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漫长的阴影，他探索着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

节选

1

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萨格勒布有一家“心碎博物馆”，收集与恋人分手有关的物品。平安夜的前一天，我特意去这家博物馆看了看。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提到，每一段情感历程都会到达终章，而心碎博物馆便是它们最后的剧场：寄自世界各地的分手物件，汇集到这家小小的博物馆，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一段情感往事。

博物馆的创始人是两位克罗地亚艺术家。二十多年前，他们也是一对情侣。分手时，他们环顾公寓，看到了那只可以上发条的小兔子。这是两人之间的小玩具：先回家的那个人要给小兔子上好发条，让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守在门口，欢迎后回家的人。

分手后，这个小兔子要由谁保管呢？他们萌生了一个构想：为这些曾经共有的爱情遗物找一个地方，将这些记忆封存起来。这样，便诞生了一个贮藏失恋记忆的博物馆。

“我们的分手竟然催生出一个我们创造出来的最有意义的东西。”多年后，创始人之一奥琳卡·维斯蒂卡如是说——我从她的话中感到了一种克罗地亚式的幽默。

起初，他们担心博物馆只会收到一些露水情缘的琐碎小物。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寄来的物件及其背后的故事，很快变得富有深度。

我细细察看每一件展品，发现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题。这些被放置在玻璃展窗中的物件，虽然只是情感的碎片，却反映出这个地区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巴尔干的视角下，即使是最个人的分手故事，也带着与众不同的历史重量。

展品中有一个克罗地亚士兵寄来的假肢。在1990年代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中，这个士兵失去了一条腿，但由于国际禁运，他无法获得假肢。在萨格勒布的一家医院里，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美丽、雄心勃勃的社会工作者。她来自国防部，帮他弄到了假肢的材料，而他对她也萌生了爱意。

可是，正如这位士兵在文字说明中所写的那样：“假肢的寿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长，因为它所使用的材料，比爱情更坚固。”

还有一封未曾寄出的情书，作者是一位萨拉热窝少年。1992年5月的一天，他和家人坐在一辆满载难民的卡车上，逃离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出城时，他们被扣作人质，关押了三天。车上有一个留着金色长发的女孩，名叫埃尔玛。少年坠入爱河，偷偷给埃尔玛写下了这封情书。

由于逃难匆忙，埃尔玛没来得及带上自己的磁带，于是男孩把自己的磁带借给她听，但他未能鼓足勇气将情书一并交给她。三天后，他们被释放了，随后分道扬镳。她自然也没把涅槃乐队的磁带还给他。

很多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少年写道：“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如今，我希望那些音乐能让她记得，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世界上依旧有不失美好的东西。”

一个已被扯去很多腿的百足虫玩偶，见证了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之间的一段异地恋。“我们憧憬共同生活的那天，于是我买了这只巨型百足虫。每次见面，我们就扯下一条腿，决心等到最后一腿被扯下时，就永远在一起。但就像许多伟大的爱情一样，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了——这只百足虫终于没有彻底变成残疾。”

一个卢布尔雅那女人寄来了她家花园墙上的一个小矮人雕像。“那天，他开着新车来了，态度傲慢而绝情。在他离开时，小矮人飞向新车的挡风玻璃，然后反弹到了沥青马路上——这条短暂的抛物线，确认了我们二十年婚姻的终结。”

离开心碎博物馆时，我的心情略感沉重——但正如这些展品所表达的，或许这就是生活本身的重量。我想找一个地方歇脚，最终走进了一座天主教堂。昏暗的烛光轻拂着教堂内的壁画和圣像。

我坐在那里，突然觉得圣母玛利亚的神情是如此悲伤，仿佛对儿子波澜壮阔的一生并无欣喜之情。那神情仿佛在说：“如果我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一定会阻止这一切。”

一个女人在我身边坐下，肤色黝黑，身材羸弱，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没有任何铺垫，她突然对我讲起她的生活：她有两个孩子，丈夫是个酒鬼，她已经三个月没交房租了，房东威胁将她赶走。最后，她问我能否给她一些房租钱。

我问需要多少，她告诉我一个数目，约合人民币六千元。

“你从哪里来？”我问。

“塞尔维亚。”

“吉卜赛人？”

我从她的肤色和相貌推测。

“为什么这么问？”她诧异地看着我，“你对吉卜赛人有兴趣？”

“是的，我喜欢吉卜赛音乐。”

“我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吉卜赛人。”她说，“我看到你坐在这里，望着圣母像，我想你一定信仰上帝。所以，我相信你会帮助我。”

我差点告诉她，我是进来歇脚的，但我只是说：“塞尔维亚人是东正教徒，这里是天主教堂，我们的信仰不同。”

“但我们都相信‘神只有一位’，不是吗？”——这是《圣经》中的一句话。

我笑了，掏出十欧元递给她。她没拿，看着那张钞票，轻声地问：“可以再要十欧元吗？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也要吃饭。”

我又给了她十欧元。她接过钱，轻轻地叹了口气。

当我离开教堂时，一个吉卜赛男子坐在外头，向我伸手要钱。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

2

我和安娜相约在老城的一家克罗地亚餐厅见面。落座后，我跟她提起遇到的吉卜赛人。

“巴尔干有很多吉卜赛人。”安娜说，“其中最穷的是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的吉卜赛人，比塞尔维亚的吉卜赛人更穷。所以你给她钱了吗？”

“给了一些。”

“你知道她在骗你吧？”

“或多或少。”

