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英姿，张晓可，顾剑秀—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何以促进本科生就业

1.理论框架

“自我调节学习”（self-regulated learning,SRL）概念最早由班杜拉提出，他认为自我调节是个体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自我生成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过程。^［23］此后学者对其进行了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齐默尔曼提出的三阶段自我调节学习循环模型。齐默尔曼认为，自我调节学习是个体主动建构学习的过程，学生凭借自我驱动力主动规划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监控和反思，并不断调节自身的学习行为，自我调节学习可分为计划、执行和反思三个阶段。^［24-25］在计划阶段，学生根据自身特长及条件设置清晰合理的学习目标。本研究将自我调节学习理论中的“计划”进一步延伸为本科生入学之初的职业理想或职业发展期望。在高校中，学术研究、拓展与实践等性质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是很多热门职业的“试金石”。受职业期望驱使，本科生在学期间会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即本科生根据职业期望有选择地参与不同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职业期望影响本科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

　　在制定计划后，个体会监视和控制计划的执行过程，并根据执行情况进行反思，调整甚至重塑目标。^［26］本研究因而引入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的概念，即本科生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后感知到的收获。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本科生通过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来反思和修正自己的职业期望，这种反思和修正最终会落实到毕业后现实的职业活动（职业选择与发展）中。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2：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影响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H3：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正向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发展。

　　此外，梳理相关文献可发现，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对学生的研究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增值有重要作用。^［27-28］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体蕴含的知识技能可有效地促进其职业发展，而教育是培养这些知识技能的重要途径。教育活动可以塑造个体心智和能力，使个体更好地面对工作中的挑战，进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29］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人力资本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其对学生能力增值的作用。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引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概念，考察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如何通过人力资本增值促进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和职业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影响毕业生职业发展的过程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2.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21年2-4月开展的“全国涉农学科本科生学习经历与职业发展调查”，调查问卷分为在读本科生问卷和毕业生问卷两类，调研对象分别为本科毕业年级（四年级）学生和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十年内的工作者。在读本科生问卷由个体基本情况、本科教育经历、学习成果以及未来规划三个部分组成，毕业生问卷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部分。调查共收回在读本科生问卷2404份，其中有效问卷2009份，有效率83.57%；收回毕业生问卷1565份，其中有效问卷1221份，有效率78.02%，调查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3.变量说明

本研究各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在张华峰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根据调研对象的具体情况，本研究选取拓展性学习活动、研究性学习活动和社会实践性活动三类活动来表征和测量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其中，拓展性学习活动包括辅修、双学位、海外学习，研究性学习活动包括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社会实践性活动包括创业、兼职、加入学生会或社团。同时，本研究将测量指标分为参与、收获两个指标，参与指学生是否参与某项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为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后感知到的收获情况。

在职业期望与职业选择方面，对于本科生的职业期望，本研究选择期望就业单位的性质、工作岗位与专业相关性、升学三个指标。由于毕业生调查对象中没有本科毕业后继续升学者，因此，本研究在讨论毕业生的求职结果时只关注工作单位性质、工作岗位与专业相关性两个指标。

对毕业生职业发展质量测量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职位、薪酬待遇等外显指标到工作生活平衡、个人职业满意度等人职匹配指标的转型。^［30-32］人职匹配包括需求-供给匹配、要求-能力匹配和一致性匹配三个方面^［33］，本研究也以此三项匹配来评价毕业生的职业发展。需求-供给匹配反映了毕业生职业期望的实现程度，在本研究中以薪酬待遇、福利、工作地点、工作稳定性等的匹配程度进行测量。要求-能力匹配反映了毕业生对任职要求的回应程度，在本研究中以知识、技能、心理素质满足工作需求的程度进行测量。一致性匹配反映了毕业生与工作集体的相似程度，在本研究中以发展定位一致性、对绩效奖惩制度和晋升制度等的认可程度进行测量。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上，本研究将包含专业知识、操作技能等的认知能力和包含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等的非认知能力作为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产生作用的中介变量。

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院校环境等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求学动机，家庭背景包括生源地类型、父母最高学历和父母职业类型，教育背景包括学校类型、专业类型，院校环境包括课程学习、学校管理、创业与职业指导情况。本研究相关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处于0.905-0.960之间，KMO值处于0.890-0.966之间，信效度良好。

4.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科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与职业期望和职业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首先，采用如下Logit模型考察本科生职业期望对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影响：

　　式中，P_i表示本科生参与某项高影响力教育活动（i）的概率；expectation为其职业期望变量，β为其回归系数；controls为其他对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

