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族女性立传，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狂野盛放”

蕾拉·斯利玛尼生于1981年，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长大，后赴巴黎求学，在全面转向文学创作之前曾任《青年非洲》记者。2016年，年仅35岁的蕾拉凭借其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温柔之歌》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荣获该奖项的摩洛哥裔女性。

在此之后，蕾拉创作了以《性与谎言》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因其文学成就，蕾拉还荣获了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并于2023年受邀担任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

蕾拉的写作鲜明地聚焦于女性、移民、少数族裔、阶级关系等社会议题，并将其身为记者的社会关切、锐利洞察和精准剖析，运用于文学的想象创作之中。正如评论者所称，在当代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现实中，她的写作“狂野盛放”。

《卫报》评价其文学语言有着“危险的魔力，感官的震撼”；《纽约时报》则高度赞誉其写作的社会性，称“关于母职的书写，斯利玛尼无人能及”；蕾拉自己更是直白而无畏地为自己的创作声明：“我始终在书写女性、霸权和暴力。”2020年，因其在争取摩洛哥妇女堕胎权和性自由方面的积极作为，蕾拉获得西蒙娜·德·波伏娃妇女自由奖。

小说《战争，战争，战争》始于一场奇异的结合：1947年，阿尔萨斯少女玛蒂尔德只身飞往摩洛哥，奔赴在战争中相识的异族丈夫。这段跨种族婚姻是蕾拉的祖母真实的人生经历。他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却歪歪扭扭地搭建起了一个古怪的混血家庭。而在战后法属摩洛哥种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土地上，这个家庭注定伤痕累累。

从一开始，蕾拉就尽情描摹着这种“危险的临界”。在小说中，所有人都在身份模糊的边界挣扎求存，深陷焦灼的“战争”状态。蕾拉所谓的“战争”，实际上有三层意涵：一是在战后陷入政治身份危机的摩洛哥，爆发了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是风雨飘摇时代下的混血家庭，不断与种族歧视、文化裂隙以及穷困生活相对抗；三是一个在跨种族婚姻中的女人，面对残酷的日常生活拼尽全力。

在写给姐姐的信里，玛蒂尔德撒了谎。她说自己的生活就像凯伦·布里克森、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赛珍珠的小说里写的一样。在每一封信里，她都在编故事，把自己放进故事，说接触到的当地老百姓都温柔而迷信。她把自己描绘成穿着靴子，戴着帽子，高傲地骑着一匹阿拉伯纯种马的样子。她就是想让伊莱娜感到嫉妒，为自己的每一个词感到痛苦，让她羡慕，让她抓狂。玛蒂尔德是在报复这个专制、不苟言笑的姐姐，姐姐一直把她当作孩子来对待，而且很喜欢当着别人的面侮辱她。“没有头脑的玛蒂尔德”“放荡的玛蒂尔德”，伊莱娜总是这么无情残忍。玛蒂尔德一直在想，姐姐根本理解不了她，总是用一种近乎暴君式的爱把她囚禁在身边。

当她出发前往摩洛哥的时候，当她终于逃离了村庄、邻居和人们向她描绘的未来，玛蒂尔德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她的头几封信充满了激情，在信里她描绘了自己在伊斯兰教区的生活。她执着于贝里玛小街小巷的神秘氛围，添油加醋地写到街道的肮脏，驮着人和商品的驴子的声音和气味。多亏了一个寄宿学校的修女，她找到了一本关于梅克内斯的小书，书里有德拉克洛瓦的版画作品。她把这本纸张已经发黄的书放在床头柜上，希望自己沉浸在书里描写的氛围中。她将皮埃尔·洛蒂的那些充满诗意的段落熟记在心，一想到作家曾经就住在离自己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他的目光曾落在城墙上，落在阿格达尔盆地上，她就禁不住感到心醉神迷。

她在信中写到绣工，写到锅匠，写到在地下店铺盘腿坐在木盘上的缫丝工。她还写到海迪姆广场上形形色色的群体，通灵人、江湖郎中。在有一封信里，她花了差不多一页纸的篇幅写了一个卖鬣狗头颅、乌鸦标本、刺猬爪子和毒蛇唾液的接骨郎中。她觉得这些都能给伊莱娜和她的父亲乔治留下强烈印象。让他们羡慕她吧，他们躺在自己那幢布尔乔亚的房子里，躺在床上，过着舒适而令人厌烦的生活，错过了冒险和浪漫的生活。

