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红昊—战略性新兴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成长机制

　　1.拔尖创新人才的动态发展与系统涌现

　　梳理既有文献，承接英才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学术谱系，学界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机制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从“封闭选拔论”至“动态发展论”的两大演进阶段。

　　“封闭选拔论”认为，个体的资质与潜能具有结构化与先赋性特征，应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构建早期筛选机制，准确捕捉各类能力信号，识别拥有超常潜力的资优学生，并为其投入密集教育资源。^［6］美国的天才项目（Gifted Program）、我国研究型大学开设的少年班等都属于这一观念的实践模式。在政策实践层面，“封闭选拔论”重视人才的早期选拔，在强筛选的基础上引入加速式、封闭化培养模式，为具备独特天赋的学生构筑单独教育通道。^［7］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4C创造力模型（Four C Model of Creativity）的提出，研究者意识到，精英主义色彩浓厚的“封闭选拔论”可能背离了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动态发展论”逐渐成为指导性的主流框架。^［8］“动态发展论”指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非线性、积累性和生成式特征。^［9-10］以创造力、自主性和学业志趣为代表，各项关键认知/非认知能力的长周期发展贯穿教育系统始终，会在与教育环境的互动中逐步显露、表征出来。^［11］秉持这一理论的研究者普遍拒斥“先选拔后培养”的封闭化、功利性人才培养模式，转向追求培养机制的开放性与适应性，提出应将拔尖创新人才的动态识别与资源支持融入正式教育系统之内，帮助他们在天赋与环境的双向互动中实现自主发展。^［12］

　　依据“动态选拔论”的基本观点，本研究假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是长链条、超常规与一体化的过程，不仅涉及高等教育阶段，更与高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密切关联。因此，应着重关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成长机制，在每一教育阶段都树立卓越的学业标准和开放的选拔导向，实现优势积累与叠加。^［13-14］在制度层面，这需要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形成纵向贯通的培养系统，从而构建有助于拔尖创新人才涌现的教育生态。

　　2.促进拔尖创新人才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的关键高中学习体验

　　作为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的过渡期，高中阶段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成长的关键节点。综合既有文献，拔尖创新人才在高中阶段面临多重发展任务，包括学习模式从被动接受向积极建构的转型^［15］，学习行为从他人主导向自我主导的转型^［16］，创新能力从自由发散向领域聚焦的转型^［17］，以及学业动机从外部驱动向个人志趣的转型^［18］。因此，为促进高中至大学的教育衔接、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式培养，高中教育应提供灵活多元的学习环境和广泛学习契机，具体可概述为如下三大关键性学习体验。

　　一是超前探究学习体验。拔尖创新人才在知识基础与领悟速度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9］，如果在高中阶段仅为其提供等量知识水平的学习内容，则可能陷入低效率重复的培养误区。为深化拔尖创新人才的高中知识体系、促进其向大学教育的顺畅过渡，美英德等发达国家普遍在高中教育中引入顶点课程、大学先修课程等举措，从而为其构建深度补充式、超前加速式的学业轨道。这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自主探究的空间，有助于满足其特殊学习需求。^［20］在我国，学科竞赛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与选拔的重要抓手。作为典型的超前探究型学习经历，学科竞赛为拔尖创新人才突破高中固有知识内容、开展前沿自主探索提供了制度激励与学习空间。^［21］整体而言，国内外实证研究均发现，高中超前探究学习体验兼具高挑战性、高严格性与高拓展性特征，可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积累扎实的背景性知识、建立横纵贯通的学科知识结构，从而对其大学学业成就具有较强的预测力。^［22-24］

