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蕖—国家战略与组织变革：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兴起

　　由于中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起步较晚，与其他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相比，围绕这一主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为有限。就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界定而言，学者们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所谓跨学科学术组织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学科和院系界限，建立具有可渗透性的边界组织（Boundary organization）^［6］，开展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是其核心特征。一些研究探讨了中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以及研究机构发展过程中，在组织结构束缚、资源分配机制、学科间的冲突、利益相关者支持等方面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特别是院系组织的传统管理结构和以单一学科为核心的治理模式的结合被视为跨学科研究发展的突出障碍。^［7-10］我国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恢复了学院建制，但设置形式的变化而非管理结构的转变使得这一做法基本上未能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目的^［11］，在组织自我膨胀的冲动下，我国研究型大学设置院系数量普遍较多，但跨学科的院系又偏少^［12］，以学院为单位进行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管理逻辑，又促使一些一度设立的跨学科类型的学院最终仍然走向了分化独立建设学院的道路，这进一步固化了大学中单一学科类型学院占主体的格局^［13］，而大学内设立的院系机构过多过细，显然不利于加强学科交叉融合^［14］。同时，不少国内大学仍然沿用传统学科的轨迹和模式进行管理，多数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学科型组织的局面，大学难以统筹不同学科资源^［15］，在进行学术组织设置时习惯于以刚性的一级学科划分为导向，甚至新兴交叉领域也需要先有学科后有组织平台^［16］，在平台建设中又存在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低水平重复问题^［17］，而且为了学科评估，对与优势和特色学科关联度不大的学科“大胆舍弃”，失去了孕育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学科生态^［18］。而有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则对学科群的认知不当，把不同门类的若干学科人为捆绑成一个学院，没有实现跨学科融合反而陷入资源内耗的困境。^［19］有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在更强的传统单一学科趋同压力下，为了获取稳定的生存资源而不得不妥协进行单一学科化方向的改造。^［20］但是，梏桎于传统意义的学科概念来发展学科并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一流学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才可能催生真正的一流学科和颠覆性技术。^［21］

　　那么中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是否就能促进跨学科研究行为？有研究指出推动国内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因素是学者的跨学科背景以及自主探索意愿，大学内部设置跨学科组织和平台效果并不显著^［22］，也就是说大学设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未必能促进校内的跨学科研究，这一研究结论可能反映了相当部分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的作用有限，但这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许多国内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仍然饱受院系、学科的“画地为牢”之困，有跨学科研究机构之形而无跨学科研究之实，没有真正在组织层面发挥出推动高水平跨学科研究的作用。事实上，近些年来，跨学科研究机构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中已经普遍建立并得到认可。有研究表明，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中A类院校的交叉学科组织占比显著高于B类院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交叉学院是其交叉学科组织形式中占比最高的，达到1/4以上，其次是交叉研究中心以及交叉项目组。^［23］学科相近的院系更能形成大的合作群，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科交叉研究机构又能促进院系更深层次的交叉合作。^［24］以清华大学为例，大学顶层布局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机构已占到其自主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的60%以上，院系间的合作更加组织化、长期化^［25］，以2000年为界，这些研究机构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26］，它们对于整合校内资源、促进学科建设和交叉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7］；清华大学还在学校层面建立了跨学科交叉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和管理办公室，统筹全校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工作^［28］。同样，北京大学2006年在国内就率先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作为跨学科研究试验田，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实践，开展了从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定量生物学到大数据科学以及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等一系列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被认为是促进和加强学科交叉最具特色且有效的制度安排^［29］；此后北京大学又积极进行校级层面顶层设计，面向量子材料、分子医学、生物医学成像、纳光电子等若干前沿领域布局建设了一批校级的跨学科研究平台，有力推动了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和产生了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30］。刘献君等人通过对华中科技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进行多案例分析后也指出，合适的组织结构是高绩效的重要前提，跨学科研究中心明显高于跨学科课题组的组织绩效。^［31］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中国的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多数研究是有关跨学科研究组织的理论阐述、普遍性问题以及应然对策，同时也有少量的大学案例研究，主要是跨学科研究及其组织建设较为突出的大学。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都会受制于其所内嵌的制度环境并在其作用下发生组织的变化。与国外的一流研究型大学相比，以公立大学为主体的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更容易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但是现有的主要研究并没有就制度环境对中国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整体兴起及其变革路径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纵观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战略正是这些机构兴起过程中最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最强有力的制度性指令，这些国家战略经由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落地带来对大学组织强有力的外部冲击，促使大学有足够动力和压力打破内部固有的院系、学科壁垒，开始营造跨学科研究的组织环境并迅速建立起一批跨学科研究机构。不过，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与做好跨学科研究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可以观察到不同层级的大学乃至同层级的不同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发展都有不小差异。同时，即使在同样的制度下，组织的制度环境也是差异化的，这不是说制度本身不一样，而是外部环境对组织有不同的期待^［32］，由此大学对制度性指令的反应也并不完全一样。

