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沛，沈文钦—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144所高校一流建设学科教师履历的研究

　　1.就业流动的理论演进与主要观点述评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学者聚焦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中的跨区域流动行为，形成了关于就业流动的一系列研究。^［11］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领域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并结合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特征、类型、趋向、影响等，诠释了中国情境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实践价值。

　　流动是一种具有成本与收益的资源配置方式。^［12］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与流动都是人们获得经济回报的重要方式，主要体现为个体收入的增加。^［13］由于不同地区存在实际收入差别，人们出于改善生活的需要会选择到工资水平与福利待遇更高的区域就业。^［14］也有学者认为，流动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15-16］，尤其在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7］。就业流动被视为个体投资与取得更高未来收益的手段，也是积累与扩散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区域经济差距是促成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越高的毕业生，其就业流动的可能性越大。^［18］与此同时，毕业生就业流动又能引致区域经济发展^［19］，通过人力资本扩散实现高等教育的正外部性^［20］。因此，高等教育的区域回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其毕业后的就业流向^［21］。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劳动力迁移理论更为关注流动的结构化动因及其影响效应。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强调，当流入地工资高于流出地工资时就会产生流动行为。^［22］托达罗（M.P.Todaro）则进一步考虑了因流动而获取工作的概率与预期收入的差距。^［23］

　　随着推拉理论在人口迁移研究领域的应用，就业流动具备了更为立体的分类框架，突出表现在毕业生流出地“推力”与流入地“拉力”的双向互动机制得到解析，就业流动的社会性因素得以凸显。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康明斯（W.K.Cummings）^［24］、麦克曼（M.E.McMahon）^［25］、阿特巴赫（P.G.Altbach）^［26-27］、苏塔（G.N.Souta）和特纳（J.P.Turner）^［28］等人运用推拉理论重点解释学生的跨国流动。在中国情境下，推拉理论在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29-30］、返乡流动^［31-32］、城际流动^［33-34］等研究中作为理论支撑，通过模型改进与实证检验推动就业流动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如今，就业流动研究逐渐由经济层面转向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公共服务^［35］等方面，并加深了人们对“地方品质”^［36］、“舒适性”^［37］、“消费城市”^［38-39］等新兴概念的理解。尤其是在高校所处的现代城市体系中，随着生活成本与工作压力的增加，区域环境因素不断释放出就业与职业选择的新信号，毕业生群体开始审视并着重考虑生活质量与城市资源的空间差异，由此形成满足自身效用的流动决策。城市距离与地理空间假设进一步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推拉理论、地方品质理论等在就业领域的探索，毕业生就业流动问题不啻为单一理论所回应，多重逻辑下的假说叠加、不同学科间的观点争鸣使“就业流动”的概念边界不断扩展，命题体系日趋融合。

　　2.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离不开个体对不同区域的空间认知与机会选择。从地理视角看，毕业生在生源地、就学地与就职地的位移构成了就业流动路径。菲戈安（A.Faggian）等人划分了就业流动的5种类型^［40］，为分析就业流动的区域属性提供了范本。与之相似，霍尔（A.Hoare）和科沃尔（M.Corver）提出了“两区域-两阶段”流动模型，旨在解释毕业生在英国的“南方”与“北方”两个不同区域间流动的8种决策方式。^［41］从流动趋势看，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偏向流入创新水平更高的区域就业^［42］，荷兰大学的毕业生主要向经济发展活跃的西部地区集聚，并在流动中呈现出学科和院校的明显差异^［43-44］。在芬兰的大学中，远离家乡的毕业生向外区域就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45］，但总体仍集中于包括首都赫尔辛基在内的四大城市圈^［46］；在德国，大学位居边远地区不会减少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却对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产生影响^［47］；在美国，区域创新能力在毕业生就业流动中起到促进作用，而较高的房价和税收水平则是阻碍因素^［48］。与上述国家不同，在控制区域与个体特征条件下，我国高校毕业生更倾向在生源地就业，其中重点高校毕业生有较大可能留在就学地就业。^［49］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的情感和印象是毕业生选择就职地的重要依据，而这也解释了毕业生就业流动过程中的区域偏好与原始激励。^［50］在跨省流动方面，东部沿海省份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流向区域^［51］；而区域间的交互作用、就业选择的空间依赖使得相邻省份成为毕业生最优就业外的次优选择^［52］。