这片风景中的一切都是始料未及的，与她直到那时所经历的大相径庭。她需要新的词语，需要完全摆脱过去的一种语汇才能表达此时的情感，描述那种让人必须眯着眼睛的强烈光线，描写每一日每一日都能看到的神秘和美带来的震惊。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包括树木和天空的色彩，包括掠过舌尖掠过唇际的风的味道。一切都变了。

在摩洛哥的最初几个月里，玛蒂尔德总是在小办公桌前坐上很长时间，那是她婆婆特地给她在房子里拾掇出来的。这位已经有点年纪的女人非常敬重她，令人十分感动。平生第一次，穆依拉拉和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住在同一屋檐下，每次看到玛蒂尔德趴在褐色的信纸上，她便对这个儿媳充满无限欣赏。于是她禁止大家在走廊里弄出动静，也不准塞尔玛在楼上楼下窜来窜去。同样她也谢绝玛蒂尔德到厨房里来帮忙，因为她觉得，对于一个能读报纸和小说的欧洲女性来说，厨房绝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于是玛蒂尔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啊写啊。她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乐趣，每每她投身于一段风景的描写，或是写到自己经历的场景，她都觉得自己的词汇不够用。她总是在同样的词语上磕磕绊绊，这些词如此笨重，如此令人厌烦。她茫然地发现，语言简直就是一片巨大的田野，一个无边无际的游戏场，让她感到害怕，令她头晕目眩。有那么多东西要说：她想成为莫泊桑，描绘出伊斯兰教区墙面上的那种黄色，生动地道出在街道上玩耍的小伙子的那种躁动，而妇女包裹在白色的罩袍里如幽灵一般飘过。她先要调动起一种带有异国情调的词汇，她可以肯定，父亲肯定喜欢这种调调。她采用带有阿拉伯色彩的词语来描述“抢劫”“小地主”“神灵”和五颜六色的“琉璃砖”。

但是她真正想要的，是能够毫无障碍、毫无困难地表达，能够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她想描述那些因为生了头癣剃光头的小孩子，那些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的小伙子。他们叫着闹着，经过她身边时停了下来，用阴郁的、显然要超过自己年龄的目光打量她。有天她干了件傻事，她往一个穿着短裤，看上去不到五岁，脑袋上扣着一顶过于宽大的土耳其帽的小男孩手里塞了一枚硬币。小男孩的个子还不及杂货商放在门口的扁豆袋或面粉袋高；每次路过杂货店的时候，玛蒂尔德都幻想着能把手臂插进这一袋袋里。“拿去买个气球。”她对小男孩说，感觉自己如此骄傲，如此快乐。但是小男孩大声叫喊，从周围的街道冒出一群孩子，乌压压地如虫子一般扑向了玛蒂尔德。他们喊着真主，用她听不懂的法语叫嚷着，她应该是在行人嘲讽的目光下跑开了，行人一定在想：“再叫她发这种愚蠢的善心！”这种高贵的生活，她本想远远地看着就好，她想隐身。她的高个子、白色的皮肤以及外国人的身份都让她与事物真正的核心，与那种默然于心有一定的距离。她呼吸着狭窄的街道散发出来的皮革味道、木柴燃烧的味道，还有鲜肉的味道，味道之中还混杂着腐水的气味、熟透了的梨子的气味、驴粪和锯末的气味。但是她没有合适的词来描述这一切。

等到不想再写，不想再读那些烂熟于心的小说之后，玛蒂尔德就躺在晒台上，晒台是洗衣服和晒肉干的地方。她听着街上人们的闲谈，女人在属于她们的晒台上哼着歌儿。她看着这些女人，她们有时从一个晒台跳到另一个晒台，险些摔断了脖子。姑娘、保姆、太太们叫闹，跳舞，在屋顶上彼此倾吐秘密，除了夜晚或是白天日头太毒的时候，她们一直都待在这里。玛蒂尔德躲在一堵小矮墙后面，复习着她听得懂的那些个骂人的话，用这样的练习纠正自己的发音，行人听到就会抬起头，骂回去。“但愿老天让你感染风寒！”原文为阿拉伯语。他们可能以为是个小男孩在嘲笑他们，一个在妈妈的裙下百无聊赖的小坏蛋在骂人。玛蒂尔德一直竖起耳朵在听，迅捷地消化从别人口中冒出来的词语。“昨天她还什么都听不懂呢！”穆依拉拉感叹道。从此之后可得小心，别在她面前说什么不该说的。

（选自《战争，战争，战争》[法]蕾拉·斯利玛尼/著，袁筱一/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