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殷越（1988-），女，山东济南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育学）哲学博士，从事教育社会学、教师教育研究；
程猛（1989-），男，安徽淮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
摘要：“学术妈妈”是指在研究型大学任教职的女性学者，她们在履行教学与研究职责的同时，还承担抚养一个或多个孩子的母职。当大学越来越要求学者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并尽可能多地进行学术生产时，“学术妈妈”面临的生育与个人学术生产力持续提升的矛盾使其在优绩主义评价体系主导的学术生态中步履维艰。“学术妈妈”要想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空间，不仅依赖充盈智慧和勇气的个人行动，更依赖于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和营造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学术妈妈；职业发展；母职
一位年轻的女性，她既是一位职场精英，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牵着孩子，孩子笑意盈盈且崇拜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这位妆容精致的女性似乎毫无压力，她穿着高跟鞋走在繁华城市街道上的样子熠熠生辉，这正是三十年前《纽约时报》描绘的现代职业女性典范。［1］现代女性常被告知，只要她们足够努力并作出正确选择，就能实现所谓的“拥有一切”（have it all），即同时拥有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2］当女性获得博士学位时，她们往往被视为同龄人中学业成就的佼佼者；当她们经过层层选拔谋得高校教职时，便成了众人眼中事业有成的女性代表；当这类女性生育后，她们成了“学术妈妈”（Academic Mothers）。这里的“学术妈妈”主要指那些在研究型大学担任教职的女性学者，她们在履行教学与研究职责的同时，还承担抚育一个或多个孩子的母职。［3］但“学术妈妈”在如今的职场上真的能“拥有一切”吗？
已有研究表明，那些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高校的女性学者，以远高于男性学者的比例不断离开教职或从教学岗位转换到行政管理岗位。［4］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国家学者就关注到这一现象，这些学者将女性在学术专业领域的高流失率，或女性在这一领域的人数逐渐减少的现象，比喻为“泄漏的管道”（the leaky pipeline）。［5］美国女作家伊万斯（E.Evans）等人在其主编的《博士妈妈：母亲身份与学术生活》（Mama, PhD: Women Write About Motherhood and Academic Life，简称《博士妈妈》）一书中，收录了众多“学术妈妈”撰写的生动而鲜活的个人故事，她们中的很多人因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而选择离开学术界。［6］然而，美国两位女学者康奈利（R.Connelly）和戈德西（K.Ghodsee）在其共同撰写的《教授妈妈：在学术界寻求工作与家庭的平衡》（Professor Mommy: Finding Work-Family Balance in Academia，简称《教授妈妈》）一书中，以两人的亲身经历来鼓励“学术妈妈”不要轻言放弃，“学术妈妈”完全有可能在拥有孩子的同时成为优秀的教授。［7］两种观念的冲突不禁让人深思，“学术妈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抉择？国外高校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帮助“学术妈妈”应对职业生涯中的困难与挑战？通过审视国外学者关于“学术妈妈”这一群体的研究，本文试图呈现国外高学历女性学者如何解决个人职业发展与母职的困境，从而深入理解我国高学历女性，尤其是“学术妈妈”的生存处境，并为高等教育管理者改进相应制度提供参考。
一、制度排斥：“学术妈妈”职业发展
面临的外部阻碍
19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拉开序幕后，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随着大量女性获得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深造乃至就业的机会，“学术妈妈”这一群体应运而生，也逐渐成为近些年来高等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敏锐地洞察到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金字塔问题”（Pyramid Problem），即女性在高校具有高层学术职务或处于决策管理层职位的人数呈递减趋势。［8］以澳大利亚为例，虽然高等教育领域教师人数的总体性别比例相对均衡（男性教师占53%，女性教师占47%），但获得高级别职位的人数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教授级职位中男性占比高达86%［9］，三分之二的大学校长亦为男性［10］。“金字塔问题”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代女性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地位和职业发展障碍。对高校的女性学者，尤其是“学术妈妈”而言，职业发展受阻与其所处的学术制度环境有关。