　　人才的地理流动在不断重塑区域经济格局^［53］，而区域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又会反作用于人才流动，从而加剧区域人才流动的分化。美国^［54］、意大利^［55］、荷兰^［56］等国的区域市场结构与毕业生就业流动相关性较强。除经济与科技因素外，丰富的文化生活、舒适的气候条件以及安全的社会环境等因素日益受到毕业生的重视，逐渐成为毕业生就业流动的重要外部动因。^［57］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各省份产业规模、人口结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均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跨省流动可以为毕业生带来更高的个人收益^［58］，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越高，毕业生城际流动的可能性越大^［59］。在人口特征方面，与男性毕业生相比，女性毕业生跨省流动的就业意愿更低。^［60］在自然环境方面，空气污染地区能够降低来自空气清洁地区毕业生的就业概率，进而发生人才外流。^［61］在区域政策方面，“抢人大战”加速了高校毕业生在省域间的集聚与分化，政策激励与挤出效应则阐明了就业流动的社会动因。^［62］总体而言，毕业生就业流动具有显著的国别与区域差异，其影响因素多元且复杂。尽管这些研究从广义上揭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一般规律与空间轨迹，但仍有必要结合特定职业与细分市场进一步探究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背后的深层动因。

3.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上述理论与文献回溯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学术缘起，它们大多着墨于总体人口与毕业生的空间行为和决策差异。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通常与其职业选择密切相关。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取向，前者遵循的是专业教育与高深知识探索的学科逻辑，后者满足的是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多元需求。不过，即便是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也会权衡生活质量与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63］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既存在因学术职业选择而产生的特殊规律，亦具有反映高学历人才地理区位偏好的普遍特性。

　　学术职业意味着个体由学生向学者身份转变，但整个过程仍处于从“校门”到“校门”的学术系统之内。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的流动在相当程度上受学术就职选择的条件约束。如张斌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我国18所高校的物理学科教师进行观测，指明博士聘任网络的不对称性与分层结构。^［64］这说明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博士毕业生面临院校分割的就业流动限制。基于20所高校化学学科，李丽萍和沈文钦构建了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矩阵网络，从历史优势、院系声誉、地域分布等方面分析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揭示出博士聘任网络的地域封闭性特征。^［65］陈晓宇和张存禄以35所“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博士教师作为样本，利用聘任网络与声望排名对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予以评价，发现同城高校与邻近区域是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主要选择。^［66］

　　上述研究多以结构化视角分析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关联网络，凸显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层级属性与分割特征。然而，个体行为始终内嵌于整个社会经济与区域发展的结构中。若仅从组织层面观测博士毕业生的就职选择，恐将忽视劳动力市场变革与人口变迁的经济发展动因。一项针对美国高校学位持有者的研究指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更容易受生活质量等地方品质因素的影响，而科技产业布局与创新环境成为吸引博士人才集聚的关键因素。^［67］由于创新活动在沿海城市集聚，美国中西部地区博士毕业生显著流出，太平洋沿岸和东北部地区博士毕业生显著流入。^［68］因地区发展不平衡，意大利南部地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出概率较高，而北部地区博士毕业生要么迁移到其他国家，要么在内部流动。^［69］荷兰学者的研究认为，博士毕业生具有就业流动的典型地区偏好，为提高其他地区对博士毕业生的吸引力，地方应强化整体“品质”而非经济因素。^［70］由此可见，尽管劳动力市场中的声誉因素不容忽视，但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亦与区域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特别是高学历人才对地方品质的强调，充分表明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可能受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尝试引入多维距离分析框架，通过一流建设学科教师的大样本履历数据检视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与学术就职选择的空间关联，以揭示区域发展、学术声誉、个体经历等多重因素对学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

1.研究方法：履历分析与经济计量相结合

　　作为一种人才评价的新兴研究方法，履历分析法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它对分析学术人才成长规律具有独特优势。^［71］高校是博士毕业生从事学术职业的主要选择机构，而成为高校教师的博士毕业生通常拥有公开披露的学术履历。学术履历不仅实现了教师就职经历的历史回溯，而且传递了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有效信号。在区域与机构层面，学术履历还是劳动力市场对博士培养质量的现实响应。既往文献中的履历分析多采用分类描述、均值比较、相关分析等一般意义的统计学方法，较少结合经济模型完成文本信息的二次推断，难以挖掘履历数据背后隐含的结构性因素。而履历分析与计量方法相结合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方法的分析局限，通过非干预性信息的结构化处理提升量化研究的解释力度。^［72-73］