　　追溯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兴起，可以发现其推动力最早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这一战略的出台对于高等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陆续产生了“211工程”“985工程”乃至“双一流”建设等持续推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工程，“跨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交叉”等表述在这些政策中频频出现，成为大学改革最为重要的方向性指引之一。而21世纪初提出的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之后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制度支撑，与科教兴国战略一起共同打造了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兴起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制度环境。这些国家战略通过与高等教育领域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顶层变革和政策落地，迅速转变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目标，进而成为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体制机制变革的直接指引和驱动力。

　　正如前文所言，在21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流大学开始出现跨学科研究机构，且在此后产生了星火燎原之势，这一现象出现和中国的国家战略有着直接的紧密关联。早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明确指出“要注重发展新兴带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支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理结合”。^［33］在科教兴国战略的驱动下，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委陆续推动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等成为国家战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正因为其与国家战略或者说国家元政策的目标直接相关，它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一流大学的建设提到新的高度，由此也启动了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的序曲。

　　就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兴起而言，无论是“211工程”、“985工程”还是之后的“双一流”建设，其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制度指引和资源支撑，特别是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越往后的顶层制度设计对于跨学科研究的体制机制改革指向就越为清晰，这样的制度环境无疑对大学组织的变革路径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政策表述可以看到，在1995年“211工程”启动时只是提出了“拓宽学科面”，“形成学科群”，其出发点并未跳出传统的学科框架，大学同样也没有跳出传统学科框架进行建设的意愿。在2000年之前，中国少数一流大学虽然也有采取通过合并规模较小的院系来加快扩大学科面的做法，但鲜有提出明确的推动跨学科研究的改革举措或者成立自主批建的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即使在2000年左右有个别大学开始提出成立交叉学科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但无论是其科研体量还是学术影响力都较为有限。更为现实的是，“211工程”的经费主要是解决当时大学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必要的运行条件^［34］，帮助大学从硬件上逐渐摆脱长期较为落后的状态，这些增量资源不足以让大学有能力组织推动校级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布局。不过，这一局面到了2005年左右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发现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几乎在一夜之间“破茧”而出，且很快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首先，政府的制度性指令发生了鲜明变化，促使一流大学将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改革创新的重要阵地。在教育部、财政部2004年6月出台的《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中，其核心改革内容就是围绕跨学科研究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在机制创新方面要“突破以传统学科界限为基础的科研管理与学科组织模式，建立有利于创新、交叉、开放和共享的运行机制”，在平台建设上要“整合、建设一批高水平的“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加大学科结构调整力度，拓展学科发展空间，促进学科交叉，推进资源共享”，“建设一批跨学科、具有创新性、交叉性、开放性的‘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的交叉、互渗与融合”。^［35］这些政策首次将跨学科研究组织模式创新作为持续推进实施“985工程”的重要内容和深化大学组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主要路径。正如制度主义视角所指出的，组织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压力下必须调适自己的结构和行为以符合环境的期望，确保它们的合法性（生存机会）与制度环境保持一致。^［36］由此，对于中国的一流大学而言，它们必须摆脱围绕传统学科建设新平台的发展路径，进而将变革路径转向更加符合跨学科、交叉特点的研究组织模式，并打造与之相一致的研究平台。

