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 第3492期 | 张靖：“药”之意象与鲁迅精神

张靖

（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

中国文学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鲁迅论争”。学者们扛着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的大旗，对鲁迅先生进行解构和颠覆。①本文拟从这场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比喻——“鲁迅精神是药”——入手，简要介绍德里达如何用“药”之意象来解构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传统，解析“药”之语义特殊性及鲁迅先生之作品和精神与“药”这个意象之间的关联，通过展示“药”之意象反驳将鲁迅与德里达相对立的认识，以揭示鲁迅精神中的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思想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将鲁迅精神比喻为药似乎很好理解，因为鲁迅先生毕生不遗余力地“谩骂”和“揭露”，直指中国传统和人性中的黑暗面，如同那种直抵病灶的“猛药”和“苦药”。但是，“药”也有可能是“毒药”，会害人或夺人性命。比如有人认为鲁迅作品不应被收入中小学课本，担心鲁迅作品中的某些言语给青少年留下负面阴影。②笔者因此认为应该对此比喻做进一步的解析。“药”之意象本身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简单，而鲁迅先生及其作品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对“药”之意象的剖析与解构能够帮助我们明晰其含混与复杂的内蕴。

西方思想传统一直受柏拉图二元对立体系影响，认为世界由诸多的善良与邪恶、含义与诠释、真理与启示等二元对子组成。这些二元对子结构稳定，有固定的等级秩序，前者一定优于后者。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1968年做了一个讲座《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解构了柏拉图建立的西方形而上的基础——二元对立逻辑和“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德里达的解构工具是“药”及其意象。他抓住了《斐德罗篇》（Phae-drus）开篇的一个地名法玛西娅（Pharmacia），引出与这个名字同源的希腊词语“药”（pharmakon）“药师”（pharmakeus）和“替罪羊”（pharmakos），然后紧紧扣住“药”这个古希腊词语的一个特点来阐述：“药”(pharmakon)含有双重含义，可以是良药或毒药，这两种意义可以随时转化。③

德里达指出，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正是因为“药”之双重含义所带来的含混与负面消极作用，而将之放在次生、模仿、低级和附加的二元地位上。书写或文字（written texts）与“药（pharmakon）类似，意义含混且是言语（逻各斯）的模仿、次生、低级和附加物，因而远离真理不可信。④柏拉图因此确立言语（逻各斯）的中心地位，但德里达的解构却发现“药和书写总是与生命和死亡的问题相关”⑤。“药”不是一个事物不同部分的总和，却是“生成普遍差异的先在中介”⑥；“‘药’是含混的，它是构成对立面在其中彼此对抗的中介（medium），运动与游戏在其中将对立的含义彼此相连，并将这些对立面反转，或者让一面跨越界限进入另一面。”⑦换言之，德里达肯定了“药”之含混性所携带的力量并用之揭开柏拉图所试图疏远和忽略的一点——世上没有绝对的二元对立。“药”是一种条件或者状态，良药与毒药、良善与邪恶、言说与书写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均诞生于其中。在这种统一又对立的运动和游戏中，首先产生的是“药”，然后是对立的“良药”与“毒药”。⑧因此，柏拉图的二元体系中所有这些二元对子，如良善与邪恶、真实与模仿、言说与文字、在场与不在场、男人与女人等在本质上都如“药”之意象，彼此对立又包含、无法分割也无法完全区分。“药”的剂量和药师决定着它是良药还是毒药。同理，虽然苏格拉底自己就是一个擅长使用文字这剂“药”的修辞大师，但是与他针锋相对的智者们也一样会使用修辞这剂“药”；苏格拉底虽不留文字，却依然死于毒芹汁，而指控他的罪名恰恰是用文字毒害青少年⑨；不论柏拉图如何贬低文字，却不得不用文字来构建自己的学说，解释和传递自己的思想。德里达通过解构“药”之意象让我们看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本身所具有的含混与模糊性。笔者认为，如果追溯鲁迅作品中的“药”之意象也能看到先生对“药”之含混性的清醒认识。