2.履历采集：博士教师就业流动的历史回溯

2017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涵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涉及465个学科。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包含147所高校的436个学科^②，并淡化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身份色彩，突出以学科为基础的建设方案。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以两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的144所高校作为观测对象，以高校的一流建设学科作为筛选范畴，排除无法确定学科归属的院系组织，共找到704个承担建设一流学科任务的相关机构^③，包括学院以及与学院平行设置的学系、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对应两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的全部一流建设学科。其次，采用手工检索方式，获取院系官方网站披露的教师履历信息。再次，通过教师个人履历中显示的博士毕业院校与当前任职院校构建就业流动的关系矩阵^④。最后，结合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匹配院校所在城市，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绘制博士毕业生从就学地到就职地的流动网络。数据采集时间从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覆盖五个自然年周期；共采集了90046名高校教师的履历数据，而有详细信息的国内高校博士毕业生为43994人，占全部样本的48.9%。

3.框架设计：多维距离分析与回归模型构建

　　距离是衡量流动的重要度量单位。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关联，而这种关联会随着距离缩短而变得愈加紧密。^［74］地理距离能够反映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含义，并测量出就学地与就职地之间的紧密关系。随着多维距离分析框架的提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行政距离（administrative distance）、经济距离（economic distance）与地理距离（geographic distance）共同构成解释市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75-76］借鉴这一思路，本研究结合学术劳动力市场特征，构建了一个涵盖地理距离、社会经济距离（eco）、学术声誉距离（rep）、就学流动经历（pre）的分析框架，以此揭示区域发展、学术声誉、就学经历在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中的影响。

　　在上述方程中，D_ij是博士毕业生从i城市到j城市的就业流动距离，为规避数据偏态和距离0值，采用地理距离加1后取对数形式表示；eco_ij、rep_ij、pre分别表示城市间的社会经济距离、院校与学科间的声誉距离以及个体前期就学流动经历，其估计系数β₁、β₂、β₃用以解释不同距离标准每增加1个单位时，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增加的百分比，X代表控制变量。考虑到博士毕业与就职时间应晚于区域与机构相关变量的选取时间，采用个体履历滞后期匹配的混合截面数据加以估计。

4.变量设定：区域发展与学术声誉的双重影响

　　表1显示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测量指标及数据来源。被解释变量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即博士毕业院校所在城市与就职院校所在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

关键解释变量包括社会经济距离、学术声誉距离和就学流动经历三类。

（1）社会经济距离是解释就业流动的区域发展变量。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的主要指标^［77］，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推拉理论、地方品质理论的核心观点，选取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四项指数，通过不同城市之间的得分差值测量社会经济距离。相关指数得分来自中国区域发展监测评价系统。该评价系统是由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建设、国家信息中心联合部委和各省区市信息中心发布项目成果的数据平台。四项测量指数的具体含义如下：经济发展包含发展基础、发展结构、发展速度、发展效率。创新能力包含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成果。社会民生包含人口发展与素质、居民收入与就业、社会公平与保障、公共服务与共享。生态环境包含资源环境压力、资源节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质量。^⑥

（2）院校声誉距离和学科声誉距离是解释就业流动的学术声誉变量。声誉既是对组织过往的认定，亦是对未来展望的感知^［78］，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着鉴别、激励和促进竞争的作用^［79］。学术声誉是博士聘任评价的逻辑起点。^［80］不同于普通劳动力市场中的薪酬驱动机制，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强烈的声誉驱动机制，使得高声誉机构在吸引与延揽名校博士毕业生时具有明显优势。^［81］基于声誉理论，研究采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以院校声誉距离和学科声誉距离分别测量博士就职院校与毕业院校之间的“声誉之差”，揭示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学术动因。

　　（3）就学流动经历是解释个体层面就业流动的变量。就学决策是就业决策的前置预期。从人口迁移法则看，由于流动距离的增加会增加毕业生适应新环境的心理成本，毕业生前期的就学流动经历将降低其后期就业流动的心理成本。^［82］同时，毕业生前期的就学流动经历也让其更愿意在全国范围内搜索就职岗位而非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83］基于此，个体层面重点考察博士毕业生在“本科-硕士”、“硕士-博士”两阶段是否发生过就学城市转换，并分别以虚拟变量形式呈现。