　　其次，政府的制度性指令对组织内的资源流向产生重要影响，一流大学更倾向于把增量资源优先用于打造跨学科的、交叉的创新平台，这极大助推了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创建。中国的大学一直高度依赖政府经费拨款，与“211工程”相比，“985工程”对一流大学的资源投入有了几何级的数量攀升。例如，北京大学在“211工程”一期获得的经费共计1.25亿元，而“985工程”一期支持北京大学建设的经费高达18亿元。^［37］“985工程”二期的顺利推出，让中国的一流大学看到了国家对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坚定决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这使得大学在执行政府的制度性指令时更趋向于将其嫁接到大学的长期战略规划中而非短期的策略性应对。创建和发展跨学科研究机构就成为这些大学组织最为重要的长期战略之一，并且随着改革成效的逐步显现，它进一步增强了大学建立和强化跨学科研究机构的长期意愿。与此同时，和“985工程”二期推出相伴随的是政府对大学如何使用专项经费资源提出了明确绩效要求。2004年9月，财政部、教育部印发《“985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38］，指出专项资金重点用于“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队伍建设，强调要“集中使用，突出重点；总体规划，分年实施；项目管理，绩效考评”。作为松散耦合的学术组织，大学如何实现“项目管理，绩效考评”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因为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很难在较短周期内展示自身的绩效，更何况很多时候大学绩效不易衡量甚至无法衡量，绩效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因此，大学可预期的行为必然是更倾向于满足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和主要资源供给方的指令，将增量资源优先投向跨学科研究创新平台的建设。

　　自此，在“985工程”二期支持下，一流大学迅速开始实施以跨学科和交叉为特点的体制机制改革与研究平台建设，并且这些高校在新一轮的建设规划中都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跨学科在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北京大学在“985工程”二期建设的核心方针是：“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前沿交叉学科为重点，以体制和制度创新为动力，调动各方面资源，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清华大学结合“985工程”二期规划，明确提出总体思路是：“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求为导向，强化工程技术学科的群体优势；……瞄准国际前沿，促进学科交叉，力争在信息、生命和纳米科技领域实现重要突破”，强调要发挥“学科群和综合学科的优势，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推进和加强原始性的创新”^［39］。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这些大学在国家支持下正式实施其以学科交叉融合为突破口的改革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批新型的校级跨学科研究平台孕育而生。例如，上海交通大学2005年创建了Bio-X研究院，启动了生命学科与其他多学科间进行交叉合作研究基地的建设；复旦大学在2005年开始先后成立生物医学研究院、先进材料实验室、脑科学研究院等多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并启动建设文史研究院等数个人文社科领域跨院系的独立实体研究机构；哈尔滨工业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基础与交叉科学研究院，负责学校基础、新兴与交叉学科的建设；北京大学在2006年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作为学校推动跨学科研究的试验田；浙江大学在2006年建立求是高等研究院，重点围绕神经信息与控制等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此外，清华大学在2005年通过对校级科研机构平台的系统改革，最终确认校级科研机构30余个，这些校级科研机构大多数是跨院系交叉的，2007年，清华又修订了《清华大学科研机构管理规定》，明确科研机构的建设目标是“构建学科交叉研究平台，促进院系之间的科研合作”，推动“两个或两个以上院（系）发起的跨学科科研机构”。^［40］在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驱动下，特别是随着“985工程”二期的实施，跨学科研究机构在以“985高校”为代表的中国一流大学中迅速“破茧而出”，成为这些大学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标志。

　　2.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快速扩张：国家战略驱动下的兴盛

　　如果说，科教兴国战略的驱动，使得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破茧而出”，那么几乎在同时期交叉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以及此后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加快了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在新生后的快速扩张。事实上，早在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就已指出人才的重要性，认为“科技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强调鼓励留居海外的科技人才回国工作。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更是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了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并在2007年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成为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战略之一。在这一战略推动下，“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一系列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和重要举措陆续推出，在吸引全球优秀人才集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效，这恰好为跨学科研究机构在新生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亟须的人才支持。

　　经过前期“211工程”的基础性建设和“985工程”促发的体制机制改革后，中国的一流大学基本拥有了开展跨学科研究所必须的基础条件和必要资源，但客观上这些一流大学当时拥有的人才队伍特别是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人才队伍，与其发展跨学科研究、建设新兴交叉学科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2004年6月，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在“985工程”二期建设工作会议上就指出，高校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工作的一个致命弱势就是教师队伍，而受制于资源局限不可能完全采取欧美一流大学的模式，还不具备同发达国家争夺拔尖的学术大师和学术带头人的条件，但是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和社科创新基地，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有人才。破解这个困境的思路就是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平台，把国家的创新体系更多建立在高校，就可以建立起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团队，同时由于这样一些平台、基地和条件，我们也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的人才。……从人才强国、人才强校的角度看，这种战略也会取得非常好的成果”。^［41］由此可以看出，集中力量进行高水平研究平台建设是有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非常必要的战略行为，而吸引集聚优秀人才必然会进一步加快促进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

