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读《九一八事变史述》

美食   2024-11-27 20:00   云南  




读《九一八事变史述》


     

有一天,我在铜锣湾一家书店,汪兄郑重介绍梁敬锌的《九一八事变史述》给我,说这是一部好书。我粗粗翻了一下,二十八开本,四百多面,有二十多万字,他花这么多篇幅写抗战前史,不是太浪费精力了吗?我放下书来,并不说什么。过了些日子,我从别的刊物,知道梁氏运用了直接史料写了这部史,原是了不得的。
昨天,我对汪兄承认那天对他的介绍的疏忽,就买了回来,在床上翻看了一晚,等到翻完,已经鸡鸣了。不错,他是运用了日内瓦的国联公报、东京裁判的诉讼记录与证件与日本外务省七十七年的档案(1868—1945),这都是很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可是我看完了全史,掩卷叹息,这位梁先生毕竟不是史家,他是先有了“成见”,拿史料来迁就他的观点;运用史料,也是偏而不全的。
先说第一手史料,他就没有看过我的《中国抗战画 史》。我的抗战史,是不是公正的史书,且看当代史学家杨人梗先生的专栏好了。(天津、上海《大公报》的《史 学周刊》)我并没想自夸,但我的抗战史乃是战时上战场在战地收集了史料,胜利后到了南京、上海、杭州,收集了日军战俘所遗留的资料,即如《画史》上那幅《九一八事变》照片,便是日军在华最高指挥冈村宁次将军所藏的,梁氏便没有看见过。他也不曾看过日军方所刊布的《战迹之刊》,也可见他手边的史料的贫乏。
潘公展先生推许梁氏此作乃不朽之作,依我看来,也只是史料书而已,未必可以传世。
从史家的立场说,“九一八”沈阳事变的“不抵抗政策”,也难于作太严格的责备,因为我们的军事准备太不够条件了;我也是当年参加上海救国会,喊“抗战”的人,后来也明白那是我们的躁急。我们对于蒋介石氏的评价是这样:只要他后来下了决心来抗战,我们就无条件和他合作;朝野合作,乃是抗战能持久,终于获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至于对张学良的批评,我赞同刘多荃将军的说法(刘氏原是张氏的警卫军军长),刘氏认为沈阳的不抵抗是无话可说的,但在锦州那一仗,却是非打不可的。让日军进长城关内来,那就是得对国家负责了。到了卢沟桥事变,既然进入全面抗战,那就转入新阶段,过去得失的账目就不必算了,对张学良如此,对蒋介石也如此。一个史家,写抗战前史,的确写三五万字就够了,梁氏花这么多的篇幅来写前史,真是浪费心力物力。
至于蒋氏终于决下心来对日抗战,和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而中共当局坚决要张学良结束这事变,让蒋氏回到南京去,谁都知道周恩来奔走之力为多。国共合作,才可以对日本抗战,也是中外所公认的。
抗战八年,蒋氏对八路军的歧视,只有开头那一年,支助过一批军火和饷银,其后便让八路军自生自灭,实际上希望日军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长期抗战之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的战果那么辉煌,政府方面却一字不提。而梁氏作前史的本旨,乃在找寻谴责第三国际及中共的资料,动机如此,怎么会公正呢?
梁氏在《九一八事变史述》再版自序中说:“吾人今日所了解之‘九一八’事变,较诸二十年前,至少有下列五点之不同:
一、本事变之性质,非仅为对华之国际侵略,且亦为对日之国内革命。
二、本事变直接策动者,虽是日本关东军诸幕僚,而间接鼓煽中日战争之幕后人,则有苏俄之第三国际共产党。
三、并吞满蒙,原是日本多年宿愿,而诱使日本,放胆并吞满蒙,则英美‘西太平洋不设防’之对日约束,实为导线。
四、中国应付本事变之失策,不交涉较不抵抗尤重!即就不抵抗而言,亦非张学良所应独负其责。
五、瘫痪国际集体安全制度之责任,美国不亚于英国。”
梁氏自以为第一点指出当年日本两大社会思潮:法西斯主义运动及日本主义运动之竞合,第二点指出苏俄“一国社会主义”前后之阴谋,第三点指出远东堕入国际危机之症结,第四点透视中国当时政象之内幕,第五点检核战前世局恶转之根苗。他以为读者据此五点,寻窍引络,就事征 证,则卅年世澜也入鸟瞰了。依我看来,他就犯了让史料来迁就史观的毛病,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1934年5月间(已经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了), 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东京逝世,他在死前不久,曾对一个知心好友说:“热心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在民 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我是恨极了战争。”然而,日本军阀毕竟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则又何也?这一点,梁氏就不曾交待明白呢。


注:

1.本文选自《书林又话》,作者曹聚仁,北京联书店2010年1月修订版。

2.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陈思、阿挺、丁舟、天龙、赵天一等,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现归兰溪市)人,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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呓语书时光
柳叶中的蝉儿,从酣梦中断续的发出几声短吟,胶粘的,迷糊的,好似醉人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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