　　控制变量主要有反映人口统计特征的“性别”、反映学缘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学术近亲繁殖”^［84］、反映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制度门槛的“本科毕业院校”^［85］，借此预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

　　鉴于同一回归方程中不同距离指标可能存在量纲设定差异，本研究克服已有研究局限，使用系数集束化方法对相关模型进行事后估计，以比较不同类型变量的影响效应，进而更为精确地反映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结构化动因。

　　1.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格局

　　（1）跨省流动比率。

跨省流动比率用以衡量各省份博士毕业生赴外省一流建设学科所在高校就职的规模。由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存在地理分布上的非均衡性，因而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比率具有典型的省域差异（见表2）。在43994位博士毕业生样本中，有12812位博士毕业生发生跨省就业流动，整体流动比率为29.12%。具体而言，河北、黑龙江、宁夏、吉林、天津的高校博士毕业生存在较高的跨省流动比率，有超过40%的毕业生在其他省份一流建设学科所在高校就业；广西、海南、青海、西藏、新疆的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跨省流动比率较低，其本地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粘滞作用明显。仅从上述结果看，博士毕业生学术就职的空间分布可能受地区发展水平、一流建设学科数量、院校声誉、地理区位的多重影响。譬如，河北和天津的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跨省流动可能与北京高校的“虹吸效应”存在关系；如果一流建设学科数量偏少，博士毕业生就学高校所在省份学术劳动力市场能够提供的精英学术职位则相对有限，博士毕业生跨省就业流动比率也会相应提高。受地理区位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高校所在省份易形成相对闭合的学术劳动力市场，若该地区院校不具备声誉“扩散效应”，这些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反而因缺乏竞争力而留在就学地就业。

　　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省域差异是理解高等教育空间非均衡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较高的跨省流动比率显然不利于区域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若高校培育的博士纷纷离开当地学术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会导致该地区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较低的跨省流动比率说明当地毕业生难以走出既定的发展路径，无法通过更加广泛的信息交流开拓学术视野，造成跨区域合作与前沿创新空间受限。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心区域，其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跨省流动比率相对接近，位于27%左右；如果以北京和上海作为建设科教战略中心的参照系，那么江苏、广东、湖北等人才集聚省份博士毕业生跨省流动比率也位于27%左右，适合建设区域性人才高地。对博士毕业生跨省流动比率超过40%的省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留”、“用”政策，及时建立学术人才流失预警机制。最后，跨省流动比率偏低的省份应积极引进外省高校博士毕业生，充实一流建设学科高校的师资队伍，从而为该地学术劳动力市场注入发展活力。

　　（2）城市流动趋向。

　　城市流动趋向反映了博士毕业生从就学地到就职地的职业区位选择。在43994位博士毕业生样本中，13061位博士毕业生发生了跨城就业流动，整体流动率为29.69%，平均流动距离为955.39公里，大致相当于从北京到江苏盐城的距离。表3显示博士毕业生学术就职的城市流动趋向。从主要城市流向看，北京、武汉、成都、广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成为博士毕业生学术就职的优选区位。在一流建设学科高校聘任教师的地理关系中，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存在较为密切的流动联结。在所有城市关系对中，从北京流向上海的博士毕业生数最多，为467人；从北京流向武汉、北京流向南京、天津流向北京的博士毕业生数位居其后，分别为285、270、240人。总体而言，面向精英学术职位，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相对较远，且存在“向东”和“向南”城市流动的趋向。博士毕业生的跨城就业流动反映出核心都市圈及沿海、沿江城市群在人才集聚中的影响力。一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多分布于我国核心都市圈及沿海、沿江地区城市群，重点院校集群布局为学术人才集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区域的城市发展速度更快，科技与创新资源更丰富，公共服务体系更完善，对博士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说，博士毕业生的城市流动趋向为人才高地建设提供了借鉴。

　　（3）博士聘任网络。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以样本教师的毕业院校与就职院校构建博士聘任网络。图1中的节点代表高校，线条代表学术聘任关系^⑦，线条越粗表示高校聘任的博士人数越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位居网络核心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与之相对接近，构成首都学术圈的网络次中心。位于杭州市的浙江大学与上海市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构成城际聘任子网络；在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之间的线条非常粗，三校互聘人数较多；在东北三省，一流建设学科所在高校也形成了区域性的博士聘任网络。

