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生活场”，作品不在场，当下作家如何克服普遍焦虑？｜新批评

——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兼及陈人杰诗歌

当下作家似乎存在着普遍的焦虑。对时代的认知，包括写作素材的积淀，远远落后于生活的发展。这当然不是现实生活缺乏可写性，恰恰相反，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整体呈跨越式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所取得的里程碑成就更是举世瞩目，工业水平突飞猛进、产业链齐全更是举世无双。这样伟大的现实理应有“史诗”式的作品呈现，描绘出卷帙浩繁、壮阔雄浑的“人民史诗”画卷，甚至推动和激励着人民在创造中奋力前行。

然而文学的现状却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史诗”的差距很大。返观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表现彼时生活的作品有如潮水般激荡澎湃，作家们对历史/现实与人生/存在的思考亦似火山爆发般喷薄汹涌，各种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比较而言，当下作家的焦虑，原因有很多，我以为主要缘于作家不在“生活场”中，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场”。当然，也有积淀不够，思想单薄，没有新的可依托的文学语言与形式等诸多问题。过去讲厚积薄发，当下恰好相反，没积多少就急于发，急于出成果，得成绩，至于质量如何，是否可持续发展就顾及不了那么多了。

文学是用故事和人物表达现实中人的存在、人性的多样性与深度，给读者以情感的温度与心灵的慰藉。许多作品都企图呈现一个解决了某种困境的结局，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这显然是一种对文学的徒劳的“误读”。在我看来，消解作家普遍焦虑的最好办法，是去努力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场”，而且需要长久坚持，无法速成。

何谓“生活场”？这是我使用的关于作家创作生活与素材积淀的一种表述，与“文学场”相对应，强调的是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与文学的本质意义。“生活场”应该是作家“自我”建构的，是历史与现实融合的“场域”，既有自在性，也有被动的状态；既有主观的“自由”独立的内在逻辑，又有客观“对象化”的外在社会现实要求；既有实然与实在，也有不自觉的“虚无”与暧昧；它体现着作家创作的理念与信仰，同时，也被要求承担主流意识形态与资本权力双重干预的责任。

独特性与不可化约性是“生活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它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文学性中至关重要的独特存在方式。比如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赵树理与《三里湾》，曲波与《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与《红岩》，路遥与《平凡的世界》，陈忠实与《白鹿原》等，上述作家与其代表作都体现了“生活场”的独特经历与体验。这使得其作品具有不可重复性，他们基本上将最独特的经历与体验表现在了一部作品中。正是这种经历与体验，很大程度上使得作品具有了经典性的品质。上述作家对于“生活场”的建构也可遇不可求，在今天看来具有很大的传奇性。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场”是用生命获得的，或者建构起来的。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用生命换来的写作会收获怎样的作品，可想而知。

还有一种“生活场”的建构，是作家主动而全身心地沉浸到某一生活场域中，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那里的一份子。比如柳青与《创业史》、草明与《乘风破浪》，他们一个到农村，一个到钢铁厂，而且是落户，都长达十年之久。当下已经很少有作家如柳青与草明这般为了文学写作而如此“深入生活”的了。作家似乎普遍脱离其作品所描写的生活。

近日看到一篇报道，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结合“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来稿情况谈到，一些来稿普遍存在题材、风格和视野单一、文学性不足的问题。何以如此？我以为，多数作家都是靠采访，或短期体验生活来获取创作的素材，而本人对农村生活并不谙熟。虽然有些作家早年有一定乡村生活经历，但毕竟离开太久，对当下农村的人和事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疏离与隔膜。仅凭一些二手材料，绞尽脑汁编造一个连自己都难以说服的故事，哪里会呈现出独属于作家的生活质地与文学风格呢？作家若不长期“浸泡”于“生活场”里，是很难写出像赵树理小说里那些有个性的人物和独特生活细节的。也就是说，作家如果仅凭采访汇报作为创作素材，大概率会出现鲍坚谈到的那种现象。

近日，读到西藏诗人陈人杰的长诗新作《喜马拉雅——献给“两路”通车七十周年 西藏民主改革六十五周年 中央对口援藏三十周年》（《人民文学》2024年5期），很受震撼。这首抒情长诗的三方面内容正如副题所示，它们可谓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代史诗。就陈人杰个人创作来说，他的第一本诗集《回家》，以及援藏后所写的《西藏书》《山海间》，均以抒情短诗为主。《喜马拉雅》则调动了他在西藏工作生活的全部积累，于早期抒情短诗基础上的一次全新跋涉与攀登。经由对西藏史诗的梳理和书写，陈人杰的诗歌创作亦实现了自我超越。

两路是指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可谓新中国初创的艰难困苦时期，开发建设西藏的极其重要的大型工程，是两条中国海拔最高的公路。其建设难度、艰险程度、付出代价都是新中国公路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65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现历史性飞跃。此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的新西藏。2024年是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人才踏上西藏这片热土，在雪域高原上攻坚克难、无私奉献，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在“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形势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如何抒写这样壮丽的“人民史诗”？诗人以什么样的姿态吟咏这样举世瞩目的伟业？才能呈现出历史的宏阔、雄浑与瑰奇？陈人杰给出了一份让我感到震撼的答案。

