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寰—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论、政策与实践研究三重合一的挑战与探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西方对英才教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教育史研究的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借“高贵的谎言”神话为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加入了金银铜铁的灵魂特质，为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提供了源于天然禀赋的论证基础，也将社会分工的稳定存在建基于人内在心灵品质的差异之上。后来西方教育史上延绵不断的形式教育说与实质教育论之争，表面看来是围绕教育到底是训练官能心智还是教授实用知识、是能力本位还是知识本位的争论，但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对能力和知识的本体涵义及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和价值，两派也有相当不同的理解，而且两派的差异性解读在哲学层面具有普遍意义。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也可以溯源至此。如拔尖创新到底是一种可以显现出结果的成就，还是内在于人身心中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养成的？是广谱性存在于不同人身上，还是只凝聚在极少数人身上？是覆盖知识和能力的方方面面，还是只集中体现在少数领域？受限于目前的研究技术与手段，学界还难以全面深入揭示人类进行创造创新活动的内在机制，但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重大创新成果的产生并非只是个体内在创造力使然，也难以全看成是外部资源投入的必然结果。仅就人的因素而言，至少需要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即“知识、人格特征与动机”^［12］，学界引用较多的资优三环理论即包括中等以上的能力、创造力和工作热忱三个方面。

　　从理论研究和法律基础来看，欧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多元智能学说是拓展对人类智能的研究、丰富对人类创造性活动机理认识的重要理论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起立法机构不断推出针对特殊人群教育的法律条款则是保障和推进英才教育的重要制度力量。

　　关于英才教育的理论基础研究，本期青年学者论坛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是陆一、马莹所作《天赋、教育与国家：美国英才教育正当性争议》一文。^［13］虽然研究聚焦于美国的英才教育，但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却具有普世意义。文章开篇即提出了层层递进的问题：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面向少数资优学生的英才教育为何在美国得以存在？其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为何美国英才教育实践的蓬勃发展与观念上的消极态度并存？其背后的平衡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既出自现实，又深入历史，既与政策有关，也需要理论解释，既是教育研究问题，也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有着深切联系。文章抓住天赋、教育与国家三个关键词，聚焦“个人天赋是否应该及如何变成公共利益”这一核心问题，运用政治哲学的分析思路，对美国从18世纪后半期直至当前的相关历史人物、事件和文献进行梳理，提炼出自然贵族论、国家功利主义、罗尔斯平等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代表性理论流派先后围绕英才教育正当性进行讨论所呈现的理论谱系和思想流变历程。文章通过极化演绎和教育主题转换，清晰揭示出美国支撑特定英才教育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立场，以及在连绵不断的争议中美国维系多元价值观合法存在的政策纽带与实践空间。《天赋、教育与国家：美国英才教育正当性争议》一文虽然以美国为案例，但关于英才教育正当性的讨论在当下中国也很有意义。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如何使拥有罕见天赋的个人愿意付出努力并将收益奉献于公共利益？如何防止公权力的强势介入成为教育特权？如何在和平时期激励个人的献身精神，培养为公扶弱的义务感和维护国家的责任感？如何激发顶尖人才施展才华，在价值导向统一的教育系统中包容和化解其破坏性？如何使在选拔中未能入选的学生得到适合他们的充分教育与发展，并接受选拔结果决定的教育机会分配方案？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将其置于我国社会场景中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

　　从英才教育的实践基础和机制来看，本期青年学者论坛中有两篇文章虽然题目未出现英才教育的概念，但讨论的内容却与此密切相关，一篇是王利平、贾宇婧的《在大众教育与人文修养之间：美国文理学院的历史和现状》^［14］。这篇文章将发端于英国、但在美国发展成为独特制度的文理学院作为分析对象，揭示了西方文化谱系中的自由教育在移入美国之后如何在美式文理学院得以生存发展，以及被美国思想家创造性继承的西方古典人文教育传统如何在文理学院这一特殊建制中随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革与变异的历史逻辑，作者用美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文理学院与大学之争”或者如题目所示的“在大众教育与人文修养之间”，委婉阐述了文理学院代表的注重经典阅读、强化智识培养、突出人格和精神训练的古典人文教育对社会精英培养的重要机制性作用和意义。文章在谈及当前美国文理学院的发展状况时，巧妙引入目前在文理学院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的体验与反思，全方位揭示了当下文理学院的多面性：首先是文理学院所代表的自由教育在面临账务、生源、教学理念与方式等多种危机时仍努力谋求发展的顽强生命力，其次是文理学院独特的精英教育形态在多元社会中仍保有对特定阶层和人群超越国界和制度差异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文理学院在面向未来时必须应对的来自外部环境需求变化和内在运行机制调整的多方面挑战。

