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婧秋，石伟平—台湾技术职业本科高校降格关停现象及其思考

1.少子化叠加高等教育普及化致使高等教育适龄生源持续减少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核心要素。近年来，台湾地区少子化问题越来越严峻，直接在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调整、居民储蓄消费、人力资本提升、政府财政收支等多个方面产生了连环负面效应，成为制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达到峰值，之后生育率和0-14岁少儿人口系数连年持续下降。按照人口统计国际标准，少儿人口系数在18%-20%之间为少子化，15%-18%之间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调查数据表明，台湾地区1996年以后少儿人口系数一直在20%左右徘徊，2012年降至14.93%，进入了超少子化阶段。^［10］通常与少子化相伴而行的还有人口老龄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双高”转向“双低”，90年代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据台湾当局的人口推计显示，2025年台湾地区将成为超高龄社会，双重人口问题将导致劳动力人口结构加速老化。有研究表明，子女数量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长育儿负担，从而将更多资源投入健康和教育，并更加追求生育质量。^［11］台湾地区与大陆同宗同源，本就有重视教育、崇尚学历的思想观念。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使子女的平均教育资源相对增加，当家庭有更充足的资源投入教育时，教育期待也会随之提升，子女受教育年限也将相应延长。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在1999年就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高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从1990年的29.65%快速攀升至2012年的94.67%^［12］，几乎进入“全录时代”。为应对普通大学持续扩招和生源持续减少对专科教育市场的冲击，专科学校纷纷改制升格，畅通学历通道，以期通过为受教育者提供与大学本科同等层次的学位和文凭获得生存空间。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台湾地区高等教育适龄生源持续减少。为招收足够的生源以维持运营，台湾地区高校不得不降低门槛以提高新生注册入学率。即便如此，高校招生缺额现象依旧极为严峻，其中私立技职本科院校更是重灾区，同时不乏一些私立普通高校甚至是公立本科高校。生源不足导致部分台湾地区高校的单位教育成本提高，经营惨淡，大量资源被迫闲置。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在2017年就开始指导高校“转型退场”，通过撤并、关停或转型成为其他文教事业单位等手段减少学校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减轻相关教师员工的“失业阵痛”，但仍难以弥补台湾高等教育体系与教育质量所遭受的严重冲击。

2.学历提升后人才的学用落差和供给结构失衡反噬技职教育品牌质量

普遍的高学历并没有使经济社会结构优化，反而使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博士生毕业后卖烤鸡和本科生毕业即失业的“人才-岗位错配”导致的就业市场供需矛盾仍未得到有效缓解。^［16］同时，随着学业年限拉长，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年轻人不愿就业而聚集在学校，社会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又极为匮乏。此外，拥有更高学历年轻人的就业意愿也发生偏转，即便是有就业意愿的年轻人也不肯从事生产性劳动。台湾地区产业界对此颇为不满，认为工业类专科层次职业院校的缺失使得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出现了严重断层。^［17］实际上，企业往往更愿意接收专科层次的技职教育毕业生，因为他们的就业预期普遍低于本科生，也更容易找准自身定位，踏实就业。台湾地区2023年教育统计指标也显示，25-64岁人口中专科层次学历者的劳动失业率远低于大学及以上学历者。^［18］

　　由此可见，在台湾专科学校跃进升本过程中技职教育体系和人才结构出现了重心倒挂现象：专科层次学生和毕业生人数不断下降，本科层次学生规模大幅增加。然而伴随升本热潮的却是经济衰退、产业外移、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增加等社会问题，导致劳动力市场无法吸纳大量的本科及更高层次的技术人才，而迫切需要的中等层次技术技能人员又严重不足。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学历通胀与学用落差、教育资源浪费等问题聚沙成塔，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招致了受教育者、产业界、学校举办者等多方的不满，严重损害了技职教育的品牌质量，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技职教育自身的进步。

1.一味迎合学历需求，产业适应力大幅削弱

　　“专升本”历程理当是顺应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优化教育体系与结构、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台湾地区高校“专科升本”的最强动因却源于当局对社会民众追求高学历与文凭的一味迎合。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儒家传统文化崇尚读书、追求学历的思想观念同样也是台湾地区技职教育发展长期面临的社会文化阻碍。尤其是在经历经济飞速增长和高等教育普及化跨越式发展时代红利之后，台湾居民家庭的经济与文化资本都得到长足积累，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更高，也更有能力选择个性化、多样化、长远性的教育路径。在新旧两股力量叠加作用下，社会民众对本科教育和高学历文凭有更旺盛的需求。面对民众期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台湾当局将顺应民意作为赢取选票的筹码，一度放大“专升本”政策窗口^［19］，助推“文凭泡沫”制造热潮。

