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道 第一百七十一期 (2024.08.21)| ：艺术学视野下中国图像学研究的热点书写与图谱述评（2011—2021）

吴志昊：云南大学文学院2021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纪录片研究、图像文化学。

图一.吴志昊

       孙伟：云南大学文学院2020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黄山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设计理论与应用。

图二.孙伟

２０世纪后半叶至今，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建设的繁荣发展，依托学科、学理及学养的需要，学界普遍将目光聚焦在西方理论的本体探讨与本土互融等问题之上。以此为契机，文学、艺术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开始高度关注图像学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并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由此，本文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的文献资源，将时间范围限定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对以“图像学”为篇名、关键词和主题的论文进行检索，勾选论文１７６８篇，最终筛选有效文献１５１１篇，并作为样本进行“图谱分析法”研究。以期用量化的方法精确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为后来致力于从事图像及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阶段性参照。

一、时间向度：中国图像学研究的文献趋势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时间向度，按照文献发表年度及数量绘制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的图像学文献趋势图（见图三）。由此可见，图像学作为一种系统理论、智性方法和批评范示已在近１０年吸引了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并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如图可知，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图像学及相关研究成果的趋势分为３个时期，即：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平稳发展时期，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快速发展时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的稳定波动时期。其背后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来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图像学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图像理论的探讨与解读，自然会在论文发表的数量上有所滞缓；二来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我国图像学的研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这主要依附于国家对人文学科的方向把控，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公开发表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正式发布，其中涉及到的有关理论批评的论述与要求，强力地导引与推动着理论批评界在学习贯彻《讲话》与《意见》的精神中，密切联系当下理论批评的实际，认真审视其中的问题，切实探讨存在的不足。”因此，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打开了图像学的研究视野，诸多学者也不再拘泥于图像学的理论探索，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图像学方法应用在中西方传统图像之上的实际学问。再者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我国图像学的研究成果总体呈现稳定且波动，其本质原因是由于多学科、多领域、多媒介的研究现象出现，对图像学的研究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学者探讨图像学置于多学科、多领域、多媒介视角下的可能性，也有学者将图像学的研究成果聚焦在大众传播的媒介之上等等。１０年间，我国图像学的研究成果数量从起初５年间的稳定增长到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的双倍，并在２０２０年出现了峰值，随后有小范围波动。这种现象

是伴随着“艺术考古”、“新文科”建设及“图像证史”等热潮而兴起，我国从事图像学研究的人才数量不断扩充，且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相互融通及硕博论文成果的持续加持，进而使我国涌现出一批图像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队伍的整体理论素质和实践水平大幅度提升。

图三.2011-2021年我国图像学研究文献时间分布图

视觉文化研究热潮以来，国内学者一方面致力于探讨新形式、新内容的视觉现象；另一方面也重新审视图像学的经典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以此为背景，促使图像学加速回归大众视野，并成为这１０年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当今国际文化背景下，‘综合便是创新’的理念已经被许多发达国家所谙熟和利用，一方面必须信心十足地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坚定不移地继承与弘扬‘金石学’珍贵的综合性学术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是更加广泛地吸纳融合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新成果，认真地践履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高端学术命题。”综合研究与各尽其善的视野下如何将图像学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走向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双向轨道，从而建构中国本土的图像学学科、丰富图像学学科内涵，就成为了现阶段图像学及视觉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与任务。

二、热点追溯：中国图像学研究的主题述评

通过对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中国图像学的研究文献趋势梳理，便于明晰该领域已有的成果和方向。而后对我国图像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关键词进行归纳和解析，力求把握中国图像学的研究指向与范围。有鉴于此，笔者绘制了关键词关联图（见图四），结合该图谱，立足文献样本，归纳图像学的研究热点有三：以图像学原典为基础的本体研究，以传统图像为客体的多维度阐释，以图像学方法为参照的课程教育普及。

图四.2011-2021年我国图像学研究文献关键词关联图

（一）以图像学原典为基础的本体研究

图像学的研究最初从介绍西方图像学进展开始，逐步转向理论与实践共存的研究状态。我们深知，对既定学科的研究与拓展需遵循原典、原野、原创的方式与方法，即尊重经典理论、遵循田野实证、强调创新结论。因此，中国图像学近１０年的文献成果与理论发展始终依托经典图像学的理论支撑与本土实践相融合的模式。