　　如果说注重古典人文教育的文理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很有特色的精英教育机构，那么1862年国会通过“毛雷尔法案”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注重科学与工程的“赠地学院”则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新特点：强调知识的专业化和实用性，面向普通百姓，培养具备一技之长、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且不同于医学与法学教育，美国的工程教育开启于本科而非研究生阶段，所有这些都使美国的工程教育在早期发展中难以在精英社会和教育系统中获得广泛认可。蔺亚琼、刘雨心在《美国工程教育中通识教育的兴起与演变：基于精英工程院校课程体系的历史考察》一文^［15］中选择工程教育中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为研究切入点，认为科学解释美国工程教育中通识课程的变迁需要从理念路径与社会路径交织的角度着手，为体现这种交织互动的复杂关系，作者独具匠心地将美国工程教育中的通识课程体系发展这一教育学专业特性明显的研究主题，置于工程师的职业建构这一表现外部社会性因素变化以及工程教育融入精英教育体系这一更具制度性变革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讨论。作者在全面梳理美国工程教育中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历史线索后提炼出三个先后形成的通专结合课程板块：一是博雅课程，它承接了自由教育中重视言辞的雄辩家传统，用以培养学生广博高雅的文化品位、自由心智以及沟通交流能力；二是经济与商业类课程，它源自工程活动本身的经济和市场属性，以及步入从工程师转变为管理者或企业家的职业生涯上升通道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三是工程、技术与社会类课程，它多内生于工程活动本身，凸显工程活动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工程技术人才必需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教育。该文章以麻省理工学院这所美国工程教育精英高校为案例，对其所追求的“既自由又实用”的通识课程体系以及支撑通识教育实施的制度基础和组织体系等进行全面分析后认为，通专教育的平衡与整合始终是本科课程的基础问题，虽然历经了多次改革，但麻省理工学院并未扭转通识课程流于宽泛、缺乏内在关联性的弊端。文章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工程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特别是如何更好将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内容融入工程教育也很有启发意义。

　　青年学者的研究视野开阔，问题意识也很强,以上几篇文章谈及的问题表面上看都发生在美国，其实并非美国所特有，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英才教育本身，很多问题也是当下我们正面临或经历、需要应对和解决的学理性、社会性和政策性难题。

　　本期青年学者论坛中直接讨论中国拔尖学生培养工作实践及其机制问题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吕林海的《何以乐其学：拔尖学生的求知旨趣及其生成机制》^［16］。吕林海做大学生学习研究多年，特别是对中国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影响学习的复杂因素很有研究与独到见解。他的文章抓住“求知旨趣”这一核心议题，基于对全国12所一流大学“拔尖计划”本科生的问卷调查，尝试从学生视角回答“何为求知旨趣”、“何以养趣”、“何以乐其学”等问题，同时对求知旨趣如何影响拔尖学生成长的机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文章开宗明义即将“求知旨趣”视为拔尖学生成长的“生命基石”，并将其定位于人的“非理性要素”。自从加德纳的多元智能学说流行以来，人们在学理上已经意识到人类智能不是单一或一元的，而是有着完整的“智能光谱”和多维度表现。每一个体的智能都各具特点，每个人创造力所在的领域方向也各不相同，人人都具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17］但对如何界定人的智能、智能与情感的关联、人的理性认知与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等，人们并没有完全厘清认识。具体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个范畴，虽然已有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证实了“积极的情绪感知”与“深层的理性学习”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②，但其中的关键要素和它作用于人学习行为的机制问题仍没有完全说清楚。吕林海从心理学研究普遍关注的“兴趣”入手，对这一概念的多种变体进行简洁梳理后，聚焦“求学旨趣”这一“更突出认识特质的概念主题展开探究”。

　　笔者对“旨趣”这一概念很有共鸣，因为笔者带领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团队十多年前针对高校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学生进行参与式研究时即发现，仅把拔尖学生聚集在一起，设定卓越目标并配上丰富教育资源的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最重要的事情乃是激发起学生探索求知、发展自我、实现价值的蓬勃欲求。^［18］“志趣”是我们当时在研究中提炼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理论和文化基础是中国传统经典中的治学与为人观，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和外部刺激、综合并超越个人兴趣和志向、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也能被西方学界所理解的学习精神状态。志趣是自主的，又超越个人；是多元的，又关涉价值；是习得的，又具有建构性。“真正的精英教育应该帮助优秀学生成全自己的志趣，从而使其中有人脱颖而出。”^［19］