1.“贪婪的工作”持续剥夺“学术妈妈”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尽管公众对大学的认识仍囿于“象牙塔”的传统观念，即大学中充满激情洋溢的教学相长，学者们在书籍堆积如山的办公室和充满先进仪器的实验室中自由且悠闲地开展研究，但这种理想化的图景已变得极为罕见。［11］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将高等教育推向市场，高校也随之转向市场化运作，从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效率和产出的市场竞争话语和以工作绩效为评价标准的管理文化，这对大学一直以来坚守的“自由地探究知识”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12-13］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大学中，学术工作者被视为人力资本，他们的价值有赖于他们产出的知识性产品（如论文、研究项目）。在大学管理层面，私营部门的价值观和方法被广泛采纳，强调治理和问责、效率和竞争。［14］在这一过程中，遭受巨大物质和精神压力的年轻学术工作者被称为“学术无产阶级”（precariat），这一术语是将precarious（不稳定）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两个词合并，用以描述初出茅庐却承担繁重工作的青年学者。［15］
对进入大学谋取教职的年轻女性而言，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人力资本积累和晋升轨道非常陡峭。她们通常要在“非升即走”（up-or-out）的学术制度环境中工作，这意味着，女教师新入职后，先签订短期合同，试用期满时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获终身教职，反之必须离职。女教师无奈地发现职业发展的高峰期，也是自己生育的最佳时期，这就形成了女性的“生育时钟”与“终身教职时钟”既同步交织又相互碰撞的局面。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戈尔丁（C.Goldin）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是造成男女收入差距和职业发展差异的根源。她认为，如果员工能够通过长期加班或者周末也能随时投入工作来获得更高的报酬，那么这样的工作就具有“贪婪”的特点。［16］“贪婪的工作”塑造了“理想员工”（ideal worker）的形象，它让员工将个人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并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个人兴趣和家庭观念的人。［17］“学术妈妈”要平衡好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做好时间管理。但即使是在女性地位很高和福利保障较为健全的挪威，“学术妈妈”也会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托关闭的日子里“连轴转”，只能靠不断地“剥削”自己的时间来同时完成繁忙的工作和照料幼小的孩子。一位挪威的“学术妈妈”说道：
上个学期我非常忙碌，几乎每个晚上和每个周末我都在工作。在托儿所关闭的日子里，我无法全天工作，但我会在孩子小憩时、她早上起床前和晚上睡觉后工作。……我不能再经历那样的一个学期，我实在承受不住了。［18］
承担育儿和家务责任往往迫使女性学者不得不缩减研究和写作的时间。美国学者研究发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在孩子出生后的前十年，“母亲平均比父亲少发表17.6篇论文，母亲要花费大约五年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一差距”。［19］新冠疫情暴发后，随着托儿所、学校和食堂的关闭，以前可以“外包”出去的诸如育儿等家务活又回到家里，让“学术妈妈”在“贪婪的工作”处境中面临的困境彻底浮出水面。她们不仅可用于工作的时间减少，个人时间也被进一步碎片化。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女性学者投稿的数量显著减少。［20］虽然大学中兼职（part-time）、非长期合同（adjunct）、非终身教职（non-tenure）岗位提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较少的研究要求，对拥有年幼孩子的妈妈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但这些临时性的岗位不利于女性长远的学术职业发展。因此，如果女性学者在她们拿到终身教职之前选择生育，很可能会推迟晋升时间甚至中断她们的学术职业生涯。［21］
2.“学术家务活”挤占“学术妈妈”职业发展的空间
当前全球学术评价体系普遍存在优绩主义导向，只有最有才能和努力的人才会取得成功，落后的人如果不加倍努力就会被淘汰。通过强调“卓越”话语和量化的绩效标准，个人的绩效独立于性别、年龄、种族、家庭状况等因素被评估。［22］本质上，这是一场通过设定特定规则来对参与者进行评价的“游戏”，即根据教师受资助项目的数量和等级、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各类奖项，来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而这些评价指标都没有考虑或反映出上述成果之外“不被看见的劳动”，最典型的当属“学术家务活”（academic housework）。［23］