作为一首叙事性的抒情长诗，《喜马拉雅》篇幅达900余行，内容时间跨度70余年。足够的时间长度与庞大的体量，使得诗人可以把繁复、深刻的思想、情感、意绪表达得充分而有余味，从而赋予作品强烈的抒情性与历史感。“战士那跨山越江之躯/似一面不朽的旗/植入速凝的水泥柱/刹那间，彩虹升起他的灵魂/倾泻的砂浆将肉身掩埋”“刹那间，每一公里都有两名战士的英灵/每一位英灵/都有来自三十四省市的三十四声饮泣、鸣笛”。得益于大量生活细节和感官触觉的描摹，“两路”修筑的现场感扑面而来。诗歌对史实的叙述具体且生动，扎实浑厚的生活质感之上闪耀着人性的关辉，彰显出浓郁的英雄气质。

“有多少霹雳就有多少惊觉/就有多少骤雨催促的启程/门推开了新中国的黎明/青丝盈满汁液/轰雷般百万誓师的奔赴/像雨脚踏出一座雄赳赳的雨城。”《喜马拉雅》以极富浪漫色彩的诗句开篇，搭建起一片富于象征性的、开阔辽远的历史场域。陈人杰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却并不耽溺于煽情的辞藻，而是用抒情性的语言叙述史实，让浓烈的情感与奇崛的历史在生活化的场景里汇聚、碰撞、融合。通过对地域特色自然风物、民族文化心理的细腻刻画与深层描摹，作品得以在更广阔和深刻的历史经验中，书写人类共通的思想情感，建构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的写作伦理。

陈人杰是浙江天台人，2012年从杭州援藏到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申扎县工作。2019年援藏结束，他又毅然选择留藏工作。7年的基层一线工作生活，让他认识了西藏、了解了西藏人民，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都融入了雪域高原。从东海之滨到羌塘草原，他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生活场”，精神境界也获得巨大提升。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续三届的援藏工作结束，我决定调到西藏工作，整个心态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援藏的时候，我再怎么融入，也只是个援藏干部，像孙悟空，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在天空，有很多退路、念想，随时可以在浙江、西藏两边跑。但当决定留在高原上工作，两只脚便重重地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再也飞不走了，就必须重新思考和这片土地、人民的关系，只有建立血亲般饮水思源的感情，才能彻底地融入，开拓属于自己的新故乡，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星空。”在经历了心灵、情感的反复试炼与精神、灵魂的砥砺升腾之后，才有一系列诗歌创作的喷发。

我不知道陈人杰对“生活场”的建构能否构成当下中国作家创作的一种模式，或者说对当下中国作家产生某种启迪；但足以证明我关于作家要建构自己“生活场”的意见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前提是作家真的有欲望要写出如陈忠实所谓“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作品。

关于“我在”，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在其著作《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强调，“‘我在’的纯粹同一性不是先验的自我经验的绝对无疑的现成存在，相反这‘我在’把我的普遍的绝对确定的经验结构（如体验流的内在时间形式）贯穿到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自我经验的特殊所与状态，虽然这些自我经验在其单独状态中不是绝对无疑的。”在这里，胡塞尔强调的不是“先验的自我经验”及其“绝对无疑的现成存在”，而是将“我的普遍的绝对确定的经验结构”“贯穿到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自我经验的特殊所与状态”。

那么，“我的普遍的绝对确定的经验结构”又是什么呢？一定是在长期的现实实践与历史经验相融合所形成的“确定的经验结构”中。这就反拨了笛卡尔影响最广泛的思想，也即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人不应该从信仰开始，而应该从怀疑开始；“我”之不容置疑，便是“我”在场于思考和怀疑之中的缘故。笛卡尔用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推论，证明出使自己满意的结果：由于自己的存在（我思我在），上帝才存在，外部世界才存在，这就是笛卡尔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的起点。因此，下一步更重要的是“依先验经验领域的普遍结构摊开这些经验”。“由于‘先验主体不是混乱的意向性体验’，从而由先验主体对‘空间对象甚而普遍的自然、普遍的动物和人类、普遍的文化’等进行综合、规整的工作即是构建。”

上述引入了一番有关哲学的思辨，我想借此强调说明的，是作家“自我”的“在场”性写作的内涵与意义。有的作家虽然生活在都市，但他经常返回自己的故乡，与故乡有着极深入的交往融合，所以他也能写出深切表呈当下乡村现实的作品；有的作家与故乡已经隔膜，他没有能力表现当下乡村现实，只能是儿时遥远的回想；还有些作家并没有乡村经历，只有依靠猎奇，编织想象有限的故事，甚至还要依靠新闻素材，这样的作品最终成色几何当是可以想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拥有“我的普遍的绝对确定的经验结构”的前提下，在深厚独特的“生活场”的支持下，“我在”的写作将成为当下作家克服普遍焦虑的可靠方法，也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