　　二是生涯规划学习体验。随着英才教育理论的提出，研究者尝试从情感而非认知层面理解拔尖创新人才学业发展，聚焦兴趣、态度、价值观等高阶心理过程与精神能量在人才培育中的独特作用。^［25］在高中阶段，拔尖创新人才面临选择专业、培育学业志趣的重要挑战，其唯有在完成学业任务中感知到胜任力、探索欲等积极情感体验，充分理解知识的本体价值，才会产生持续性的深度学业投入。^［26］鉴于此，高中生涯规划学习体验对拔尖创新人才发展具有独特意义。在这一学习体验中，他们可以通过广泛的生涯探索，找到与自我能力志趣及发展规划相匹配的专业领域，作出适切的升学选择，从而建立对大学专业领域的情感融入与价值认同。^［27］在我国，受升学竞争等外部功利性因素的影响，资优学生惯于遵从评价机制的规训，存在主体性匮乏和价值感钝化的风险。^［28］因此，在高中阶段完善生涯规划教育体系，在广泛的专业探索基础上，激发并维系拔尖创新人才的内生学业志趣，帮助其成为不依赖于外部评价的自主创新者十分必要。

　　三是综合实践学习体验。创新结构理论深刻指出，创造力并非某种单一素质，而是集成了多种认知、非认知技能的综合素质群。^［29］战略性新兴领域涉及复杂的智力分工，重大原始创新超越了个体独立探索的范畴，呈现出协同化、项目化、组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机制的理解，应突破狭义的学业发展视角，转向社会性、实践性等综合能力的多元培育。^［30-31］近年来，以核心能力为牵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在美英日等国，高中教育已建立起涵盖社团活动与实践性学习在内的制度化课外活动体系，将其作为培育学生解决问题、人际合作以及综合实践能力的重要契机。^［32］这类经历也被海外精英大学直接纳入升学选拔的考察范畴。^［33］在我国，受升学竞争的影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浓厚的应试取向，致力于密集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而对更广泛的可迁移能力关注不足。这使得资优学生具有较强的记忆性学习和题目解答能力，但在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原始创新时却十分乏力。^［34-35］面对战略性新兴领域对从业者的多元能力诉求，亟待丰富拔尖创新人才高中早期培养中的综合实践学习体验，形成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的贯通式培养机制。

　　3.高考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识别

　　在以统一考试为核心的大学招生体制中，高考是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通道，其在考试评价中界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标准对高中教育具有强大的反馈功能。^［36］在招生考试“指挥棒效应”的影响下，无论是高中至大学教育衔接机制的优化，抑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体系的构建，均需要高考制度的协同与配合方能有效达成。

　　聚焦统一测试对拔尖创新人才识别与发展的潜在影响，国内外学界普遍持有相对审慎的态度。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以ACT/SAT为代表的美国大学标准化考试，还是针对创造力、审辩思维的能力测评，其对拔尖创新人才长期发展的预测均存在较大偏差。^［37-38］究其原因，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具有动态性与复杂性特征，静态标准的量化评价极易造成误判。因此，长周期的、多维度、多元式评价逐渐成为国际英才教育的共识行动。^［39］与之相异，我国长期采用以高考为核心的单轨制人才选拔模式，不同资质的学生面对的是同一套学业标准与测试工具，除少数学科竞赛之外，尚未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特点设计单独评价通道。受升学竞争影响，拔尖创新人才不得不陷入以题目训练为核心的应试化学习，其特殊发展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一风险引发了学界的担忧。^［40］整体而言，高考选拔与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之间仍待实现深度的政策协调。

　　但遗憾的是，一方面，尽管高考经过了以建立综合素质为评价标准的多轮政策调整，但除学业基础外，高中多元学习体验与高考成绩的关联性尚不明确，这使得高中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缺乏来自升学选拔机制的制度激励。另一方面，就识别效果而言，高考成绩对拔尖创新人才在大学阶段综合发展的预测力也缺乏实证检验，尤其是相关长周期、追踪性研究比较欠缺，对此，本研究尝试在这方面作出学术贡献。

