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
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
君子惊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慷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
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
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
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惊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
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
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
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
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实事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
于是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白已于的，去办时退疑不决。改正一个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
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那样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慷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
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曾国藩的天人观和心物观，统统是围绕“内圣”之学来立论的，所以他与其他理学家一样，强调个人的涵养功夫。
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他断断而辩，说：君子，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了。如果真诚而不自欺欺人，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他看来，“圣学王道”的核心就在一个“诚”字。
什么叫作“诚”？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有“专心纯一”的意思。他以孔子为例，他认为，孔子是专心诚意的典型。至诚，可以产生神奇的功力，所以曾国藩称之为“诚神”。
然而，曾国藩远不止是把“诚”解释成这种语义学上的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哲学范畴。他说：“诚便是忠信。”作为一种自我涵养的理学体系，他从“不欺、不著私物、忠信”生发开去，进而说：“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他的“无私著”或“至虚”,实质上是顺应自然。
在“诚——不欺——无私著——虚——物来顺应”的这个涵养功夫的理学体系中，曾国藩继承程朱之学，把道家的“虚静”与佛家的“入定”引入了儒学。他跟佛者一样，把“静坐”当作达到“虚”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强调，“总是要静”。“‘静’字功夫要紧。”如何才能“静”?途径多样，而重要的一条是“耐”。纵观曾国藩一生，得这一“耐”字之益甚大。在失败之中，他因能“耐”,故坚物不拔；在胜利之中，他因能“耐”,故未得意忘形；在待人交友之际，他因能“耐”,故多投契而少念忌；在接物处事之际，他因能“耐”,故临乱不慌，有条不察。所以，他说，“耐”则归于静，趋于贞。贞者，正也。贞足干事，贞中养身。
从处事、省身、见理这样的角度考虑，戒浮主静，确是通向成功之路的 重要一着。然而，如果把“静”提到了过分的高度，由“静”而“虚”、由 “虚”而“无”,万事皆空，百念俱灰，不图进取，不思创新，则“静”或 “静坐”便成为灰色人生的起点。曾国藩虽然从理学上主张“静”，但他实际 上如自己在日记上常反映的，“不能安坐”“心不静”,名利之心，升官之望， 加上忠君报国之志，总是刻刻缠绕着他；他一生并没有几个时辰“虚静”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也确实把“静”看成“一阳初动”的契机。概括地说，要在静中蓄养一股生意，静极生阳，静是启的准备阶段。这样，曾国藩又把理学家的“静坐”、道家的“虚静”和佛家的“入定”区别了开来。
曾国藩又认为，“慎独”是立诚主静的集中表现。只有自慷无欲，才能静，故“慎独则心安”。周敦颐说：“无欲故静。”曾国藩的“静极”“无私著”“至虚”,也是把“诚、静、慎独”提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高度。
概而言之，“诚”可以化育天地万物，求诚须不欺，不欺必能居敬慎独， 居敬慎独者必无私著,无私著者必中虚，虚必静，静生阳，阴阳来复，是谓天行。这就是曾国藩“立诚居敬”说的一种循环。
本文节选自：《曾国藩挺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6。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现属湖南娄底双峰县)人，清末“中兴名臣”。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郞，官至二品。后因丧母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他因势在家乡创办湘军，为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受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持家治学为政之术，《曾国藩家书》曾印数版，在清末民国时期颇受政界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