“学术家务活”（academic housework）这一概念是受“机构家务活”（institutional housekeeping）的启发而提出来的［24］，通常用来描述那些在学界中不直接产生学术成果，但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机构的运作至关重要的一系列任务，如行政工作、教学准备和实施、学生指导、同行评审以及回馈社区等学术服务工作。［25］尽管这些工作对学术机构的健康运作至关重要，但往往不会直接增加教师个人的学术产出，如发表论文的数量。有时这些工作会占用学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会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尽管学者被认为应当承担这类工作，但它们在促进个人学术职业发展和定义“卓越”话语中极少得到真正的认可。研究表明，女性教师往往比男性教师承担了更多的教学及相关的学术服务工作。［26］一位女性学者在谈及“学术家务活”时，回忆到：
在我之后受聘的那位教师，他答应承担我曾教授的那些繁重课程，即把课程放在他的名下。但他后来表示，他决定永远不亲自教授这些课程，因为这对他来说不划算，团队会再找人来完成这些教学工作。……当提到“学术家务活”这个词时，我就想到了这个情景：家庭主妇进来打扫房间，她的丈夫则坐在那里吃东西。［27］
投入教学及相关学术服务工作的时间与学术产出时间呈负相关关系，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女性学者中的体现尤为显著。这种现象以及女性学者在其中花费的时间比男性学者更多，既可以被视为性别差距的原因又可以是其结果［24］，女性学者很容易陷入“自身成果少——被迫承接‘学术家务活’——成果更少——‘学术家务活’更多”的恶性循环。如果女性学者生育后学术成果数量下降，则其事业发展容易驶入“慢车道”，这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在学术机构内部所处的边缘地位。［29-30］虽然在优绩主义评价体系中男性学者成为爸爸后也会面临一定的挑战［31］，但由于女性学者在工作中承担了更多“不被看见的劳动”，这使得她们在成为“学术妈妈”后的职业发展道路更加步履维艰。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即在现有大学对“理想员工”的定义以及评价体制中，成为“好妈妈”和成为“好学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二、社会化规训：“学术妈妈”职业发展
面临的内在阻碍
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初，教职员工均为男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大学一直是由男性这一单一性别人员组成的机构。大学教师理想的职业发展，是从博士——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的连续晋升机制中不断地脱颖而出，这一职业发展发展轨迹符合男性生理特征。美国学者霍克希尔德（A.R.Hochschild）等人的著作《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出版后就引起无数“学术妈妈”的共鸣，她指出在男性主导大学教职的年代，多是由女性来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然而，当女性也有机会获得大学教职时，她们却发现自己并未享受到之前男性得到的那些好处。［32］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7年发布的主题为“教职中的性别不平等”（Gender Imbalances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的报告显示，OECD的成员国中高等教育领域的女性教师占比达到43%。［33］当众多女性走上为男性量身定做的学术职业发展道路时，要承受生育给她们带来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因此“学术妈妈”需要直面母职与学术发展的双重挑战。
1.“密集母职”与“固守母职”的双重压力
母职的社会意识形态，即关于母亲角色和责任的观念，植根于规定了性别、育儿和职业发展的文化图式。这些图式作为社会共同的文化观念，规定了女性的母职行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海斯（S.Hays）提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一种在社会上越来越普及的观念，即成为母亲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并且孩子的成功意味着母职的成功。受这种观念支配的母职成了一种“贪婪的工作”，要求妈妈投入的育儿时间几乎无休无止。［34］这种文化观念让女性相信，她们的伴侣和子女依赖于她们的关怀，她们的母爱是充满意义和令人满足的。当一位“学术妈妈”反思自己为什么没能集中注意力工作时说道：
因为我心里总是在想孩子的下一餐该吃什么，或者“哦，我需要带这个去学校”，或者“哦，是的，我们需要确定预约牙医或医生的时间”，或者“哦，是的，我们需要为孩子朋友的一个生日派对准备礼物……”。［35］
2.母职的消极情绪体验
当“学术妈妈”发现，一旦自己展现出包含生育、母职等身体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可能会挑战她作为一个高效工作者的形象时，她便会隐藏自己怀孕、孕吐和哺乳时“漏奶”等正常生理反应，并为之感到羞耻。［42］除了“羞耻”的感觉，“学术妈妈”经常会陷入“愧疚”的情绪。一位“学术妈妈”坦言道：
