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阅，王维军—知识外交与高等教育：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实践与启示

　　美国利用其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比较优势，将高等教育视为重要的外交工具，以知识外交形式加强国际合作，帮助其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在东南亚实施的知识外交不仅是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理解，更重要的是实现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这种外交策略旨在塑造区域内的舆论和意识形态，通过多方面的合作以增强其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层面的影响力，从而维护和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且达到制衡中国的效果。

　　美国的所有外交活动均以其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交流也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一环。二战以后，美国便将高等教育作为外交手段之一，通过高等教育、研究、创新与其他国家建立战略关系，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20世纪40年代，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大学在欧洲的战后复苏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将其外交战略扩大到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该地区位于两大阵营交锋的前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各项外交政策旨在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建立起防范共产主义的堡垒。美国采取“心理战”（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向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并支持其转型发展，以拉拢这些国家，争取更多东南亚地区的“反共”盟友。进入21世纪，随着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东南亚成为全球重要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美国也将该地区国家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东南亚地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布局及其影响力的扩张，该地区对于美国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战略至关重要。

　　美国将东南亚地区视为制衡中国、与中国对峙的重要战略区域。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继续以“印太战略”作为与中国抗衡的战略工具，在东南亚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外交战略。2022年的“印太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关注东南亚地区是因为该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要与海外盟友和伙伴保持一致并与中国竞争，以捍卫美国与盟国未来的共同利益和发展愿景。“印太战略”的重点是建立并巩固双边合作，包括“加强卫生安全、应对海上挑战、加强互联互通、深化民间联系”等，这些是东南亚地区国家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美国在这些方面上可以比中国做得更多。此外，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展高等教育援助的文件中也多次出现符合“美国国际开发署优先事项”的字样，并将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公民中培养美国价值观作为项目实施情况的评估标准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机构，其优先事项必然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宗旨。因此，由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知识外交战略中仍旧可以看到冷战思维的影子。美国旨在通过高等教育战略的实施向东南亚地区国家传播其教育政策制度理念与价值观，从而获取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信赖，以此进一步提升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维护霸权地位，并试图进一步平衡、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美国感受到自身的霸权地位正遭遇威胁。基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价值，美国期望进一步增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知识外交作为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希望通过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高等教育和科研创新合作，促进跨文化理解，从而巩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紧密联系。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战略处于持续强化的状态，如2014-2018年美国对外高等教育战略性投资中三分之一是在亚洲实施的，而其中又有约一半是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印度等“亚洲支点”国家优先进行的。^［7］

　　美国政府采取多方面举措发挥高等教育的知识外交功能，并以其塑造国际关系。美国尤其注重利用自身高等教育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专业知识、技术等全球性竞争优势，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通过奖学金计划、科研创新合作项目、合作办学活动以及技术援助等方式推动双方学者与学生的流动，促进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输出以及学术思想的传播。^［8］

　　1.以学术交流传播美国价值

　　跨国学术交流强调知识、信息和人才等要素的国际流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选择受其所处社会结构的影响^［9］，吸纳来源多样的学生和学者有助于拓展本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同时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又能给该国带来更大的价值。通过引入来自不同文化和学术传统地区的“他者”，东道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学术影响力。这种多样性不仅使学术环境更加丰富和开放，同时东道国通过与“他者”的对话与合作也影响着“他者”对东道国的认同，为东道国声誉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学术交流不仅有助于丰富东道国的学术体系，促进学生和学者对东道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还有助于提升东道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力。