　　其次，采用如下Logit模型分析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影响：

　　式中，P_j表示毕业生选择某种职业（j）的概率；gain表示其参与某项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β为其回归系数；controls为其他对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

　　再次，采用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式中，Y为毕业生职业发展因变量；practice表示某项高影响力教育活动，β为其回归系数；controls为其他对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γ为其回归系数。

最后，本研究综合运用逐步回归法和自举法（Bootstrap）分析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影响职业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

1.本科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情况

在读本科生、本科毕业不同年限群体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情况见图2。总体而言，与毕业生相比，在读生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参与率总体偏低，这很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在读生开展线下活动的机会减少所致。

毕业不同年限群体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参与率在分布上总体稳定。根据各项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参与率可以发现，社团活动（参与率80%以上）的门槛较低，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参加竞赛、加入学生会、兼职等活动（参与率60%-80%）的门槛居中，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辅修、创业、海外学习、双学位等活动（参与率40%及以下）的门槛较高。这一结果与清华大学CCSS课题组以及郭娇等人的研究较为一致。

相比毕业7年及以上的群体，毕业1-3年群体在一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参与率上有所增长，增幅由大到小依次是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7.42%）、海外学习（7.19%）和社团活动（7.1%），这些增长主要源自学生先赋性资源和自致性资源两方面的改善。先赋性资源指家庭资本等原生支持条件，自致性资源指高校为学生提供的支持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高校本科生的先赋性资源和自致性资源都得到较大改善，一方面，海外学习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重要方式，这促使本科生海外学习的参与率在十年间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断推进，高校对课外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从而使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加入社团等活动日益普遍。

2.职业期望对本科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影响

本研究假设不同本科生个体的职业期望会影响其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选择，而个体又会因为感知到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来修正自身的职业选择，因此，本研究将院校环境、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纳入控制变量，考察本科生职业期望对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影响（见表3）。

通过分析本科生职业期望对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影响发现：对工作单位性质的期望显著影响本科生是否选择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学生会这些活动；对岗位与专业相关性的期望会显著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加入社团、兼职、创业这些活动；升学期望会显著影响其是否选择参加竞赛、辅修、兼职、创业这些活动。

具体来讲，在工作单位性质期望方面，对期望毕业后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本科生而言，选择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学生会这些活动的概率更高，即与毕业后准备到企业就职或选择自由职业、其他就业方式的本科生相比，他们选择参加竞赛的概率高49.6%，选择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概率高47.6%，选择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的概率高34.9%，选择加入学生会的概率高27.3%。

在岗位与专业相关性期望方面，期望将来从事专业相关岗位工作的本科生与期望从事专业不相关岗位工作的本科生相比，他们选择兼职活动的概率低22.1%，选择创业活动的概率低29.5%，但其选择加入社团的概率高27.8%。

在升学选择方面，期望继续读研的本科生与不准备继续读研的学生相比，他们选择参加竞赛的概率高23.6%，但在是否选择辅修、兼职、创业活动上，其概率分别低23.6%、37.7%和26.0%。

3.本科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

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本科生会根据自身参与活动的真实体验来修正其职业规划，这最终体现在毕业时的职业选择上。因此，本研究聚焦已毕业生，分析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见表4）。在分析过程中为方便操作，本研究将未参与某项活动样本的收获赋值为1（即“没有收获”，李克特量表六级计分），同时将院校环境、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纳入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海外学习、加入学生会、加入社团、创业四项活动的收获情况显著影响毕业生工作单位的性质，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两项活动的收获情况显著影响毕业生工作岗位与专业的相关性。

在拓展性学习活动中，海外学习活动的收获情况会正向影响毕业生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而且海外学习活动的收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将增加20.4%。

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的收获情况会显著正向影响毕业生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即参加竞赛的收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选择与专业相关工作岗位的概率将增加10.2%；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收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选择与专业相关工作岗位的概率将增加12.6%。