有时，如果我没有做好（育儿的事情），我会感到相当内疚并责怪自己。因此，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境中，……既然我对这份工作（母职）负责，我就必须做好。［43］
作为学者，“学术妈妈”往往渴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向外展示，并受到认可。她们认为参与学术会议和公共事务讨论，不仅可以拓宽学术视野，还有助于建立与学界的联系。［44］然而，作为母亲，尤其是当孩子还年幼时，她们常常被期望或自我期望成为家庭的核心，从而需要扮演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45］很多“学术妈妈”明确表示：“自从我有了孩子，我决定不离开孩子去参加会议，这样就不会有愧疚感。”［46］“学术妈妈”往往难以做到基于工作需要的“说走就走”，这将极大地阻碍她们的职业发展。此外，母性通常被认为是感性的和情绪化的，与智力和创造力相对立，这会引发他人对“学术妈妈”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的质疑。一位“学术妈妈”心酸地讲到自己休完产假后的体验：
我严重低估了产假离岗对我的工作自信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只有经过了休完第二次产假的四年后，这种自信心才逐渐恢复。尽管我已反复证明我的工作态度，但同事们仍会觉得我热衷于生孩子而没有努力工作。尽管我完全符合晋升条件，但我对自己申请晋升失去了信心。［47］
一项涉及553名女性学者（其中82%的女性来自英国，18%的女性为国际学者）的调查结果表明，69%的“学术妈妈”在产假期间仍在工作，以维持学术生产力。［48］即使是在推行性别平等政策处于领先国家位置的芬兰，受访的“学术妈妈”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在产假期间仍坚持学习，在产假结束前便已开始工作。［49］学术工作特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几乎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给女性学者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这种灵活性让很多“学术妈妈”担心休产假会影响甚至错过事业发展的黄金期，而不得已推迟生育计划,直至获得终身教职。即便女性学者因推迟生育成为大龄产妇可能面临种种生育风险，也不愿意自己的个人事业受到影响。即便女性学者为了避免错过事业发展的黄金期而选择放弃生育，她们也常常会陷入另一种被“污名化”的处境，即无论其学术做得多么的成功，她们都会因选择不生育而被视为“不完整的女人”（incomplete women）。［50］母职压力和生育“污名”使得年轻女性即使以高学历进入高校工作，也会面临“是生孩子还是做学术”这一两难选择。
三、制度支持与个体行动：“学术妈妈”
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尽管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学术妈妈”在家办公既要照顾孩子、做家务又要兼顾工作，这些事务无疑增加了她们的负担，但她们认为“也许正是新冠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需要照顾孩子的事情变得可见,……而不是找借口或像之前一样回避”［51］。要想堵住“泄露的管道”、改善“金字塔问题”，需要在多个层面寻求“学术妈妈”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为之不懈努力。
1.性别平等的制度探索
美国在1993年通过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为高校教职工提供了12周的无薪休假，但这一政策将哺育下一代的艰巨任务丢给了家长，尤其是妈妈们。反观瑞典，新生儿父母有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休则作废的男性育儿假。若瑞典的新生儿父母平分育儿假，还可以得到8000克朗（约64000人民币）的奖励。在国家层面实施的政策会传递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机构与个人，逐渐形成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主流意见”。［52］霍克希尔德犀利地揭露了美国主流媒体所宣扬的现代女性形象中，将生育行为建立在所谓自愿的基础上，将生孩子看作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有意忽略女性成为母亲后应该得到的社会支持。［53］“学术妈妈”在职业发展和抚育儿女之间面临的困难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策层面得到解决。