　　殊途同归，吕林海在文章中同样强调，“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特质是认识上的突破和知识创新”，这需要“源自内心最深处的求知之趣”；而“相比于学习兴趣，求知旨趣是扎根于求知者内心深处且由好奇心驱动的探究倾向和动力，是拔尖卓越人才取得重大创新的心智基础与心理品质”。因此，“探寻何以养趣的路径就不能单一地局限于环境因素，还需要关注人的个性品质及其影响”。^［20］

　　重视拔尖学生的个性特质，在概念挖掘上由兴趣到志趣，找到影响拔尖学生求知旨趣的重要个性特质，是吕林海文章的研究问题之一，但他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更具教育学的学理和实践特点：找到何种个性特质是影响拔尖学生求知旨趣的重要因子之后，重点探索环境因素如何促发基于个性特质的求知旨趣生长。为此，他通过文献研究和对拔尖学生的深入访谈，提取出“开放的心智倾向”、“学习参与”和“优质讲授”三个分别对应个性特质和环境要素的影响因子，进而构建了拔尖计划本科生求知旨趣的影响机制模型。^［21］难能可贵的是，他进一步研究了环境要素的调节效应，即开放的心智倾向作为基础性情感因子如何在两个环境因素的干预下产生条件性变化——不仅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助推学生突破生命意义这一思想坚冰；用更具中国特色的话来说，就是彰显学校教育不仅教学、还要育人（教书育人）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对12所入选首批“拔尖计划”的一流大学进行了有效样本逾1600人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研究假设，即求知旨趣的确是拔尖学生创新品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代表个性特质的开放心智倾向、代表环境维度的优质讲授、学习参与三个变量都会显著影响求知旨趣，而且环境因素相对个性而言对求知旨趣有更大的影响，同时对低开放心智倾向学生的求知旨趣有加力激活效应。^［22］吕林海用坚实的实证研究数据为我们清晰呈现了蕴含丰富教育学原理意义的人与环境、人的个性特质与教学环境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另外一篇讨论中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实践的论文是卜尚聪、陆一、孙迟瑶的《共学同道抑或竞争对手：拔尖创新人才的同伴关系及其影响研究》。^［23］文章作者认为，“拔尖”作为国家主推的人才选育模式会产生特殊的集群效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在读学生群体内的互动交流对个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教育微观生态环境”。这篇文章基于伙伴和竞争关系两个分析维度，从纾困互助、切磋共鸣、争胜好强、恶性竞争四个方面对拔创学生的同伴关系进行了分类，然后又依据陆一提出的“拔尖创新人才成才的关键四要素”理论模型,从“拔尖”与“创新”、“志向”与“兴趣”四个方面提炼拔创学生成才的关键要素，由此形成分析同伴关系对拔创学生影响的综合框架。文章使用七所顶尖大学1321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学生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拔创学生的同伴关系状况以及这种微观生态环境对身处其中学生发展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伙伴关系和竞争关系均对拔创学生发展有显著影响，其中，纾困互助、切磋共鸣同伴关系对拔创学生成长发展关键要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争胜好强同伴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拔创学生的学业成绩，但恶性竞争同伴关系对拔创学生的学术志趣等关键要素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合中国高校的情况，这篇文章还特别探究了不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选育模式与其中学生同伴关系的相关性，发现开放选育模式下切磋共鸣同伴关系更频繁发生,而争胜好强的气氛与封闭模式更加相关。文章作者很有深意地总结说：“经过层层选拔所组建的行政班集体不会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伙伴群体，如果教育者眼中只有一个一个的学生，仅仅将学生个体的学业发展作为工作内容而不注重环境氛围的营造，不注重潜移默化地施以人格感染力，‘实验班’反而更容易成为高度竞争的孤立个体的集合。”^［24］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工程”^［25］，“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26］。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必须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不但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还要综观全球谈中国。带着这样的期待，笔者阅读了青年学者李峰的《全球变局下的人才国际化培养与自主培养》一文^［27］。文章基于国内外文献，全面梳理了三种目前国内外通行的国际化教育途径，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和发展需要，重点讨论了“国际化培养的自主性问题”。笔者感觉文章如果以《全球变局下人才国际化培养的自主性》为标题，研究主题会更加清晰明确。毕竟“人才国际化培养与自主培养”是并列的两个问题，文章不是同时讨论“国际化培养”和“自主培养”这两个范畴的问题，更不是把人才“自主培养”作为“国际化培养”的替代来定位的。笔者还建议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加历史的视角，分析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人才国际化培养的自主性程度以及性质的变化。因为“人才国际化培养的自主程度”不仅是个数量概念，还是一个有突出国情基础和需要变化明显的政策性词汇，对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予以具有历史刻度的动态分析很有必要。