在社会实践性活动中，加入学生会的收获情况会显著正向影响毕业生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而加入社团、创业的收获情况显著正向预测毕业生选择企业、自由职业以及其他性质工作单位的概率，即加入学生会的收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将增加8.7%，加入社团的收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将减少12.5%，创业活动的收获每增加一个单位，毕业生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将减少11.4%。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本科生样本中，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与其就业期望相吻合，而在毕业生样本中，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又会影响其现实的职业选择。期望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学生更多地选择参加竞赛、加入学生会等活动，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在招聘时更倾向于选择有学生干部经历、有竞赛获奖的毕业生。因此，持这一职业期望的本科生为了使自己具备劳动力市场中相关识别信号，增加就业竞争力，他们会更积极地参与相关高影响力教育活动^［34］。期望从事与专业相关岗位工作的本科生选择兼职、创业活动的概率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其所学专业与期望职业较为对口，因而更愿意心无旁骛地学习专业知识，缺乏参与兼职、创业活动的动力。与此相似，立志升学读研的本科生也会在专业学习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35］，因为参加兼职、创业等活动与他们的规划相左，辅修同样也可能分散其专业学习投入，而该群体最可能选择参加与专业学习相关的竞赛活动，这一结果与既有一些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影响方面，海外学习、加入学生会两项活动的收获越大，毕业生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越高。在传统观念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在外企就职，但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有20.9%的留学生期望入职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36］。此外，目前很多事业单位在引进人才过程中也把国（境）外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37-38］因此，海外学习收获大的毕业生更多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也就不难解释了。期望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本科生更倾向于加入学生会，而且加入学生会所带来的收获越大的毕业生选择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概率也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科生在加入学生会后收获了与其期望一致的回馈。加入社团或创业的收获越大，毕业生更可能从事自由职业或到企业、其他性质单位就业，其原因在于高校学生社团可根据兴趣与特长将学生集聚整合起来，搭建学生创新实践和专业拓展的平台^［39］，创业活动可以使学生积累关于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40］，这些活动的收获都会引致毕业生走入企业或从事自由职业。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对毕业生岗位与专业相关性的影响方面，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都是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与实践，使所学专业知识进一步巩固，故而参加这两项活动收获大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专业相关岗位工作。

综上，本研究的假设H1、H2成立，也就是说，本科生会根据自己的职业期望有选择地参与某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而参与这些活动的收获也将直接影响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见图3）。本研究受数据所限，无法对本科生个体的“职业期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职业选择”这一完整演进路径进行跟踪分析，但从职业期望对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影响以及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职业选择的作用中可以窥见其一斑，即本科生的职业规划与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情况交织在一起，随时间发展有反思和重构的过程。

4.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作为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有效手段，不仅在学生求学期间发挥作用，更是为学生毕业后取得事业成功提供重要助力，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考察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5。

总体来看，海外学习、辅修、双学位、参加竞赛、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社团、兼职、创业八项活动的收获能显著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这说明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不仅影响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还进一步对其职业发展产生影响，假设H3被证实。

为了深入分析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将毕业生划分为毕业1-3年、毕业4-6年、毕业7年及以上三个群体，分析探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不同毕业生群体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社团两项活动的收获显著影响毕业1-3年群体的职业发展，参加竞赛、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兼职、创业五项活动的收获显著影响毕业4-6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海外学习、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创业四项活动的收获显著影响毕业7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发展。

具体而言，在拓展性学习活动中，海外学习收获对毕业7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辅修收获对毕业4-6年及毕业7年及以上两个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双学位学习收获总体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其中某一群体职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有研究表明，海外学习收获在影响个体认知观念和决策偏好的同时也可通过信号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有效促进收入增加和职位晋升^［41-42］，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辅修与双学位都是在主修一门本科专业的同时修读另一门专业，两个专业的学习相辅相成，对毕业生的长期职业发展具有积极效应。^［43］而且双学位毕业生有两个同等级学位，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双重优势，故而对其总体职业发展更有积极作用。　

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参加竞赛的收获对毕业4-6年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的收获对不同群体毕业生的职业发展都产生显著影响；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收获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有研究发现，本科生参与科研会显著正向影响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自我认知及全球化能力。^［44-45］因此，本研究将继续利用中介模型分析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参加过学科竞赛的学生在知识收获、能力提升和自我认知发展方面明显优于其他学生^［46］，而这些知识、技能方面的提升充分满足了职业发展的要求-能力匹配标准。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可以提升本科生的核心技能、研究能力^［47］，让毕业生在职业发展中脱颖而出。

在社会实践类活动中，加入社团的收获对毕业1-3年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兼职的收获对毕业4-6年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创业的收获对毕业4-6年、毕业7年及以上两个群体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加入学生会的收获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发现担任学生会干部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毕业后的收入^［48］，因此，本研究将继续利用中介模型分析加入学生会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加入社团可以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引导其更好地适应社会^［49］，有助于毕业生实现学校到工作的平稳转换；创业经历会使学生具有更清晰的自我认知^［50］，兼职则可以促进职业认同、拓展社会资本并增强个体适应性^［51］，从而保障毕业生职业发展的稳定性。