　　正是基于这样的改革理念和发展逻辑，中国的一流大学在吸引优秀学术人才特别是海外回归的高层次人才时，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人才向大学建立的“人才特区”、“学术特区”、“改革试验田”集中，这些改革试点机构绝大多数具有跨学科的色彩，往往更少受到传统学科束缚或组织内复杂利益关系的影响，使大学能集中有限的资源在较短周期内进行突破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而为大学整体的体制机制改革积累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毫无疑问，这为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快速扩张提供了重要助推力。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这一时期持续加大力度在一些前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加快布局平台建设，引进全球相关领域的顶尖学术人才建立和加强跨学科研究平台，并以这些平台为基础进一步吸引和集聚全球的优秀人才。如北京大学创建的校级研究平台（校内也称之为实体研究机构）都具有跨院系和学科交叉的特点，有相对独立的人事、财务、场所、运行费用等管理权限，与传统院系相比在管理上体制机制上更加灵活，在评估上也不局限于传统的指标式考评，而是更加重视机构年度自评和定期综合评估。这些平台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国际上本领域的顶尖人才，如引进美国西北大学饶毅教授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进行学院体制机制改革同时推动建立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at PKU），引进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谢心澄教授等创建量子材料科学中心，引进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汤超教授创建了定量生物学中心，引进哈佛大学谢晓亮教授创建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等等。这些全球顶尖人才的引进与跨学科研究平台建设的结合，使北京大学在一些重要的新兴前沿领域研究中开始走向世界前列。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从21世纪初期开始驱动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的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则是为这一群体的发展注入了更为强大的新动力，在这一战略下，推进跨学科研究及其平台建设的制度性指令变得更为强烈。在2016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集成跨学科、跨领域的优势力量，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技术研究，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特别强调要引导大学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形成一批优势学科集群和高水平创新基地。与此同时，继“211工程”、“985工程”后实施的“双一流”建设方案继续将跨学科研究作为重要政策支点。2018年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要“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养新的生长点”，在科研组织模式上要“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围绕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问题组建学科群，……依托科技创新平台、研究中心等，整合多学科人才团队资源，……组建交叉学科，促进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42］在这些国家战略及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一些一流大学面向国家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大校级跨学科实体研究平台的建设，形成了跨学科研究机构新的扩张趋势。

　　与早期探索阶段相比，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就是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产生了一定的趋同趋势。这种趋同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探索跨学科研究机构的过程中已经走过了改革探索的初期，一些机构日趋成熟，且取得了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术同行较为认可的成就，这让其他大学在推进建设各自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时会产生追随和仿效，进而出现布局领域、机构模式和改革路径的趋同，比如出现了较多的前沿交叉类学院或研究院；另一方面，国家对相关的重要战略领域布局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特别是在全球竞争更趋激烈的科技领域，像人工智能、脑科学等领域，这也使得已经在相关领域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和人才团队的一流大学更加主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进行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布局。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几十所大学都先后建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或相关的研究平台，成为学校统筹跨学科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平台。又如，在“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的推动下，一批面向基础研究的跨学科前沿科学中心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也纷纷建立，它们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制度化发展，如清华大学量子信息前沿科学中心、北京大学纳光电子前沿科学中心、浙江大学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四川大学疾病分子网络前沿科学中心等。国家加大对以前沿科学中心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制度化建设，为其他大学培育和创建更多这样的机构提供了有迹可循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毫无疑问，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些先后实施但一脉相承的国家战略对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给出了强烈且高度一致的制度性指令，由此创造和强化了中国一流大学创建和发展跨学科研究机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将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与自身改革发展战略牢牢绑定的趋势也越发明显，无论是在自身结构上还是行动上都更加积极地向跨学科研究靠拢。

　　中国的一流大学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始终肩负着重要使命。一方面，在国家战略的驱动下，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得以在很短时间内在中国的一流大学快速兴起，对于大学组织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前沿交叉领域的突破创新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遵循制度环境的要求给这些大学带来更多合法性认同的同时，也让组织的效率问题更加凸显，与全球一流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相比，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这些机构要走向世界一流甚至一流前列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1.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的现状