政策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环境要素，也是形成其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由于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并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严肃且极具挑战性的政策话题。《天赋、教育与国家：美国英才教育正当性争议》一文使我们看到，美国学界围绕英才教育的争论不仅是学术理论和思想之争，后来更是演变为有关社会核心议题的政策论战。其背景是美国激烈的社会变革和不同历史阶段政府所必须应对的社会问题挑战，其基础则是驱动美国社会变迁的复杂社会机制和多元价值观念，而集中代表这一切的就是看似摇摆不定却有着稳定价值内核、可以有效平衡不同政治党派和社会利益群体极化追求的政策工具和实施策略。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我国政府文件中是高频热词，也是社会广泛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对于由政府重点推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在我国社会中也存在与美国相似的疑问，即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之时如何使面向少数英才的教育模式得到认可并彰显其效益？除此之外，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我国还有着与自身传统及管理体制相伴生的特殊忧虑。在本期青年学者论坛中，陈先哲、王俊的《新时代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重审与体系优化》一文明确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看作“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术语”。^［28］文章对这一政策术语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基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梳理，将其理念特点概括为注重追赶性、选拔性和学术性，还不无忧虑地指出，“过于注重追赶性容易扰乱整体人才培养的节奏，过于注重选拔性容易制造竞争泛化并导致教育内卷，过于注重学术性容易窄化拔尖创新人才的范围及产出”^［29］。当然，该文所提到的这三个“过于”未必是政策本身具有的意涵，但想一想中央政府推出“XX学者”等人才奖励计划时，各地相继出现了多少以区域内名山大川为名号的人才奖励项目，当国家发布以“拔尖、”“卓越”等冠名的面向特定少数人群的顶尖人才培养项目后，各地方、各院校又出现了多少类似的实验班、创新班、培优班，所以政策往往并不仅限于政策文本本身，还可能是被层层解读的领导意图，也可能是有很大操作灵活性的实施过程。

　　政策是环境的产物，是在特定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我国教育政策的产生及其针对的教育问题自然也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在历经数千年的自我强化和形塑后，中国教育仿佛已成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它以应试为中心，把不同年龄和背景、不同出身与资质的人都卷了进来，他们都身不由己、走不出去。中国教育体系也已形成了连续动态的博弈规则，借助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淘汰性考试制度设计，刺激青年人参与博弈，进而不断加速、停不下来。世界上不少国家采用的将学生按能力编班、允许顶尖学生跳级或为其单独编班、增加学习内容等针对英才学生的“丰富模式”和“加速模式”，在中国统统演变为“激进加速”、“激进扩充”的模式，而且以各种极端的强化手段吸引几乎所有学生“与时间赛跑”，“与他人比拼”。中国社会的竞争性考试制度、笃信勤能补拙的苦学型文化传统将大多数学生都裹挟进来，纷纷追求在学习上能比别人“早一点、多一点、快一点、深一点”。这种社会现象虽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却提示我们需要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层面分析我国包括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在内的教育政策，特别是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复杂结果。

　　行文至此已近结尾。虽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涉及全人发展、全教育链条、全社会因素、全口径研究的复杂问题，作为本文收尾部分，笔者还是准备回到主题，基于青年学者论坛集中讨论的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收敛性总结。

　　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30］说明两者共同构成了既有阶段性分工、也有内在连续性的整体性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上，既要应对学生成长所需要整体性教育关注的共性问题，也要处理基于人成长的阶段性差异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如基础教育面对的是高潜质、强天赋的儿童（学生），相关研究更关注如何发现和识别他们的潜质并培养兴趣，使其天赋得到持续性的更好发展；而高等教育面对的是特定潜质已得到一定开发、进入专业领域且更接近“人才”的成人（学生），如何使他们锚定并努力追求目标，坚持创新创造以在特定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和更高成就，就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更加关注的话题。