　　家庭教育期望是学生升学抱负、参与学业竞争和选择求学轨道的直接驱动力。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重大教育议题，无论是高考改革、“中考焦虑”、教育减负还是“职普分流”，在更深层面都与家庭教育期望紧密相关。家庭教育期望受到学生的天性和禀赋、家长的思维与眼界、学生以往的学业表现、个人职业理想、家庭经济情况以及社会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越是拥有高经济资本、低文化水平的家庭，家长的眼界和判断力越有限，更容易被市场营销洗脑，落入过度投资和过度教育的陷阱；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双低”的弱势家庭，对教育资源的掌握和教育改革的认知也更加肤浅，更容易盲目跟风。因此，家庭教育期望通常具有盲目性，需要适度引导。^［20］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既需要从提升教育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等“供给侧”入手，也需要对家庭教育期望的“需求侧”进行引导与满足。^［21］因此，教育事务主管部门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平衡专科院校、学生和家长、用工企业以及政府自身的多重利益诉求，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社会民众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盲目迎合高学历需求的技职教育终将导致升学主义和文凭主义泛滥，技职教育沦为升学教育，不仅偏离了“务实致用”的核心价值，也使技职教育服务经济产业发展的能力大幅削弱，严重危及安身立命的根基。

2.升格改制过于激进，教育资源配套不足

　　从1993到2009年，台湾地区技职本科院校的数量仅用16年时间就翻了26倍。一般来说，与学校改制升格相伴而行的最先是规模扩张和办学条件提升。但由于学校改制升格数量多、体量大，导致教育资源短期内难以充分配供，甚至还因新建扩张而稀释了已有教育资源，降低学校生均教育成本投入，最终影响了办学质量。以师资这一重要办学资源为例，台湾地区的技职本科院校多以私立学校为主，私立高校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无法企及公立高校教师的福利和权益，而且官方资助和进修名额的分配以及由私立高校转任公立高校教师的退休年资计算等都不尽合理^［22］，所以规模扩张反而使本就存在的师资紧缺矛盾更加突出。为克服师资紧张困难，学校往往会将安排教师开发第二专业的方式作为过渡之策，但在升格的过程中教师还须承担额外的升本评估工作。日常教学与科研、校企合作、评估升本等多项工作集于一身加重了教师的负担，加剧了教师的职业倦怠感。与此同时，学校办学层次的升格也必然导致对教师学历层次和职称要求的提升。1999年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出台的《技术学院更名科技大学审核作业规定》中明确要求全校专任助理教授以上的师资必须占40%及以上。为达到这一标准，一批技术学院大量引进高学历但缺乏专业实践经验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又在教师评价机制尚未健全之时直接照搬普通高校对研究型教师的考核评价办法，套用在科技大学教师的考核管理上，使技职本科院校的“学术漂移”现象愈演愈烈。

　　台湾地区某高校校长曾这样评论高等教育的盲目跃进：“只考虑优先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学习美西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化的趋势，盲目引入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促进高校升格、大力发展私立高校，决策过程未经人口规模发展科学测算、未全面考虑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规律，升格措施缺乏长远规划，造成人才培养与人口变化及社会人才需求脱节，人才开发管控失灵，这些是台湾高等教育发展困境的最直接根源。”^［23］

3.私立院校牵头引领，长期发展动力薄弱

　　私立高校是台湾技职本科院校改制升格历史进程中的主角。尽管在1997年第一批更名为科技大学的学校中公立学校占了80%，但从2000年起，更名为科技大学的学校则多以私立学校为主，尤其是在2001-2003年以及2006-2008年，6年中升格更名的全部为私立学校。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1994年以来，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本部门提出“教育松绑”、“教育民主化”等口号，以增设大学为重点，鼓励社会组织和私人办学；二是台湾地区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对私立院校的更名升格实施了更加宽松的政策。台湾公立学校更名须经“行政院”审批，而私立学校更名仅须“教育部”审核。考虑到台湾地区高校数量过多的风险，“行政院”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制更名进行限制，更加鼓励院校合并或资源共享，这也是公立科技大学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私立科技大学学生人数约占所有科技大学学生人数的六到八成，“公私比例不均”的现象比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更为严重。台湾当局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绝大多数流向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很难获得公共财政支持，其运营与发展资金主要靠学费收缴或是与其他私立高校竞争政府部门的专项资助经费。如2004年台湾私立院校获得政府教育经费拨款17863.8亿元新台币，仅占政府教育经费拨款总额（62210.8亿元新台币）的28.71%。^［24］此外，私立科技大学学生缴纳的学杂费达公立学校的两倍之多^［25］，但生均单位教育成本却不如公立高校的学生，亦无法享受公立高校学生的某些权益保障。也就是说，普遍来自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私立科技大学学生需要缴纳更高的学杂费，但却不一定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回报。在适龄生源数量加速减少的危机境遇下，私立高校更容易采取过度市场化的举措，兴办一些短期、热门、投入低的社会科学专业，而非深植于所处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具备就业优势，私立学校的品牌质量自然也难以树立和巩固。生源不足——经费短缺——投入不足——质量不高，这一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私立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私立高校多为民营企业家办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学成效往往取决于办学者的教育理念，虽然机制更为灵活，但也由于较少受到政府部门的针对性指导，更容易出现发展定位不清，长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26］

