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勇，郑淑超—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历史进程和国际经验

　　得益于共同的国际环境，各国科技政策具有较强的共时性，发展阶段和速度则有所差别，先发国家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分析美国的科技发展可知，高校逐步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生产力的中心，以系列实验室为依托的高校科技研发体系是国家战略科技的重要源头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在每一阶段均聚焦“重塑世界”、“改变社会经济和安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此外，全球各国在促进高校融入战略科技力量上也有共通经验。

　　1.研究重点分层明显，相关政策与合作促进成果转化

　　高校科技研发由国家顶层设计统领，以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为主，不同学校有不同侧重，顶尖研究型大学多引领基础研究。首先，建立战略科研咨询制度。虽然名称各异，但在最高决策层面建立国家科技战略与政策咨询制度是国际通行做法。^［25］例如，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以及由国防部、能源部、农业部、宇航局、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六部门组成的资助体系；一些重大实验室也设立咨询委员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咨询委员会就专门负责对实验室科学计划作总体评估并提出建议。英国实行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设部门首席科学顾问和各领域咨询委员会，共同协助制定国家科技战略；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与其他政府部门全面规划、协调全国科技工作，研究与创新署（整合原七大研究理事会、英格兰研究委员会以及创新署）作为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在其指导下统筹管理公共科研经费，共同主导战略科研布局和建设。2014年日本将该国最高科技决策机构改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以在权限和预算方面发挥迄今为止最强的推动作用，及时实施前瞻性、机动性和跨部门的引导政策；此外，该国定期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年首次发布、五年一次）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3年首次发布、每年一次）以引领科技发展。其次，规划引导高校战略科研重点。如德国政府通过资助三大科研组织与不同高校开展合作，引导高校围绕不同重点领域进行研发，马普学会与顶尖研究型大学共享大型科研仪器，共同致力于前沿基础研究^⑤，亥姆霍兹联合会依托大科学装置与高水平大学开展合作，聚焦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基础研究^⑥，莱布尼茨协会与高校、工业界密切合作，开展问题导向、面向具体应用的基础与应用研究^⑦。又如日本以政府研发机构、高校、企业三大主体来区分领域重点，政府研发机构专注战略前沿研究、高校多从事基础研究、企业主要关注推动产业变革的创新研究。再次，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美国在这方面尤其注重政策供给，如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案》和《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理清了政府作为“研究出资方”或“研究承担方”时的发明所有权归属问题，即将所有权让渡给高校或企业，同时规定技术转移是联邦机构和实验室应尽的义务，必须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最后，注重与产业界合作。例如，197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旧金山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等一批高校科技园区崛起，辐射带动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在英国，先后发布的《高等教育：迎接挑战》（1987年）、《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的战略》（1993年）、《竞争未来——发展知识经济》（1998年）、《高等教育的未来》（2003年）系列白皮书持续强调要加强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并通过“联系计划”（1986年）、“法拉第合作计划”（1992年）、“大学挑战竞争计划”（1998年）、“2004-2014年科技创新投入框架”（2004年）等持续资助相关合作。

　　2.政府财政资助充足，其他公私部门多元经费相结合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高校战略科研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政府研发经费拨款成为高校战略科研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从而牢固树立了高校在原创性和“卡脖子”技术攻关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政府拨款总额高。如德国高校大科学设施与实验室70%-90%的研究经费来自联邦和州政府，而且政府承诺将持续增加高校科技研发资助经费。尤其是2022年德国科学联席会决定实施增强高校教育与科研实力的一揽子资助计划：在未来五年将资助“加强高校学习与教学未来协议”高校228亿欧元，增加“卓越战略”高校至70所且年资助额升至6.87亿欧元（共480.9亿欧元），扩充“国家研究数据基础设置”项目至27个并计划十年资助9亿欧元，第三轮（5年）资助“NAKO健康研究项目”1.27亿欧元，未来八年资助“2030女教授计划”3.2亿欧元。^［26］其次，财政资助经费占比高。美国早在1945年的《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就强调政府应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对基础科学研究给予长期稳定的资助，五年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2021年该基金会根据《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对全国科技研发进行补充资助，总金额提升9%，达到90.87亿美元，其中65.94亿美元（占72.57%）流向高校及其联盟；2022年的经费略有减少（86.16亿美元），但对高校及其联盟的资助仍有所增加（68.26亿，约占80%）。^［27］再次，拨款结构较类似。各国政府对高校科技研发的拨款无固定模式，大多为预算拨款制。在构成上，美国一般采取“事业费+项目费”、英国为“机构式拨款+项目竞争经费”、日本为“一般会计+特殊会计”、德国为“单位拨款+项目资助”、俄罗斯为“事业费拨款+项目合同”的方式，虽名称各异，但基本为“稳定的事业拨款+竞争性项目经费”的方式。最后，其他经费来源较为多元。除政府及其资助的机构向高校科技研发拨款外，一些非营利性组织也会对高校科技研发予以捐赠，如美国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均长期资助高校的科学研究。此外，一些高校经由与产业界的联系获得项目经费和合作费，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导的“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企业会员费也是其经费来源之一。还有一些高校及科研人员因荣获公开奖项取得基于捐赠的奖金，如诺贝尔奖目前单项奖金约110万美元，而被誉为科学界第一巨奖的“科学突破奖”的单项奖金为300万美元^⑧。