　　4.分析框架

　　在回顾与总结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从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视角切入，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于2018-2021年开展的“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共分基线轮与追踪轮两期实施，基线轮调查针对大一新生群体，于2018年大一学年结束后的暑期实施，共获得来自72所本科高校90027名本科新生样本；追踪轮调查于2021年大四学生毕业前的时间节点实施，根据基线轮调查采集的样本联络方式发放问卷，共获得17958份有效问卷。经检验，样本结构与我国本科学生群体结构基本吻合，追踪轮调查中流失的样本并未造成重大偏差。

　　2.分析对象

　　资优学生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储备力量，考察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历程，有助于揭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成长机制。因此，本研究以就读于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的资优学生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原始样本展开一定筛选。首先，本研究参考各专业培养方案及就业去向，遴选出与战略性新兴领域密切关联的专业样本，具体如表1所示。一方面，这一处理有助于提升实证分析的针对性，回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专业的拔尖创新人才具有异质性成长规律，其早期培养机制也有所差异。本研究将分析对象限定在战略性新兴领域，这有助于提升样本的内部一致性，进而明确分析结论的适用边界。其次，本研究仅保留以拔尖创新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样本，实证考察这一资优学生群体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过程中的成长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高层次特征，上述界定可能过于宽松。因而，实证分析也将引入稳健性检验，在更为严格的样本限定标准下，判断基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此外，为考察高考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效果，本研究剔除了通过保送等特殊招生渠道升学的样本。经筛选，最终分析样本量为基线轮9267人，追踪轮1641人。

3.变量及其操作化

表2呈现了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界定。

首先，本研究因变量为大学综合学业发展，涵盖学业表现、专业兴趣与通用能力三大维度，可以比较全面地考察资优学生在学业、情感与能力三大层面的成长情况。此外，基于追踪调查设计，本研究将同时考察高中早期学习体验对资优学生成长的大学新生年短期影响效应与大学全学年长期影响效应。其次，本研究自变量为高中超前探究、高中生涯规划与高中综合实践三大关键性高中学习体验，分别操作化为拔尖创新人才高中学科竞赛、高中生涯规划课程与学生会、社团等综合实践活动的参与情况，并均采用二分变量予以测量，其中1=参与，0=未参与。再次，高考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成长具有重要引导效应，其选拔识别效果也是本研究的重点考察目标。本研究将不同省份、不同科类的高考分数作Z值标准化处理，以提升指标的横向可比性。最后，本研究将性别、高中类型、高中学业基础、家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年限、大学自主学业参与等相关变量纳入控制，从而提升分析结论的科学性。此外，本研究引入高校、专业双重固定效应，从而剥离不同高校间、不同专业间不可观测异质性的干扰。

　　1.战略性新兴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早期成长机制

　　本研究聚焦战略性新兴领域，引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高校、专业双重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基于高中关键学习体验与资优学生大学综合发展的纵向关联性考察，识别拔尖创新人才早期成长机制。

　　首先，表3展示了高中关键学习体验与资优学生大学学业表现的纵向关联性，结果显示，以学科竞赛为表征的高中超前探究学习体验可以显著提升其大学学业表现，且这一影响效应具有多学年持续性特征。具体而言，高中曾参与超前探究学习体验的资优学生，其新生年学业表现较同辈高出0.586分（β=0.586，p<0.01），这一系数在大学全学年进一步扩大，呈现出2.554分的学业表现优势（β=2.554，p<0.05）。这一结果证实了高挑战性、强拓展性的探究型学习的重要意义。为促进资优学生早期成长，应推动其在高中阶段自主拓展学科知识深度，广泛开展实验学习并探索学科发展方向。此外，高中生涯规划学习体验对资优学生发展也具有积极影响效应，可以带来新生年学业表现约0.455分的提升（β=0.455，p<0.05）。

其次，就学业志趣与情感融入而言，表4基于定序Logistic模型，识别了各类高中学习体验对资优学生大学专业兴趣的积极影响。就其影响规模而言，高中阶段曾参与超前探究学习的资优学生，其大学新生年专业兴趣提升一个等次的几率比会上升22.4%（1.224-1=0.224，p<0.01），这一潜在影响也会延伸至大学全学年（几率比提升36.7%，p<0.01）。高中生涯规划学习体验、综合实践学习体验对资优学生专业兴趣的影响力则主要体现在新生年阶段，分别促进几率比提升12.4%（p<0.01）和9.3%（p<0.05）。可见，高中多元学习体验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升学者对大学就读专业的情感融入与价值认同，从而为投身于相关战略性新兴领域的研发工作构建良好基础。

