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他唯一的祖国、唯一的安身之处，就是小说

本书的副标题为“欧洲经典长篇小说九种”，也许除了“九种”之外，欧洲、经典、长篇、小说这四个词均会遭到不同层面的质疑。俄国或土耳其地属欧洲或西方吗？帕慕克或埃尔诺算是经典吗？福斯特或卡尔维诺还能保证其经典席位多久呢？《穷人》的字数是否够得上“长篇”？《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小说吗？

要的就是这种质疑。若能凑成九种质疑配上本书之九位作家的九部作品，则更“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谈到了对作为思考和分析的文学批评的肯定，其实对他而言，这指的就是小说批评——对小说的阅读和研究，在小说中延展思绪，于小说史内发现接续与创造。这意味着反复阅读小说大作，首先像巴赫的“发烧友”或《老友记》的“忠粉”那样重复自己的动作，其次也要有一定的思想力和判断力以便深入小说本身的逻辑，不为外在的哲学、政治、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甚或情感所左右。昆德拉提到，“是对当前杂色纷呈的世事置若罔闻，而一心争论一年前、三十年前、三百年前诞生的作品的文学批评；是试图抓住一部作品的新鲜之处并将它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的文学批评。假如没有这样一种随时与小说史相伴的思考，我们今天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伊斯、对普鲁斯特一无所知。没有它，一切作品就会在经受随意的评判之后迅速地被人遗忘”。昆德拉有着比如对奥威尔的政治生理上的厌恶。一旦发现某种观念先行、小说沦为传声筒而非唯一可取形式的情况发生之时，昆德拉会变得像纳博科夫一样“暴躁”。也许，这是因为昆德拉和纳博科夫都是感伤的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吧。而在赫胥黎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里，奥威尔则无疑是一个天真的小说“米兰达”。

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最后，哈罗德·布鲁姆曾以“哀伤的结语”作为收尾，但他毕竟随之附录了长约50页的经典书目以飨读者。请注意，这篇书目中的任何作品，他一定通篇细读过一遍以上。故而，他的哀伤在于这些经典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将不再被人所阅读，或者更糟糕——将被人用“憎恨学派”的理论所歪曲和贴标签。莫洛亚的《追寻普鲁斯特》中记载了普鲁斯特说过的一句话：“一部有理论的作品，犹如一件没有去掉价格标签的商品……”

不读而论且发，于我如浮云。不读经典小说，但在写论文时引用并发表该论文于核心刊物，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笑话，也是最可怜的精神自戕。昆德拉生于1929年4月1日，也就是愚人节。他是有充分的幽默感的，他于2023年7月11日去世，而这并不阻碍我们继续阅读他的小说和小说批评。此外，随后我们不是还有创作小说兼小说批评的双料大作家如略萨、帕慕克吗？帕慕克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早就重复地道出了先贤所共知的现代人文之道：“对于现代的世俗化的个人来说，要在世界里理解一种更深刻、更渊博的意义，方法之一就是阅读伟大的文学小说。我们在阅读它们时将理解，世界以及我们的心灵拥有不止一个中心。”“伟大的文学小说——如《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魔山》《海浪》——对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创造了希望和栩栩如生的幻象，认定世界存在中心和意义，因为它们支撑着这个印象，从而在我们翻动书页时给予我们快乐。”“阅读小说的使命并非为整体景观作出一个全面判断，而是在愉悦中体验每一个幽暗的角落、每一个人、景观的每一种颜色和细微差别”“托尔斯泰称其为生活的意义（或者无论我们称其为什么），那个我们乐观地相信其存在却又难以到达的地方。”

中心但不止一个中心，意义但不要固化意义，哀而不那么感伤，天真却始终求真、保真。小说或文学被利用与误读，从其诞生之始便“向来如此”，但这并不妨碍小说的“卡塔西斯”指向最初的人的教化与最终的人的超越，以及……行走到人生中途的爱的追寻。正如莫洛亚所言：“我们将必须说明，普鲁斯特如何通过一种类似隐修士的进程来达到这种对尘世的完全弃绝，他又是如何逐渐毫不惋惜地放弃尘世的一切财产，最后，他如何把自己痛苦的一生的终结称为永恒的爱。”愚人节暂时过去了，生活还要继续，幸好还有小说。

2023年7月11日，拥有法国、捷克双国籍身份的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去世，享年94岁。如果以这些词语组成的这一句话作为谈昆德拉的开头，不知昆德拉心里会作何感想？

到此位作家这里，我们需要直面那个隐匿的问题了：当代文学，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在世作家的作品也能算作经典吗？贡巴尼翁在《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中曾戏谑地提及，难不成规定博士论文只写去世作家？就像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的永泽把渡边彻在读的存世作家作品全都扔进废纸篓？而我们要替一些当代中外文学杂志和教研室问一下该怎么办，毕竟它们的潜规则可能是只写活着的作家或至少是去世不超过多少年（比如50年）的作家。那么是否从2023年7月11日开始，比较文学专业可以写研究昆德拉的博士论文了？也从这一天开始，某某文学动态研究期刊不能再刊发昆德推相关的学术论文了？当然，2023年7月11日可以算作例外。因为昆德拉在这一天去世，所以这一天的“保质期”可以额外算作热点问题。这当然是一个玩笑，不论算不算昆德拉意义上的玩笑。对了，不能忘记，“区隔”一词本身也是个玩笑。

