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思：从中日价值取向看甲午轮回

一

小邦妄大和抱大图安

中日两国，一大一小，隔海相邻。中国内接陆外邻海，陆阔海宽。日本属于岛国，陆地狭长，四面环海。中国封建统治历史悠久，

根深蒂固，经历无数辉煌。日本散治历史较长，史无盛事，在仰中学中占据日本古代历史主流的同时，也曾有过自感修成正果窥盛图中的插曲，但在唐、明两朝动武图谋中国的战事中皆以失败落空。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觊觎之心由来已久。

近代日本被跻身列强的美国用武力敲开国门之后，不仅没有痛思西方扩张主义之过，反而对扩张之道产生执迷，开始仰视西方文明，移植西方政体。特别是从明治维新 时代起，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脱亚入欧”改革。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确立了扩张主义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掠夺目标。

明治天皇在登基大典上率领大臣吟诵《五条誓文》,在天皇《御笔信》中明确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按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阴的话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天  皇制度形成，发动战争准备进入倒计时。这一时期，中国正在搞洋务运动，发展海防力量。清政府代表人物李鸿章明言：“我之造船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是保疆土、保和局而已。”可见办洋务、建海军仅是为了护疆保安。1892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启动慈禧寿辰庆典事宜，大清国庆寿准备进入倒计时。

中日两国，两种准备，虽然准备的内容和目的完全不同，但准备的手段和态度都非常坚定。中日虽然都在学西方，但日本把图中作为目标，以小国之势侵吞中国之大。中国则以防侵维稳为目的，以大国之态无视小国之势。孤岛与天朝，一小一大，一攻一防，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日本追求扩张到极端，天朝贪图享乐到极致。两个极限形成天地反差，决定了战争向同一方向发展。

二

强己克彼和与邻为善

学者总拿日本资源不丰当“话题”解脱罪责，很少与其他邻海  诸岛国也不富有，依靠自身图强做比较。换言之，这本身与侵占掠夺没有必然关联，但日本则把生存与抢富相联系，把“狭隘之地” 演变为狭隘胸怀来传承。“穷则抢”成了其生存发展的逻辑法规，窥视他人“盘中餐”，成为日本扩张求富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观驱动下，日本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侵占他国领土，掠夺彼国资源，逐渐由穷到富发展壮大起来，一度成为亚洲霸主。同时，这样的经历使得日本更加坚信吞彼图强的信条。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  战败的结局，让其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反思的原点。这是日本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警醒机会，日本有识之士也做过不懈的努力。但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仍不思悔改，总想故伎重演，寻找一切机会欲重新踏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中国传统的生存发展观念来源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是一种以保守节制、与邻为善为主流派的“和”文化，这种文化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内核，孕育着崇尚和平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说和睦相处、与邻为善占据着民族的历史，即便在遭受他人威胁之时，也会持“不得已用兵”的消极态度。从春秋战国开始至明朝，以筑长城为“防线” 来延续这种以防御求和平的价值取向，使得规避与邻争利的传统观念由无形发展到有形。千年历史几度兴旺发达的轮回，使这种价值观更趋于坚信，从未动摇。

历朝统治者做着两件事：御外患，防内忧。到了明朝，这种价值取向发展到极致。明朝建国之初曾一度推行对外封闭政策，“北修长城，南禁海贸”。到清朝，索性宣布“闭关锁国”。因此，历代皇帝头脑中基本上没有对外扩张的概念，遵循着外不扰、图内安、与邻互不干扰的信条。就对日关系而言，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以中日各守本土、互不侵犯便可相安无事为信条。时至今日，求国际和平环境，图发展自己的战略国策仍不失为国家信念。

