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25岁做一个堂吉诃德式记者，距离获得诺奖还有19年

加缪成为记者时只有25岁，但他那时已经具备了天赋、正直和成熟，这些品质引导他去谴责不公正和苦难，而这些正是他小时候在贝尔库的贫困街区不得不承受的事情。

新闻业给了加缪第一份稳定的工作，使他能够通过写作实现“与现实对话”的梦想。这份对现实的承诺——他永远不会背弃——他1936年11月在《加缪手记》中写下自己的秘密时透露了这一点，当时他写道：“我更愿意睁着眼睛。”正是新闻工作使他更接近现实，更接近当地的真实情况。他以严谨和精确的方式描述了他看到的东西，正如他传递阿尔及尔这座城市的感官氛围和生命力时那样。他的专栏文章通过五种感官来触动读者：他让读者看、闻、感觉、触摸并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在写作当中，他时常将身体的和感官的东西，与戏剧性和悲剧性关联起来。

在没有任何专业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他只在杂志《南方》（Sud）和《阿尔及利亚评论》（La Revue algérienne）上发表过两篇文学评论—他发现了自己对新闻业的真正热情，他肯定地说：“记者这一职业是我知道的最美丽的职业之一。” 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职业开端如同置身于一所新闻学校。在工作实践中，加缪发展了对表达方式的品位，练习了对词语的选择，意识到仔细观察和切身感受真正发生之事的必要性。正如他的朋友让· 达尼埃尔（也是记者）所说，这是有利于介入文学的时代。这是记者加缪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经的步骤。让· 达尼埃尔这样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加缪，完整的加缪，就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文章里。我们在那里甚至看到了一种命中注定。”

加缪在这里选择了一种永远不会离他而去的新闻伦理观念。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一家殖民媒体（在阿尔及利亚）占主流地位，它汇集了加缪反对的一切：种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平庸、资本主义的专制、正统派的问心无愧”。

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发表了大约150篇专栏文章，包括各类信息，从地方新闻到法庭纪事，从专题报道到社论。这家由巴黎知识分子帕斯卡尔· 皮亚领导，致力于公共利益、社会平等的报刊，其股东中有亲欧洲、主张共和、持政教分离观念的资产阶级。而当这份报纸成了为“所有斗争”服务的报刊，特别是成为保护最贫困者的报刊时，这一阶级便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这群创立《阿尔及尔共和报》的人在人民阵线获取权力之时便有一个想法，即在阿尔及尔创办一份进步主义的报纸，就像奥兰的进步报刊《奥兰共和报》（Oran républicain）一样。

这份报刊是在合作的形式下诞生的，目的是使其免受金钱和政治党派力量的影响。报刊创办者对不同的领导者候选人进行了检验，最终选择将管理权交给帕斯卡尔· 皮亚。在阿拉贡和乔治· 阿尔特曼（Georges Altman）的推荐下，皮亚特意从巴黎赶来，在此之前，他曾在《今晚报》和里昂的《进步报》工作过。《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第一期于1938年10月6日问世。由于缺乏资源，报刊的领导者优先招募新人，因为这样工资成本较低。就这样，阿尔贝·加缪在1938年10月成为记者。帕斯卡尔·皮亚这样解释他的招聘工作：

编辑部的微薄预算不够雇用足够多的记者，也不足以吸引来优秀的专业人才。我不得不招募新人，并为他们提供培训。我从不吹嘘自己的洞察力，但我必须说，加缪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立刻意识到他会是我能找到的最佳合作者。他没有说任何无关紧要的话，但他显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一切。无论谈论什么主题，他的言辞都彰显出他扎实的知识，以及比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那时才25岁）通常拥有的更多的经验。我没有必要再去进一步权衡他是否能胜任编辑岗位，我立刻邀请他与我一起工作。