１０年来，部分学者热衷以图像学原典为基础，开展对学科内涵、学术本体的探讨，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艺术学院刘伟东、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楚小庆、山西师范大学郑二利、中国人民大学吴琼、云南大学王玲，山东大学杭迪等。南京艺术学院刘伟东以西方艺术史研究为视角和背景，介绍图像学在艺术史研究、美术史研究及当代视觉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与实际功用，确定图像学的相关概念，明晰图像学的学科内涵，进而梳理图像学的发展脉络，试图阐明图像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具体传播路径，最终提出：“实际上，产生于美术史学科内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它在美术史和其他人文学科所起到的桥梁作用，理应使它受到美术史之外其他人文学科更多的关注。”由此看见，一方面刘伟东溯清了图像学的学科源流；另一方面也预知了图像学作为学科所具有的交互、会通之特征。早在２０１１年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学者楚小庆就从艺术史研究发现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视角，并对潘氏图像理论进行了深层解释。如今，楚小庆基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西方艺术研究的大环境，引出潘氏图像理论的“核心观念”，并强调潘氏图像理论中的人文关注及智性批评范式，最终将视角聚焦于艺术史研究的多元化理论体系，进而强调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在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位置。山西师范大学郑二利、中国人民大学吴琼分别就米歇尔及阿比·瓦尔堡的图像及视觉理论进行介绍和阐释。吴琼以“上帝住在细节中”为题，通过解释阿比·瓦尔堡的图像系统，着重阐释细节阅读的文化意义和历史症候，他的目的是在这一阅读中为现代文化的危机找到治愈的方向。郑二利则以米歇尔提出的“图像转向”为研究背景，探讨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的新发现，并主张回到图像与语言本身重新思考图像与语言的元命题，以此瓦解语言对图像的控制。与此同时，山东大学杭迪也对米歇尔的图像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国内首篇米歇尔理论的博士论文。杭迪对米歇尔图像理论的系统分析是以时间为导向，以具体著作与研究成果为案例，展开了米歇尔图像理论的系统评述与基本阐释，此谓我国首篇对当代著名图像学者之思想的系统研究成果。该研究虽有一定局限性和阶段性，但其整体研究的方法与系统研究的方式，成为当时米歇尔图像理论研究最为全面、清晰的成果。除此之外，中国学界对图像理论的关注还考虑到贡布里希感知与幻觉的相关理论，并形成了一批以图像学原典为本体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术群体，呈现向上发展的趋势。

（二）以传统图像为客体的多维度阐释

国内图像理论及图像学的研究主要方向有二：一是针对图像学系统理论的阐述，二是西方图像学理论的中国实践与现实案例。一般而言，谈及图像学或图像理论则是对传统艺术图像进行客观分析及多维度阐释。因此，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的１０年间，伴随着图像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传统图像作为客体的多元论证、多方求实之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综上所述，延续图像学学科内涵，并拓展图像研究外延的代表学者有：云南大学王玲，南京艺术学院刘伟东，中国人民大学吴琼，南京大学王海洲等。云南大学王玲以图像学理论为基础，把音乐图像视为特定民族文化的表征和范式，并结合音乐与舞蹈艺术的大量考古材料，为中国音乐图像学的体系建构贡献了本质内容，充实了中国音乐图像学的资源库及案例参照。随着音乐图像学概念的确立、边界的清晰，王玲又在此基础上以云南踏歌图像为例，进行了历时溯源与内容阐释。由此可见，音乐图像学的学科基础是建立在图像学经典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之上，辐射范围涉及本土文化艺术的具体指向，此谓图像学本土多维度阐释的典型成果。南京艺术学院刘伟东，中国人民大学吴琼，南京大学王海洲分别从图像与宗教、图像与视觉文化、图像与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把握和分析。刘伟东从何谓宗教美术谈起，区分中西方宗教美术间的异同，并以中国佛教图像为例，阐释了在佛教美术史研究领域，各学科方法都有其特殊贡献，它们相互之间有递进之关系，呈现出新旧并行、互为补充的状态。同样，中国人民大学吴琼对图像学转向视觉文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并对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对象及主要议题进行了分析。吴琼将图像转向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视觉文化的批判功能，这亦是图像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南京大学王海洲谈及图像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时以１９４９—１９８４年女兵宣传画为案例，强调女民兵组织赋予了新中国女性多元的形象。由此可见，图像无论从空间形态、时间形态亦或实践形态，对建构立体的国家意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实际意义。

（三）以图像学方法为参照的课程教育普及

图像学作为系统和智性的学科得以立足和建构，主要依托于其科学和客观的研究方法。因此，图像学的智性研究方法将是我国小学、中学乃至高等教育层面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案与教育应用。通过对１０年来我国图像学的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尤其是潘诺夫斯基图像三层次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各阶段的教育层次。由此，在素质教育普及的当下，图像学的科学研究体系既是“素质”二字题中应有之义，又为我国中小学美育素养的提升提供了有效举措。

