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后工作社会中的高等教育

　　目前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就业人口已逐渐达到顶峰，制造业中工作的流失不断加速，技术性失业正在来临。随着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在数智技术的驱动下，逆工业化（制造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正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过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去专业化在工作世界中也不断蔓延。当然，逆工业化不是不要“工业”，去专业化也不是不要“专业”，而是意味着数字经济较之工业经济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形态。“在过去的50年中，工业化进程已被逆工业化所取代，这一情形不仅仅只存在于某一领域，而是广泛地出现在了多数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当中。”^［19］工业社会早期那种只要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能获得一份稳定且待遇优厚的专业工作、进而步入中产阶级的梦想逐渐破碎。面对工作世界的变革，有学者甚至认为，“我们”从未“中产”过，而是社会流动性误导了“我们”，让“我们”相信“中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优绩主义，“它向甘愿投入的人不断给出准入的承诺，并向不愿投入的人发出坠落的警告”。^［20］21世纪以来，随着数智技术的加速进步，大量过去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才能胜任的专业性工作正在被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取代。数智技术驱动的工作世界需要的是尖端知识和高创造力的创新人才，而不再是常规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工作者。在当下工作世界的变革中，劳动力市场中更需要工作者具备连通、创造和发明系统的能力，而不是遵守既定操作系统的行为。遵守别人创造的操作系统的行为意味着工作，而连通、创造和发明系统意味着创业。^［21］

　　在工作稀缺和高等教育愈来愈普及化的时代，难以被自动化技术取代的工作要么是高竞争性的，要么是低技能的，即便找到也有可能会面临收入过低的压力；既不会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又有高收入的工作不是没有，而是极少，往往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或精英才能获得或胜任。20世纪中叶以来，为了在技术与教育的竞赛中赢得胜利，以避免技术性失业波及更多的人，无论个人还是政府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政府加大投入是为了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层次；个人加大教育投入则是以优绩主义为参照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以及不断刷新所就读学校的排名。然而，我们时代工作的边界和竞争的法则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作社会已在悄然向后工作社会转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伴随标准雇佣工作岗位的不断流失，以文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正在不断贬值。“我们正处于从知识型工作向创业型工作转变的转折点。正如因早期大力投资资本而获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因早期大力投资知识而获益的IBM，从这次转型中获益最多的人是那些在早期大力投资创业的人。”^［22］由于高等教育的转型滞后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时代拥有那么丰富的人力资本，也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时代高学历者的就业那么艰难。当然，在从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高学历者的处境可能既是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也可能是新经济范式来临前最值得留恋的温馨时光。毕竟，我们时代还有不少人凭借个人的才华以及优质的教育实现了阶层的向上流动或跃迁，极少数的天才以个人的创造力和创新技能为资本，甚至获得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以及显赫的社会地位。毕竟，我们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工作世界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人”的手中。未来一旦强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世界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一旦人的智能被机器智能所超越，那么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将被中断或变得愈来愈松散，学历教育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定义，人在工作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工作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也需要被重新评估。

　　当下，高学历者之所以面临高等教育收益下降，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后工业社会（后工作社会）中工作性质或类型的变迁密切相关。1999年，斯诺登(D.Snowden) 在研究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管理结构后创建了“暂栖地框架”（cynefin framework），用以分析工作与教育的关系。该框架将工作和管理分为四个范畴：简单、复合、复杂和混乱。传统的学历教育用来应对从简单到复合的工作都十分有效。简单工作不需要高学历就可以完成，复合问题需要高学历才能解决。无论简单工作还是复合工作，其完成都有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可以遵循。高学历者受过专业教育，工作中只要遵循专业规范，复合问题可以分解为许多简单工作，通过专业化的路径加以解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业化时代也是专业化时代，通过专业教育培养专业化的人才来解决复合问题是最优路径。而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那些能够用专业化和标准化方式解决的复合问题因为可以分解为简单问题已逐渐被智能机器或自动化系统所取代。在工作可以运用最佳实践的情形下，高学历者需要与智能机器和全球化劳动力竞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抢手的工作是懂得和处理复杂与混乱的系统。^［23］在工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用来应对简单和复合问题是高效的，只要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并懂得服从指令就足以胜任大部分专业性工作岗位。但在后工作社会中，在复杂和混乱的范畴内，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行动者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创造能力，对此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培养出的高学历者并不必然具有比较优势，甚至还会因为学习陷阱而呈现出相对劣势。“虽然文凭制度是教人们有效处理复合范畴工作——该范畴的良好实践是可衡量的且因果关系有迹可循，但并无事实证明这一制度也是教人们处理复杂范畴工作的有效系统。”^［24］事实证明，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中学历和学位只能大致标识受教育者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预测其未来成就。高学历高成就者有之，但低学历高成就者，或高学历低成就者也不乏其人。