　　美国政府认为，学生、学术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活跃交流有助于增进世界当前和未来领军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于应对共同挑战、促进美国繁荣发展以及全球和平与安全是必要的^［10］，而且学术人员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加强他国精英人才对美国的认同感。为此美国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通过各类奖学金计划、学术交流计划主动吸引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师生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培训。在地区层面，美国国务院通过大学交流项目、研究资助和专业发展机会与东盟下一代领导人候选者进行交流。1951年以来，东盟成员国约有4.7万余名学术人员从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ECA）资助的学术交流项目中受益。这些项目包括“国际访问者领导力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东南亚青年领导力项目”（Southeast Asia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项目”（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以及“科技女孩项目”（Tech Girls）等旗舰型项目。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资助的项目为东盟未来的领导人才提供了专业发展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资助项目的参与者中包括东盟成员国17名现任或前任议会议员以及12名“国际妇女勇气奖”（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s）获得者。其中，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的“富布莱特项目”通过设立交流项目和提供奖学金，支持学者、教育工作者、专业人士和学生的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目前，“富布莱特项目”已覆盖东南亚各国，加强了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学生、学者、教师、艺术家、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交流互访。^［11］ 为进一步推进该项目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美国还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设立富布莱特委员会，专门负责项目的管理和实施。2010年，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与东盟合作设立“美国-东盟访问学者项目”（U.S.-ASEAN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专门资助东盟国家的学者赴美国高校、研究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开展短期访学。该项目加强了受资助学者与美国相关人员和机构之间的社会联系，为未来美国与东盟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

　　在国家层面，美国针对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推出不同的奖学金项目。如2012-2017年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希拉里·克林顿奖学金项目”（Hillary Clinton Scholarship Program）对东帝汶的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该项目为东帝汶学生提供在美国完成以技能为重点的副学士学位课程的机会，以加强对东帝汶熟练、高绩效专业人员的培养，从而配合美国促进东帝汶经济增长计划和东帝汶优先发展目标的实现。^［12］又如2007-2020年美国面向印度尼西亚推出“扩大奖学金和培训以实现可持续影响项目”（Program to Extend Scholarships and Training to Achieve Sustainable Impacts ），旨在提高印度尼西亚新兴产业领袖的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该奖学金项目包括攻读研究生学位和短期培训，为更多印度尼西亚学生在美国获得高级学位提供了机会。^［13］此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与越南教育和培训部共同实施了“越南青年领袖奖项目”（Vietnam Young Leader Awards），旨在支持杰出的越南政府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在奥尼尔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获得公共政策硕士或博士学位，从而提升他们在政府或高校实际工作中分析解决问题等管理能力。^［14］

　　研究表明，多种学术交流活动为东南亚青年提供了专业发展机会，同时增进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特别是增进了学生、教师和相关工作人员对美国文化、价值观以及民主、人权、问责和包容相关规范的理解乃至认同。^［15］美国支持学术交流的奖学金项目在展现其人道主义形象的同时，也通过受资助东南亚地区国家学术精英实现了美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广泛传播。

　　2.以科研合作强化伙伴关系

　　全球化深入发展加速了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有助于各国共同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实现合作国家的利益共享，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改善并加强合作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认为，科学技术合作是美国影响和帮助其他国家以及改善和增进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最有效方式之一。^［16］美国利用自身先进的科学技术优势，从区域与国家两个层面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科研创新合作，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

　　在区域层面，美国与东盟设立科研合作项目，倡导利用科学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促进东盟国家的社会发展。2014年美国与东盟共同推出“东盟-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员项目”（The ASEAN-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ellows Program），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提升东盟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美国通过提供学术资源、专业知识和协作网络来提升东盟地区研究人员的研究技能与专业知识，增强东盟以及地区各国基于科学的决策能力，同时，双方在科研合作中解决共同的科学发展优先事项并应对挑战，进而加强区域合作网络并增进东盟和美国科学家、研究人员以及机构之间的长期伙伴关系。^［17］自2014年启动以来，该项目致力于支持和激励东南亚青年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推动东盟一体化并加强东盟区域内外的合作关系，该项目以重要优先事项为合作主题，全力支持“东盟科学、技术和创新行动计划（2016-2025）”（ASE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ction Plan (2016-2025)）的实施。在东盟基金会（ASEAN Foundation）的管理下，该项目设立的奖学金现已资助五期，参与项目的东盟国家科学家超600人。东盟秘书处科技司司长表示，该项目为东盟国家科学家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他们能在政策制定中贡献基于证据的研究成果，从而改善社会，这非常符合东盟“同一个愿景、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共同体”的理念。^［18］