4.同质化的模仿办学模式，偏离技职教育特性

　　台湾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末就建立了“中职——专科——技职本科——硕士——博士”纵向贯通且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的“双轨双通”技职教育体系，一度成为台湾地区教育的突出亮点。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适龄生源持续减少和技职本科院校规模不断扩张，技职本科院校的学生来源日益多样，招生门槛一降再降，生源技能素养和能力水平不足使得一些专业不得不降低人才培养标准以及专业课程的难度。与此同时，随着台湾技职教育体系“双轨双通”机制日渐健全，“职普转换”更加灵活通畅，技职教育学生的升学需求也更加强烈，从而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大幅缩减，高校和研究所的学生人数持续增加。如2011年台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升学率为81.91%，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不到20%^［27］，技职教育变成了“升学教育”。而为了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技职本科高校也调整了课程设置，淡化实践技术课程，缩短实习实践周期，增加学术理论的含量，课程与实践教学出现了严重的趋同现象。一起趋同发展的还有师资队伍，如前所述，升格更名后的技职本科院校大量引进高学历但缺乏实践经历的教师，导致教师结构也高度同质化，出现教师所学与授课内容不尽相符、实践技能难以传授等问题，偏离了技职教育产教融合的基本特性。技职本科院校朝着普通高校的方向发展，导致技职本科院校培养的学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在劳动力市场中丧失了特有的竞争力，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有学者曾言：“台湾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分层，而在于技职本科和普通大学的区别日渐模糊。”^［28］丧失类型特色的技职本科教育无论是自觉或是被迫卷入“文凭社会”的“升学竞赛”中，它都将处于失利地位，实非明智之举。

1.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首先要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顺应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推动我国具有类型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应然之举。台湾地区技职本科教育发展历史表明，一哄而上、盲目升格无益于发挥技职本科教育的真正价值，甚至可能反噬技职教育原本的特色质量，冲击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当前阶段，职业本科教育的价值更多在于引领性作用的彰显：首先，要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主导支柱产业的高端岗位，培养高层次的创造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引领技术工艺和生产流程的革新；其次，要以纵向贯通的进路通道带动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的系统变革，引领职业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再次，要以职业教育在本科学历教育层次的突破，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促成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认可度的提升。^［29］顺应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满足技术革新、高端生产、管理与服务岗位对人才的高复合需求，始终是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逻辑起点。唯有如此，职业本科教育才能紧密围绕产教融合的根本特征和发展主线，助力产业经济发展，培养的学生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由此推动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固有印象的改观，最终实现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色发展和高质量稳步发展。另外，台湾地区的实践还表明，发展技职本科教育需要考虑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和未来教育市场的需求，做好长远规划。人口规模与结构深刻影响教育发展基本格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综合生育率已处于超低水平，长期徘徊在1.05-1.6之间，很可能落入“低生育陷阱”，引致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30］低生育率将直接导致适龄生源大幅减少，并从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开始逐渐延伸到高中和大学。在高等教育阶段，少子化将使高职高专和职业本科院校在招生上面临更大挑战。因此，既要做好人口预期规划和院校建设规划，同时还要提升高职高专和职业本科院校的品牌质量以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以较高社会认可度化解生源不足的风险。

2.结合教育体系内部结构与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实现高质量有序发展

　　台湾地区技职本科教育发展历史表明，发展技职本科教育应平衡好专科和本科之间的结构，使发展节奏平稳有度。首先，发展技职本科教育不是要全面取代高职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主导支柱产业中的高端岗位，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和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31］，更强调知识性与应用性、适应性与可发展性、创新性与能力素养等复合性人才培养^［32］，而高职和专科的人才培养在实践技能上的要求明显重于理论知识。可以说，职业本科教育是高职和专科教育的延伸与升级，但其发展规模终归是由经济产业发展需求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客观存在梯度差异，仍有一些地区处于工业3.0甚至是2.0时代，需要大量具有扎实实践能力的专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必须正视客观现实，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其次，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还需厘清其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办学定位上的差异。从办学传承来看，地方应用型高校是从普通教育轨道转型而来，职业本科院校则是职业教育轨道内生的。从生源基础来看，地方应用型高校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职业本科院校则以中职毕业生为主，同时也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逻辑来看，地方应用型高校遵循学科逻辑，以学科建专业，以技术应用为导向；职业本科院校则遵循职业逻辑，针对工作岗位开设专业，人才培养对接工作岗位，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从人才培养规格来看，地方应用型高校以培养“技术+工程”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是以“白领”为底色的“浅灰领”体脑结合人才，如现场工程师；职业本科以培养“技术+高技能”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是以“蓝领”为底色的“深灰领”体脑结合人才，如技师或预备技师。从发展动力来看，地方应用型高校是在迫切需要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但高职院校条件尚不成熟，需要根据已有基础借助外力推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职业本科教育是在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确立后积极推动现代职教体系独立纵向贯通的内生实践。综上，二者虽然都是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和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实践探索的重要内容，培养模式也极为相似，但仍存在根本性差异。为实现高等教育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必须结合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结构对办学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与分配，以免出现高等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结构重心倒挂、浪费教育资源的局面。

