰富的创作样态和更广阔的表现空间，纪录片表达领域不断拓展，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带来了更多精彩视听的可能性。《新丝绸之路》运用数字特效对一些不复存在的文化现象进行复原；《昆曲六百年》采用全景摄影技术，让观者得以全方位体验《长生殿》《牡丹亭》等经典昆曲魅力。数字影像技术的运用打破了纪录片呈现固有视角画框的局限。观者能够沉浸式观察、体悟拍摄对象所处的真实环境，并且可以自主选择观看的视角和视距。技术的突飞猛进拓展了传统非遗纪录片多模态的话语。

其一，非遗短视频为非遗的展示提供了更具当下性的样式，打破了传统纪录片对时空守恒的窠臼。非遗短视频可以是系列纪录片，也可以是纪录电影或网络纪录片，其通过分段叙事的手法，让受众利用碎片时间观看并产生审美期待。更重要的是，非遗短视频使普罗大众都有机会参与非遗传播，通过多媒体平台实现矩阵传播，打破了以电视为主的传统单一媒体格局，使非遗传承更加丰富多彩。

其二，VR技术在非遗纪录片中的应用营造出在场感极强的沉浸式体验。例如纪录片《中国最后一个被发现的民族》聚焦身处偏远地区、人口不到三万的基诺族群，通过沉浸式VR镜头展现人迹罕至的自然原始生态风貌，挖掘鲜为人知的传统文化，呼吁人们对基诺文明的关注。

其三，“绘画+CG”写意影像表达方式为东方神话表达提供宝贵经验。如何用纪录片表现非遗文化中的神话和传说？湖南卫视和芒果TV出品的非遗纪录片《中国》采用手绘、CG动画加解说的视听手法，生动还原了“童年时代”既真实又虚幻的色彩。制作团队与183位优秀的年轻画家合作，手绘了水墨画、工笔画、重彩画和壁画等不同形式的传统国画。电脑动画师将这些画作中的人物、背景和物品等元素进行分层重组，实现视觉上的“激活”。经过“激活”的手绘画巧妙地还原了中国古代神话的辉煌氛围。《中国》播出3季，其新颖的视听语言令观众耳目一新，开播三年以来，全网曝光量高达76.56亿次，全网触达人群量超过13亿人次。

这三种节目新形态代表三个方向：更短，背后是非遗个体书写普及；更实，反映观众对二度假定空间的厌倦以及对立体沉浸式观影体验的渴求；更虚，观众对纪录片、对真实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技术、新手段、新理念为非遗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新的自由疆域。正如纪录片研究专家张同道、胡智锋所说：“相比较于中国非遗类历史文化纪录片发展史的任何时期，数字时代的纪录片创作无论从风格、类别、题材内容、样式或是在拍摄所使用的介质上，传播渠道、主创团队的构成上，都彰显着多元化的特质。”

长期以来，非遗电视纪录片的互动性弱，非遗纪录片的创作团队和观众之间缺乏有效互动，这导致观众与作品以及观众之间的情感联系难以建立。数智时代强大的网络传播功能使播与观双向互动成为常态，观众可以在观看的同时与主创团队进行实时交流，双方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哔哩哔哩平台引起热烈反响并引发了微博等各种网络社区的话题热议。哔哩哔哩出品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一串》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二次剪辑、二次解说的原素材，原创者、改造者、狂热爱好者和新手四个主体构成“新参与者”，原创者提供原创的元数据，改造者对其进行改造，二者作为媒体生产者，为狂热爱好者与新手或偶然参与的爱好者提供作品，这一互动过程进一步扩大原创者、元数据的影响力，营造了用户参与叙事的奇观化效果。 

三、当下非遗纪录片传播方式及策略分析

数智化背景下非遗纪录片节目形态和表达手段丰富多元，其传播策略也随着网络普及与技术迭代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比如从大众传播到精准传播、从专业制作到大众参与、从创意分享到彼此共享、从双向互动到实时体验。