本研究综合利用逐步回归法和自举法分析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结果如表6、表7所示。总体来看，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加入社团、兼职四项活动的收获可以通过提升个体认知能力促进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参加竞赛、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学生会或社团、兼职、创业七项活动的收获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非认知能力促进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假设H4由此被证实。

具体而言，在拓展性学习活动中，辅修的收获既能直接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也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非认知能力来促进其职业发展，即非认知能力在辅修收获影响毕业生职业发展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表5显示海外学习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一作用在中介检验中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海外学习还可以通过信号效应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而本研究未将该机制纳入中介作用分析模型。

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研究项目两项活动的收获可以通过提升个体认知能力影响其职业发展，参加竞赛、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两项活动的收获可以通过提升个体非认知能力影响其职业发展。其中，认知能力提升在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收获影响毕业生职业发展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这也解释了参与教师研究项目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无显著影响（见表5）的原因。

在社会实践类活动中，加入社团、兼职两项活动的收获可以通过提升个体认知能力影响其职业发展，加入学生会或社团、兼职、创业四项活动的收获可以通过提升个体非认知能力影响其职业发展。其中，非认知能力提升在加入学生会的收获影响毕业生职业发展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这解释了加入学生会的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无显著影响（见表5）的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到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影响毕业生职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中介作用的机制图，具体如图4所示。

1.结论

本研究基于“全国涉农学科本科生学习经历与职业发展调查”数据，分析了本科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现状，以及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与职业期望、职业选择、职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本科生会根据职业期望有选择地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即工作单位性质相关期望显著影响本科生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学生会四项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参与情况，岗位与专业相关性期望显著影响本科生加入社团、兼职、创业三项活动的参与情况，升学期望显著影响本科生参加竞赛、辅修、兼职、创业四项活动的参与情况。

第二，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显著影响本科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即海外学习、加入学生会或社团、创业四项活动的收获可显著预测毕业生就业单位的性质，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两项活动的收获能显著预测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的相关性。

第三，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毕业生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即海外学习、辅修、双学位、参加竞赛、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社团、兼职、创业八项活动的收获可显著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此外，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对毕业不同年限群体职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社团两项活动的收获显著影响毕业1-3年群体的职业发展，参加竞赛、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兼职、创业五项活动的收获显著影响毕业4-6年群体的职业发展，海外学习、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创业四项活动的收获显著影响毕业7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发展。

第四，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影响毕业生职业发展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参加竞赛、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加入社团、兼职四项活动的收获可通过提升个体认知能力促进其职业发展，参加竞赛、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加入学生会或社团、兼职、创业七项活动的收获可通过提升个体非认知能力促进其职业发展。

2.建议

本科生毕业后面临的职场环境无法预知，但高校可以通过改善培养过程来为学生就业提供更多保障，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不能只关注“参与度”，更要提升“收获感”。既有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研究多聚焦活动参与对学生行为选择、能力提升的影响，但有研究显示，单纯的参与情况无法预测个体毕业后的职业轨迹。如研究表明，在校创业经历对毕业大学生的创业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创业经历可以增加个体的创业知识经验和职业技能，提升其就业能力。^［52］本研究也发现，本科生虽然会根据职业期望决定参与哪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但对毕业生就业去向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个体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收获。由于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学生从中没有得到切实的收益，不仅会对课程学习产生挤出效应，还会影响他们后续参与活动的情况。因此，提升活动的质量，使参与活动的收获有保障，应是高校推进高影响力教育活动要关注的重点。

第二，避免盲从行为，引导学生主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过程本应是学生主动投入的过程，但本研究发现，期望继续升学的群体占总样本的76.31%，而其中教师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两项活动参与者的占比并不显著高于未准备升学的群体。课题研究、论文发表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重要内容，期望升学的本科生群体却对此并不积极，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了解研究生教育的意义，他们或许只是盲从当前的考研潮流。2020年我国普通本科高校招生443.12万人^［53］，202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人^［54］（其中也不乏大量“二战”、“三战”的考生），而大多数考生并不能被录取。因此，高校在本科人才培养中应进一步做好职业生涯教育，帮助学生客观地分析自身的优劣势、科学规划职业目标，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主动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避免盲从行为。

第三，重视先赋条件弱势群体，充分保障其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收获。本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也对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有显著影响，父母职业为技术管理人员的本科生更愿意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先赋条件弱势的本科生群体拓宽视野、深化认知的渠道更少，因而更需要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为其提供助力。此外，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效应在既有研究中已形成共识，即它对弱势群体知识、能力、素质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55］因此，高校应重视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补偿作用，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同时辅以灵活与弹性的教学管理制度，既在主观上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又在客观上为其参与活动提供便利，使弱势群体的活动收获得到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