　　总体来看，跨学科研究机构在国内的一流大学已普遍存在，尤其是近些年实体研究机构逐渐成为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平台。根据笔者调研统计，C9高校的各类校级实体研究机构平均达到26个，在这些大学已有的79个独立的校级实体研究机构中，跨学科研究机构占比达7成以上，尤其是在近十年成立的独立的校级实体研究机构开展的绝大多数或几乎全部是跨学科研究，将跨学科作为研究平台的核心特征已成为中国一流大学建设新型校级实体研究机构的最大共识。以清华大学为例，2017年清华大学在运行的学校自主批建的科研机构达到110个，其中交叉类就有63个，不过这些机构大部分没有以实体机构的模式进行建设，由此造成院系间的合作相对分散，以联合申请项目或组织学术活动为主，在交叉研究上缺乏持续性。因此，清华大学开始探索建设实体的校级“独立科研机构”^［43］，从2017至2020年间先后成立了三个校级的独立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以及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44］。同时，与国内传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相比，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校级研究平台特别是跨学科的实体研究机构布局上更加积极主动，且由于几乎未受历史形成的院系格局的影响，它们在发展中受到的束缚也更少些，其建立的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数量甚至超过部分C9高校。正如阿特巴赫所指出的，那些新兴研究型大学已把跨学科作为其院校基因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认为科学和学术的未来将不可避免跨越既定学科的界限。^［45］也有大学专门成立校级部门支持和孵化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例如，复旦大学成立于2018年12月的融合创新研究院，作为学校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从学校批准设立的研究机构中遴选出承担着国家重大任务的高水平、跨学科、创新型研究单位，为其提供具有创新模式的组织管理和支撑服务，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优秀创新团队的形成和重大原创成果的突破，形成一批以重大任务为基础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创新中心。^［46］

　　从体制机制建设来看，一流大学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内部制度环境也日趋完善。近些年，中国一流大学纷纷加快了跨学科研究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在大学层面成立促进和指导跨学科研究的委员会，制定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管理办法和跨院系的联合聘任制度，建立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研究的种子基金等。例如，北京大学从2016年开始，陆续成立“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临床医学+X委员会”、“生命科学委员会”、“资源环境生态委员会”、“数智化+委员会”、“大数据科学委员会”、“碳中和核心技术委员会”等多个校级的跨学科委员会用于协调不同领域跨院系的合作，同时建立了“临床医学+X”种子基金，鼓励问题导向、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创新性研究，鼓励依托公共科研平台、新体制研究机构的团队研究。清华大学2017年先后出台了《清华大学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指导意见》、《清华大学跨学科交叉实验室管理办法》、《清华大学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等多个针对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制度，为打造跨学科交叉创新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可以看出，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很多一流大学推动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的改革创新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制度化规范来促进跨学科研究。但与此同时，部分一流大学仍然缺少必要的顶层设计和足够的决心，特别是在实体研究机构的建设上缺少配套的系统制度设计以及与现有院系结构的有机整合。比如，一些大学的校级独立实体研究机构尚未设立面向全校开放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或者建立联合聘任的制度，事实上作为跨学科的校级独立实体研究机构更需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主动吸纳来自不同院系的力量才能产生跨学科研究的叠加效应，相对封闭间接使得这些研究机构在推动全校的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作用受到较大限制。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的核心优势往往不在于其本身的绝对体量规模，更重要的是在于其能够通过建立起大学组织内跨越学科和院系边界的研究网络，聚集来自大学不同机构的优势力量围绕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2.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跨学科研究机构特别是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群体规模依然偏小。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美国25所顶尖大学的研究机构的平均数量在48个左右^［47］，到21世纪初期同层次大学中这样的机构数量平均达到近100个，这些中心绝大多数是跨学科的^［48］。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加快跨学科研究领域布局的密歇根大学，在2023年全校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达到180余个，大学层面的独立研究机构数量达到29个，它们绝大多数是跨学科的，在这些机构的推动下，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扩张非常迅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始终雄踞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研究经费支出榜首，2013到2023年其研究经费支出从13.8亿美元持续增长至18.6亿美元^［49］，为其学术研究的持续繁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相比之下，中国一流大学发展跨学科研究机构的起步较晚，虽然在国家战略的驱动下快速兴起，但这样的机构往往更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积累和人才引育，也需要大学跨学科环境氛围的营造，这些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其扩张的边界。据笔者调研统计，在C9大学中，大学自主批准建立的实体研究机构平均数量仅为26个，且4所大学的实体研究机构少于10个，这一规模远小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25所顶尖大学所拥有的研究机构数量的平均规模。同时可以看到，虚体研究机构在中国大多数大学中仍是自主批建研究机构的主要构成，如清华大学在探索建设实体研究机构时，依然通过建立更多虚体机构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比如，2017年之后相继成立清华大学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清华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医工交叉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等。^［50］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实体研究机构的建设无论是在资源投入还是在管理上都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客观地说，这些虚体研究机构对于推动大学的研究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因目标变化对研究机构的调整也相对容易，但缺少必要运行资源和功能权限也决定了其进行有组织的跨学科研究的力度有限。正是看到了虚体研究机构在推动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中国的一流大学在国家战略的驱动下纷纷加快推进发展跨学科的实体研究机构，但这些实体研究机构群体的发展仍然缺乏规模效应，这使得其在推动发展前沿交叉学科、解决跨学科的重大科学问题时有较大的局限性。