两个甲午过去了，日本右翼分子还在扩张上做文章。1984年，日本将近代军国主义启蒙者福泽谕吉的肖像印在最大面额的1万日元纸币上，这本身就预示着没有准备放弃或改变扩张主义价值观，没有什么能够比依附在1万日元纸币上更能体现这种价值观的价值了，要让全民皆为拥有和使用这样的钞票而奔走，含义至深，让人警醒。福泽谕吉肖像印在纸币上，隐含着一整套军国主义复活的象征，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固有的模板在作怪。模板尚在，价值观又何尝不在？模板尚在，价值观何以改变？让被军国主义绑架在“钱”上的民族去反省谈何容易！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4年春播出以《迷失了的历史：中国与日本》为题的节目。在调查性报道中，日本和中国记者分别在各自国家进行调查时发现，两国在了解战争历史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是否存在“南京大屠杀”，日本教科书只有轻描淡写的几页。这与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使得中日两国年轻一代对历史产生完全不同的认知。日本隐瞒侵略战争历史真相，本身就没有准备悔过自新。如何让曾经在侵略扩张道路上有过几度辉煌经历的军国主义余孽停止昔日的美梦，根除或改变这种连美国原子弹都无法消除的观念？这是给世人留下的又一道难题。

时至今日，以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重回权力中心，他们把甲午轮回看成重蹈军国主义老路的又一时机，不断离间邻里相互关系，重新期待乱局的出现。

三

欺弱怕强和同弱尊强

日本自汉代起就与中国往来，至盛唐时期交往趋向密切，在尊重与妒忌中开始学习借鉴中国历代的经验做法，是为学儒求道的仰视期。先后经历了学习文化、技术等方面单项选择的求学若渴期，度过了与邻相处观念和法则上复杂的摸索试探期。

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中日两国与邻相处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一个固本守东，一个转向西方。特别是近代所经历的一次次历史事件，使中日两国价值取向逐步走向分化。

1853年，美国黑体军舰出现在日本港口之后，日本仰视美军的强大，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接着又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本不仅没有反制西方，反而奉西方列强为尊，效仿列强的做法，把侵略目光投向弱者。从明治维新改革起，就制定了图谋弱者的扩张侵略政策。

1894年，借朝鲜东学党起事之乱局，发动了甲午战争，以胜利者的身份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并利用掠夺来的财富发展 壮大，开始以强者自居，发动了对俄、对德、对法等一系列扩张战争，实现了称雄亚洲的目的。战争的节节胜利，给了军国主义极大的自信，在胜利与失败、受欺与欺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即强者凌吾，我欺弱者。正如日本军国主义启蒙者福泽谕吉所言，对待中国、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方式即可。

无论封建时代的大国地位变与不变，中国皆以大自居，以己为轴，图安自满。尊重大国，也不欺凌弱者小国。正如三国时期陈寿所言：“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中国古代以儒学文化为本，把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作为原则，人与人关系以仁义为准则，强调“与人为善”“不 以邻为壑”。故千百年来，无论官场和民间均以此为标准。中国封建统治者吸收借鉴儒学相互交往尊敬之思想，将其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准则，并把这种关系运用到国家对外施政层面加以推崇和维护，作为信条来发扬光大。

到了明代，国际交往更加密切，这种价值观以自身行动示范，在对外交往中推向世界。明代中国航海船舶技术有了较大提升，国富兵强时，明成祖派郑和以和平使者身份七次下西洋与列国沟通示好，这一时代“与邻为友，友即善待”的理念色彩最为明显。即便具备扩充地域的时机和条件，明朝当权者仍坚定信奉“和为贵” 传统价值观念而不动摇。清政府继承了这样的理念，在其强大乃至称雄世界之时，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只顾自大，闭门享受。在其无力之时，仍与邻为善。甲午战争失败10年后，积病而孱弱的晚清帝国，在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下，先后2次出银捐粮援助受灾的日本。