　　除了工作的性质或类型发生变化，高学历者难以获得优质工作还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范式有关。从受益面来看，工业经济是一种大众经济，得益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就业规模的不断增大，各阶层均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红利。基于工业经济对于人的知识和技能的高度依赖，高等教育和工作被牢牢绑定在一起。正是工业经济的繁荣导致了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更像精英经济或精英尖端知识经济，“财富旋风”所惠及的只是极少数人，输家与赢家两极分化。人工智能技术和自动化带来的工作重组使传统的人力资本出现贬值，良好的教育或优质的高等教育也不再能够保证稳定就业，更不要说高质量充分就业。“被我们当作个人品质、成就的种种人力资本都会随着积累过程而贬值，从而耗竭我们的人性。人性的耗竭集中体现在将人的技能、品位和能力统称为资本：它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资源，如何发展、用于何处都不由我们掌控。”^［25］相反，伴随着组织与技术创新，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大大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显著下降，技术性失业成为后工作社会来临的重要标志。现在的问题是，工业经济已经朝数字经济转型，但我们的就业观念以及高等教育体系仍然延续旧思维，学历主义和优绩主义仍然束缚着高等教育发展。为了能在数字经济中获得一份优质工作，愈来愈多的人投入了学历竞赛，并以成为适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人才自许。但事实上，数字经济不相信学历，高学历也不等于绩优或卓越，符合数字经济需要的创新人才只能是人群中极少数的“天才”，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甚至找不到全职的正式工作，而不得不接受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数字经济表面上的光鲜亮丽遮蔽了后工作社会中可能普遍存在的就业不充分和不稳定，而隐藏在就业不充分和不稳定背后的则是大众对于失业的恐慌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

　　近年来，单从各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失业率并不高，在有些国家就业率甚至处在历史高位，但光鲜的就业率数字背后，工作分配格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换言之，表面光鲜的高就业率背后隐藏着一个“收入不公平”的真相。哈顿（W.Hutton）基于工作世界的现状，将之概括为“三十、三十、四十的社会”，即社会人员中有30%的从事非经济活动，30%的做不稳定的工作，40%的属于特权和高收入者。^［26］更关键的是，“三十、三十、四十”的比例结构并非稳定或固定不变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以及逆工业化的不断加深，那些稳定的正式工作将进一步流失，从事非经济活动和不稳定工作者的比例将进一步加大，但其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将进一步减少，而高收入阶层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但其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将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倾向于将工作非正规化，而非完全自动化。它预示着一个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是被机器取代，而是被挤压到濒临消失的临界点上。”^［27］结果就是，随着后工作社会中标准工作岗位的不断流失，在各级各类公有、私营和非营利部门中，劳动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越来越多的待业人员或失业人口；另一部分是工人中的边缘群体，通常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或兼职人员，他们可以根据就业需求灵活地受雇用，也可以随时被解雇；第三部分是核心部分，他们是高收入的全职人员和长期服务于某部门的兼职人员。上述三个部分可分别对应“弱势群体”、“边缘化和无保障群体”和“特权阶层”，从而形成了一个等级结构。^［28］在这个等级结构中，位于特权阶层的社会精英掌握着尖端知识，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他们可以从数字经济的“旋风”中获得远超其贡献的巨额财富，而“弱势群体”、“边缘化和无保障群体”只能在正式工作日益流失的后工作社会中苦苦挣扎，即使竭尽全力也只能从一个低端工作转换到另一个低端工作，始终无法摆脱不稳定、不充分就业的状态。这个庞大的群体承担了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工作，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但在现有的分配框架下，他们的社会贡献无法在经济意义上得到充分承认。问题的症结在于，优绩主义的工作文化将生产力的责任完全推给个人并认为每个人需要对自己的就业能力负责。^［29］但事实上，在数智技术的冲击下，无论如何努力，注定有许多人无法找到全职的正式工作，更不要说是体制内的优质工作，而只能依附于某些网络平台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微工作”。通过教育或培训提升个人的某些专业技能对于在短期内就业可能是有效的，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新习得的专业技能也可能很快就会被智能体或自动化系统取代。因此，问题的重点不是人通过教育在技能上与人工智能技术去竞赛，而是要不断更新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受教育者的信念系统。无论如何，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都难以应对后工业化的挑战。“对于未来工作的讨论，很大部分围绕在科技本身，以及在这些状况下，有哪些工具、商业模式可行。这些讨论中，独独没有提到这套人人深信不疑的信念体系，其实已难以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30］我们不能再对经济社会的转型和数智技术的进步视而不见，不能再试图以旧思维应对新挑战。在智能化社会即将来临的当下，工作以及工作者不再完全由高等教育系统供给，而是更多地被高科技公司所左右，它们既创造工作也生产工作者（人工智能体、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我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正式工作日益稀缺的后工作社会。当然，所谓工作稀缺，不是说人没有工作可做，而是传统的主流工作不再是主流，工作本身也不再是判断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准或实现自我认同的方法，一个人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义工作；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也不在于从事何种工作，而在于对社会作出多大贡献以及是否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模式，从主观倾向性看，似乎仍在不断强化标准雇佣的工作模式，“考公”、“考编”仍备受推崇；但从客观的结果来看，标准雇佣的工作模式已经难以长期维持，灵活就业的比例在不断增大。在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已经成为铁的事实。“不稳定就业导致了非正规工作的工作者与正规工作的工作者之间、非正式经济中的工作者与正式经济中的工作者之间、受雇工作者与自营职业者之间的不平衡。这种分工维持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31］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全职工作而竞争或内卷，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已不得不接受灵活就业，甚至是失业或待业。“职业阶梯不复存在，在新的职场格局中，薪酬与绩效挂钩，工作机会与累积的年资和地位脱钩。新的弹性、创意类工作仅仅是松散地与声望和报酬相关。文凭成了营利性的投资产品，迎合着消费者对它们的需求，这种需求偏离了就业市场的格局，很大程度上也超出了市场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32］当下，在从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与后工作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尚不健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因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而导致的标准工作岗位的不断流失，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因工作岗位不断流失而导致的生活意义的消失。后工作社会要成为“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替代的收入来源，也要为他们提供替代的成就感来源。^［33］

