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命运总是充满巧合。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世界继续往战争深渊里滑落；次日，身在阿尔卑斯山区的赫尔曼·布洛赫因被举报而被捕入狱。侥幸出狱后，他选择流亡，逃至美国。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投降，席卷全球的二战硝烟终于开始消散；次月，布洛赫从1937年就开始撰写、前后五易其稿的《维吉尔之死》在纽约以德、英两种语言出版，为作家自己的文学生涯添上最重的一笔，也将人类的思考疆域拓宽了一步。
自出版以后，《维吉尔之死》获得如潮好评。托马斯·曼认为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代表着文学史的发展”；斯蒂芬·茨威格评价道，“《维吉尔之死》是我们这个时代用德语以及所有其他语言写就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苏珊·桑塔格认为《维吉尔之死》是一部“伟大的、显示出耐心的长篇小说”，“并贯穿在一种巨大的思考力之中”。在法国《读书》杂志根据读者和专家意见评选出的“理想藏书”书单里，《维吉尔之死》名列德语文学书目第一，在它身后可以看到毕希纳、歌德、卡夫卡、托马斯·曼、尼采等德语文学巨匠的重要代表作。
赫尔曼·布洛赫（1886—1951）
在近期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这部小说中，布洛赫用古希腊哲学的四大元素——水、火、土、以太——为标题，在四章的篇幅内呈现了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生命最后一天里的所思与所为。当维吉尔跟随奥古斯都的舰队从希腊返回意大利时，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他的全身。在航行途中，在登岸之时，在前往皇宫路上，上层社会的奢靡放纵，底层奴隶在压迫之下的麻木顺从，以及普通民众的无序癫狂，一一映入诗人的眼帘，让他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生存状态与人性的多样和复杂，进而反思自己在文学上的努力是否具有真正的救赎意义。他最终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在其反思中经历了由生到死再复生的命运，而诗人本身也随之走向了自己精神生命的重生。
5世纪绘制的维吉尔像
赫尔曼·布洛赫并非一位纯粹的作家。出生于富裕之家的他，早年的职业路线是子承父业，成为一名纺织工厂主，不过个人对哲学、数学的兴趣引领他从自学到专业地学习这些领域的知识，并以其思维方式去认知和理解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社会。但现实中复杂的非理性因素让他看到文学的价值，由此转向文学创作，用另一种更加直接和感性的方式去体会世界的价值之变。
从维吉尔所在的发生巨大转折的罗马时代，到布洛赫所在的饱受战争冲击的20世纪上半叶，尽管相隔两千年，但人类的处境并未有根本的改变，现实的生存同样受到最为直接的威胁，死亡是无从逃避的冰冷凝视，而在精神世界，人们对于自己所信奉碎片化价值体系的狂热追捧，让世界更加失去统一性，走向更多的冲突和分裂。布洛赫受维吉尔临终前决定焚毁《埃涅阿斯纪》的传说所启发，开始创作《维吉尔之死》，正是因为他在这位罗马诗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一直面临的思想困境，想要通过诗人翻腾奔涌的思绪之潮，去寻觅一个突破桎梏的出口。
译作选读
湛蓝而又轻柔，那是亚得里亚海的波浪。迎面拂来的微风细弱得让人无法觉察。它吹动着波浪涌向罗马皇帝的舰队。舰队正驶向布林迪西姆港，已经可以望见卡拉布里亚海岸上平缓的山丘正逐渐逼近船的左侧。此时此刻，海洋那明媚却预示着死亡的孤独转化为人类活动的祥和欢乐；此时此刻，海潮上流溢着温柔的灯光，暗示着人类栖居之所的临近，潮水之上是熙熙攘攘的船只，有的和皇帝的舰队一样正驶向港口，有的正从港口中驶出；此时此刻，沿着被海水冲刷得洁白的海岸，在许多村子修筑的小型防护堤那里，竖着褐色船帆的渔船已经离去，为的是夜晚的捕捞。就在此刻，海水变得如镜面般平滑。在海的那一头，天空像是打开的贝壳，焕发着珍珠般的光泽，已经是傍晚了，人们已然闻到炉灶里木柴燃烧的味道，生活的声响此起彼伏，一下敲击，或是一声呼唤，都被风从那边传了过来。
七艘高船大舰首尾相连，正以先进的纵列方式行进。里面只有首尾两艘狭长的、装有船艏撞角的五排桨舰属于战舰队；其余的五艘船航速较慢，但看起来更加气派，分别是十排桨和十二排桨的类型，船上建筑样式雍容华贵，与奥古斯都的宫廷风格完全相称。中间的那艘最为豪华气派，那青铜打造的船艏金碧辉煌，船舷栏杆下面，饰有圆环的狮子头像金光闪闪，侧支索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三角小旗，在紫色的船帆下，耸立着罗马皇帝庄严气派的帐篷。而在尾随其后的那艘船上，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就躺在那里，死亡的征兆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额头。