　　在国家层面，美国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建立高等教育和科研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科学研究项目推动东南亚地区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加强研究合作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s for Enhanced Engagement in Research）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一项全球合作研究项目，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和创新。该计划向合作国科学家提供研究资助，以便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开展相关研究，该计划已分别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实施。在印度尼西亚，该计划将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印度尼西亚科学家与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资助的美国科学家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利用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和培训方面的投资。这些科学研究主要涉及健康、教育和环境等方面，包括40余项重要研究课题。美国国际开发署还积极促进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大学之间的合作，从而营造世界一流的研究环境，双方在共同关心的重点领域开发有价值的新数据并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19］

　　为了支持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科研合作关系的顺利开展，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IIE）推出了“国际学术伙伴项目”（International Academic Partnership Program），旨在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目标国的合作伙伴联系起来，帮助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国外同行建立全面、可持续的学术合作伙伴关系。该项目已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实施，持续推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上述国家发展新的科研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既有的伙伴关系。^［20］

　　3.以合作办学推广高等教育模式

　　合作办学有助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国际流动，实现合作双方共赢。^［21］合作办学通过引入并融合不同国家的教育方法、学术标准和治理结构，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广。在跨境合作办学的多种形式中，建立海外分校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之一。海外分校是基于主校基本范式在东道国创办的新机构，多遵循主校所在国高等教育体系安排与课程设置，将其教育理念、学科结构和教学方法等引入东道国，这种一致性有助于主校所在国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标准等的广泛传播。海外分校也是主校所在国高等教育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者，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校，主校所在国能够将其教育理念、学术自由和创新精神等价值观传递给海外学生和教育从业者，进而形成教育文化认同。截至2023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外共建立了84所分校^［22］，其中在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国家也设有分校。

　　除了建设海外分校以外，美国还通过学位项目、联合开设课程与研讨会等形式向东南亚地区国家传播其高等教育理念，这些合作项目内容涵盖商业、工程、科学、医学等学科领域。例如，美国杜克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成立了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Duke-NUS Medical School），医学院依托两校在医学专业领域的优势，提供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项目。美国康奈尔大学与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合作提供了双学位计划，使学生可以在两所大学获得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学位。2017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VNUHCM）签署了一项长期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为后者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创建“工具包”并建立教育数据中心以支持项目评估，以及举行联合研讨会、开设课程和讲习班，共享技术支持和服务。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校长表示，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合作对于越南实现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化至关重要。^［23］2020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下，菲律宾首屈一指的技术、工程和计算高等教育机构——菲律宾技术学院（TIP）与美国艾默生公司合作推出数据科学领域的专业科学硕士（PSM）项目，这也是菲律宾首个数据科学类硕士学位项目。此外，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也与美国多所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如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提供联合学位项目，联合培养农业和生物工程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生。

　　在美国主导和参与的跨境合作办学项目中，越南富布莱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是体现美国高等教育理念与办学模式的典型案例。2016年在两国政府支持下，越南富布莱特大学成立，该校是越南第一所得到美国支持的独立的民营非营利性大学。越南富布莱特大学展示了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如何成功融入东道国的传统和文化，该模式以美国严格的文科教育传统为基础并深深扎根于越南的文化传统之中。^［24］越南富布莱特大学的学术项目效仿美国学术标准，强调批判性思维、独立严谨的研究、学术自由与自治，同时，该校不断扩大与私营部门（包括技术型制造业企业）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元合作伙伴关系。该校通过开设高质量课程、开发创新型教学方法来培养优秀人才，从而更好满足越南乃至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美国和越南两国之间快速发展民间关系的最佳范例之一。

　　4.以教育援助传播质量规范

　　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几乎为全球所认可，在很多国家被奉为圭臬，这使得美国高校牢牢占据了国际教育市场的主导地位，吸引了其他众多国家学习和参照其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美国主动利用这种优势，通过向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高等教育建设方面的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塑造高等教育制度性规范，由此影响他国的高等教育决策，进而增强美国自身更为结构化的软权力。^［25］美国以技术援助项目的方式实现了本国高等教育制度性规范在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推广和内化。^［26］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国家高等教育建设的援助主要聚焦于高校课程教学改革、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建设以及学校参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在课程教学改革方面，美国以实用主义原则为指导，着重帮助东南亚地区国家高校在医学、科学技术以及工程应用等领域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并开发新的能力框架。例如，在柬埔寨支持将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从基于内容的教育转变为基于能力的教育，并制定了新的核心能力框架，用以更好地指导柬埔寨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在越南支持岘港理工大学改革课程教学模式，采用基于项目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并强调发展学生在21世纪所应具备的技能。