　　眼前的困境在于，新的已来，旧的未去，或者说旧的已去，新的未来。具体而言，新的经济形态已经来临，但旧的工作伦理或工作文化仍支配着大部分人的行为和决策方式；同时，旧的工作岗位或生活方式正在逝去，而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尚未形成。一方面，传统的工作伦理依然广泛存在，另一方面，旧的工作文化似乎又不可避免地在消退；一方面，工作社会正在失去基于标准雇佣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还在持续增加人力资源供给。如果全球经济体系最终能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将会形成普通人总体过剩而精英却不受经济需求影响的“自动化封建主义”^［34］。这是我们时代经济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不匹配所导致的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只有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根本变化时才能有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除非高等教育培养出了一代新人，否则整个社会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当下，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就是，在充分与非充分、稳定与非稳定、正规与非正规、标准与非标准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无法向中产阶层流动，只有少部分人实现了标准雇佣或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成功。更关键的是，在新旧社会情境的重叠处，成功者的成功还强化了旧惯习，而失败者的失败则在为经济社会转型付出代价。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由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进步引发的工作世界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刻变革以及后工作社会的来临，不只会危及下层阶级的生计，也会冲击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对此要未雨绸缪。

　　近代以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之所以逐渐专业化，是由工作社会对于工作的专业化要求决定的。当工作社会的职业分工趋于专业化，高等教育自然就趋于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在专业主义驱动下，教育的层次（专业化程度）也会与工作世界的等级化相对应。经过几百年的反复运作，当下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闭环结构，教育是为了工作，工作则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从而使教育和工作成为现代人最沉重的负担。生活中，作业成为儿童最沉重的“工作”，教育似乎就是为了儿童能在作业和考试中过关。工作则成为成人永远做不完的“作业”，人生似乎就是永无休止地工作并努力获得晋升。如果教育和工作之间的闭环被打开，如果高等教育不再只是为了工作，如果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中心，无论儿童的学习压力还是成人的工作压力，就都将会有所减轻。“放弃工作中心观念可以让学习充盈青少年之后的人生路，学习的种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都可以开花结果。工作统治的终结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那么紧张。”^［35］事实表明，在工作日益稀缺的后工作社会中，随着文凭的可获得性的增加，高等教育已经无法胜任为工作作准备或为劳动力市场提供筛选信号，此时强行以就业率为标准来人为强化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联系，将加剧教育的异化。实践中，为竞争有限的优质工作岗位，高等教育在筛选出极少数优绩者的同时也造就了更多失败者。优绩者为巩固好不容易获得的优质岗位会强化工作伦理和生产主义价值观，强化高等教育、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一体化。结果就是，由于没有消除工作主义文化的主导性，高等教育系统难以为即将到来的后工作社会培养出适合的新人；由于高等教育的转型滞后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学生从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的知识、技能、生活与职业观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在社会现实中会屡屡受挫，从而滋生出类似“985废物”、“小镇做题家”之类关于教育无用的自我调侃。在高学历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政府和高校为毕业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但光鲜的就业率指标只是强化了诸利益相关方对于工作是生活中心的错误认知，驱使高校更加重视为学生的就业作准备，而不是关注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创造力培养。当然，无论在工作社会还是在后工作社会中，都必然存在对于更好工作的竞争，并必然反映在教育或学业竞争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有好工作。不同的是，随着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中心的观念得到更广泛的承认或认可，随着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间的闭环结构被开环结构所取代，对“更好”教育和“更好”工作的无谓竞争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随着其意义的减少，学校要求学生努力学习以便为工作中心的生活作准备的压力将会减少。^［36］

