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之道 第一百八十六期 (2024.10.30）| 有形、隐性与传承： 总台非遗纪录片影像建构研究

潘路路：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近年来，随着政策的引导及创作者的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了《传承》《古老的手艺》《留住手艺》《手艺》等优秀非遗纪录片。此类纪录片对非遗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聚焦非遗有形的物质载体，记录非遗具体的实践工序，传播非遗内蕴的隐性知识，展现非遗不同的传承现状，从而实现非遗的影像建构，为非遗保护与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有形的聚焦：保存非遗的实物形态

非遗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其生成、衍化源于社会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非遗的“非物质”并不是完全不需要物质载体。联合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中将非遗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将非遗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这两种定义都指出，非遗存在有形的物质因素。事实上，非遗是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的复合体。大多数非遗需要以物质载体为基础，通过有形的实物传递无形的价值。因此，我们对非遗的保护，也是重点保护其“物质因素所承载的非物质的、精神的因素”。

总台非遗纪录片通常聚焦非遗的物质载体，全面、翔实地记录各类非遗的实物形貌。例如《古老的手艺》分集《飞舞的木偶》通过记录药发木偶的实物，展现其静止时的外形以及引燃后旋转飞舞的形态。《手艺》分集《龚扇细语》呈现了龚扇实物高贵典雅的形貌样式。《留住手艺》分集《雕刻时光》通过展示戏曲人物花鸟鱼虫等剪纸实物，展现蔚县剪纸的精湛技巧和审美风格。从无形到“非物质”，人们对于非遗的探讨始终没有脱离“形”的范畴。非遗有形的物质实体是其无形价值的集合所在，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智慧与价值内涵。无形价值的保护与传承往往需要以有形物质载体为基础。因此，记录非遗有形实物的形貌特征是促进非遗良性传承的有效举措。总台非遗纪录片厘清非遗有关“非物质”等的词义纠葛，跳脱大众对非遗无形的认知窠臼，聚焦非遗的物质实体，展示非遗的客观形态，以纪录片为依托，实现非遗知识和信息的外化、固定。非遗纪录片以影像方式记录、保留非遗有形实体的形貌特点，为非遗的影像建构提供了具象的实物基础，其直观可感、形象生动的特质能令观众更为清晰地了解非遗的基本形态。以有形留存无形，以有形传递无形，有形实体的本真呈现为非遗的无形价值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隐性与显性：展示非遗的实践过程

总台非遗纪录片注重展现非遗的实践工序。作为非遗影像建构的重要内容，实践工序是非遗的操作指南，决定着非遗的表现形态，影响着非遗展现的实际成效，更是传承人继替的认知凭证与非遗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总台非遗纪录片通过影像复现非遗的操作过程，以影像化呈现、过程化展示的方式，细致记录非遗的实践工序。生动的影像对非遗的操作过程展示更显精准，避免了文字记录可能存在的呆板与含糊，非遗也因此得以永久留存于影像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过程的展现已达成了非遗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表达。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成果。知识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知识基于书写系统和文本记载而传播，表现为书本知识；隐性知识则内隐于人的身体和大脑，表现为各类经验、技巧并以口头或示范性方式传播。”相较于显性知识“具有逻辑严密、可共享、可脱离人而存在等特点”，隐性知识的逻辑性与共享程度较低，一般不可脱离个体而存在。非遗蕴含大量隐性知识，主要表现为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项目的操作细节、关键技巧、实践经验等，与非遗的实践工序紧密相关，通常需要在实践经验、身体力行及不断试验中学习积累。诸如各项手艺，从本质上来说即是一种“习得性知识，重实践、重形态、重经验，是嵌入的、非编码的隐性知识，是隐含在各知识主体手中和头脑中的，体现为技能、技巧、诀窍、经验、洞察力、心智模式、群体成员的默契等的知识文化形态，一直以来多经验总结和形态批评，少原理性研究，相对缺少‘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哲学意义上的辨析和阐释”。

在中国传统师徒传承中，言传身教也通常是技艺传承的首选模式。非遗的传承莫不如此。总台非遗纪录片《手艺》分集《酱香情浓》中记录的六必居酱菜技艺传承人杨银喜，通过亲身示范与口述经验、要点的方式对徒弟王建进行指导。又如分集《软木玲珑》中的传承人吴芝生也是通过亲自示范与实践指导来教授徒弟软木画技艺。可见一般情况下，非遗的隐性知识传播需依靠个体的口头传达、身体示范等方式进行，并非书面文本可以替代。非遗传承人在工艺物料、生产方式、审美习惯等方面的认知经验所组成的隐性知识难以跳脱个体，继而系统地通过文字进行广泛传播。非遗隐性知识的传递依赖个体的示范，是技艺掌握者对客观世界的经验积累，一般难以用语言、文字解释，大多通过演示证明其存在。