图像学方法介入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课程教育是必然的趋势。一方面，全民美育素养的提升需要图像学科学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图像学的介入，可给中小学乃至大学的课程教育起到积极的优化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有：沈阳师范大学石慧、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陈静、黄冈师范学院孙山笑、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等。石慧对语文版小学教材中的插图问题展开研究，强调图像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以图像与文本表意属性间的不同展开探讨，通过梳理我国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插图文本及图示内容，总结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中插图出

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即合理分配、科学选材、多元视觉方案、提高印刷质量等。陈静主要从初中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阐释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改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强调信息时代的美术教学模式并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兴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以多媒体为载体，通过具体、形象的画面激发并感染学生。中学素质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图像学的方法得以缓解和解决。面对高中层面美术鉴赏课中的教学研究，孙山笑谈及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已经进入强调“核心素养”的阶段，而培养学生“图像识读”的能力则被列为美术学科的核心素养之首。图像学阐释方法能有效提高学生“图像识读”的能力，深化对图像本质的理解，拓宽学生对图像文化的识读视野。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图像识读”素养下图像学运用在美术鉴赏教学中的一般策略。有鉴于此，孙山笑试图将图像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高中美术鉴赏课中，一方面对中学美育教育而言，拓宽了中学教学的路径与方式；另一方面对中学生的整体文化观培养层面而言，有利于美术教育、图像教育等方式与其他科目的融通理解与有效识别，此谓中学美育教育实践的合理参照。图像学在当代出现转向的原因之一是视频时代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而利用“视频图像”进行教育教学的案例因此具备了“理论取向”。李政涛对教育学理解方式、研究方式、创制方式同样有着新的见解，从“通过视频与图像分析”转向”视频与图像层面上的分析”，从“对教育视频与图像进行分析”或“对教育视频与图像的分析”转向在“视频与图像层面”上的考察，这或许是图像学在视频教育层面上应用的可行性参考。

三、中国图像学研究的文献总结与未来展望

中国图像学的研究成果数量在近１０年间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如若更为全面的将中国图像学的文献成果做以梳理和归纳，还需从图像学的研究人员及发文期刊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一方面可以明晰到目前为止我国图像学的研究群体是否形成；另一方面也可确认我国图像学的研究成果是否被更为广泛地认知。就图像学相关研究人员的数量、合作形式、职业分类等来看，独立作者发文数量１２８１篇，占比８４．７７％；２名及以上作者发文２３０篇，占比１５．２３％。其中，合作发文的数量与占比较低，表明近１０年来中国图像学的研究团队合作进展不明显，且并未形成有关图像学的学术群体。在近１０年１５１１篇图像学论文中，发文较多的作者分别来自：南京艺术学院、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

大学、云南大学等。这说明在该领域的理论探索、教育实践过程中，这几所大学已初步建构了区域图像学的研究模式或团队，且图像学的研究起步早、时间战线较长。根据发文作者的职业分类，高校教师、地方机构人员、硕博研究生仍然是目前图像学的研究主力军。其中，高校和地方机构人员发文较多，硕博论文占比约５％左右。这种现象的出现依然不能确定图像学的研究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图像学的研究队伍稳步发展还存在一定短板。对现有图像学文献样本的研究还呈现出另一种典型模态，即：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由此可见，对中国图像学现有研究成果的整体分析还需将近１０年以来的１５１１篇图像学相关论文按照实际问题与研究方法向度进行比对。笔者按照基础研究为理论探索，应用研究为解决具体领域的问题这样的原则，制作并分析图表。（见图五）

图五.2011-2021年我国图像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文献数量对比图

由此图可见，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我国图像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逐步呈现出分化关系。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２年的成果里，图像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数量几乎是１∶１，而从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的９年间，学界依然将研究重点放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与批评范式之上，强调学科特有的应用特征。因此，除图像学的实际应用应当遵循持续发展

原则以外，学界或应逐步重回原典，从图像学经典理论中寻求能够在我国可资利用的新路径，以期产出更多地可能。从我国图像学近１０年来的成果数量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基本呈现稳定上升的特点。就研究热点而言，图像学始终是基于潘诺夫斯基、瓦尔堡等人的经典理论，由此指向各区域、各形式的艺术本体。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阐释学”，任何理解活动都基于“前理解”，理解活动就是此在的前结构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式。因此，笔者在此对近１０年我国图像学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总结与未来展望。