虽然加缪一开始是从地方新闻—一些当地小事件—入手，但他很快就把这些简短的通告变成了尖锐的报道，在报道中他谴责了权力的滥用、剥削，并为“白人”无产阶级和最贫困的穆斯林的悲惨生活条件打抱不平。然而，尽管加缪在新闻写作中为他们发声，让他们成为专栏文章的主角，写上了他们的姓和名，但应该注意的是，加缪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使用一个抽象的统称来指代穆斯林，即“阿拉伯人”。这一行为至今在阿尔及利亚仍备受争议，卡迈勒· 达乌德（Kamel Daoud）的作品《默尔索案调查》（Meursault, contreenquête）和西班牙记者哈维尔· 雷韦特（Javier Reverte）的旅 行 作 品《重走阿尔贝·加缪之路》（Tras las huellas de Albert Camus）都见证了这一点。

加缪一进入《阿尔及尔共和报》，就给他的朋友、大学哲学教授让· 格勒尼耶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他的新工作和他的感受。考虑到他致信的这位对话者的特殊性，以及一些大学教员有时会对新闻业表现出的偏见，有些段落也许应该谨慎阅读：

我开始从事新闻业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做些杂讯和报道，有时也写些文学作品。你比我更清楚这份工作是多么使人沮丧。但我也从中找到了一些价值：一种自由的感觉——我不受约束，我做的一切似乎都有鲜活的生命。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质量相当低的满足感，真倒霉。

阿尔贝·加缪

实际上，加缪不久后就对自己的这份新工作充满热情，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投入其中。无论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共和晚报》，还是后来在《战斗报》，他都努力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并以坚实的职业道德观为支撑。他寻求的始终以道德良知为后盾的新闻工作，今天仍然不存在。在这一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阿尔贝· 加缪都是一位先驱者。虽然他在记者领域的停留短暂而紧张，有时还伴随着强烈的失望，但他始终对自己的第一职业表现出极大的依恋.。

一些加缪的研究者声称加缪热爱新闻工作但讨厌媒体，如莱维—瓦朗西（Lévi-Valensi）。与加缪在多家报刊合作了9年的朋友帕斯卡尔· 皮亚甚至说，对于加缪来说，新闻业不过是一场“意外”。一些与加缪一起工作的新闻工作者驳斥了这一观点，例如让· 达尼埃尔，他为加缪对新闻业的热情和依恋辩护，还有与加缪一起在《战斗报》做编辑的罗歇· 格勒尼耶，他认为这种断言是不准确的。当下有种对加缪的所有文字和在多个采访中的声明的解读，证明了他对这个职业的责任和喜爱。在最后一期《卡利班》上发表的让· 达尼埃尔对加缪的采访中，加缪仍然没有背弃新闻业。

从一开始，加缪就拥抱一种“公民新闻”、一种道德新闻、“一种意向性新闻”（它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还具有带来改变的决心）、一种愿意为“无声者”发声的致力于支持最弱者的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缪后来作品的起源，他就像一个堂吉诃德，面对看似徒劳的事业，将自己的斗争作为生活的理想。

加缪以一种直接、简明、冷静和精辟的风格巧妙地讲述他看到的一切，经常夹杂着讽刺，他是一个熟练的、总是尊重普通人的观察者。他的报道以真理、正义、责任和人类尊严的名义，向公众展示了一些戏剧性场面。此外，他始终坚持诚实的原则。

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专栏中就已经表现出这种新闻的诚实性。“卡比利亚的苦难”系列报道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错误， 他以“给读者的说明”的形式对错误进行了更正。这是加缪要求严格的一个例子：昨天，在卡比利亚现有医务人员的明细单中，我们给出的一个数字是错误的。有12.5万名居民的苏马姆大区（ Soummam）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而不是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昨天的数字没有算上盖斯尔（ El-Kseur）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都必须进行这一更正，诚实性是这一证词唯一的力量。

让新闻记者承认自己的错误往往是困难的，而加缪可以毫不犹豫地纠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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