米兰·昆德拉

看来经典与否除了保质期之外还要跟生活一样到别处去寻，不然很容易导向同义反复、自我闭环。吴晓东在《无法终结的20世纪——重估米兰·昆德拉的历史遗产》一文中非常贴切地表述道：“如果说，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影响了我们对文学本体的体认，那么，昆德拉则介入的是我们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历程……如今从历史的后设性和回溯性的视角出发，做一回事后诸葛，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昆德拉的作品在全世界的风靡，是人类终于告别冷战阴影的最具象征性的文学事件。”昆德拉早已从政治和历史开始浸润在了我们每一位文学读者的日常生活之内。

让我们再于更具身性的实例之中感受一二。没有韩少功、许钧等人所翻译的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再也难寻这种对生命中“灵与肉”的当代诗性思考话语。如果我国没人翻译昆德拉：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微信昵称为“生活在别处”；不知道碰到自我感动的情形时，除了“媚俗”（kitsch)之外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之；看见“米兰”这两个字只能想到意大利或者足球队；对卡夫卡的理解将比今天落后许多年；对王小波的热爱也降低了至少一星半点；历年诺贝尔文学奖期待的得主减少为仅村上春树一人；想不到生命的“轻与重”竟然也有不能承受的辩证意味并且随后成了一套丛书的名字；少了些对政治的理解的同时，或许听不到周杰伦与蔡依林合唱的《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曲了……

最后，意欲探究昆德拉的意义，我们还是需要回归昆德拉的小说，千万不能像卡夫卡学那样用无尽的理论与史学把卡夫卡小说推到理解卡夫卡的边缘地位，不然我们将只剩昆德拉学，而忘却了昆德拉首先是一位写作小说和讨论小说的小说人。须知昆德拉在谈论萨尔曼·鲁西迪时明确说过“小说是另一个星球”，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之“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中已然给过我们他对文学批评的定义或描述了：

我决不诽谤文学批评。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缺席遭批更糟的事了。我说的是作为思考与分析的文学批评；是懂得应该反复阅读欲评作品的文学批评（就像一部音乐大作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反复聆听那样，小说大作也是为人们反复阅读的）；是对当前杂色纷呈的世事置若罔闻，而一心争论一年前、三十年前、三百年前诞生的作品的文学批评；是试图抓住一部作品的新鲜之处并将它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的文学批评。假如没有这样一种随时与小说史相伴的思考，我们今天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伊斯、对普鲁斯特一无所知。没有它，一切作品就会在经受随意的评判之后迅速地被人遗忘。拉什迪的遭遇表明（假如还需要一个证明的话）这样的一种思考今天已经不再时兴。文学批评已被物的力量，被社会与新闻业的进化不知不觉地、直截了当地变成一种简单的（常常是灵敏的，总是匆匆忙忙的）有关文学现状的信息。

就不仅为纪念的纪念而言，昆德拉的意义在于告别冷战阴影的、最具象征性的文学事件，若还要再尝试凝炼意义（而非文字），或许该说昆德拉指向了在经历了“奥斯维辛”后，写小说是“存在的”。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提到哲学家和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中的思想有着完全的确证性，但陀氏思想的伟大性并不在日记里，而只在他的小说之中，接着昆德拉提到：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规则还是存在的：思考一旦进入小说内部，就改变了本质：一种教条式的思想变得是假设性的了。哲学家试着写小说时都忘了这一点。只有一个例外：狄德罗。他那令人赞叹的《宿命论者雅克》！这位严肃的百科全书作者一旦进入小说的领域，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的思想家：他小说中没有一句话是严肃的，一切都是游戏。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在法国极不受重视。实际上，这本书蕴藏了所有法国已经失去又拒绝再找回的东西。今天人们喜欢思想甚于作品本身。《宿命论者雅克》是无法翻译成思想语言的。

昆德拉的这一评判和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小说与哲学的本质性差异，小说具有虚构性和假设性甚至游戏性，哲学则具有教条意味或至少是规定性意义。但昆德拉说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理，虽说他认为在小说上“所有法国已经失去又拒绝再找回”游戏的思想，可法国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反而始终具有从未失去的游戏的思想。而且昆德拉是一位小说派“死忠粉”，他力图维护小说传统的那种天生混杂的文本本身的纯洁性，但我们不必如此。《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或《安娜·卡列尼娜》确实无法翻译成思想语言，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止步于“这部小说说的是什么故事或者传达的是什么观点”之类的幼稚或走偏了的提问。可是这也不意味着小说与哲学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哲理小说或诗性哲学等跨学科、跨文类的尝试从未断绝。从柏拉图的戏剧体哲学到但丁将神学、哲学、历史、政治等融为一炉的诗歌；从托马斯·莫尔的对话体人文主义作品到本雅明意义上的巴洛克德意志悲苦剧。文学和思想的形式不应该只有一条道路或一种文体可以选择。启蒙哲人虽然理性，但也充分地意识到了写作艺术和跨越边际的重大而多重的意味。法国启蒙运动尚且如此，随后更具思辨性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更自不待言了。看来读者在进行最初的昆德拉式的小说展开批评之际也要提防昆德拉自己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谓的“简化的蛀虫”，也就是说要既入乎昆德拉所谓的小说史之中，又出乎昆德拉框定的、一不小心就会走出的并非小说本身的界限。毕竟，生活和小说也在“小说的艺术”的别处，哪怕是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