　　当下，对于工作世界变革的具体进程无法精准预测，但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的转型是难以避免的。不确定的是，即将来临的后工作社会是一个美好社会还是晦暗社会。美好社会意味着后工作社会中人将从工作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有充分的闲暇来享受有意义的美好人生。晦暗社会则意味着人在后工作社会中依然要把工作当作生活的中心，工作愈少，竞争愈激烈。美好社会与晦暗社会的区别关键在于，数智技术进步能否带来富足，政府能否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其他稳定的社会保障，社会能否走出匮乏思维和生产中心，工作者能否中断工作是生活中心的现代性逻辑。就目前来看，形势不容乐观。数智技术的加速进步并没有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作岗位的日益流失亦未能引起民众对于工作世界变革的正确认知，反倒强化了民众对于传统工作伦理的认同以及对于各类光鲜工作的渴求。为了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政府依然把充分就业作为政策目标，希望通过行政和市场力量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高校毕业生依然把能够拥有全职工作或实现标准雇佣作为努力学习或攀登精英教育阶梯的目标，即便明知希望渺茫。“教育将继续向年轻人提供未来生活的指导——而未来生活的首要重心就是有偿的职业生活——而不管年轻人将来是否能够成功地获得这些工作。”^［37］对于个体而言，工作决策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无可厚非，但对于社会而言，个人的理性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种种迹象表明，为避免成为“剩余的人”或“有工作的穷人”，现代社会逐渐“竞技化”，无论学习还是生活，无论教育还是工作，都成为不同的“赛道”。每个人不得不像职业运动员那样遵循“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拼尽全力去考出“好成绩”、接受“好教育”，以竞争“好工作”；工作之后又需要更加努力地持续产出高绩效，以便获得加速提升和高奖励。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不同，在优绩主义主导的教育、工作和生活世界中，注定只会有少部分人顺利通过“锦标赛”或“擂台赛”成为时代的幸运者，大部人则只能以“能力不行”或“努力不够”来“接受”自己的学业失败和职场失意。最终，那些学业和职场的成功者通过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的循环，以“过劳”为代价获得了财富和地位，学业和职场的失败者则因工作不足而面临阶层向下流动或被边缘化的巨大压力。

　　随着工作社会中标准工作的不断流失，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联系正在被中断或变得愈来愈松散，接受高等教育不再能够保障充分就业，许多人不得不从事与所接受教育水平不相匹配的“活动”以谋生。这些活动不符合关于正规工作的定义，但也不同于传统的体力劳动，而是行动者一种新的行动方式。在标准工作范式逐渐式微的背景下，如果通过这些活动愈来愈多的行动者既可以实现谋生的目的，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全新的后工作社会或活动社会正在来临或崛起。在以“活动”为主的后工作社会中，劳动与工作、自主工作与他律工作的边界将日益模糊，每一个人都是自主的行动者，行动的目的则是通过从事既能满足他人又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活动以实现美好生活。在达伦多夫（R.G.Dahrendorf）看来，“‘活动’是自由选择的人类行为，活动提供了自我表达的机会，活动本身就具有满足感，活动也是自主的。技术的进步正把我们推向‘工作社会正在流失工作’的世界，为了更加完满的生活，我们不能固守旧的方式，而应抓住现在的可能机会。人们不仅会有更多用于活动的闲暇时间，而且工作自身‘可以被转变，从而提供活动的机会’”^［38］。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类不仅需要生产和工作，也需要消费和休闲，人类不仅需要工作，更需要“不工作”或对工作说“不”。即便是工作，也不能只着眼于生产主义的目标，还要有利于服务自己和他人。从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的转型，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人性的需要；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选择，也是人类理性的主观选择。