这是一家风格传统的餐厅，桌上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餐盘上堆着高高的白色餐巾。我让安娜点菜，她点了蔬菜沙拉、匈牙利式炖牛肉、填馅儿烤火鸡配烙饼，还有一壶李子白兰地。

我又问起安娜的哥哥。她告诉我，他们并非同父所生。她哥哥的父亲是塞尔维亚族。1993年，在与安娜的母亲离婚后，他离开了克罗地亚。安娜从未见过他。

“他曾经是一家机床工厂的工人，但在战争爆发后失去了工作。”

父母离婚那年，安娜的哥哥七岁。他目睹父亲变成酒鬼，对母亲大打出手，而外面的世界更是一片混乱。

安娜说，这或许是他逐渐消沉的原因。他不爱学习，也没考上大学。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直到安娜上了高中，有一天，哥哥突然对母亲说，他准备去奥地利打工。那时，克罗地亚刚刚加入欧盟，很多年轻人开始去欧洲打工挣钱。

“我们以为他是有了喜欢的女孩，所以生活态度发生了转变。不过，就算真有那么个女孩，我们也没见到过。”

安娜的哥哥在维也纳待了三年，做装修工人。他不会给家里寄钱，也很少打电话。直到第二年圣诞节，他才第一次回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心情不错。他破天荒地请一家人去餐厅吃饭，并留下了小费。大家都觉得，外出工作让他的视野开阔了，未来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仅过了一年，他就彻底回家了，又像从前一样，缩回自己的世界。唯一做的事情，是维修街上捡来的废旧物品。

“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在维也纳和一个做护工的斯洛文尼亚女人同居，生了个孩子——是个男孩——但他们没有结婚。孩子被母亲带走了，在斯洛文尼亚生活。”

我问起那个孩子。他们还有联系吗？安娜说，她和母亲都去看过那个孩子。实际上，几天前，安娜和我在火车上相遇时，她刚从那里回来。

“孩子今年六岁，很有礼貌——那种对陌生人的礼貌。他跟我讲英语，说他听不太懂克罗地亚话。”

“你哥哥没去？”

“我哥哥不愿去——事实上，他从来没去过。这也是我看不起他的原因之一。他总在逃避。虽然我明白，他的童年不算幸福——战乱的阴影、父亲的离去，这些经历无疑塑造了他的性格。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他逃避责任的借口。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并不是他一个人。”

我点点头，没说话。这时，侍者举着托盘，为我们端来李子白兰地。我举起小酒杯，喝了一口，李子的甘甜与酒精的辛辣顿时充满口腔。

安娜说，哥哥也不喜欢奥地利。在他看来，那里的一切都围绕着金钱。他回来，就是因为在萨格勒布生活并不需要太多钱。

“他会修东西，鼓捣各种废旧物品，把坏掉的东西修好是他最大的乐趣。但他似乎从未意识到，一个人必须先修好自己，才能去修理别的东西。”

“也许修好自己要比修好东西更难。”我说。

3

安娜点的菜棒极了：匈牙利式炖牛肉软烂多汁，萨格勒布烙饼浸泡在烤火鸡的油脂和香料中，浓郁而美味。我告诉安娜，这道菜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道美食——鱼头泡饼。

“你是说鱼头？”安娜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没错，”我用手比划着，“那种很大的鱼头。”

我们转变话题，聊起安娜自己的生活。与哥哥不同，她的成绩很好。尽管出身工人家庭，但从小就学习钢琴和空手道。在大学里，她又学了法语和土耳其语，还对慢跑和徒步产生了兴趣。她热衷于结交朋友，尤其是那些可以让她运用各种语言的外国朋友——这或许解释了她为何会主动走进我的火车包厢。

我问安娜，当我走出火车站第一眼看到萨格勒布时，觉得它像一座欧洲城市——这是否也是她的感受？

她想了想，然后轻声回答：“这里依旧是巴尔干。”

我注意到她的酒杯已空，于是拿起酒壶，为她斟满。

我说，在中国相差十岁的人，思维方式往往会有较大不同。克罗地亚是否也存在这种差异？

“当然，”安娜说，“上一辈克罗地亚人，即便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能坦然接受前往欧洲发达国家从事体力工作的命运。我们这一代就不同了。比如我自己，我就不愿意放弃专业背景，去德国做护工，哪怕那样可以赚更多钱。”

不过，安娜也清楚自己不得不做出妥协。她告诉我，她还和家人挤在一起生活，她不会购买任何名牌商品，也没想过买车和买房。

时光慢慢流逝，餐厅里的客人渐渐稀少。安娜瞥了一眼她的红米手机，说她必须得走了。她住的地方距离萨格勒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最后一趟火车是在晚上十点十五分。

我们离开餐厅，步入冬夜，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站前广场上，一些年轻的亚洲面孔三五成群，有男有女，看上去像在街头闲逛。他们的五官与中国人相似，只是皮肤更加黝黑。他们是什么人？安娜告诉我，这些是在克罗地亚打工的尼泊尔人，数量有近六万人之多。他们是劳务派遣工，从事各类体力劳动。据她所知，在尼泊尔当地，派遣工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全球化世界的荒诞一面：当克罗地亚人去更富有的欧洲国家寻找体力工作时，国内的空缺就由来自更贫困地区的尼泊尔人填补。这些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擦地板，盖房子——他们比克罗地亚人走得更远，待遇更差。

此刻，几个尼泊尔人正以海滨大酒店为背景拍照，脸上是愉快的表情，鼻息在空气中窜动。夜色中，海滨大酒店灯火辉煌，像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巨轮，冷眼旁观一切，静静等待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