　　3.人才政策保障到位，产学研一体举措助力人才培养

　　1918年维布伦（T.Veblen）在《美国的高等学术》一书中指出，大学是科学的巨大母体和培育新人的组织。为了维持高校开展战略科研的持续动力，各国高校都不断完善人才政策，以形成优良的人才培养环境，并增强人才吸引力。首先，科研人才国际化、多元化特色明显。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网站显示，截至2022年底，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汇集了全球1781名科学家和工程师、503名博士后研究人员，有1.4万名开放设备用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哈佛大学的调查也显示，该校教师涵盖了全球不同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的多元人群。在英国，高校实验室均须保证支持全球人员自由流动，如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传承了面向全世界选拔高层次人才的传统，而医学研究理事会分子生物实验室中40%的研究组长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等国均施行技术移民政策以广纳国际人才。如2022年英国启动“高潜力人才签证计划”，无条件为全球50所名校的毕业生及其家属开放2-3年签证，符合相关条件的还可转为长期签证。其次，高校教师的薪酬待遇具有全球竞争力。为吸引各领域优秀科学家，许多知名高校为研究者提供了颇具竞争力的薪酬和工作环境。如哈佛大学行政及专业职位薪级为55-64，对应的最低年薪为5.9-26.3万美元，而最高年薪可达50.68万美元，平均年薪中位数约14.5万美元，此外，学校还提供科研经费、课时费以及奖金、津贴、学术会议和培训补助、医疗保险、带薪假期等多元福利，并且所有专职教师都享有独立的办公室。^［28］再次，对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资助非常丰富。美国高校设立各种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开展研究创新活动，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在《2022-2026战略计划》中将培育STEM人才作为战略目标，并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其资助的“本科生科研经历项目”支持学生直接到项目单位参与研究，且提供住宿和旅费；而“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主要资助STEM学科研究生基于自主创新设想申请研究课题。^［29］最后，人才培养的产学合作措施多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兼具科研和人才培育职能，注重培养既能管理工程和技术系统又有研究能力的跨学科人才。日本高校的科技人才培养同样强调产学研合作，其在1997年就通过《教育改革计划》大力推动高校科技创新发展，以实现高校在教育、科研方面与产业界密切合作；而且1981年科技厅启动实施的“流动性研究与开发体制”沿用至今，使高校与政府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可以双向流动。此外，“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也支持并资助高校与其他公私部门开展合作，组建产学研合作团队，强调高校与产业界紧密联系、积极利用资源培养下一代科技人才，如2013年开始的“技术创新中心计划”、2020年开始的“共同创造场所形成支持计划”。截至2024年，日本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主要出自高校，也有获得者任职于政府科研机构或企业。印度政府同样大力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并定期组织召开全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大会，助力高校战略科研的发展，培养战略科技人才。

　　我国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已经历近50年的历程：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高校“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1978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强调高校应作为重要主体参与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1991年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依托中国科技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通过验收；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1982年开始实施）、“863计划”（1986年开始）、“973计划”（1997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系列项目（1986年开始），再到“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2018年开始），高校均积极参与其中。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2021年，我国3012所高校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已达33.4万人年，布局建设有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个集成攻关大平台、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1500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70余个。^［30］神舟飞天、北斗组网、羲和逐日、高速铁路、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大国工程中，数百所高校在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研究创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期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需稳固高校创新资源“基本盘”，集结战略科技人才“集团军”，勇闯国际科技前沿“无人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1.整合研究布局和项目规划，统筹高校战略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和布局。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和全局统筹，下好全国高校战略科技规划“一盘棋”，有效利用政策杠杆，引导高校精准定位自身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明晰重点攻关方向，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示范引领作用。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需要在平台数量上提供支撑，更需要聚焦战略目标、区分研究重点，协同不相同、分类不分散，从而形成“整车效应”。然而当前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的全局性、战略性态势尚不突出。一方面，高校战略科研整体布局不完善，分散科研、重复科研问题突出，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仍不够畅通。如2020年我国高校获授权专利共26.8万项，转让约1.5万项，不计其他知识产权，转化率仅为5.60%^［31］；2021年授权专利增至30.8万项，但转让及许可实施仍为1.5万项左右，转化率降为4.87%。相应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高，有研究测算了不同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统计口径、测算方法不同导致结果不完全一致，但均未超过4%。^［32］另一方面，高校战略科研分层分类较模糊，高校对自身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定位不清。类似于大多数高校都期望升格为研究型大学，大多数高校也都期望获得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从而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定位失衡和资源错配。因此，高校群体要提升战略科技力量，必须统筹战略全局，尽快实施2017年审议通过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通盘筹划战略科研任务，优化配置战略科技资源。首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好“火车头效应”，重点聚焦“从0到1”的基础科学研究突破和原始创新技术发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集聚了全国最高素质的师生、最多最好的研究资源，应当仁不让地成为基础研究“先遣队”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击手”，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力量。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强调要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33］以原始创新为核心，以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以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为主要方向，聚焦“战略性产品、战略性产业、未来产业”解决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34］依托“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家级科研平台是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要瞄准国际前沿，致力于开展对世界科技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解决世界重大科学技术问题。^［35］其次，其他院校要强化“雁群效应”，围绕国家战略、聚焦区域战略，根据自身条件分类定位科技攻关方向。地方院校具有对接区域战略的优势，行业院校具有联系产业实际的优势，要活用研究型大学的原创成果，深入聚焦区域和产业的科技研发。最后，加强产业合作，发挥各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中介效应”。2019年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校企合作产出、国际合作产出分别占总产出的2.7%和25.4%，比美国C9联盟高校低3%和19.6%。^［36］因此，亟须强化“三螺旋”、“四螺旋”、“五螺旋”等创新合作模式，实现政府、高校、产业的资源与信息高效共享，提升研发效益和成果转化效率。产学研用一体要求跨界合作、跨学科融合以实现人财物资源的共享，可通过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等中介机构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畅通高校科研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后一公里”。