　　吊诡的是，从技术层面来看，现代社会的变化不断加速，但在实践层面上，社会结构又依然是旧的，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技术可以导致劳动力转移、技术性失业，也可以扩大劳动过程，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39］就工作世界变革的短期效应来看，虽然有些工作正在流失，但大多数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职业似乎又是安全的，对于那些在我们生活中占比最高的专业性职业，我们仍然难以想象这些工作如果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了会如何。无论在观念启蒙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我们时代都还没有作好迎接后工作社会的准备，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失灵完全无法想象，并缺乏具有可行性的应对预案。结果就是，一方面，由于观念和制度变革滞后，即便相关技术条件已经具备，社会的加速和工作世界的转型也仍然会遭遇瓶颈；另一方面，由数智技术驱动的工作世界的颠覆性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无论愿不愿意，传统的工作模式已不可持续，高等教育也无法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保证。“技术取代中等收入工作的历史告诉我们，其影响在短期内可能是灾难性的。被解雇的工作者通常很难获得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所需要的技能来取代他们的传统的技能。从长远来看，技能、专业甚至职业的概念可能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算法将工作分解为基本微任务，实际上就是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技能减少了。”^［40］信息技术的加速进步已经使劳动力市场中的“全球拍卖”成为现实，随着工作世界在结构上对于地理限制的超越，一个基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准自我雇佣为基础的全球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随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穷人与富人间因收入不平等而引发的矛盾将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问题。