进入20世纪，靠军国主义扩张发迹的日本跻身列强队伍之后，在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同时，依旧妄图借二次大战世界之乱局，再次乱中求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这次战争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而宣告失败。对弈的结果是美国成了日本的盟友、铁杆“大哥”,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让“大哥”驻军，日本充当马前卒角色。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换来了美日历史上最密切的关系。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以博大胸怀同情日本人民的苦难，于1972年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方为表示友好与和平诚意，放弃战争赔偿权。可是同情的结果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失时 机地发难于中国，右翼精英们无休止地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以战争赔偿“已了结”为由拒绝民间劳工诉求，挑起“钓鱼岛”领土争端。日本对待中美两个战胜国的态度截然有别，甚至相反，迫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在反思中寻找答案。和平不在于弱，而在于强。

四

破规弃理和循规蹈矩

1747年，清政府以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为由，下令禁止福建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提速的新船。1853年，日本被美国“黑色军舰”洞开大门，在震惊、恐慌之余废止了建造大船的禁令。一禁一放，一关一开，一个循规蹈矩一个解除陈规，揭示着生产力的束缚与解放，注定了这种观念当被移置到对待战争的态度时产生颠覆性影响，预示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

近代日本针对不同的国家发动了无数次战争，这些战争都有“日式”的标志，不把任何公约当责任承担。特别是军国主义式战争，不遵守任何国际道义和规则，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启蒙者福泽谕吉说得很 直白：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

1894年，为了挑起甲午战事，日本联合舰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偷袭了北洋护航舰队，首次尝试从“突然袭击”中获得巨大回报。1904年，日本不宣而战，以同样方式发动了对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视乱局为机会，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德国战争。连续的突然袭击给日本带来了可观的胜利成果，使其更加坚信“日式”战争的优越。随后日本又采用同样手段，相继发动了对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 事变，挑起对苏联的“诺门罕”战事，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在一次次突袭中收获“日式”手段的辉煌战果，妄图永无止境地复制战争成果。所有的规则被日本视为争得胜利的工具，要战果不要规则，

要结果不要文明。“规则”这个现代文明的标志、正义化身的标识，被军国主义非正义之道“突破了底线”,让世人在文明与野蛮中视线变得异常模糊起来。反观中国，在以“长城文化”为主宰的历史进程中，画线维稳是中华民族与邻相处的行为准则。

历代皇帝把长城和海岸线视作地缘乃至心理防线，这种有形的“线”成为历朝统治者不可逾越的鸿沟，无疑在束缚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甚至到了中华民族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之时，仍然无限放大这种思维方式。

1894年(甲午年)春，在处理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乱局图谋挑起中日战争的事端中，李鸿章在给驻朝鲜清军将领袁世凯的电报中就曾明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尚明大局，不至于借机生事，伊藤与我交好，非虚伪。”为避免与 日本发生冲突，李不仅以私人关系处理国家间大事，而且将私交诚信 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即便处于不利地位，处境危险，也还执迷不悟地信奉：“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战，彼谅不先动手，此万国公例。”在军国主义强盗法则面前谈公理，靠与强盗讲理释法换来的只能是割地、赔银。在克己守礼与弃理图谋的碰撞中，“理”被暴力 绑架歪曲，正义之力必然失效，克己尊礼被强盗图谋击得粉碎，文明被野蛮蹂躏得魂不附体。规则和诚信历来都是文明国家制定的，对野蛮国家没有什么约束力。

纵观日本战事皆有迹可寻，给世界以深刻的反思。盛唐时期，日本开始顺应国际潮流，仰慕开放的大唐，学习大唐文明，引进大唐政治体制，促进了日本的发展。这个在大唐曾经为了争夺使节朝位而争遍众邻的国度，学成之后却与中华反目为仇，剑指高丽，学中打唐。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文明，脱亚学西；自感羽翼可展时，即发动 了太平洋战争，学西打美。学谁图谁即为军国主义本质特征，再次警告世人慧眼识真。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总幻想和平，寄希望于他人自觉，一次次把和平的主动权让与他人，甚至是强盗，然而从没有带来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和平。两个甲午的历史事实证明，靠消极的“防”总是被动挨打的，防是防不住的，也是不可取的，和平的选项不是一方所能决定。中华民族应抓住机遇，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找回属于自己的甲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