　　为支持东南亚地区国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美国鼓励该地区高校建立质量评估指标与框架，并按照美国标准开展质量认证。例如，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越南一些高校开始以美国标准对其工程学科进行质量认证。美国的质量认证机构参与越南高校的质量认证过程，使越南高校的教育标准逐步与国际水平接轨，尤其是能与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相一致。目前，越南胡志明市工业大学等五所高校已获得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的认证。202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与越南教育和培训部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多项技术援助项目将越南高校与美国高水平大学联系起来，重点聚焦质量认证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实现越南高校的创新发展。^［27］

　　美国还积极推动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校企合作，提升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美国在援助项目设计中包含了本国高等教育模式特别关注的校企合作元素，如实习机会、产学合作、产业导向课程设计等，并通过培训活动帮助东南亚地区国家教育机构学习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的校企合作经验。例如，美国和菲律宾通过双边协议实施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促进菲律宾发展计划”（STRIDE），其目的是提升高校与工业界合作开展研究和创新的能力。该计划通过美国顶尖大学、菲律宾有关高校以及行业企业的合作来实现其目标，同时移植和应用美国高校与产业界合作的最佳模式。该计划建立了知识和技术转让办公室以及就业中心，将多方的持续对话制度化，同时培养并形成高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密切合作机制。其中，就业中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并巩固了大学与行业企业围绕当前和未来社会技能需求持续进行对话的机制。此外，该计划还利用美国提供的奖学金设立了专业硕士学位项目，该学位项目采取美国现行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培养研究生，注重产业导向的课程设计，从而进一步将高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制度化。^［28］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实施的高等教育战略涉及国家行为体乃至国家与区域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交往，是一个复杂跨国关系的构建过程，其背后有多重要素发挥支撑作用，包括指导高等教育战略实施的目标原则，不同行为体之间多样化的互动模式以及作为战略推进保障的高效合作机制，它能催生一系列满足双方需求的成果。

　　1.明确战略合作原则与框架

　　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学习、研究、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在生产解决发展问题所需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发挥高等教育机构在助力实现印太战略愿景中的价值，美国围绕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制定高等教育规划与合作原则，用以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对外战略。

　　美国为了兑现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将其高等教育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发展个人能力和高等教育机构建设上，以此保障高等教育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核心参与者，从而加强美国与地区各国的伙伴关系。为此美国制定了四项关键原则，用于指导与该地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一是包容性与公平原则。美国在发展个体能力、加强机构间关系以及促进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发展重要驱动力的过程中注重秉持包容性和公平的原则。包容性与公平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追求之一，饱含人道主义价值取向，以此作为对外高等教育战略原则之一能为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展高等教育合作建立良好的舆论基础。如在与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合作时，美国强调提升该国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可获得性，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方式扩大高等教育的覆盖面。二是证据和数据原则。美国在对外高等教育战略制定、实施以及评估总结中一直坚持将基于证据和数据的循证实践作为重要指导原则。以证据数据为基础实则是在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引入评估问责机制，一方面可保障合作项目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能向东南亚地区国家传播美国的高等教育评估问责理念。三是尊重自主权原则。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依赖所在地区的具体环境，尤其是所在国家的政治文化基础，尊重合作国的自主权是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而且该原则也是《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尊重受援助方自主权应建立在了解当地高等教育体系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只有全面了解合作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与基本诉求，才能更好地推动合作项目的开展。此外，尊重自主权也有助于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正确选择高等教育合作的重点领域，从而确保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四是可持续性原则。美国在东南亚实施高等教育战略以产出可持续发展成果为目标，致力于寻求可持续、以合作方主导的发展方案。^［29］