　　面对不可避免的转型，如果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不能针对即将来临的后工作社会提前作好预防性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安排，一旦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来临，国家的就业干预就有可能失灵，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失范，最终受害的将是所有人。表面上看，“劳动力市场上的负面影响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地区或人群上，而是集中在某些地区和人群中”^［41］。但实际上，无论从全球来看还是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如果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过大，如果愈来愈多的工作者沦为了有工作的穷人，如果穷人无法有尊严地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将缺乏合法性，更谈不上美好。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工作世界仍处在变革中，人们对于灵活就业、平台式工作、非稳定工作、非充分就业的担忧是普遍的，这些工作对于工作者造成的巨大压力也是客观的。“我们不能再以创新为借口，牺牲劳动阶级的最低生活工资和职场的保护机制。……我们需要相互合作，确保企业和政治人物会制定保护劳工利益的政策。没有人能独力赢得这场战争。”^［42］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中由于资本较之劳动获得了更高的收益，资本家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能否以及如何让新技术进步的红利惠及所有人充满不确定性。“真正的问题并非工作紧缺，而是财富分配失当。目前的财富是由雇佣越来越少工人的资本创造出来的。当前局势的补救措施显然不是‘创造工作’，而是要对社会中的必要工作和创造出来的财富实现最优分配。”^［43］面对后工作社会的来临，抵制技术的进步无疑是愚蠢的，明智的选择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强对于各类工作者的保护，逐渐减少或降低社会不平等，基于新型生产关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教育和创新使所有工作者（正式工作和非正式工作）尽快适应新经济范式的需要，并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后工作社会中受益。就像工业社会中并非没有农业，后生产社会也不是没有生产，而是先进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把人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与之同理，后工作社会也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工作不再是生活的中心，有偿工作不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后生产与后工作社会里，依然会有不合意愿的生产任务，依然会有一些艰苦工作或晦暗工作需要有人承担，但此时非机器化的生产与工作将不再依赖工作伦理或薪酬结构对人的约束，而更多需要基于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激励。工业化的过程中“学校和大学服从于工作文化的要求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对教育目的中存在的学术、个人和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习以为常。目前，发展经济似乎占了主导地位”。^［44］面向未来，工作文化或就业观念的变化既受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驱动，也与教育的启蒙密不可分。随着现代社会在更大程度上进入后工作社会，工作岗位的流失会倒逼人们不得不接受非充分、不稳定就业的现实。同时，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联系的中断与重建也会倒逼高等教育系统逐渐放弃为工作作准备以及以专业化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此时，教育自身的逻辑或规律将起作用，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被灌输的生产主义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人文主义，一种新人文主义将重新主导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目标将逐渐取代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目标，学校教育将与更广泛的教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适应时代的改变。^［45］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仍处在从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旧的工作伦理和工作文化仍在支配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工作世界的变革又在挑战旧的工作伦理与文化，经常会造成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有些人找不到工作，工作的匮乏导致很多人为就业而“内卷”，从而影响年轻人看待教育的心态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作世界中有些工作又没有合适的人，创新创业人才的匮乏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活力。转型期的二重性会导致理性选择的两难，有时高等教育中的个体或组织即便明知是错误或非理性的选择，但又不得不选择。毕竟，社会形态的转变是长期的，而个人就业的压力是眼前的。理论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物质劳动必然会逐渐让步于非物质劳动，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的过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固守旧的工作观念，执着于标准雇佣，既无益于社会进步，也无益于个人职业发展，但在现实中，由于非正式就业的薪酬和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愈来愈多的精英人才加入了对优质工作的争夺战。结果就是，教育整体特别是高等教育愈来愈趋向于学历主义和优绩主义，而忽视对于人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创造力的培养。虽然在后工作社会中非物质劳动也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但非物质劳动毕竟已不同于物质劳动，就如同数字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为适应非物质劳动的需要，高等教育要更加重视培养人的认知能力和横向素养，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但理论上认清这个问题相对容易，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属实不易。认识论的问题属于理性范畴，思考时可以抽离时空的限制，而具体问题的解决必须是情境性和过程性的。从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转型的认识论问题，在理论上我们或许可以在短时间解决，然而转型实践却注定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人类社会转型的经验表明，从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的转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并引领新的社会，其自身要主动转型并率先完成转型；只要这双重转型还在进行中，因为经济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失配而导致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总之，对于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后工作社会的来临，现实远比理论要复杂，变革中的工作世界是一个新旧重叠交替的世界。理论上的工作图景和社会图景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每个人都必然要经历。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加速进步，也并非所有人都会受到同等程度的冲击。更何况，即便时代瞬息万变，即便工作岗位在快速流失，很多人也仍将相对平稳地度过一生。就像工业社会中仍然有大量农民在从事农业劳作，仍然有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作世界里仍然还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在从事传统的工作，并保有向数字化转型的趋势，至于何时转型则不是由技术决定而是由政治决定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亦与之类似。其困难，一方面是观念的阻滞，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冲突。观念的阻滞往往也是代际的冲突。新观念很难通过启蒙或说理的方式获得共识，而只会随着持有旧观念的一代人的逐渐逝去而成为主流。“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社会层面的障碍，而非技术层面的障碍。”^［46］利益的冲突也是如此。无论是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还是从工业社会转型为知识社会，或从当下的知识社会转型为创业社会，从长远来讲，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社会转型都可能会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却并非如此。当下颠覆性技术创新所驱动的工作世界的变革也是如此。长远来讲，新技术的使用将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使更多的人从繁重的工作和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短期来看，新技术对于工作和劳动的替代可能使很多人失去生活的来源，从而危及家庭生计。“从过去工业革命中得到的教训显而易见。长期来看，这些变革可能会使后代受益，但短期来看，当前的工作者普遍会失去原来的工资、工作条件、权利和满足感。此外，被新技术或新方法取代的工作者往往永远不会回到他们以前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整整一代工作者可能处于‘中间’过渡状态，他们可能刚开启职业生涯，接受培训，投资自己，然后就看到他们曾期望的工作世界在自己身边已消失不见。”^［47］面对观念的阻滞和利益的冲突，如果我们没有在理论上挑战“工作作为生活中心”旧范式的勇气并达成新共识，那么永远不可能实现工作社会向后工作社会的转型，并建立起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如凯恩斯（J.M.Keynes）所言：“经济问题重新退居次要位置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人类内心与头脑的竞技场将被我们的真问题——生活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创造问题、品行问题、宗教问题——占据或重新占据。”^［48］未来引导人的发展的后工作将比引导经济发展的工作更具吸引力，合作与团结将比竞争与竞技更具吸引力。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从工作社会到后工作社会的转型将对高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制如何变革才能适应后工业社会中年轻人对于高等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