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柒回归首作学漆艺，我们什么时候遗忘了中国是古老“漆之国”？

文 / 祝勇

或许是农业文明的缘故，中国人的衣食住用里，一直透着对自然的敏感。漆器是最典型的一种。这些以漆（一种树的汁液）髹涂的器物，小至笔墨纸砚、盘碗碟盒，大至桌椅箱柜，几乎可以覆盖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可见漆器的巨大包容性，可以含纳不同品类的事物，让它们摆脱日常的平庸，有了贵族般的光辉。

漆器上雕饰的图案，除了山水人物（像携琴访友、南山采菊、垂钓问渡、文会雅集），出现最多的，当是各种花卉植物，让我们在吃穿住用间，视野可以穿越纷杂的俗世，与山林田野相通。在故宫博物院所藏17707件漆器里，几乎找不出几件漆器，上面没有花卉植物图案，即使以龙螭鸟禽、亭台殿阁为主题，也一样是花团锦簇、草木如诗。所以，在这些来自自然（漆树）的漆器上，花与植物，几乎成为通用的语言。

故宫有一件剔红赏花图圆盒，作者张敏德，是元代雕漆大师，这件赏花图圆盒，是目今能够查到的张敏德的唯一作品。盒上雕刻着一文人雅居，正房的高桌上，竖着一只空的玉壶春瓶。

▲ [元] 剔红“张敏德造”赏花图圆盒，故宫博物院 藏

在古时，玉壶春瓶，一般是用作插梅的。北宋曹组《临江仙》写：“青琐窗深红兽暖，灯前共倒金尊。数枝梅浸玉壶春”，就是描述玉壶春瓶插梅的景象。这件剔红圆盒上的赏花图，主题正是那没有出现的梅花，而图中花木，比如左下角，在两位赏花老者面前盛开的花朵（鲜花与老人形成锐利的反差），还有殿阁前后的茂林修竹，其实都只是陪衬，只有那只寂寞的玉壶春瓶，以及它所代表的梅花，才是整幅画面的真正重心。

梅花尚未开放，亦没有人去折枝，但它绽放的季节，迟早会来。

一只春瓶，以空白的方式，预告了梅花盛开的季节。

漆器是将漆树液体提炼成色漆，髹涂在器物胎骨上雕制而成的，自新石器时代起源，发展至宋元，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宋人雕漆（漆器工艺的一种），要在器物上涂几十层漆，然后再在上面雕刻人物楼台花草，“雕法之工，雕镂之巧，俨若图画……红花黄地，二色炫观，有用五色漆胎，刻法深浅，随妆露色，如红花、绿叶、黄心、黑石之类，夺目可观，传世甚少”，让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东洋美术史》里惊叹：“诚无上之作品”。

▲[明] 剔红水仙纹圆盘，故宫博物院 藏

到了明代，中国人的巧手在漆器上闪展腾挪，技术之精密更令人发指。有的漆器上，髹漆层次甚至多达百层。肥厚的漆层，如丰饶之泥土，让草木繁花之美得以充分的释放。像明代初期这件剔红水仙纹圆盘，图案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花与叶层次繁密、起伏环绕、彼此叠压，雕者的经营盘算，容不下丝毫闪失，时隔几个世纪，依然让人惊叹那近乎变态的细致，比起计算机，亦毫不逊色。

这件永乐时期剔红双层牡丹纹圆盘，内雕双层重叠牡丹，穿枝过梗，各自成章，或藏或露，繁而不乱，肥而不腻。这构图风格是永乐时代漆器的典型特征，图案以数朵（一般是奇数，如三朵、五朵、七朵）盛开的大花满铺，叶片丰腴饱满，四周衬托着含苞欲放的花蕾，象征着帝国的繁华与昌隆。

▲ [明] 剔红双层牡丹纹圆盘，故宫博物院 藏

但我更喜欢的，是那件明中期的剔红梅花纹笔筒，放在木色苍然的案上，抬眼即见一丛红梅，不被季节所拘，时时刻刻，开满筒身。

梅作笔筒，最合文人的内心。我想这首先依托于梅花造型之美，有点有线，可密可疏，既有造型感，又有节奏变化，当然它的价值，有赖于冬季的凸显，因为万物皆枯、大雪无痕时节，一树老梅绽放，美艳里透着孤独、凛然中又有温柔，当然令人动心，惊叹生命的强韧与艳丽，一如欧阳修《对和雪忆梅花》所写：