　　2.遵循互利互惠的双赢目标

　　知识外交强调互利互惠性。知识外交是不同合作伙伴基于各自不同的需求和资源条件达成一致的合作计划，互利互惠并不代表所有的参与者或国家都将获得同等的收益，实际情况是随着合作的开展，参与者或国家将获得集体共同收益以及各自所期望的具体利益。^［30］集体共同收益是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活动的前提条件，美国将实现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作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的共同价值愿景。因此，美国对东南亚地区高等教育进行投资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旨在为其实现更具弹性的经济和发展未来的贸易伙伴奠定基础。

　　在具体利益方面，美国向东南亚地区国家高等教育投资并吸引该地区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在为东南亚地区的青年人才提供接受美国高等教育培训的机会的同时，也可以使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经济上受益，并且有助于增进东南亚地区青年群体对美国及其价值观和文化的了解。对于东南亚地区国家而言，这些合作活动为本国青年提供了积极且便捷高效的成功机会，它帮助青年群体获得技能、知识以及发展机会，使他们成为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从而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与高等教育机构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实施的交流项目和活动，既可加深美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学术联系，而且可为其未来全球贸易关系的再塑造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实施一系列高等教育项目，提高了该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科学家个体的教学和研究能力，进而可以深入开展符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东道国优先发展事项的高质量研究。同样，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越南开展的“创新和技术建立大学-产业学习和发展”（BUILD-IT）项目也将许多海外投资又带回美国。这些高等教育援助项目既为美国获取更多利益拓展了空间，同时也增进了东南亚地区学生、教师乃至各社会群体对美国文化、价值观以及民主、人权、问责和包容相关规范的理解与认同。

　　3.多元参与的互动模式

　　美国针对东南亚地区国家的高等教育战略采取以双边合作为主、多边合作为辅的多层次多主体参与互动模式。美国不仅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实施双边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还与东盟合作在区域层面实施高等教育发展合作项目。在美国的对外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合作对象涉及不同的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高等学校、研究组织、基金会、专业协会、与教育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

　　虽然美国的对外高等教育战略以国家战略为主线，但在具体实施中联邦政府部门多退居次要位置。美国国务院、教育部等机构主要负责相关奖学金计划的实施，以吸引更多的东南亚地区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国际开发署作为美国对外高等教育援助项目的主要管理机构，在项目中主要负责资源供给、业务协调以及项目管理与评估工作；而对于项目的具体实施，更多采用的是非政府组织机构之间协商合作的方式。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赢得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信任，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多以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直接协商合作为主，以尽量降低联邦政府直接出面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这些合作项目还积极吸纳东南亚地区国家当地政府机构、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参与其中，这些当地组织与个体的参与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社会效应^［31］，一方面有助于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从而切实解决当地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当地行为主体是美国力量在地区得以顺利渗透并形成影响力的助推器，可为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推行赢得广泛社会信任。例如，美国在菲律宾实施的“创业加速创新发展项目”（IDEA）就引入私营部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机构参与其中，从而能有效激发菲律宾工程和科学领域学生、研究人员和初创企业家将其创新理念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又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越南资助的“提高新发疾病医疗培训和管理质量联盟”（IMPACT-MED）项目，该项目由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牵头，将高校、医疗机构和私营部门聚集在一起，旨在培训和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的卫生人才队伍，以满足21世纪越南的医疗保健需求。这种多层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模式因其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吸引更多个体和组织支持并参与相关跨国高等教育活动。研究发现，美国在亚洲的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有68%的项目吸纳了私营部门参与其中，有90%的项目获得了当地机构和组织的支持。^［32］

　　4.围绕社会问题开展合作

　　美国实施知识外交的动机多种多样，其中解决制约东南亚地区国家发展相关问题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实施高等教育战略的重要驱动力。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发掘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发展潜力将有效扩大美国的国际贸易市场。因此，美国在其印太战略中承诺协助该地区国家提升各项发展能力，以有效解决阻碍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系列问题，推动区域繁荣发展。