因此，总台非遗纪录片记录非遗传承人的身体力行，以个体的亲身实践呈现非遗的各项工序，完整复现非遗的操作过程，这是实现非遗影像建构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总台非遗纪录片更打破非遗显性知识的遮蔽，将蕴藏于实践工序中的技艺关隘、具体细节、实践经验等深层次的隐性知识予以进一步公开，从而实现此类纪录片对非遗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表达。纪录片《手艺》分集《百兵之神》记录龙泉宝剑锻造技艺传承人周正武的实践演示，围绕普通锻打、折叠锻打、复合加钢等步骤，全流程再现该技艺的具体实践工序。隐性知识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程序性的知识。该片对于这类程序性的行动再现，即是隐性知识的显性表现。纪录片通过传承人的亲身实践，将不同工序步骤逐一呈现。同时，与该项非遗相关的炉火控温、锻打技巧、工艺原理、体会感悟以及技术奥秘等隐性知识均得到显性表达。

三、坚守与延续：呈现非遗的传承情况

非遗并非静态，它拥有一套从客观文化表现形式到传承人实践的过程。传承人作为重要一环，体现着非遗的现状，影响着非遗的发展，是非遗延续传承性、活态性的根本所在。当我们探讨非遗保护，实际上讨论的是非遗传承人的继承与延续，传承人的现状也侧面反映了非遗保护现阶段的情况，故而纪录片围绕非遗传承人关注传承情况也是非遗影像建构必要的一步。总台非遗纪录片直击非遗传承的关键——非遗传承人，将非遗传承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投射在新老传承人的继替关系上，讲述非遗传承故事，直面传承过程中的各种情境。如《传承》在分集《贝叶古韵》中围绕贝叶经制作技艺传承人康郎叫，呈现了该项非遗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而在分集《维系》中，纪录片聚焦“浩门走马”和“杨氏弹花”两项非遗技艺传承人，将传承人亲自指导徒弟，延续非遗传承的情况铺展在观众面前。总台非遗纪录片既不避讳非遗传承的窘迫，也不吝啬对非遗传承有序的正面肯定。这不仅秉持了非遗影像建构的客观性，彰显了纪录片的媒介定位，提升了总台非遗纪录片的文化价值，同时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完成非遗代际传承的文化表达，有助于引起大众对非遗传承的认同与关注。

综览总台非遗纪录片，其中传承人的身份定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承的坚守者，一般年纪较大，身怀绝技，但尚未找到新的传承人。这种坚守者的身份通常导致非遗的传承情况呈现为节点式样态。例如《古老的手艺》分集《飞舞的木偶》并未讲述药发木偶制作技艺的接替者是谁。周尔禄作为该项非遗目前的坚守者，也因原料限制而多年不再实践。纪录片没有呈现药发木偶的未来传承，而是展现老龄化的传承人形象和节点式的传承情况。《手艺》分集《天门糖塑》中，天门糖塑传承至今，除年逾七十的传承人杨志谱外，再无年轻人愿意学习。该项技艺的传承已然成为一个暂停的节点，未来令人担忧。纪录片展示此类代际传承境况，呈现非遗传承过程中的各种阻碍，旨在呼吁社会给予这类濒临消亡的非遗更多关注，以促进对其保护与传承。

另一类传承人身份定位是传承的延续者，其中包含“传”与“受”两者。他们或是刚成为非遗的新继替者，或是寻到接班人的上一代传承人。传受双方共同延续着非遗发展，呈现出继替式的样态。此类纪录片围绕传承人展示当前的传承情况，介绍未来的发展态势，非遗的代际传承以续接、绵延的状态呈现。例如《手艺》分集《湖笔生花》聚焦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朱亚琴，展示了她教导新人学习该项技艺的过程。分集《上党堆锦》将镜头对准堆锦技艺传承人涂必成及其徒弟郭丽梅，记录郭丽梅独立成立堆锦工作室后回来帮助师父一起制作寿桃堆锦的故事，体现了该项非遗传承有序。在这类作品中，中国非遗的传承具备了绵延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相较节点式，继替式的代际传承显得更为积极乐观，在给予观众保护、传承非遗更大信心和动力的同时，促进传承者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亦强化对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下非遗传承的认知。

总台非遗纪录片将非遗的实践过程、传承情况等纳入系统的逻辑架构，结合社会制度、造物认知、文化内蕴等进行整合归纳，最终成为可被保存、研究的影像文本，不仅为非遗的影像建构提供了新范式，也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新契机。非遗影像建构为非遗的长期备份、形象化呈现、便捷化查阅提供了可持续的支持。就纪录片而言，对非遗的描述愈是全面、细致，其影像的建构便愈显清晰、可信。影像建构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隐性知识显性表达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0BZW04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