（一）从大众传播到精准传播：未来电视大力提升非遗纪录片传播效度

2023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开展“未来电视”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针对“未来电视”的试点工作，致力于实现“未来电视”频道定制化、呈现多样化、视听沉浸化、服务智慧化、交互人性化、网络无感化，希望通过技术革新和业务探索，将这一战略部署真正落地。“未来电视”的核心目标是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带给观众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未来的电视节目制作将融合更多的交互元素。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电视台实现对内容的精准定位、推荐和分发。例如，通过对观众的观看习惯和喜好进行分析，电视台可以推送更符合观众需求的内容，提高观众的黏性和满意度。未来的电视将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定制非遗纪录片频道，无论是传统音乐、舞蹈、戏剧，还是手工艺、节庆活动等其他领域，都将为用户提供最符合其需求的内容。这种“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不仅能够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还可以大大提高内容的观看率和用户满意度。

（二）从专业制作到大众参与：网络视频平台推动

非遗纪录片下沉式传播“非遗纪录片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文化事象从舞台上扩展到群众中，让更多的观众欣赏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视频平台为更广泛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可能，腾讯视频、爱奇艺等视频平台的受众较传统电视而言更广泛，且视频平台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观众可以通过发表弹幕等多种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对节目本身的思考。然而，如果缺乏平台推送，受众只能自行搜索、浏览感兴趣的节目，受众群难以扩展到原先对非遗领域不了解的人。例如《中国舞蹈·非遗》在央视影音平台播放，受众群体相对增加，但是由于播放平台少、宣传力度小，受众依旧非常有限。未来，节目可以和更多的网络视频平台合作播出，并在主页或相关页面进行精准推送，吸引观众点击和观看。同时也可以结合短视频特点，创新非遗纪录片创作方式，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

（三）从创意分享到彼此共享：短视频加速非遗纪录片碎片化传播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62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805万，占网民整体的91.5%。因此，短视频可以加速非遗纪录片的碎片化传播。在抖音、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上，受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表达对非遗纪录片的看法，增强非遗纪录片的讨论度和受众参与度，提升非遗纪录片的影响力。同时，短视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受众对非遗的理解和认可。短视频平台门槛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到非遗传播中，非遗传播范围变广，并且平台可以随机推送非遗纪录片给受众，扩大受众范围。

短视频形式适合于快速、广泛地传播非遗内容，契合现代社会年轻受众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然而，短视频形式的非遗纪录片可能无法像传统纪录片那样深入地探讨和展示非遗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传统非遗纪录片通常能够提供更全面、深入的内容，但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吸引观众并传播。因此，选择哪种形式取决于具体的目标和内容需求，两者各有特点和适用场景。

（四）从双向互动到实时体验：AR、VR等新技术大幅提升沉浸传播体验效果

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数字建模、程序操控等手段能够实现360度自由观看的效果，使非遗的细节能够得到全方位展示。超高清、多视角、全景声使观众能够获得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感受非遗魅力。

四、非遗纪录片面临的挑战与话语优化思考

科技赋能艺术，VR、AR、MR等新技术为非遗纪录片注入了新的活力，数字动画的应用也成为非遗纪录片创新发展的有效方式。要想扩大非遗纪录片的受众、增强非遗纪录片的影响力，数字化手段必不可少。如今众多博物馆也创作出数字交互游戏等数字文化内容产品，加深了受众对非遗的认识和理解。

非遗纪录片中的“非遗”影像化包含两个方面的编码层，一是关于“非遗”本体的第一层，是直接意指的、表象化的，这一层包括了“非遗”自身项目以及在当下生活中被再现的表意情境；第二层指影像转化“非遗”的技巧及方式，例如景别、角度、文本叙事、构图、色彩以及剪辑等。从这两个层面看，在当下传播生态环境中，非遗纪录片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是积重难返的老毛病，也有的是新技术条件下的新挑战。