　　第二，跨学科研究机构打通学科与院系之间的边界的能力不足。在探讨制约中国一流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最突出因素时，调研发现学科间的壁垒和院系之间的界限仍然突出。关于学科结构和院系关系对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在本文研究综述中提及的研究中已得到了较多印证。传统的围绕学科进行大学组织建设和以院系为基础分配资源的做法，包括外部评估对学科边界的强化，都使得跨学科研究机构在试图逾越这些边界时经常遇到挑战，而这就需要在大学层面从制度、行动和资源上进行统筹协调。国内的一流大学近几年也在大学层面加强对跨学科研究工作的指导和促进。例如，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就明确了大学层面重点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临床医学+X”两大跨学科研究领域，同时先后成立了多个校级的跨学科委员会用于协调不同领域跨院系的合作；清华大学在出台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系列制度文件的同时，也成立了统筹组织和管理全校的跨学科研究工作的领导小组与管理办公室。不过，从大学的管理架构和资源调配模式来看，这些委员会或办公室的管理权限和协调能力比较有限，即使能够促进同领域跨院系的沟通交流等工作，在涉及重大研究项目组织、共同办公空间协调、研究生名额使用、跨院系课程体系设计等问题时也都会回归到大学已有的组织管理体系中，进而很难对打破学科和院系边界产生实质性的破冰作用。此外，大学的科研主管部门作为大学研究机构的主要管理方，虽然在研究项目的组织和研究工作的推进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和管理权，但它无法凌驾于大学内部的同层级管理机构之上，特别是对大学层面不同渠道的资源统筹和调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一个权限更高的专门管理部门或具有实质性支配权力的推动者，那么这些跨学科研究机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学科和院系的边界将会面临巨大挑战。

　　第三，跨学科研究机构在大学发展中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是大学组织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先行者，也是大学面向未来发展的引领者，对于落实大学的长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一些大学却将其变成了一种短期策略性行为而非自身长期战略考量。当前，在外部政策指令的影响下，一些大学出现了盲目跟从进行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的倾向，其如何与自身优势及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并不清晰。从二战前后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兴起可以看出，这些顶尖大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通常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牢牢绑定，包括与其牵头代为管理的联邦国家实验室进行紧密合作，正是基于其长期一致的战略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布局，才孕育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突破性成就和颠覆性技术。反观之，国内不少大学有面向国家战略的良好动机，在没有建设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依然举全校之力去创建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如在上级部门提出建设某领域的研究平台计划后，许多大学都开始纷纷建设同一类型的研究机构，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大学在没有充分谋划和清楚其自身战略定位的情况下贸然推进大型的实体研究机构建设，不仅没有真正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反而一定程度上耗费了国家和自身的资源，同时因为缺少持续的长期战略性布局，这也使得大学组织内院系与跨学科研究机构之间的张力更加突出。此外，一些大学在创建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时将主要目标瞄准了筹建成为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样的动机驱动下组成所谓的大团队，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大学内部围绕某一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进行协同合作研究的凝聚力，反而变成增量资源向不同院系的再分配，这就使得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遭遇目标替换而非真正促进跨学科研究，更不可能产生面向国家战略的重大突破。