首先，近１０年中国图像学的研究文献数量不断增加。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我国图像学的研究成果由６４篇增长到顶峰时的２５６篇，文献数量呈倍数增长。其次，近１０年中国图像学的研究呈现多领域、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以图像学近１０年来的研究热点来看，图像学的应用领域涉及文学、艺术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各种学科和科学，明显具有多领域应用和跨学科交融的特征。最后，近１０年中国图像学的研究强调原始文献的功用。艺术史要想成为独立的人文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就不能脱离对图像视觉语言的分析研究，忽视对作品本体语言的解读。图像学方法的目的之一便是更好地实现与图像本体进行对话，而图像本体的真实性也就决定了图像研究成果功用与效力。

按照上述数据分析及热点把控，笔者对未来中国图像学发展持积极的态度，但同样提出一些建议与期许。第一，回归原典，是未来中国图像学研究之基本面。如福柯认为词与物的关系是无限的，米歇尔也认为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也是无限的，要呈现这种无限关系，就要突破语言一贯以来对图像的掌控，讨论图像的本体性。因此，图像学经典理论与科学方法的深入探索依旧是应对当下跨学科研究的根基与保障。第二，强调原野，是未来中国图像学的研究之拓展面。这里的原野是指原生材料及其所具备的真实性。“民族志参与塑造如数字媒体这类现象并被其塑造，与数字媒介有关的艺术和民族志实践正在改变，根据强调地方的地理观念和象征观念的线上—线下关系来理解地方的地形学也在改变。艺术与民族志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并日益密切。根据常围绕社交媒体及更早的互联网本身的参与式假设，分析艺术与民族志的交叉很有价值。借助艺术民族志，我们既可研究艺术文化构成的意义世界，也可研究艺术行为构成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恰是如此，图像既兼具艺术实践过程中的媒介材料端，同时又承载着社会与文化共构的意义世界、结构世界。因此，强调图像学材料的原野性既要从学科层面来看，图像学的研究对象绝大部分还是依附于原生材料上的传统艺术图像；又要从研究方法来讲，图像学本体方法及实证研究法是图像学的研究核心。第三，着眼原创，是未来中国图像学的研究之转向面。近现代以来，虽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大学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迫使各艺术门类之间斩断与之俱来的内在关联，实用主义的倾向又使艺术理论学科沦为技艺性学科的附庸，但数１０年来中国人的艺术创作、艺术展示（展演）、艺术鉴赏与艺术理论升华的理念等，却依然保有着兼容并蓄、多元糅杂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特征。由此，当下艺术形式的多样与多元特征势必要求图像研究在转向视觉文化时应具备原创思维。第四，立足本土，是未来中国图像学的研究之实际面。如云南大学王玲教授在研究云南音乐舞蹈图像的成果中所提及，“从西方音乐图像学这一新兴学科与云南特色相结合的视角切入，选取集民族性、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为一体的研究对象，收集、整理和全面系统地研究有明显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历代云南音乐舞蹈图像，以期为区域民族音乐舞蹈文化艺术的形成、传播与发展，为其创造者民族群体间的关系提供实证研究”。利用图像学相关理论角度切入区域民族音乐舞蹈，目的在于为该区域艺术形式的生成过程、传播与发展路径及群体关系间提供实证研究，这或称之为图像学立足本土的有力效用。

结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有“图像证史”“图像即史”的观念。现当代以来，继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提出以后，叶舒宪将其理论深发并拓展至“四重证据法”，即史料文献（地上）、考古发现（地下）、“深耕”解释及图像的神话原型。基于这一背景下，于传统图像艺术而言，当代学者致力于透过图像表层各元素间的联系，深究图像背后所表征或指代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层面的寓意，以求达至“史料”的功用。对当代图像及视觉研究而言，学者们大都致力于健全图像学的学科体系与科学方法，深究当代图像及视觉研究的传播载体及符号意义，以求全面再现图像的创作过程与实践方式，最终达至如米歇尔“元图像”之理论实际。

综上所述，笔者对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间国内学者所涉猎的图像学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客观的梳理、分析、归纳与评价。通过评述，有理由相信，随着对方兴未艾的图像学研究及视觉文化研究的深入探索和持续关注，我国将不断推动图像学学科的建构，图像学方法的科学应用，图像学内涵外延的多领域、跨学科交融。至此，图像学在我国的发展一定会伴随着学术群体的拓展、学科热点的扩大、研究热度的提升，沿着理论与实践双轨并行的路径不断发展，生生不息。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在此仅做报道交流

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完整版请查阅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