　　另外，涉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些更加基础性的问题不但都被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研究关注，也被其他一些研究对象关涉人的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视为各自学科的经典问题，如教育平等和社会公平问题，人才培养的投入和产出、效率和效益问题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已具备成熟的学科体系结构，知识生产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因而对公共政策的形成也产生了几乎垄断性的影响。目前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的不少理论来自心理学、社会学、人才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然而这些学科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所形成的经典学说和分析框架是否能直接用来解释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典型问题？善于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成果，本身就具有多学科特征的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凸显其独特性？进而如何在公共知识生产的广阔领域形成学科特色和地位？所有这些都是高等教育研究界同仁必须认真面对和严肃思考的问题。本期青年学者论坛刊发的文章已展现了青年学者在研究问题选择和研究设计上彰显高等教育学学科特色的努力，诸位青年学者在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并用于解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方面也做得有一定新意。然而，真正触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本质，揭示其在高等教育阶段的特殊规律，相关研究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表现为教育问题，但有很强的社会牵引性，问题域涉及家庭、学校、教育体系乃至整个社会。而关注宏观政策、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行动策略可能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和传统优势，也是影响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潜在的基础性因素之一。探究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性质及其特点是《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设立青年学者论坛后首个讨论议题，几位青年学者的文章与阎光才对文章观点的集萃与述评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分析。^［31-37］笔者并不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研究独有的问题，但它的确是一个集中体现高等教育研究特点的问题领域，针对它的研究需要汇集微观、中观、宏观视角于一体，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既要关注个体，也要了解组织，还要研究系统；研究者既要有深厚的教育情怀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也要有多学科研究视角和善用不同学科知识关照本领域问题的能力，还要了解本土教育政策话语并对政策动态变化有足够深入的认识。虽然高等教育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具备很高的综合素养，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不过40余载。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以超常规方式迅速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研究在“领域全面拓展后，由边界模糊引发的茫然和疏落感”，“由发育过快而过早出现的脱离母体迹象”等被学者归纳为学科的“情境性、成长性危机”^［38］，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可能的突破之处。面向未来，为进一步深化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也为了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进一步下沉并夯实政策研究基础，不仅关注国家宏观政策，也要研究这些政策的“变种”，它们可能源自下位科层组织的拓展性施策，也可能是由特定社会和教育因素情境性再造的。政策研究不仅要响应和解读中央政策，更要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基础、变化和走向、进入基层单位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强政府动员是否会导致政策范围扩大，使针对特定领域或人群的政策成为左右并影响全局的要求？高行政干预是否会引发政策实施方式变形，甚至产生负面效应？过于单一的公共资源投向少数顶尖人才的培养是否会加剧已有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和教育发展失衡？中央政府直接推进的巨大示范效应是否会刺激地方政府竞相模仿，从而各级政府层层加码，使政策脱离原初设计的目标轨道？以上这些问题描述了政策实施结果的两极，中间的尺度变化正是政策研究和基于研究的政策干预所能发挥作用的科学空间。

　　其次，要大力加强和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不仅关注现实问题，还要从学理上深入辨析概念，明确术语定义。目前，高教界常直接使用“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政策用语，其着眼点在于“人才”，说明更加关注和聚焦的是具备“拔尖创新”（无论如何定义）特质的人；而国外和国内普通教育学研究者更多使用“英才教育”的概念，将落脚点放在“教育”上，包括教育活动、教育项目、教育过程、教育组织、教育体系等多个层面的问题。两种命名和定义方式各有侧重，前者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的策略为重点，后者则更关注教育整体，重在系统改革和体系建设。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上，我们的确面临很大的现实压力，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基础性、学理性研究。有学者将围绕英才教育的学术论争概括为“命名之争、本质之争、模式之争、价值之争等”，而且强调“英才教育涉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的争议，对各国英才教育政策均有重大影响”。^［39］高等教育研究要在这一领域基础理论的建基和拓展上作出贡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次，要持续推进并完善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研究，不仅做事，更要思考，在思考的基础上改进做事的策略。我国顶尖高校开办少年班、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已经多年，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何聚焦高等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理论、政策、实践研究等多维度视角，整合研究的学理性、社会性和政策性功能，挖掘、提炼已有的经验，反思、调整不成功甚至有负面影响的做法，探索形成具有坚实基础和中国特色、可为世界理解并能与之交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体系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

　　最后，借用鲁迅先生所言作为结尾：“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在鲁迅先生眼中，“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因此，“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40］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并使之持续辈出需要健康的社会和民众，需要稳定的政策和环境，需要完善的学校和现代化教育体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高等教育研究所面对的挑战都无比严峻，所进行的探索都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