罗马内战中至关重要的亚克兴海战
饱受晕船之苦的诗人绷紧了神经，因为病症随时都会发作，所以他一整天都不敢挪动身体，不过，在船只到达较为平静的海岸区域后，一种松弛感忽然潮水般席卷着他，尽管他被困在了为他搭建的卧榻上，他却终于感觉到了自身的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生命，那是多年前就已脱离他管辖的藩属，如今却仿佛成了某种对于松弛感的独特回忆，重新探索着，重新体味着。海风劲吹，益于身心，那潮起的倦怠感能给人以沉静的抚慰，也许本可以转化为彻底的喜乐幸福，然而那扰人的咳嗽却适时出现了，每晚的高烧，每夜的恐惧，人早已憔悴。他，就那样躺在那里，他，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他，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他，就躺在那里，衰减的意识，几乎因为自己的无助而羞愧，几乎因为如此的命运而恼怒，他呆呆地望着焕发着珍珠光泽的天穹：究竟为何他会屈从于奥古斯都的催逼？究竟为何他要离开雅典？荷马那神圣晴朗的天空本来会有利于《埃涅阿斯纪》的完成，如今这希望已然破灭；他也曾期望在柏拉图的城市里过上一种哲学与科学的生活，远离艺术，远离诗，期待那本将开始的不可估量的全新生活，如今每一个希望都已破灭；他也曾期望可以再次踏上爱奥尼亚的土地，如今这希望也已然破灭；噢，破灭的还有那认识的奇迹以及在奇迹中得到救赎的希望。为何他放弃了这一切？自愿的？不！它就如同那些不容抗拒的生活的强力的一个命令，那些不容抗拒的命运的力量，尽管有时这些力量会潜入地下，潜入不可见、不可倾听之处，但是它们从未完全消失，反而顽强地作为那些强大力量玄妙莫测的威胁出现，这些强力人们根本无从摆脱，在它们面前，人们必须总是表示臣服；它就是命运。之前他听从于命运的摆布，如今命运把他推向了尽头。这不一直就是他生活的形式吗？他曾经有过别样的生活吗？天空那焕发着珍珠般光彩的贝壳，春波荡漾的海洋，群山的歌唱，他胸中痛苦的歌唱，神的笛声，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事件，这事件就如同天穹的容器，很快就要将他吸纳入内，以便送他进入无限之中，对他来说，这一切可曾有过别样的意义？
维吉尔为奥古斯都朗读《埃涅阿斯纪》
他生在农家，是一个热爱尘世和平的人，一个本该适合于在乡党间过着简朴稳定的生活的人，一个根据出身似乎已经注定可以且必须留在那里的人，然而一个更高的命运虽没有将他与故乡分开，却不让他在故乡继续留下；它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乡党，赶进了茫茫人海间最赤裸、最恶毒、最狂乱的孤独之中，它把他从原初的简单中驱逐，驱入了日渐巨大的繁复与广阔中，如果有什么东西由此变得愈加巨大或愈加宽阔的话，那只能是他与本真生活的距离，因为确实如此，只有这距离增大了：他只是在自己田地的边缘漫步，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边缘；他成了一个动荡难安的人，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劳作，逃避着劳作，一个有情人，却无法停驻，一个在内外激情的操纵下犯错的人，一个自己生活的过客。而今天，几乎已到了自己气力的尽头，在自己逃亡的尽头，在自己找寻的尽头，他终于痛下决心，准备告别，痛下决心是为了有所准备，准备接受最后的孤独，准备踏上通向它的内在归途，但就在此时，命运和它的那些力量再一次控制了他，再一次阻止他亲近简单、原初和内在，再一次把他的归途引向别处，引向通往繁复的外在之路，把他重新逼向那遮蔽了他一生的恶，似乎命运只还留给他唯一一件简单的事情——死亡的简单。他听见头顶上，桅杆的横桁因为缆绳的牵引而咯咯作响，帆布发出猎猎的声响，他听见，船后的尾流飞溅着泡沫，船桨每次出水都带起了四射的银亮水花，他听见，船桨在桨架上发出沉重而又刺耳的声音，然后再次清脆地切入水中，他感觉到，伴随着几百次桨起桨落的节奏，船只在匀速地向前慢慢推进，他看见，白色的海岸线在身侧徐徐展开，然后，他想起了，在污浊不堪、臭气熏天、隆隆作响的船舱里，那些带着镣铐的沉默的奴隶。从其身后的两艘船那里传来了同样隆隆钝响的船桨击水之声，仿似某种回声，越过了所有的大洋，又被所有的大洋所应和，因为它们一直如此航行于各地，载着人，载着武器，载着小麦和其他谷物，载着大理石，载着橄榄油，载着葡萄酒，载着香料，载着丝绸，载着奴隶，航行于世界各地，交换与贸易，那是尘世间众多堕落行径中最为丑恶的一种。
（选自《维吉尔之死》[奥]赫尔曼·布洛赫/著，梁锡江 钟皓楠/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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