研究表明，在学术职业环境中女性担任领导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女性往往会支持和代表“学术妈妈”的利益，且充满同理心。“我看到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我认为这对女性是有帮助的。无论她们是否是母亲，甚至这些都不重要”。［54］此外，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黄金标准是设立一个校内儿童看护中心，这样“学术妈妈”在上下班时可以顺便接送自己的孩子，从而帮助她们解除后顾之忧。［55］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开设了相关职工主题网站，使得学校对“学术妈妈”的家庭和育儿帮扶政策变得公开和透明。同时，高校应为女性职工制定产假政策，强调产假是保障女性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从而减轻女性在生育后的职业压力，这体现了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但以往的研究也指出，学术领域的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与政策针对“学术妈妈”的实施之间脱节。比如“非升即走”制度为“学术妈妈”开辟了“绿色通道”，即允许她们以“生育”为由申请推迟终身教职评审的最后期限，但现实中如果“学术妈妈”申请走“绿色通道”，则有可能会降低她们成功晋升的概率，因此很多“学术妈妈”会选择不响应这一政策。［56］“学术妈妈”常常将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施视为对女性口头上的敷衍，因为职场中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使得这些政策难以真正有效实施。只有学术文化融入了这些政策隐含的价值观，她们才有可能真正作出满足个人意愿的选择。此外，鉴于女性学者承担了较多的“学术家务活”，而在教职晋升中这部分劳动与付出并未得到肯定与承认，因此制定超越新自由主义和优绩主义的高校评价方式正在被广泛呼吁。［57］
2.个体行动及其分化
康奈利和戈德西教授站在“学术妈妈”的立场上为她们出谋划策，她们的合著《教授妈妈》甚至成为国外一些高校推荐给女博士的必读书目。书中提到，女性学者在选择伴侣时，最好选择那些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男性，以便给予她们更好的理解与支持。关于生育时机的选择，两位作者认为女性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或获得终身教职后为最佳。该书不仅关注女性学者的人生大计，还涵盖了她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适当降低家庭整洁度的要求，在精神疲惫时做一些处理邮件等轻松的工作。［58］也就是说，为了成为教授，女性学者需要刻意选择符合特定标准的伴侣和恰当的生育时间，生活也需以效率优先。这些建议虽然具有实用性，得到了许多“学术妈妈”的认同，但本质上仍是在迎合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大学管理制度而制定的行动策略。
除了选择适合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大学管理制度要求的行动策略，许多“学术妈妈”还作出了其他努力。她们已意识到并抵制工作场所中存在明显和隐蔽的性别歧视和对生育“污名化”现象，积极推动在公共场合中举办一些私人活动（如在工作场所举办婴儿派对），以及倡导校园相关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如设置哺乳室，配备尿布台、婴儿车、哺乳时的沙发和饮水机等）。［59］她们开始质疑主流的育儿知识和“密集母职”观念，并根据自身的状况育儿。［60］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妈妈”会利用自己的“主战场”——课堂传播育儿观念，比如怀孕的“学术妈妈”会以自己的身体变化和对“母职”的体悟作为教学内容，来讨论诸如制定产假政策和母婴健康政策等社会议题。［61］
此外，“学术妈妈”通过学术讨论与写作，她们不再在“成为‘好母亲’还是在成为‘好学者’”之间摇摆，不再寻求现有教职晋升制度的认可，而是重新把握评价个人学术能力的尺度。“学术妈妈”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反思，探讨通过个体和集体的方式抵制现有对女性不友好制度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抵制有可能使她们暂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但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体现了“学术妈妈”在女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支配下的诸多尝试与努力。［62］说到底，“学术妈妈”这一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现代女性不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且重视个人自我实现的强有力证明。［63］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反思精神，也积极探索和颠覆一些对母职的预期观念。她们能够较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是如何被某些文化图式（如“密集母职”、“固守母职”、“理想员工”）和制度安排所束缚和压迫的。她们反对“为母则刚”，因为这一观念强调“学术妈妈”对家庭无条件付出的同时，忽视了她们面临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困境（如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等）。这些困境对她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地位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在家庭支持方面，伴侣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情感和行动上的支持对“学术妈妈”的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理解且支持自己的伴侣能够大大缓解“学术妈妈”的工作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获得职业的进一步发展。［64］例如，一位地理专业的“学术妈妈”需要经常外出工作。她提到，“我有一个非常能干的丈夫支持我的事业，他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并守住阵地，没有他我做不到放心外出工作”［65］。但由于“学术妈妈”的伴侣更有可能是全职者，甚至也从事学术工作，使得她们在得到伴侣支持方面可能会面临包括社会观念、性别偏见等因素的挑战。