　　最后，表5着眼于资优学生团队合作、包容力、社会责任等通用能力的早期培养，考察高中学习体验与其大学通用能力发展的纵向联系。结果显示，高中阶段的超前探究学习体验可以显著提升资优学生大学新生年通用能力发展水平（β=0.078，p<0.01），其大学全学年通用能力的发展较同辈也具有显著优势（β=0.101，p<0.01）。高中生涯规划、综合实践学习体验的积极影响同样得到了证实，特别是高中综合实践学习体验，对资优学生大学通用能力发展兼具短期与长期影响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57（p<0.01）与0.141（p<0.01），规模十分可观。

　　2.稳健性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基准回归以就读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资优学生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观测对象，这一标准可能过于宽松，存在高估模型系数的风险。鉴于此，本研究从大学综合学业发展着手，优中选优，将分析对象进一步限定为各因变量分布处于前25%的样本（即大学学业表现、专业兴趣与通用能力居于优势的学生群体），并据此复现基准分析结果。表6呈现了相关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部分系数的规模与显著性出现了小幅变化，但严格限定样本后的分析结果与前文基本维持一致。另一方面，考虑到各项高中关键学习体验的参与情况并非严格意义的随机分配，而是与样本的背景特征高度关联，这可能造成一定内生性风险。故此，本研究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通过保持参与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在关键协变量层面的平衡性，以减低选择性偏误对估计的影响。

本研究将性别、高中类型、高中学业基础、家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年限、大学自主学业参与等变量纳入匹配变量，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算倾向值得分。在严格的一对一近邻匹配机制下，图2以高中超前探究学习体验为例，呈现了倾向得分匹配的效果。可以发现，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大幅降低，参与组和对照组的倾向性得分重叠区间也较大，匹配效果较为理想。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超前探究、生涯规划与综合实践等高中关键学习体验可以显著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大学综合发展，其影响呈现了新生年短期效应和全学年长期效应两方面，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吻合。整体而言，双重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基准分析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3.聚焦高考选拔效果的延伸讨论

高考作为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的关键节点，会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成长产生引导效应，并深刻影响其大学长期学业发展。鉴于此，本研究将从“高中关键学习体验——高考成绩——大学综合学业发展”的逻辑链条切入，实证考察高考对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资优学生的选拔效果，如表8所示。

围绕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的资优学生群体，表8列（1）为其高中学业经历与高考成绩的关联性分析。可以发现，除高中超前探究学习体验对其高考成绩具有微弱正面影响外（β=0.042，p<0.01），高中生涯规划和综合实践学习体验均未能与其高考成绩建立显著关联。这意味着，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的多元学习体验尚未纳入升学选拔与评价体系中。

　　表8列（2）至列（4）进一步探索了高考成绩与资优学生大学综合学业发展的关联性，从而分析高考的选拔效果。可以发现，高考成绩可以显著预测资优学生的新生年学业表现（β=0.441，p<0.01），而对其大学专业兴趣、大学通用能力发展（系数微弱）以及全学年发展的预测力则十分有限。整体而言，目前高考对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资优学生的选拔识别效果集中于知识与学业表现层面，而在情感融入、能力发展层面的影响效力较弱。

　　本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追踪调查”数据，从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视角实证考察了战略性新兴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成长机制，研究结论概述如下：