“药”是鲁迅先生作品中很常见的意象，“治病的药”“灵药”“药方”“无药可救”“对症下药”等等词语常见，此外还有一些作品与药有直接关系，如小说《药》《明天》和《弟兄》，还有杂文《父亲的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好政府主义”》《“死地”》《新药》等。在这些作品中，先生明确地对“药”一定就是“治病良药”表示怀疑;更多的时候，先生用文字表述对中医玄而又玄的治病方法的怀疑和嘲讽。⑩而“药”与文字以及“药”与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则是先生文字的重点。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解释了魏晋时期的文学风尚与当时文人吃药喝酒的风气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当时的舆论和政治并不宽松，文人只能在药和酒中寻找空间。何晏等文人名士吃的五石散其实是很危险的毒药，“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⑪鲁迅在最后也点出这些文人名士吃药喝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完全地超脱，吃药喝酒或者如陶渊明一般“悠然淡定”只是他们反抗被政治化、被礼教化的方式。普通人只知道模仿名士的“风度”而不知这些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鲁迅在暗示，“药酒之药”只能麻痹自己并且误导芸芸众生和普罗大众，对于彻底改造一个黑暗的国家体制并无帮助。

“药”直接关乎生死。表面上看，找到一味好药并且对症下药，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保存下去，反之就是被死亡的阴影吞没。事实上，围绕着找药、拿药、看医生、找医生等等与生死直接相连的故事，我们看到各种利益冲突，以及人性的狡诈、冷漠与丑陋。在小说《药》《弟兄》和《明天》中都充斥了无药可救之后的绝望和恐惧，而《药》与《明天》更是反映了下层贫苦群众在疾病中寻求“治病良药”的无奈、绝望和悲苦，以及因为这种绝望而生出的愚笨和愚昧。《药》中的小栓父母为治病而求“人血馒头”为药，而革命者夏瑜即便以自己的鲜血为药，依然无法让身边的看客惊醒也无法救小栓的命。⑫这个“人血之药”凸显了先知与民众的冲突以及现实的残酷。如果不彻底改变中国国民的民族性，即便“人血之药”也难有起死回生、创造奇迹的药效。

“药”似乎也可以是知识分子努力寻找的济世良方。面对满目创痍的中国，当时的文人学士们都在寻找济世良药，只有鲁迅对任何宣称是济世“良药”的主张保持怀疑和警惕。比如梁实秋认为“三民主义是一副药，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因而质问鲁迅“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⑬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⑭鲁迅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各种“主义之药”充满了幻象，相互之间的斗争也是“药”的副作用之一。

此外，鲁迅先生还很清楚“文字之药”的语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用文字进行启蒙的同时，先生知道自己的文字也具有其“药”的毒性:“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⑮先生也担心自己的文章在唤醒民众和启迪国民性上用力过猛或者时机不当会造成相反的效果，让一些年轻人觉悟后却很快走向了无辜的牺牲。鲁迅先生曾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⑯。先生使用文字的目的是要“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然而先生亦深知文字这剂“药”的正反两种作用会将他置于尴尬处境中，但他却只能选择文字作为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理想和救国目的。柏拉图深知“药”之含混与不确定，因此贬低之、防范之；德里达深知“药”之含混性意义，因此用之来挑战和解构权威与极权；鲁迅深知“药”之有限性和矛盾性，因此对“药”之功用存在怀疑，保持警惕。

因此，如果说鲁迅精神是药，那么这种精神就该能体现对“药”这一类意象的复杂和多变特性的了解。此外，这种可以称为“药”的精神应该是自我反思的，时刻在提醒自己和读者这个意象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并且不承诺自己所提供的是“良药”。鲁迅先生的文章正是如此。它们总是展示一种黑白混杂的世界，告诉人们这个复杂、含混的世界不是简单的“是”和“否”。鲁迅精神的魅力在于，不论是自己写作还是和其他学者文人“对骂”，先生总是能拨开文字、话题、口号、思想等表层的热闹和纷杂，让人们看到其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这种认识让先生总是对极端化和简单化保持警惕，这种警惕和自知是鲁迅先生最宝贵的精神。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分析看出，先生在看待一个事物的时候总能同时看到其对立面或者这个事物转向对立面的可能性:

先生认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启蒙和呐喊，但凭借对语言文字变化特性的清醒认识，鲁迅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启蒙主义立场，一方面坚持中国应该走“科学”和“民主”的道路，另外一方面非常警惕任何将“科学”和“民主”极端化、偶像化的倾向，“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⑰先生支持和同情无产者的“革命”，但不认为“革命”等于“草菅人命”。先生认为，“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先见性地指出“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表明自己同情支持革命的立场，但同时对口号式、投机式和玻璃窗内的“革命文学”表示怀疑。⑱在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鲁迅坚定地反对“吃人的礼教”，但并不是全盘抛弃和否定中国传统思想。他自己是一个孝子，他在文章中批判高举所谓的“道德”而遗弃孝道的行为。鲁迅支持并赞同当时最时髦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等话题，但同时很警惕伪三民主义，伪民主、自由和平等。⑲他清楚地警告大家:“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⑳鲁迅在与当时的政府、政党、社团和个人的交往中也保持这种独立和清醒。他领取国民党政府的津贴但是照样骂国民党;他和人交往不从门第、权势、出身等方面出发，而只看重人的品格。㉑