四、“双向整合”：中国情境下
“学术妈妈”的支持策略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女性专任教师的占比接近53%［66］，女性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从业者的主力。但我国大部分高校实施了“非升即走”用人制度及其优绩主义主导的绩效评价制度，在强调个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的竞争环境中，女性教师尤其是“学术妈妈”的职业发展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她们通常需要在家庭和职业之间找到平衡，这可能会影响她们在职业发展上的投入和成就。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学术妈妈”这一群体，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67］，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较少［68］。尽管如此，国外的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学术妈妈”在高压力的学术职业环境中突破重围，实现个人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斯戴克教授（S.Stack）在21世纪初评估了11231名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学术发表，发现那些拥有11岁以下孩子的学者比没有孩子的学者的发表能力显著更高。然而，当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和参与者的性别时，研究发现与所有其他组别相比，拥有学龄前儿童的女性学者的学术生产力显著降低。［69］这就意味着在孩子六岁前，“学术妈妈”在育儿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多。我国的“学术妈妈”要想度过“带娃搞学术”的难关，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需要采取“双向整合”策略。所谓“双向整合”，包括以下三层涵义。
第一，在直面育儿和个人职业发展双重压力的困境中成长。“学术妈妈”的母职经验有可能影响甚至转化其学术职业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学术妈妈”往往拥有较高的时间自由度，在工作中可以获得智力上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认同，尤其是学术工作比其他职业享有更高的自主性，可以将心力投注于自己真正关心的议题。［70］另外，高校女教师成为母亲后亦能增强教学技能和同理心，对她们的职业发展有益。她们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累积的经验以及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有助于实现职业发展和家庭育儿的双向整合。［71-72］“学术妈妈”应意识到，追求学术的道路往往布满荆棘，特别是女性在产后越是有抑郁和自我封闭的倾向时，越要有意识积极调整消极情绪，寻找志趣相投的学术伙伴和乐于帮助年轻学者的“过来人”，积极构建属于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为走出当下困境与促进个体成长寻找可能性。
第二，发挥自身优势，批判性地整合不同价值观念。“学术妈妈”自身所具有的学习能力和批判性反思能力，既可以帮助她们跳出传统的性别限制，又能摆脱“密集母职”观念的束缚。近些年来，众多国外研究表明，在“密集母职”观念指导下形成的“直升机式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模式，即家庭（尤其是妈妈）对孩子学业和生活全方位的监控和规划，往往会培养出内心迷茫的孩子。［73］即使这些孩子学习成绩优秀、有名校光环加身，也无法对抗内心的软弱与空虚，成为“优秀的绵羊”。［74］此外，哈佛大学对全球25个国家5万名18至60岁成人的调查发现，如果妈妈参与职场竞争，那么她们女儿在未来的工作享有更高的薪酬、并拥有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代际间的正向传导。［75］如果“学术妈妈”因为要给予孩子更全面的照料和更精细的培养而放弃职业追求，对她们而言并非明智之举。“学术妈妈”普遍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条件结合自身和孩子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发展策略，她们不盲从所谓“科学育儿”的理念，能够为自己和孩子打造一片共同成长的空间。