　　2.完善资助制度，支撑高校战略科技攻关的协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只有政府拨款制度持续完善、经费资助力度不断加大，才能助力高校战略科技平台建设和技术攻关，充分保障高校基础研究重要主体、核心技术攻关重要力量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高校科技研发投入与科技强国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经费投入总量仍有较大差距。我国科技研发经费虽连年上升，2021年达2.8万亿元，GDP占比为2.44%，2022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GDP占比为2.55%^［37］，但仅相当于美国、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中，高校科技研发经费2021年为2180.5亿元，占全国科技研发经费的7.8%，高等教育创新贡献率世界排名第14位^［38］。另一方面，经费投入结构仍待完善。如2020年我国科技研发经费2.4万亿元（约合5837.5亿美元），GDP占比为2.4%，其中基础研究经费GDP占比为0.14%，而同年美国的情况分别为7208亿美元、3.45%和0.52%；同年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以及GDP的比例分别为7.7%、0.19%，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分别为16.2%、0.43%。^［39］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既要注重总量的增长也要重视结构调整。一是持续改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助力高校建设战略科研体系，进而更好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同时也要吸引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其他公私部门与高校合作，增加合作或竞争性项目经费。二是持续优化资助结构生态，不断加大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要探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分配的最佳结构，持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有力保障长周期原创性和突破性创新研发，尤其注重以财政投入引导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集成攻关。三是持续完善成果收入分配格局，提升成果发明人和主要贡献人所得。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主要贡献人的奖励和报酬不低于转化收入或奖励总额的50%，一些高校以70%给予奖励，部分高校还探索实施分类赋权，如复旦大学将非重大职务科技成果奖励的100%以及重大职务科技成果的70%分配给完成人。

　3.优化人才机制和产学措施，强化高校战略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高校是国家战略人才队伍的培养基地和重要源泉，高校深度融入并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然以战略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为主要依托，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在这方面仍亟须进一步加强。一是功利化的“五唯”评价取向尚未完全扭转，科研人员内在创新动力不足，潜力挖掘不够。二是少数尖端科技战略性人才出现流失现象，人才存量损失严重。据统计，2000年以来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公民中有41.6%的人在美国以外出生。赖夫（R.Reif）更是称“移民就是氧气，他们让研究生存和繁荣”^［40］。反观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以中国籍在中国任职的仅莫言、屠呦呦两人，其他10人均为外国籍，其中6人是出生成长于中国，后移居国外工作（5人为美国籍）。三是对战略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后备科研力量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高校要从增量、存量、后备力量三个方面完善政策及其协同配合执行机制，加快提升战略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其一，尽量完善战略人才待遇，扩大聘用国际高端人才的规模。对在芯片等关键领域具有重大发现的国际人才，可加大筹码吸引到国内高校开展科学研究，或以访学、合作研究等方式为我所用，不拘一格倾心引才用才。其二，尽快改变“五唯”评价生态，做好评价机制的破立衔接。2022年科技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有九所高校参与了改革试点，要加快以试点形式开展试验，构建基于创新价值和贡献的评价体系，坚决避免因锦标赛式评价而流失战略人才。其三，尽可能多地获得跨界跨学科的产学支持，以实在的产业项目、企业订单优化高校与行业产业的交流互动，为高校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添活力，为孕育高校战略科技未来人才巩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