3.重点发挥公办“双高计划”院校的示范引领作用，树立职业本科教育品牌

　　当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的建设思路主要有合办、转型、转设、升格四条路径，其中高职院校升格是主要途径。目前升格院校以民办学校为主，这类学校不论是生源质量、基础设施、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质量还是社会声誉和服务区域经济能力，都远远落后于大部分公办高职院校，特别是公办“双高计划”院校。以民办高职院校的升格来牵引职业本科教育发展难以服众^［33］，也会导致职业本科院校群体内部差异悬殊，探索实践难以具有普适性，难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模式。因此，未来应放宽对公办高职院校升本的政策限制，以职业本科学校的设置标准为准入依据，引领职业本科院校高起点办学。一方面，要支持已有一定办学条件、优势特色突出、社会认同度高和发展潜力大的“双高计划”学校开办举办职业本科教育，遴选真正“想”办也“能”办职业本科的学校，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树立职业本科教育品牌。另一方面，也可支持有条件的高职学校、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办职业本科专业，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及其高端岗位建设一批特色突出、服务产业需求能力强、就业优势明显的本科专业。

4.坚守类型特色，完善职业本科标准的研制与关键保障制度

　　坚守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与层次定位，需要以标准体系建设夯实高质量起点，在国家职业标准体系建设框架下加快职业本科教育各项标准的研制工作，如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34］首先，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要牢牢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知行合一”的本质特征，提升职业本科办学实践成效,绝不能因为10%的升本目标而带偏了90%的发展方向^［35］，将职业教育变为升学教育。其次，要融通职教体系内部各关键制度，巩固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一是职教高考制度。台湾地区的实践表明，技职本科与普通本科生源同质化会加剧生源群体职业技能的弱化，不利于办学质量的提升。但其根据招生对象、高校的类型与层次提供多元入学方案，兼顾理论与实务，邀请行业协会、企业组织参与技能考试与评价工作等从源头保证技职本科教育“职业性”和“高等性”的举措值得借鉴。二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台湾技职本科院校多设有专项奖励经费鼓励学生考取职业证照，乃至将其纳入毕业必备条件，学生也可以相关职业证照取代部分课程考试，学校还非常重视教师的证照考试教学能力提升，尤其是国际职业证照考试教学能力。在台湾地区职业证照与个人升学加分、就业升迁、薪资提升紧密相关，普通本科院校学生考取职业证照也是较常见的现象，这有利于树立“技能型社会”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三是职业本科学位制度。设立专门的技术教育文凭和学位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普遍做法，职业资格证书与学位之间的等值转换是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双轨双通”的重要桥梁，既有助于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吸引力，又有利于确保其培养目标与其他类型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教育）保持一定区分度。^［36］我国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要借鉴国际经验，从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出发，制定专门的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目录，增设与高层次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职业能力水平相对应的职业技术学士学位，规避职业本科教育脱离职业教育轨道的风险。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建设独立完整且类型特色突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既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也是其核心突破点与增长点。^［37］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在高职教育，难点在中职教育，热点在职业本科教育。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程、教育体系结构等方面有极大相似性。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专科升本”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如“双轨双通”职教体系、按专业群类实施“招考分离、多元入学”的职教高考制度、职业证照制度、产学合作、“全人教育”理念等。但是，其间也有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尽管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从理论和政策指向上来看都是应然之举，但绝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扩张却最终特色尽失、发展失衡乃至反噬质量。因此，我们应保持理性，顺应产业发展需求，结合教育体系结构和人口发展趋势作长远规划。在顶层设计上要系统筹划，廓清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征和办学定位；在中观设计上要建立并完善职教高考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本科学位制度等规范内部运行的关键制度；在具体实践中要以择优遴选、保障质量为原则，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配套好标准体系建设、分类评估政策、动态调控等外部保障机制，有效发挥职业本科教育在服务产业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推动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走稳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