　　气候问题、粮食安全、资源匮乏等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美国针对东南亚地区国家面临的社会发展挑战，与各国深入开展高等教育和科研创新合作，以期通过人才资源提升和科研创新推动东南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连续实施了多项全球性发展合作项目，如“高等教育解决方案网络”（Higher Education Solutions Network）项目、“加强研究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s for Enhanced Engagement in Research）计划、“哺育未来创新实验室”（Feed the Future Innovation Labs）项目等，这些全球性项目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均有涉及。其中“哺育未来创新实验室”项目将美国顶尖大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联合起来进行科研创新，旨在提高社会生产和营销系统的效率，从而以专业知识应对农业、粮食安全、气候等多领域所面临的挑战。^［33］ 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牵头实施的“哺育未来创新实验”项目，聚焦市场功能以及市场准入如何促进（或阻碍）资产积累、竞争力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应对经济和气候问题冲击的能力，积极与当地研究机构合作开展政策研究。整体而言，这类项目旨在为解决关键社会发展问题提供创新方案，并且基于科学和技术这一共同语言深化双边合作，建立并巩固国家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增强全球科学和研究生态系统，在更大范围促进科学进步。^［34］

　　综合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科研合作倾向于建立“变革性”伙伴关系。“变革性”合作伙伴关系通常不仅限于单一的项目或交易，而是以合作追求创新、发展和共同利益，进而产生长期、全面的影响。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旨在利用科研创新解决该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这种合作关系追求创新和破解复杂问题，可以对整个领域的科技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在知识外交概念中，“意图”要素是其余要素的基础，所有的外交活动均是围绕意图展开。美国以增强学术流动性、强化科研合作、扩大合作办学以及加强教育援助等举措推进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知识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高等教育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使该地区国家的高等教育实力得到较大提升，发挥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力量的作用，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合作双方的伙伴关系。但是，美国知识外交的实施要以本国国际战略为准则，以国家利益为根本遵循，其知识外交的实质是通过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扩展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互动的空间，并以此拉拢东南亚地区国家，建立起制衡中国发展的壁垒。

　　整体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推行的知识外交战略遵循的还是实用主义逻辑下的霸权思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推行的知识外交战略充斥着中国因素，基于中美大国竞争的需要，其通过高等教育援助与合作等手段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拉拢东南亚地区国家以制衡中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高等教育战略的本质意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从现实来看，美国对遏制中国的重点关注可能会使其与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变得更疏远。^［35］美国可能会谨慎调整言论和政策以赢得东南亚地区国家最广泛的支持，但该地区国家仍将继续根据自身利益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36］

　　分析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推行的知识外交战略，管窥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也可对知识外交中的权力范式进行重新审思。对外实施高等教育战略超越了传统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国家政策战略层面价值的运用。奈特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将此种活动称作知识外交，并认为知识外交不同于公共外交，奈特更是将知识外交与软实力作了严格的区分。奈特强调，知识外交是横向关系，追求平等互惠，而软实力的本质是权力，这种权力范式只专注于实现自身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通常以牺牲他者利益为代价。奈特认为知识外交超越了权力范式。^［37］知识外交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其本质是建立并加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增进相互了解并携手解决全球问题。然而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施的高等教育战略来看，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科研创新合作可以视作为了加强其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开展的知识外交，但是这种“南北合作”中仍旧存在着明显的权力范式。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战略的基础是地缘政治力量造成的权力势差，这种权力势差使国家之间长期存在不平等。权力势差之下的高等教育合作更多是一种施与受的关系，而在这种援助型关系中，最终目标是实现非零和博弈。“主导国凭借自身的‘不可或缺’和‘外部选择’优势制定的制度规则，对主导国来说肯定是非常有利的。此时的制度可以促进主导国的权力增长。”^［38］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凭借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向东南亚地区国家尤其是该地区发展中国家施以“帮扶”，以奖学金、科研支持、机构援建等方式向该地区国家传播其高等教育价值观念与规范。而所谓的基于不同需求的互利互惠，其实也根本无法衡量各方所获利益是否几乎等价。总之，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国家实施的高等教育战略基于已存的权力势差，其走向是强权国家向弱势国家的教育“倾销”，将权力隐匿于人道主义行动之中，背后的本质是自身权力的巩固与扩张。因此，将知识外交视为无“权力范式”渗透的、可以加强国际联系并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观点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