中国非遗纪录片本体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遗纪录片创作团队和观众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导致观众与作品以及观众之间很难建立起紧密的情感联系。虽然《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观众互动，但这种互动模式还不够普遍。其二，突破转型的需要。目前，B站上的纪录片尝试了各种类型的非遗内容，包括传统媒体移植的纪录片、合作摄制的纪录片、个人搬运的纪录片和个人自主拍摄上传的纪录片。未来，非遗纪录片需要继续寻求题材和叙事方面的新突破，以扩大非遗影响力，实现传播价值。其三，老龄化的传承人问题。在非遗传承人群体中，老龄化问题是一个显著的挑战。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录中，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为63.29岁，其中80岁以上的占9.8%，而40岁以下的仅占0.64%。高龄传承人面临技术适应困难，难以应对持续更新的短视频内容生产。其四，非遗文化表达的完整性受限。在短视频平台的碎片化传播中，非遗文化的完整性往往受到制约。为了迎合短视频的传播特点，非遗项目被切割、拆解和重组，导致核心价值无法完整呈现。其五，创意不足和品牌塑造能力不强。当前非遗短视频在内容创意和品牌建设方面存在不足，有些传承人在追求流量和关注度时，可能会偏离非遗传播的核心内容，影响了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播。

在第二个层面，非遗纪录片创作也存在以下问题。其一，艺术性与真实性融合失衡问题。当下一些非遗纪录片为吸引流量、迎合受众的娱乐需求，将许多在剧情片中设计的兴奋点与桥段套路直接运用到非遗纪录片创作中，例如为非遗传承人编写传奇或荒诞的人物前史，使传承的历史成为奇门异事的民间故事，或是用编撰的台词来表达主创的主观臆想和情感等。非遗纪录片影像的纪实性要求创作者秉持真实客观的态度，同时兼顾纪录片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追求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与平衡，展现非遗内容的文化意蕴。其二，技术性与索引性相互失调问题。数智技术带给纪录片更多可能性，但是不节制的使用数智技术会消费纪录片长期以来形成的影像索引性强的真实感。纪录片的摄影机为我们再现“现象世界”的“影像真实”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为影像对“现象”世界的强索引性，也即影像层面的真实性，是非遗纪录片存在的物质基础。然而，一些创作者将数字智能技术视为创作捷径，缺乏纪实影像的自律性，对非遗纪录片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其三，专题性与系统化彼此失配问题。近年来中国非遗纪录片创作中，存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独立的文化单体，热衷于对其进行专题式封闭性的描绘，而对其所赖以生存的整体环境有意回避或者切割的问题。从时间轴上看，这类作品往往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的追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历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关注与思考。从空间维度看，此类作品常常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生态环境、社会样貌、与微观场景构建起独特的媒介场景，这类场景内容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呈现出多个层次，使观众能够在媒介空间中获得真实的文化体验。沉浸可感的场景传播有利于文化的展现与传承，提高观众的互动性、参与性和体验感，延伸产业链的附加价值，并为当地旅游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相信在未来，文旅综艺节目将在场景传播方面持续发力，以更为深入且具体的场景内容与全场景模式为主导，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意表达、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播、全方位的产业增值，推动文旅综艺节目迈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背景，对于周遭的相关文化事象考量较少，使其呈现的非遗脱离了其所生长的时空土壤，成为完全不相干的“异物”。

总之，当下非遗纪录片存在重“表”轻“里”的现象，即注重非遗的文化形式，忽视非遗内在的文化结构与意义。存在重“术”轻“道”的现象，即注重各类数字技术和手段的应用，忽视作品的原创性和价值性；也存在重“救”轻“治”的现象，即注重非遗项目的影像抢救式记录，忽视当下活态传承、创新转化的意识和能力。

在非遗纪录片创作实践中，要注重价值表达，追求社会与市场双重效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示当下生活与中国非遗的日常联系；坚持时代性，强调非遗话语体系的年轻化。纪录片的力量“源于它基于事实而非虚构”，为中国非遗的时代价值阐释提供非虚构的影像保障，这是非遗纪录片存在的价值和努力的方向。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主流纪录片创作与批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AC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