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镇：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最近“慰安妇”的问题在日本曝光，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百分之八十的慰安妇都来自当时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因此韩国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得到了日本首相宫泽的赔罪。至于其他受害者，众所周知的中国的慰安妇，却因为种种政治因素，不仅得不到赔偿，就连谢罪甚或道歉的字眼也都看不到了。

大多数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本文为什么要把“南京大屠杀”与 “慰安妇”连在一起？这两件乍看之下似乎毫不相关的事，其实有着 非常深的渊源。如果翻开最近才曝光的日军历史档案，我们就会发现 日本帝国陆军是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亦即南京大屠杀之翌年的春天，才发布命令要直接管辖“慰安妇”这个组织的。在此之前，原是私人经营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年纪较大的、曾在伪满洲国的日军军营附近开业的日本职业妓女，为什么“堂堂”日本皇军不顾它的名誉来搞这见不得人的勾当呢？而且所谓“从军慰安妇”(亦即跟着军队行动的卖春妇)实是史无前例的世界奇事。其加诸这些妇女身心的痛苦以及其悲惨的命运，就更不用提了。

要了解日军怎样施行这一可耻的政策，我们得先搜搜它的根源，原本由私人经营的卖春妇转为日本皇军经营管理的慰安妇，是经过了 两个重大的过程的。一个过程是以强迫或诱拐手段而得到的大批韩国 贫农出身的年轻妇女，来替代以前的日本职业妓女。另一个过程则非 常重要，即南京大屠杀和它连带的千万强奸案件，使日军的领导阶层 做下了由军方来经营管理慰安妇的决定。

日军慰安妇的产生，源于伪满洲国的建立，亦即从占领我国东北开始。而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又是明治以来军事及经济扩张的必然  结果。它从甲午战争获得了我国台湾宝岛和两万万两白银，从日俄战  争又获得在南满的权益。不久，又完全并吞了朝鲜。在它一再尝到侵  略的甜头之后，再加上大财阀的兴趣，使野心家的胃口越来越大。远  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把我国的东北视为禁脔。为了保护所谓“日本权益”，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铁道守备队(即关东军的前身)已在中国领土的东北行使日本政府的“主权”了。

关东军与日本参谋本部一面对东北的军阀实施怀柔政策(例如分配日女给中国军阀做妻妾，并让她们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则积极地把韩国农民移往中国东北，并故意制造中、朝两族裔间的纷争(例如万宝山事件)，终至引发了“九一八”事变而占领了我整个东北。在这种毫无道德规范的状态下，被占领的东北就成了刀枪、阴谋、鸦片和娼妓的天下了。有些商人就像寄生虫似的聚于军队的周围，专门替日军变卖从民间掠夺来的东西，并做卖春的勾当。随着日军的长期占领东北，士兵的性欲问题以及性病的蔓延遂成为军方领导阶层的烦恼。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军队的强奸和掠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是军队染上性病会减低他们的战斗力。这是他们从日俄战争( 一九〇四)得到的教训——当时有七分之一的军人患了性病而使他们的战斗力大减。

这些寄生于军营周围的商人受到军方示意后，就想出了“妙计”。他们挂着贩卖手表或毛皮等物的牌子到韩国乡下，却用“招募女工”或 “旅馆女佣人”的名义来诱骗妇女去做营妓。受骗的往往是贫农家的少女。上当后，她们就被分送到所有关东军的驻防地去“服务”。

日本占领我东北以后还不满足，这条毒蛇要吞下中国这头大象，于是侵略的魔掌伸入了华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终因日军 攻打卢沟桥而爆发。虽然日本以“不扩大”声明来欺骗国际，却于八 月十三日攻打上海，把“北支事变”改称“中国事变”。其欲扩大战 争之企图已昭然若揭。九月十三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及“工场事业管理令”,并发行了“中国事变公债”来做全面侵华的准备。这场掠夺、掠杀及破坏的侵略战争，在日本国内却被称为“圣战”,每天都报道其进军及战果的消息，夹杂着“军舰进行曲”来振奋人心。所以当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时，日本举国欢腾，列岛就沉浸在庆祝胜利的灯笼游行的行列里头了。

在他们狂欢庆祝的当儿，他们可曾想到他们所送走的皇军，里面有他们的父兄、子弟或朋友，将在南京干下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忍、最无耻的行为。由松井石根率领的第十军(柳川平助中将)及上海派遣军(朝香宫鸠彦中将)共九个半师团，于进入南京城后，立即展开了血腥的屠杀。最初三天内，就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战俘和难民三万以上( 《纽约时报》,但丁)。这种屠杀一直持续至翌年( 一九三八)二月六日始稍缓，但“小屠杀”则继续到是年的夏天，这段时期内被屠杀的人数在三十万以上。日军的暴行不仅是屠杀，还包括了强奸、掠夺、放火等，即所谓“三光政策”。尤 其是强奸，更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特征。

