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与故事细节里，爬梳鲁迅先生独特的朋友圈

文/陈培浩

刊于2024年11月7日文学报

阎晶明多年研究鲁迅，自成一体，成果斐然。出版了《鲁迅还在》《鲁迅与陈西滢》《须仰视才见：从五四到鲁迅》《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这样的鲁迅》等著，很受好评。阎晶明的鲁迅研究，呈现出整体观照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学术论题与文学品质相结合、实证研究与审美解读相结合等特点。阎晶明回到阅读和热爱鲁迅的初心，既有对鲁迅的整体、宏观把握，又从细微的文本细节中品读鲁迅，举重若轻，娓娓道来，仿佛一位智者用最朴素的言语与你倾心交谈。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是阎晶明新著。以“同怀”为精神红线，通过系列话题的体例，讲述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故事，详细梳理了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陈赓、方志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真交与神交，史料丰富而考据严谨，展现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共同的革命和文化事业中的合作与互动，在精神上的同怀与交响。

书名关键词“同怀”出自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赠瞿秋白的著名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鲁迅呼应了何瓦琴的感慨：知音难求，得一而足。鲁迅的人和文极具张力，文冷凝而心藏地火。他的思想不无寂寞、多被误解，却在共产党人瞿秋白处获得了巨大的知音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佳话。至于鲁迅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大家所知甚少。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研究，这一议题在此之前也有个案研究，但尚未有如此主题性、整体性的提法和呈现。

《同怀》具有不容忽视的开创性。它是一本系统讨论鲁迅与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学术论著。虽未在具体史料上有重大挖掘，但作者巧妙地将已有研究成果和资料汇聚起来，化零为整、集腋成裘，形成了清晰完整的线索，让我们得以一窥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呼应和相互精神砥砺的精彩故事。历史的温度与厚度在字里行间流淌，本书既有认识价值，又具精神引领之效。

话题得来似有点无心插柳——阎晶明因为全国政协委员讲课所需而萌生此研究念头——细品之下，话题却颇有意味。因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契和合作，不仅事关私人情谊和个人情怀，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和思想空间的构造。

鲁迅和共产党人都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极大，他们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生力军，也是拓展和塑造中国现代思想空间的主导性人物。鲁迅没有加入共产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同路人，上世纪30年代被推举为左翼文艺界领袖；上世纪50至70年代，《鲁迅全集》成为无数中国青年精神养分和思想资源的供给站；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回到鲁迅”成为热潮；进入互联网时代，鲁迅同样是最热最火的文学大IP。这就是说，“鲁迅还在”！鲁迅融入并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结构，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同时代节点，鲁迅思想一直发挥着引领、激活和启新的功能。这跟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思想和精神价值的认识密切相关，鲁迅思想被吸纳进中国左翼革命思想中，使主导性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结构保持一种更开放的形态，也使这种文化结构始终葆有自我批判、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的活力和资源。所以，《同怀》事实上确立了一个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

“同怀”的实质是主体的精神共鸣及精神共同体的形成。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说根本上否定了“同怀”的可能性，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却证明了“同怀”不仅存在，而且极其动人。“同怀”的实质是精神理念和价值的相互认同；“同怀”的难处在于精神上既有重叠，又有参差的交响。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所构成的中国现代思想结构，正是这样有内部交响的共同体结构。鲁迅还在，鲁迅与共产党人共在，构成中国现代思想之宽阔、丰富和自新潜能。