第三，“学术妈妈”的职业发展需要个体行动与支持系统的整合。相较于西方国家将照顾孩童视为核心家庭父母或母亲个人的责任，中国家庭十分重视父母辈和祖辈参与育儿，新生儿父母对于父母辈的帮扶有较强的依赖，新生儿父母的祖辈也会投入到协助小家庭的育儿过程中。为了帮助自己的子女养育下一代，双方父母甚至不惜背井离乡来到子女所在城市成为“老漂”一族。虽然两代人的育儿理念很可能会发生冲突，但父母辈和祖辈的付出为“学术妈妈”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时间。现代社会中，照顾婴幼儿对老年人而言确实面临体力和脑力的挑战，老年人的付出值得被家庭所有成员看见和尊重。此外，尽快完善异地就医等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老年人协助抚育下一代的后顾之忧。
在个体努力和策略选择之外，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围和制度支持是提升“学术妈妈”希望和学术发展预期的基础。目前我国实施的倾向性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申请基金和高层次人才评选方面对女性放宽年龄限制，但缺乏对女性学者的专项支持。在这方面，德国实施“女教授计划”形成的“政府主导、基金会资助、测评机构保障的自上而下的协同模式”［76］，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案。而在高校内部，如何为“学术妈妈”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支持，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旨在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和评价体制，但该方案在高校内部的细化和落实还需要时间。正如著名学者许美德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所说，她坚定地认为“学术贡献不仅是计算文章和引用数量，还在于个人如何为所在社区、为整个社会作贡献，如何抚养后代，如何参与和帮助周围的地区与国家，乃至于个人是否能够培养广泛处理问题的能力。”［77］除了评价标准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无论在便利“学术妈妈”的公共设施、青年女性教师学术引领、女性教师支持性团体等方面，高校都能有所作为。不过，这些举措的落实需要持续促进高校管理者增强性别平等意识和同理心，让更多的女性有机会走向更高层次的管理岗位。此外，在过去的市场化改革中，对儿童的照料逐渐从公共服务领域转入个体家庭内部，在提高单位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女性福利。因此，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考虑尝试恢复20世纪学校内部设置的托育机构。
一百多年前,陈衡哲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而她的主要研究成果恰恰体现为对妇女命运的深刻思考。她号召妇女争取独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与现代性理念强调实现个人的主体性不谋而合。随后的一百年中，女性逐渐摒弃了对传统社会角色的无条件接受，转而致力于实现自我价值。这一转变的前提往往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经济独立，从而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然而，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成为诸多国家现代化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挑战。尽管如此，一些北欧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生育率的反弹，这与这些国家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性别平等的文化密不可分。［78］说到底，生育本来就不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家庭的责任，也是国家和社会需要予以充分支持的一项兼具个人和公共性的事业。如果现代社会中生儿育女的全部或者大多数风险和代价都需要妈妈来承担，女性便难以在生育中充分体验身为母亲的那份独有的幸福。我们在梳理国外“学术妈妈”研究的过程中看到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术妈妈”走过的艰难路程，我国的很多“学术妈妈”正在遭遇。我们认为，即使中国的“学术妈妈”在家庭和事业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也不要放弃对个人发展目标的追求和对未来的期望。正如柯林斯教授（C.Collins）在她的著作中所说：
妈妈们不应该过一种感到自己的世界分崩离析的生活。没有人应该承受这样的打击。有些妈妈们觉得有无法克服的阻碍横亘在自己与更加幸福、更加有价值的生活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会绝望——尤其是当她们因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局限而根本无法想象还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时，她们需要的是不绝的希望。［7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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