先生一生不断在反抗、在启蒙、在反省、在批判他人也自我批评。㉒这种复杂、自省、反思的特质是今日中国学人依然需要的“鲁迅精神”。如果简单地以为“鲁迅精神是治病的良药”，恐怕离真正的鲁迅精神甚远。这样的理解只会将鲁迅先生继续高高放置在神坛上，作为一种工具被人们利用。

解构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被广泛用来挑战现有的一切领域内的权威和霸权。㉓解构主义其实也是一剂“药”，使用得当能够成为挑战霸权和不平等结构的有利工具，帮助人们看到事物变化的轨迹并且能保持清醒认识，让人类保持谦虚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和未来。但如果使用不当，解构主义能够变成摧毁的工具，变成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抛弃的同时会为自我的利益建立另一种极端体系。

用解构主义来解构鲁迅思想和作品在接受过程中被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笼罩的光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解构的目的只是为了破碎和毁灭，抡起解构的大棒将鲁迅先生所有的一切粉碎和抛弃，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构精神，而且这种解构的力量也用错了地方。

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中论述了文字的危险:“一件事情一旦被文字记录下来，就到处流传，传到能看懂它的人的手里面，也传到看不懂它的人手里，还传到与它无关的人的手里……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自己却无力为自己辩护，也无力保卫自己。”㉔鲁迅与德里达都面临这样的场面。在我们说鲁迅精神是“药”的时候，也许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自己在服用这剂“药”并且知道这“药”的滋味和力道?我们自己是否能做名称职的“药师”？在知道“药”之变化和不确定特性后，我们还能狭隘地将鲁迅精神定义为“良药”么？在遭遇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毫不内疚地把责任推给“药”？我们在抱怨“药力太猛”或“药效太轻”的时候是否有些不负责任？

笔者相信，真正的鲁迅精神会被历史记忆。

①世纪之交，《芙蓉》《收获》《橄榄树》《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先后刊发了学者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裴毅然的《鲁迅问题》以及作家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等文章。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武装的青年学者如葛红兵和以“文化异端”自居的作家王朔等对鲁迅、鲁迅的作品以及鲁迅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批评。而针对葛红兵等人的观点，学界众多学者如王富仁、林非、陈漱渝、高旭东、郑家建以及创作界的张承志等一批人都做出了回应。参葛涛、谷红梅编:《聚焦“鲁迅事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廖四平:《关于20世纪末的鲁迅论争》，《鲁迅世界》2002年第2期，第4－17页。

②参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

③④⑤⑥⑦⑧〔法〕德里达(J．Derrida)著、芭芭拉·詹森(BarbaraJohnson)译:《柏拉图的药》(Plato'sPharmacy)，《散播》(Dissemina-tion)，Continuum出版社，2004年，第69-

186、70、107、129、130、166页。

⑨参〔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申辩篇》，《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⑩参见《朝花夕拾·父亲的病》《呐喊·自序》《坟·从胡须说到牙齿》《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等。

⑪《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2页。

⑫比如先生后来说:“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华盖集续编·“死地”》，《鲁迅全集》第3卷，第283页。

⑬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载《新月》第二卷第八期(1929年10月)。本文转引自《二心集·“好政府主义”》，《鲁迅全集》第4卷，第248页。

⑭《二心集·“好政府主义”》，《鲁迅全集》第4卷，第249页。

⑮《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0页。

⑯《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4页。

⑰钱理群:《鲁迅九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⑱《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3－239页;同时请参郝庆军:《鲁迅与中共关系再探——从鲁迅与瞿秋白订交谈起》，《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46页:“他要左翼作家剔除罗曼蒂克的幻想，抛弃诗人或文学家高人一等的观念，要坚决、切实，持之不断，还要有韧性，不要把文学当敲门砖，等功成名遂即弃之不顾。”

⑲参戴燕:《鲁迅的药与酒及魏晋风度》，《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3期，第4－12页。

⑳《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617页。

㉑长崛祐造:《鲁迅的陈独秀观与陈独秀的鲁迅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第31卷第4期，2002年8月，47－53页;《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改变——鲁迅与瞿秋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第24-31页。

㉒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50页。

㉓对此，德里达自己解释道:“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为什么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其次，解构的责任自然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里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和霸权的对抗。”参〔法〕德里达著、张宁译:《访谈代序》，《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1998年，第15－16页。

㉔〔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斐德罗篇》，《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