金陵大学的贝兹博士说：“强奸事件……就至少有八千件。……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学校里，从十一岁的少女到五十三岁的妇人都是强奸的受害者…… 三分之一的强奸都是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干的。一有抵抗，就马上用刺刀或枪弹杀了她们。被强奸的女性甚或是站在一旁的小孩儿都是日军枪刺下的牺牲品。”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里发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罗森的报告，今摘录一段：“日军占领南京已经有一个月以上了，可是带走及强奸妇女的事情还是(与以前同样的)层出不穷。由此观点来看，日军已在南京立下了耻辱的纪念碑了。甚至在本该受到保护的国际委员会在南京所设立的安全区里，都发生了数百件野兽般的强奸事件，而这些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德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口中得到证实。”连当时与日本同盟的德国外交官都如是说法，就可见一斑了。

另外，从日军方面得到的证词暴露了许多荒谬至极的所谓“理 论”——譬如：“强奸妇女愈多的士兵是愈勇敢的士兵……如果报告 到军事法庭，他们都会给逮捕而影响到我们的军力……。”就这样地，在日军占领期间的最初三个月内的强奸案多达八万余件，造成了 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

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上海的日军司令部即接管了以前为民营的妓院，称之为“军人俱乐部”,从此开始就有了由军队大量直接经 营，而且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卖春管理”。

一九三八年年初，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为了急于开设“慰安所”, 通过东北的卖春商人，征集到一百零四名慰安妇，其中朝鲜人八十 名，日本人二十四名，她们随即接受了上海陆军兵站病院的妇产科医师的身体健康检查。一位名叫麻生的妇产科医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被征调的时候，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战场上会需要妇产科医生。而且要给我一个‘特别任务’。”他到达指定的场所，才知道这个特别任务就是管理这些慰安妇的健康。而且还不是她们的身体健康，而是检查有无性病的发生和防止性病的蔓延而已。做完这个“健康检查”之后，他曾向军部写过一篇报告。他的报告书虽然当初没有引起日军领导层的注意，可是对后来慰安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在报告书上写道：“半岛人(即朝鲜人)的妇人都年轻健康，甚少染有花柳病；而内地人(指日本来的职业娼妇)则多染过性病。虽无急性症状，确都有过数年为娼的经验，而且年龄都超过二十岁，甚至有四十来岁者……”。

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军队直辖的“军人俱乐部”于上海军工 部附近的杨家宅开始营业了。不久之后，“军人俱乐部”的名称被改为“陆军慰安所”,并且定下“利用规定”。诸如：入场者必须携带“慰安所外出证”，入场以前必须先付钱并领取“保险套”，时间限定为三十分钟等。

刚开始，因为日军对慰安妇的管理生疏，再加上卫生设备落后，而且军部也不希望得个“日本帝国军队带着娼妓作战”的污名，于是 与卖春商人订立了一个秘密协定：由这些商人来经营慰安所，而由日 军不监督并发给许可证，提供设施及运输工具，给予这些商人以军官 待遇，要以每二十九名军人提供一位慰安妇的比例来征集慰安妇。最 后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日军竟令朝鲜总督府征集朝鲜的未婚女子来充当慰安妇，并且言明不得诱拐日本妇女来充数。从这个“协定”来 看，我们不难看到麻生医师报告书所起的影响了。如果以日本妇女来充当的话，首先，他们不愿让自己国家的少女给军队蹂躏；其次，他们怕在国内引起抗议。因此“既健康又年轻而且没有性病危险”的殖民地朝鲜妇女就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走上了悲惨苦难的道路了。这里面的辛酸史可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

纵观“从军慰安妇”的历史，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慰安妇的来源分为四类：一为占百分之八十的朝鲜妇女；二为日本的职业妓女；三为被强迫带走的中国妇女(其中当然包括来自台湾及香港的)；四则为从其他占领区(如东南亚)“征召”来的妇女。这四类中，除了第二类外，都是强迫或诱拐来的。而中国妇女更为凄惨，因为她们原已尝尽了家破人亡等一切战争带来的灾难，还要被迫去当军妓，每天供上百的敌人寻欢作乐，其悲痛的心情不但不是言语可以形容，恐怕也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日本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败降为止，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可说是集贪婪凶残之大成，从平顶山万人坑、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队活人生化实验，到鸦片贩卖、奴工、强制劳动、慰安妇等，都是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体犯罪，是对人性的严重挑战。这是中国人，亦即所有的炎黄子孙不能亦不应忘记的。

反观日本的保守派及“新国家主义”者，不仅不对过去的滔天大罪反省，反而想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例如石原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至于慰安妇的问题虽然最近才曝光，不过二十年前已曾有人撰书报道。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一再否认这个历史事实，直到最近才因日韩建交及世界舆论之哄传，不得不向韩人道歉并洽商赔偿。虽然日本对中国慰安妇问题采什么态度犹在未定之天，只希望它对韩国的态度是个好的开端。最重要的还是受害国自己要坚强，不能为了政治或经济的顾虑而低头。不然的话，永远不能有平等的关系，也永远不能澄清史实，更不能对九 泉下的千千万万受难者有所交代。

本文只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慰安妇”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日本侵略史的一部分，而且与南京大屠杀有着深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