　　从院校层面的网络流向看，武汉大学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61人）、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央财经大学（121人）、清华大学到北京理工大学（111人）、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106人）、北京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101人）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聘任网络中人数较多的组合。

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院校地缘关系是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关键因素。从博士聘任网络的空间结构看，相较于属地就业，邻地就业成为博士毕业生学术就职的重要选择。由此推测，如果博士毕业院校邻近地区一流建设学科高校集聚，那么博士毕业生赴更远地区就业的流动倾向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可能博士毕业生要通过长距离的地理流动完成学术就职。

综上所述，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取决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院校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代表地理意义上的位移，也体现了经济发展与学术声誉上的社会性差异。

　　2.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

　　（1）基准回归分析。

　　表4显示了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的相关因素。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流动距离，模型（1）至模型（3）分别纳入社会经济距离、学术声誉距离、就学流动经历三组解释变量，模型（4）包含全部距离变量，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高。

　　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能够促进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相较于博士就学院校所在城市，博士毕业生更倾向于流入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社会福利待遇更好的城市就业。具体而言，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将增加12.8%。^⑧创新能力指数得分越高意味着城市科技类、研发类岗位的供给能力越强，而创新能力更强的城市也会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新能力距离系数为负反映出城市非学术职位对学术就职选择的替代作用。如果某一区域拥有大量研发机构和企业创新岗位，那么博士毕业生就可以获得更多进入非学术领域的工作机会，没有必要再通过更长距离的流动实现学术就职。另外，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生态环境距离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博士毕业生对生态舒适性的偏好可能让位于精英学术职位偏好。

　　院校声誉、学科声誉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博士毕业生的就职院校每上升1个层次，其就业流动的距离增加14.9%；学科声誉每提升1个学科评估等级（如B到B+），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约增加2%。相比较而言，院校声誉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不同于普通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与价格机制，博士毕业生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议价能力。^［86］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声誉信号能够给博士带来潜在的远期收益，故机构与学科平台的差异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就学流动经历方面，“本科-硕士”阶段的就学流动经历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硕士-博士”阶段的就学流动经历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于人口首次流动可能缩短再次流动的地理距离^［87］，因而，就学阶段的流动经历存在心理层面上的互补效应。同时，“硕士-博士”就学流动经历的正向影响说明，读研就学地转换可以增强个体就业流动的未来预期，降低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心理成本，扩展个体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位搜寻边界。

　　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非近亲”学缘以及本科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博士毕业生表现出更强的就业流动倾向，其就业流动距离也相对更远。

（2）异质性分析。

　　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具有相似的精英职位选择倾向，也可能存在迥异的学科就业流动偏好。若按照博士学位所属学科进行拆分^⑨，可观测不同学科博士毕业生对区域发展、学术声誉以及就学经历的流动响应。

　　在区域发展因素中，经济发展距离对经济学（3137人）、法学（3817人）、文学（1092人）、理学（7066人）、工学（17878人）、医学（755人）、管理学（4613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哲学（273人）、教育学（873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影响并不显著；创新能力距离仅对农学（1667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具有正向影响，对其他学科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社会民生距离对法学（3817人）、医学（755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存在正向影响；生态环境距离对理学（7066人）、医学（755人）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难发现，经济发展差异仍是影响多数学科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首要因素；相较于其他学科，农学博士毕业生流动不存在非学术职位的创新替代效应；法学和医学博士毕业生更加关注社会民生对潜在就业目的地的价值；而对于生态环境因素，学科知识结构形塑的认知模式在理学和医学博士毕业生中作用显著。学术声誉距离、就学流动经历的回归结果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方向一致。

　　（3）稳健性检验。

针对就业流动距离的计量分析结果，本研究采用端点数据缩尾、替换核心变量、重置样本区间、生源地固定效应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5）。

首先，为避免极端值可能造成的影响，对因变量就业流动距离进行Winsorize 1%数据缩尾，主要变量的显著性、影响方向未发生改变，社会经济距离、学术声誉距离、就学流动经历等因素有效解释了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行为，符合相应的理论预期。

