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于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眸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是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大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
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
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中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曾国藩以此自励，并以此勉励僚属子弟。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重视进德修业之事。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整个国家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清政府，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以说是清政府的福分。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真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也不在其下。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册所记载的，就达一万多人。
咸丰八年(1858年)，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而曾国藩与各位兄弟均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人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圣修为，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宰相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在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的交往中，也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已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本文节选自《曾国藩挺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6。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现属湖南娄底双峰县)人，清末“中兴名臣”。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郞，官至二品。后因丧母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他因势在家乡创办湘军，为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受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持家治学为政之术，《曾国藩家书》曾印数版，在清末民国时期颇受政界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