　　第四，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建设模式存在“院系化”倾向。在当前大学仍然延续以学科为主要建设路径和以院系为主要组织模式的格局下，国内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建设中存在一定的“院系化”倾向。主要体现为，有的是将跨学科研究平台作为扩张院系自身实力和地盘的手段，有的是没能突破学科和院系边界开展跨学科研究，在建设过程中逐渐回归到传统的学院模式，也有的是为了获取稳定生存资源而不得不妥协进行单一学科化方向的改造。实际上，大学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能否与已有的院系形成较为良性互动和密切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的建设模式，如果按“院系化”建设模式发展，其与其他院系之间的共赢模式就很难产生或持续。就像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研究计划主要负责人哈金斯最初就对跨学科的材料实验室的定位，他坚持将新建立的机构命名为“中心”而不是“研究所”，就是为了突出它是对斯坦福已有学系研究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对手。他认为，跨学科研究机构的主要价值就是成为一个组织中的催化剂。^［51］大学发展独立的校级跨学科研究平台并不是要撇开已有院系另起炉灶，更不是要和已有的院系进行同质化竞争，而是在相对明确的研究领域中通过集中有限资源在更大范围调动散布在大学不同院系或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在某一个或几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合作研究或开展重要项目攻关。同样，“院系化”倾向也体现在跨学科研究机构的专职人员配置结构上，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成为一些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配备的专职人员的主体。调研发现，相当部分的大学为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配备的专职研究、辅助支撑人员数量少于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的数量。如果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机构繁荣时期的情况就会发现，“大实验室塞满了无数非教师身份的研究人员，教授管理着合同和项目、指导着研究团队和助手、监管着大量技术人员”^［52］，这些全职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支撑了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来到这些跨学科研究平台开展研究工作。正是因为跨学科研究平台能够提供院系所无法提供的支撑体系或更为优越的研究条件，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才更有可能来到这样的机构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如果大学将更多的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名额直接投向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而不是帮助它建立强大的研究支持体系，那么极有可能出现与相近领域的院系的同质化竞争，同时也不利于其主动推动校内跨院系的合作。

　　在国家战略的驱动下，我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得以迅速兴起，对于面向国家重大战略进行跨学科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成为大学组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试验田和改革示范区。与此同时，与欧美发达国家顶尖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相比，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无论是在机构的规模体量上还是跨学科研究水平上仍有不小差距，有必要从加大跨学科研究机构资源投入、加强跨学科研究顶层设计、强化研究机构战略地位、自主探索研究机构建设模式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群体由量变走向质变，从而更好地发挥一流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

　　1.加快扩大一流大学的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群体，以对接国家战略为主和以前沿领域为重点，形成跨学科学术机构集群效应

基于国外顶尖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的成功经验，扩大跨学科研究机构的规模和影响力，首先必须加大对跨学科研究及其机构的经费资源投入。现代科学研究在二战后已经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诸多前沿的跨学科研究和原创性基础研究都需要投入巨大的前期资金和配置先进的设备设施，如密歇根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跨学科的生命科学行动，在当时就筹集了2.3亿美元用于重点支持建设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机构。中国的一流大学在制定和实施“双一流”建设规划时在跨学科研究的投入上应给予进一步倾斜或给予更高级别的优先权限，增量资源投入让跨学科研究机构有更强能力吸引来自不同院系的合作，而这些资源也必将惠及大学更多院系和学科。其次，要加强在国家重要战略领域和前沿新兴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机构的集群建设，同时要避免盲目在特定领域一窝蜂似的扩张。大学扩张校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注重其研究开拓性的同时，也要注重不同机构之间的集群效应，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研究机构之间的交叉支撑能更有效强化大学在特定领域的研究能力，进而在某些领域由长期的学术高原成长为学术尖峰，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校级层面的7个重要研究机构中有5个都与生命科学领域相关，这些研究机构互相之间的交叉支撑，让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集群效应非常突出。同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不意味着要大学一起发展特定的同类研究机构，不同的大学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尤其是机构的扩张上，必须考虑与大学自身优势有机结合。此外，扩张并不意味着单纯地做机构的增量加法，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在跨学科实体研究机构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视对机构的评估和调整，如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研究机构的建设中始终重视“日落评估”，即基于需求和机会的变化来建立和终止有关的研究机构，当默认终止成为一种常态而延续成为一种特例时，每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就可能会竭尽全力争取校内外新的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始终是处于最活跃的状态。