其次，因学术声誉的不同评价标准可能影响测量结果，我们采用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名次进行倒序赋值，再对每个样本的就职院校与毕业院校作差，以此替换核心自变量中的院校声誉距离。表5显示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方向一致，院校声誉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具有正向影响，博士毕业生就职院校与毕业院校每增加10个名次差距，其就业流动距离增加3%。

再次，重置样本区间，剔除北京和上海两大超一线城市的影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头部城市和高等教育重镇，北京和上海对博士毕业生的学术就职选择具有特殊的目的地效应；对非京沪地区高校的样本进行回归，除“本科-硕士”就学流动经历”系数由负变正外，其他变量的影响方向未发生改变。非京沪地区高校的博士毕业生通过分阶段地理流动实现就业预期，与“互补式”心理决策机制相左，但与“递进式”人口流动策略相符^［88］，反映出非京沪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倾向通过增强就学流动性而获得更加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

最后，基于教师籍贯信息^⑩，引入生源地省份固定效应，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4）交互效应分析。

　　考虑到区域与声誉因素在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中的共同作用，在此将社会经济距离与学术声誉距离的相应指标分别相乘，以考察区域与声誉两个不同维度距离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交互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经济发展距离、创新能力距离、社会民生距离、生态环境距离与院校声誉距离、学科声誉距离的交互变量均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负向影响的创新能力距离在声誉距离作用下得到抵消，形成了促进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筛选性机制（创新能力距离×院校声誉距离，β=0.007，P<0.01；创新能力距离×学科声誉距离，β=0.001，P<0.01），即使这一因素在主效应中显示出单独的抑制作用。可见，学术声誉在就业流动中存在着强大的“牵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稀释区域创新对精英学术职位的替代效应。上述结果证实，区域发展与学术声誉是促成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共同外部因素，其中学术声誉调节了区域发展与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之间的关系。博士就职院校与毕业院校在社会意义上的距离越远，其就业流动在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增加越多。

（5）系数集束化。

上述结果呈现了影响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方向，但本研究仍需进一步回答哪类因素的影响效应更大，由此观测区域发展与学术声誉在促进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中的各自权重。

系数集束化是一种统合多个变量并使回归系数可比较的参数处理技术。作为一种事后估计方法，系数集束化可以实现多个要素对结果的估计，从而得到不同组合的效应系数。^［89］区域发展效应反映的是社会经济距离各个指标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的整体影响；学术声誉效应反映的是院校声誉距离和学科声誉距离指标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的整体影响。基于上述回归方程，经系数集束化处理发现，区域发展、学术声誉、就学流动经历三类因素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显著，程度各异，其中区域发展的影响效应最大。

表6显示，就整体样本看，区域发展效应分别是学术声誉效应和就学流动效应的5.16倍和3.78倍，缩尾检验与控制生源地的处理结果与之相似。可比较的参数深刻反映出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现实，即面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提供的精英教职，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区域发展而非学术声誉视作流动决策的最重要因素。通过大学排名结果替换原有的院校层次变量，区域发展效应依然最大，而学术声誉效应与就学流动效应接近。

在非京沪地区样本中，区域发展效应分别是学术声誉效应和就学流动效应的6.11倍和2.68倍，这一结果突出表明，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区，城市因素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距离。

图2展示了不同学科回归方程的集束化处理结果，以累积百分比形式呈现。除农学外，其他学科的区域发展效应明显大于学术声誉效应和就学流动效应。法学、哲学、文学样本的区域发展效应对学术声誉效应比值最大，分别为3.92、3.01、2.98倍，且这三个学科的学术声誉效应同时小于就学流动效应，反映出学术声誉对文科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存在相对较弱的影响；理学、医学、工学博士样本的区域发展效应对就学流动效应比值最大，分别为12.15、10.33、8.04倍，说明与前期就学流动经历相比，就职院校与毕业院校之间的区域发展差距更能促进理工类博士毕业生流动；农学博士毕业生的学术声誉效应大于区域发展效应和就学流动效应，相异于其他学科的“强”区域因素，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强”声誉因素驱动着农学博士毕业生流动距离增加。

　　综合判断，区域发展因素在博士毕业生整体就业流动中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效应大于就学流动效应和学术声誉效应。