《同怀》是一部文学性与学术性同在的著作。作者并不想让读者肃然敬畏，而是尽最大能力让读者感到亲切、畅达、如沐春风，恢复文学的阅读吸引力。在我看来，《同怀》在三个层面上形成突出的吸引力：一、故事层面。《同怀》以对史料的爬梳、辨析和拼图呈现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故事的来龙去脉从历史深处凸显出来，本来就别具魅力。比如，阎晶明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鲁迅和周恩来为同宗同族，周恩来多次和人强调“原籍绍兴”；二人如何在1919年错失了在南开见面的机缘；周恩来又如何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1952年，许广平在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时，周恩来称“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同怀》所呈现的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既有历史的连续性，也有妙趣横生的故事细节，十分吸引人。细节极其丰富，诸如冯雪峰替鲁迅买金华火腿赠毛泽东、毛泽东在白内障手术后为名叫“由之”的主治医生手书“花开花落两由之”等故事，既增加了书籍的可读性，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二、专业层面。《同怀》有历史人物往来的故事细节，考证和讲述这些故事却需以极高的专业性打底。阎晶明一再强调，鲁迅与很多中国共产党人，以神交为主，几无故事可言。于无事处挖出故事，就需要专业的提问和考证了。作为资深的鲁迅研究者，阎晶明对鲁研界角角落落的材料和观点信手拈来自不在话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那些极其缜密的实证推理。如考证鲁迅与陈独秀是否见过面，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有过回忆：“我最初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鲁迅自己都说了，还不是板上钉钉？阎晶明则认为，这段话强调的是见李大钊，“如果陈独秀召集了会议但因故没有出席呢？”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可能。很多时候，所谓专业性，就是兼容众声喧哗的缜密，就是在一种声音之外听见很多其他声音。业余者容易偏听偏信，挂一漏万，得一而足；专业者则像侦探，于无中见有，于有中生疑，于疑中辨认和判断。《同怀》中鲁迅与陈赓一篇，由一个确凿的故事细节演绎出歧义丛生的谜团，看似无所确证，实是于定论处再寻缝隙，非专业功底深厚者不能为。

三、精神价值层面。一般学术研究意旨在于求真，《同怀》则还有以文立心的追求，以文字显影鲁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采。其中，鲁迅与瞿秋白二人的莫逆之交令人动容，又极能见出他们的精神气象。书中引许广平回忆鲁迅与瞿秋白合作文章的细节，当时瞿秋白住鲁迅家，瞿秋白先口述腹稿，再与鲁迅交换意见，之后由瞿秋白执笔完成。“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材料并不难见，但在烟波浩渺的鲁研史料中截出的这一小段波光，粼粼地折射着鲁迅和瞿秋白的情谊和风采，中有瞿秋白的勤奋和才华，有鲁、瞿二人的坦荡无私和莫逆相契，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这里虽无一手史料发掘，却于通透的转述中，描画了鲁、瞿的精神画像。本书既有故事之趣，考证之详，逻辑之密，却无饾饤之琐，因其立意为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和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立照。

鲁迅与瞿秋白（未完成） 徐悲鸿油画

《同怀》将专业性与可读性融合极好。事实上，要平衡好专业性和可读性，绝非易事。很多学术读物，速成拼凑，只是快餐读物，一目十行，翻过即弃；另一些学术著作，学术架子十足，望之肃然森然，未窥其创见，先撞上那堵令人生畏的专业高墙。当下很多人文研究为新而新，理论层层叠叠，不少鲁迅研究论著并不能让一般热爱鲁迅的人感兴趣。它们因鲁迅而生，却只是寄生。那些复杂而琐碎的讨论类似于“针尖上有几个天使”，并不能使人更懂鲁迅及其所处的时代，也不能使人更懂鲁迅的思想创造及其精神启示。这是人文学术研究最值得警惕之处，已成普遍现象，但鲁迅研究恐怕是重灾区。以鲁迅之名，说鲁迅、写鲁迅、吃鲁迅，但并不信鲁迅、学鲁迅，遑论追随鲁迅。鲁迅只是他们的对象、材料和产品。阎晶明在《同怀》《鲁迅与方志敏》篇中提到，“在我个人观察和理解中，鲁迅研究似乎面临一个找回旧话题的新课题。”轻描淡写，一语中的，包含着对那些求深、求新、求奇研究路径及其困境的反思。

阎晶明自己，更青睐于返本开新。他所返者，是鲁迅文本之本、文学之本、精神魅力之本。他对《野草》及《祝福》等经典文本的解读既新见迭出又自然熨贴，极见功力。阎晶明既有丰厚的学识和实证功力，也有过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每于人们习焉不察的文本缝隙看出门道、做出文章，令人心服口服。其实，文本就在那里，史料就是那些，很多人何以抓耳挠腮、无所措手，或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去搬运各种理论？真正好的研究，未必以高深的面目示人，但其内里实证能力、审美能力和思辨能力，缺一不可。

环顾当下的学术环境，我觉得《同怀》这样具有专业性和可读性的著作还是太少了。作者既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和鲁迅研究，又并非学院派，递来他山之镜，有正本清源、提神醒脑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