2.加强大学跨学科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组织领导，破解制约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就明确地提出，要“突破以传统学科界限为基础的科研管理与学科组织模式”，到2018年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组织中学科之间的壁垒和院系之间的界限问题一直存在，在一定阶段甚至更加突出，这成为大学推动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为了突破学科和院系的边界制约，首先要继续加大力度建设大学层面的跨学科类的委员会，这些以学术力量为主的委员会主要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它们可以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来推动大学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战略方向选择，并围绕某一领域最大限度形成相关院系和学科的共识，确保各方在大学推动的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中获得平等参与和共同成长的机会。其次要建立由大学主要负责人牵头的超级行动机构，强化推动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实施和执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由于大学有固有的管理架构和资源配置体系，仅仅依靠跨学科研究机构自身往往会陷入组织固有结构中而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这个角色往往由大学教务长或副教务长来担任，并且在其领导下设立专门的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办公室，这种设置实际上赋予了跨学科研究更高的优先发展级别，同时有助于大学决策层清晰掌握大学跨学科研究的推进情况并直接进行学校层面的统筹协调。此外，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要建立必要的多方共赢合作机制。在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相关院系和学科的边界有可能一直存在，很多时候通过大学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并不能真正打破边界，反而会引发强烈的反弹或消极的抵制。建立体现共赢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则更有助于鼓励院系之间、学科之间的积极合作与资源共享。

毋庸置疑，跨学科研究在大学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中已占据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大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时必须结合自身的长期战略考量而不是将其视为短期的对策行为，有时甚至要超越外部的周期性规划，为跨学科研究研究机构提供稳定持续的支持和保障。这样的保障一方面可能是来自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动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就是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牵头推出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科学和技术中心等建设项目，这些中心每年可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直接给予250万至500万美元的经费保障用于人员薪酬、中心运行以及购买设备物资等，基于评估最长支持周期可达11年（一般为10年），中国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为推动基础研究而培育建立的前沿科学中心也与之类似。另一方面，大学必须未雨绸缪做好自主支持大型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长期发展的谋划，不能因为外部资源或政策方向的变化而影响大学长期战略布局的实施。在这一点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具有非常成熟的做法，它们往往在大学重要的周年发起重大筹款运动，而这些巨额的捐赠筹款通常会有相当大的部分将用于实施大学的长期发展战略包括跨学科研究计划和机构建设。

　　4.持续探索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多种模式，寻找与大学自身结构相匹配的最优选择

在推动跨学科研究机构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一流大学一直在不断探索与国际一流接轨同时又适合中国国情和自身实际情况的组织模式。从全球顶尖大学的通行做法来看，矩阵结构是促进跨学科研究最常见的模式，它由大学传统纵向维度的学院、学系、各类专业学院和横切跨越学系、学院的各类研究中心、研究所以及项目相交组成，在这样的结构下，人员、信息、资源等能更为自由地在由跨学科研究中心、办公室或项目等连接起来的学科性学系之间流动。^［53］如在2010年成立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威斯康星探索研究所（Wisconsin institutes for Discovery，简称WID）就是典型代表，它是威斯康星大学重点布局的跨学科机构，来自该校20多个院系的教师和学生在这个机构开展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不过，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院系依然会是大学长期稳定的组织基础，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组织模式既要坚持打破院系、学科的边界，更要思考如何与既有的学系组织结为更紧密的学术联合体，从而在可能的结构模式下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事实上，一些传统人文领域更倾向于基于虚体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互动，其管理和组织架构也相对简单，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活动更为灵活，而采取实体研究机构的模式有时反而会成为难以平衡的掣肘。同样，如果大学在有的领域已经具有多个类似的院系或相关机构时，建立类似枢纽的大型跨学科研究平台可能更有助于调动不同院系的积极性，其更像是催化剂而不是大学内部新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即便是建立和加强跨学科研究机构，也并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模式，不同的大学其组织内部结构千差万别，其历史积淀也各不一样，大学只有经过对比和探索后才有可能总结出最适合本校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路径，而且这些机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如一些作为探索性质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成熟后依然可以融合到已有的院系组织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中国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群体发展，不仅是提升大学学术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需要，也是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国家战略创造了中国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驱动了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兴起，但这些宏观层次的战略或制度性指令仍需经过大学组织的内部结构发挥作用，而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显然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没有大学决策层的坚定支持和灵活协调，历史形成并沿袭的组织结构和学科格局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这也就是为何有的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在建立后依然没有能够真正发挥在学校层面跨学科的协调和整合作用，也没有能力推动组织面向重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成为徒有其形的“空壳”。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真正兴盛依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