　　本研究基于我国144所高校一流建设学科的教师履历数据，以经济地理视角揭示了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结构，分析了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学术就职选择与就业流动之间的关系，重点测量了区域发展、学术声誉以及就学流动经历因素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均衡性。针对一流建设学科所在高校的学术职位，近三成博士毕业生发生跨省与跨城就业流动，平均流动距离为955.39公里，体现出“向东”和“向南”的整体流动趋向。经济发展水平高和高等教育资源集聚的核心都市圈成为博士毕业生学术就职的首选区域；少数重点建设高校所在城市形成了关联紧密的院校互聘网络，而西部地区省份存在相对封闭的人才流动网络。

　　第二，区域发展、学术声誉与就学流动经历共同解释了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现象。随着就学地与就职地间经济发展距离、社会民生距离的增加，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地理距离相应增加，创新能力距离则与之反向变动；院校声誉距离和学科声誉距离对就业流动距离存在正向影响；博士毕业生的前期就学流动经历对其后期就业流动距离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区域发展和学术声誉对不同学科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具有异质影响。在大多数学科中，区域发展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引致流动的最主要因素。然而，因特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认知模式，法学和医学博士毕业生更为关注社会民生，理学和医学博士毕业生特别强调生态环境的价值，农学博士毕业生流动主要受到城市创新能力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第四，针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系数集束化方法实现了不同影响因素的比较。相较于学术声誉和就学流动经历，区域发展对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效应更大。在北京和上海以外地区，区域发展因素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距离的增加。相比于就学流动经历，区域发展因素在理学、工学、医学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中的影响最大；相比于区域发展，学术声誉因素在法学、哲学、文学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中的影响最小。

此外，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还得到区域发展与学术声誉因素的交互机制检验。

　　通过观测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规律，上述结论可以为我国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地方政府实施区域性人才政策、高校服务区域协同创新等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与就职选择形塑人才分布的空间格局，这为我国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提供指向。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需要全面集聚各类人才，其中学术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博士毕业生的空间流动是形成学术人才集聚的基础与支撑。特别是在精英学术职位竞争中，博士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汇聚“双一流”建设高校，形成各地区人才高地建设的有利增长点。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建设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条件。如一些地区正面临人才流失问题，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结构不相匹配；另一些地区存在相对封闭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缺乏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和创新的环境与要素。因此，在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时，应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科技创新潜力等因素，通过建立博士人才流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有效整合区域间人才资源，适度调整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最大限度满足国家战略布局的实际需求。

　　第二，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受区域发展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为地方政府实施人才政策提供参考。近年来，地方品质理论突出强调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与不可贸易品投入在人才区位选择中的关键影响^［90］，对高学历、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的空间流动提供了有力解释^［91］。研究结果也为地方政府制定与实施人才政策提供了证据支持。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流动与高学历人才流动具有相似性。向往美好生活、追求城市品质、获得就业回报是博士毕业生学历增值的心理预期，就业地点则承载着生活质量、城市资源、家庭责任的多重功能，是博士毕业生建构未来生活的意义^［92］，其地理价值同地方品质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流动的内涵诠释不谋而合。在制定和实施高层次人才政策时，地方政府应超越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通过创造宜居、舒适、和谐的社会环境，结合本地情况制定符合人才心理与职业发展的相应政策。

　　第三，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受到学术声誉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为高校服务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保障。“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强大的人才集聚能力，其学术平台与博士人才是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资源。凭借学术声誉和人才优势，高校应进一步拓展合作创新渠道，与本地创新型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研发机构建立紧密合作网络；通过搭建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知识与技术的跨界流动，深化产教融合，加速成果转化，打造服务区域发展的科技创新中心与人才培养基地，从而释放集群效应，形成人才流动与集聚的良性循环，为地方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其一，引入经济地理视角，强调空间概念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采用多维距离框架分析学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空间规律，深化多学科理论在高等教育问题中的融合。其二，大规模采集学术履历信息，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计量分析等多重方法实现了从“学生”到“学者”身份的混合量化设计。其三，运用系数集束化技术，在既有回归结果基础上归并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完成系数大小的事后估计与异类可比。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仅通过大样本观测本土博士毕业生在精英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未包含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数据，其影响效应的测量存在特定范畴，估计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纳入与个体流动决策相关的地方依恋、家庭观念、师门关系、重要他人等因素，后续研究将通过进一步调查与质性设计加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