▲ [明] 剔红梅花纹笔筒，故宫博物院 藏

梅是人，人亦是梅。

在书房里、书案上，插一枝梅，应是一种易于实现的雅致。

从梅出发，我开始爱与梅有关的一切事物，比如林逋的梅妻鹤子、笛子吹出的《梅花落》、王冕的墨梅（故宫博物院藏《墨梅图》复制本挂在我书房里）、自号“梅花道人”（又号“梅花和尚”）的吴镇、唱戏的梅兰芳、踢足球的梅西……

当然，还有这只故宫里的剔红梅花纹笔筒。

除了体现文人情趣，漆器更充当着日常生活的器皿。

其实文化人，也都过着日常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点讲究。

宋明之际，文人成为生活时尚的引领者；在今天，生活时尚则是由明星引领的。

他们的创造，使生活变得艺术化，亦使艺术在生活中得以落实。

比如饮茶。

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等水微沸，把茶末投进去，用竹䇲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茶碗中饮用；晚唐时，又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到宋代，点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

那时茶末越制越精细，有林逋起名的“瑟瑟尘”，苏东坡起名的“飞雪轻”。蔡襄制成的“小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时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徽宗时代，郑可闻制成“龙团胜雪”，将拣出之茶只取当心一缕，以清泉渍之，光莹如银丝，每饼值四万钱，饮茶之细致，使饮茶器具也日益精细讲究。

到清代，乾隆时宫廷里有一种“三清茶宴”，直接以梅花、松子、佛手入茶，以雪水相烹。这种风雅，在漆器上亦有迹可循。故宫有一件清乾隆时的红地描黑漆诗句碗，就是三清茶宴所用的，在茶碗外壁两道弦纹之间，写着一首诗：

末署“乾隆丙寅小春御题”，证明那字是乾隆亲笔写的。

诗的意思，大抵是夸奖这三种植物品质芳洁清正，以雪水烹煎后，清香爽口，意味深远。

▲  [清] 红地描黑漆诗句碗，故宫博物院 藏

《红楼梦》写“栊翠庵茶品梅花雪”，妙玉的煎茶之水，是她五年前收梅花上的雪，得了一花瓮，“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不知这段故事，是否与乾隆时代的三清茶宴有关。

但不管怎样，乾隆时代（亦是曹雪芹时代）的“三清茶宴”，让白雪红梅，通过一件漆器，再次相逢。

七千年的漆器文明，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它的长度、品质，比起青铜、瓷器更能代表中华文明，只是，在当下，我们很遗憾地与它疏离了，甚至与木器相处，也成了奢侈。

在日本，漆文明则通过一只木碗、一个食盒，向日常生活领域，高歌猛进。

中国人都知道，China的意思，是瓷器。但很少有人知道，Japan的意思，是漆器。日本人以漆器为国名，不仅因为漆器华灿绝美，且与自然相融，更因为漆器的历史，比瓷器的历史更加久长。瓷器的历史，大致有三千多年，而漆器的历史，则可追溯到七千多年。日本的国名，不只暗示着其文明之绚丽，更企图表达着文明之悠久，甚至盖过了中国。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今天），漆器的老家在中国。当我们的河姆渡文明孕育出调朱色生漆的木碗的时候，日本人还处在绳文时代，用土器盛放食物呢。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配得上“漆之国”这个名称。日本人的漆器制造，是向中国人学的（主要在唐朝）。但日本人后来居上，威尔·杜兰特在《东方的遗产》里说：“油漆的艺术也是始于中国，但传入了日本才达最完美的地步。”到15世纪，“日本的漆器工业水平就已经相当精湛，以至于许多中国工匠，要为向日本学习漆器工艺而远渡重洋”。

不是日本人贪心，是我们自己丢的东西太多，想拾回来，要趁早。

对面的一件漆器，与我隔着遥远的年代，山重水复，我鞭长莫及。

被封为“遗产”的文化，是死的文化。因为只有死者，才谈得上“遗产”。只有把文化交还给日常生活，文化才能活回来。博物馆里的文物，才能真正复活。

祝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