　　首先，高中超前探究、生涯规划与综合实践学习体验对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资优学生的大学综合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可以显著提升其大学学业表现，改善专业兴趣，并初步构建团队合作、人际交往、社会责任等核心通用能力。这一实证结果不仅支持了人才培养“动态发展论”的基本假定，更凸显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受高考应试准备影响，我国高中教育呈现了学习内容固定化、培养模式单一化和教学管理规制化的特点，其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功能受到忽视。^［41］这使得拔尖创新人才不得不卷入课堂内的低效率重复训练，造成天赋潜能的巨大浪费，甚至对其创新能力和学业志趣产生抑制效应。故此，如何突破以高等教育为起点的传统模式，在高中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构建灵活多元的学习环境，以满足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发展需求，将成为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亟待反思的关键问题。

　　其次，追踪分析显示，高中关键学习体验对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资优学生的影响力超越了新生年学业适应的范畴，对其大学全学年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进一步证实了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历程的生成式、长周期特质，从而揭示出构建跨学段一体化培养体系的必要性。近年来，我国尝试从高中教育、高考招生、大学教育等多个领域着手构建顶层政策框架，在制度层面初步构建起高中至大学的综合改革体系，体现出促进跨学段教育衔接的宏观政策设计。然而，人才培养的局部改革与增量改革可能会诱发教育系统的内部摩擦。^［42］因此，仍须推动高中和大学之间在课程体系、知识结构、教学模式、培养取向等方面的一体化设计，以达成拔尖创新人才从早期培育、选拔识别至长期发展的贯通式培养。^［43-44］

　　最后，在战略性新兴领域相关专业，高考对资优学生的选拔效果集中体现于大学学业表现层面，然而在专业兴趣和通用能力等更为广泛的领域，高考成绩的预测力比较有限。随着英才教育研究的深入，开放式、动态性、长周期识别已成为国际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改革的共同方向。质性评价、非认知能力评估与综合经历考察是海外精英大学普遍采取的招生模式。但遗憾的是，作为我国人才分流的主要通道，高考制度的学业评价属性仍十分浓厚，对学生的学科创新潜质、学业志趣以及能力发展关注不足，这使得拔尖创新人才的跨学段综合发展被考试选拔所阻断，也造成了高中教育转型的困难。^［45］鉴于此，为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积累性、渐进式成长，应以评价机制改革为政策抓手，推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双向融通，从而释放不同节点之间培养举措的系统协同效应。

　　本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战略性新兴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促进高中至大学的教育衔接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其一，在早期培养阶段，高中教育需要向多元化、自主化方向转型，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更为丰富的综合性学习体验。具体而言，高中学校可与属地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合作，共同设置科学探究、综合实践等进阶选修课程。同时，广泛调动社会资源，通过生涯规划、社团活动等适当学习契机，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突破传统课程边界展开自主探索，培养其专业志趣与核心能力。特别是高中教育应突破应试训练的传统模式，构筑多元化的学生发展轨道，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更具增值性的学习体验。

　　其二，大学教育需强化对基础教育的回应，尝试开展广泛的协同培养计划，为高中教育转型提供必要支持。在国内高中教学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情境下，各地区高校可以增强与属地高中的互动，将大学学术系统的影响力向高中教育渗透。比如，通过双重聘任的方式或依托信息技术和混合式教学，邀请高校教师在高中开设通识性课程；在不干扰科研进度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资优高中生加入高校实验团队，参与科研实习等。此外，海外高校的暑期桥梁项目（Summer Bridge Programs）是一种可借鉴的模式，高校可充分利用招生结束后的暑假，采用线上教学或集中教学方式，为升学者提供可选择的进阶性课程。^［46］

　　其三，在高考改革的制度深化期，应强化升学选拔机制的识别功能，形成更具综合性的评价体系，以契合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随着新一轮高考改革步入政策稳定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系统与选拔系统之间应建立深度协同关系。一方面，通过整体布局与顶层设计，构筑面向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化升学通道，避免因僵化的应试准备而损耗其天赋与时间。另一方面，优化人才识别的手段与标准，超越对资优学生学业表现的单一关注，将考察视野拓展至专业志趣和通用能力等方面，从而构建有助于拔尖创新人才涌现的良好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