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 第3480期 | 张冰：“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问题

“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

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问题

一、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诗学

与中国民俗、年画

     1914 年俄罗斯形式主义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 ( В. Б. Шкловский) 的 《词语的复活》的面世被认为是俄罗斯形式主义形成的标志。俄罗斯形式主义者集体出版的第一个文集便是 《诗的语言论集》( 1916) 。当时，以探讨 “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体裁和风格的产生及其演变原因”为切入点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尚未正式成立。1923 年，俄罗斯形式主义三大主将之一的迪尼亚诺夫( Ю. Н. Тынянов) 在 《诗歌语义学问题》( 后更名为 《诗歌语言问题》) ¹ 里分析了 “作为诗歌结构因素的节奏”和 “诗歌中词的意义”，阐明了诗歌语言的特征、节奏和意义等诸多诗学语言问题，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所指——— “材料”进行了语言学概念上的 “语言和词”的界说。特别是其强调的 “日常生活主要通过言语与文学联系”等论点，为“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不同”(文学语言特质) 后来成为形式主义的核心理念奠定了基础。因此，就语言学诗学而言，形式主义的贡献之一在于，突破将言语作为工具的传统的言语观，强调构成文本的词的意义、结构、功能等。这一主张在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研究理念和实践中有深刻体现，亦反映出 20 世纪俄罗斯文论的建构发展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折射。

     出于对语言的倚重，俄罗斯汉学家关注中国的年画、民间文学 ( 俗文学、民歌、传说、谚语、戏曲、评书) 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等中国民间文化，并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对于文化理解之重要性等角度进行研究。俄罗斯首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和汉语言学家罗索欣 ( О. К. Россохин) ，1729 年以第二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身份前往中国后，在北京 “积累了关于中国日常生活和中国文化的知识”。1741 年回国讲授汉语时，他不仅向学生教授文法，而且给他们讲 “中国人的待人接物”，“他知道，没有生活知识、日常经历，离开中国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很难学到语言”。² 阿列克谢耶夫更是直言: “不学习文化，就不可能学习语言。二者之间存在着完整的一体关系: 学习语言，是为了研究文化，因为只有掌握语言的人才能够理解文化。研究文化是为了学习语言，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反映。”³ “汉语知识是打开整个汉语世界的钥匙。”⁴ 俄罗斯汉学家由此开始了以语言学诗学视角审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旅程。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民俗是他的贡献。”⁵ 其一， “语言即生活”。阿列克谢耶夫在汉学民间文化研究中特别重视语言词汇的作用，他甚至早在欧洲求学时就至少学习过四位语言学家的课程: 梅耶 ( Antonie Meillet) 教授、院士讲授的 “社会因素影响的语言结构”，亨利 ( VictorHenry) 教授讲授的 “比较语言学”，帕西 ( Paul Passy) 教授讲授的“现代语言学比较研究中的语音理论”，鲁斯洛 (Ｒoussеlot) 教授讲授的 “实验语音课程”，并且向汉学家学习过汉语语音理论。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汉字是种特殊的语言，词汇由象形字组成，稳固不变。这虽与俄语词汇迥然不同，但并不影响学者们对语句意义的一致认同。迪尼亚诺夫说 “句子之外的词是不存在的”⁶，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口语中的一切都决定于字在句子中的位置”⁷。因此，正如迪尼亚诺夫主张的，文学研究的要点是文学材料，意即 “语言和词”以及 “结构原则”是研究的核心; 阿列克谢耶夫强调的也是: 这种词汇形式 ( 包括节奏、风格等等) 和它的意义一样重要，词汇即意义，“言语节奏是其内在的生命，是无法用语法解读的音乐，构成了其内部神经和风格基础”8。汉语韵律的魅力，用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研究专家、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斯别什涅夫 ( 司格林，Н. А. Спешнев) 的话说: 早在童年时代 “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童话歌谣那奇妙的韵律”⁹。其二， “他明了汉字之实情……”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列·扎·艾德林曾说: “他明了汉字之实情，相信自己的才智及经验。”¹⁰ 他认为: “一个欧洲人，如果对中国的认识始自与普通人的日常交谈，而没有见过汉字，那他一点都理解不了伟大而强盛的中国文化。”¹¹

     ^{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期间，阿列克谢耶夫曾到艾尔米塔日博物馆帮忙整理中国钱币藏品。当时中国人挂在脖子上的钱币护身符上的图案和题字引起了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间文化习俗和宗教 的极大兴趣。“他成为第一个中国文化学家，依靠亲身观察的论据、翻译及亲自收藏的材料对传统文 化进行了总体研究。他的视野中有许多从前被人忽视的领域。如: 他为补充护身符这一研究课题收集的中国民画。”12“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独具特色，如果从表面上思考这些文化，可以说，埃及文化的特 点是对死后生活的崇拜，希腊文化崇拜美和艺术，罗马文化崇拜国体和法律，中国文化的特点则是崇拜文字和文学。”13 阿列克谢耶夫以他 1907 年在中国沿大运河旅行在兴济看到的烧纸的香炉等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认识到，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文字是由古代圣人发明的，写有祖辈圣人和君子创造的文字的纸张是神圣的。}

     ^{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些见地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民间丰富的日常题铭、节日里的对联，包括桃符和护身符等的重视。他列举出旅行中记录的很多题铭，特别是城市街道上的各种题字、招牌，认为只有这些题铭描绘出了现实的中国，也是这些题铭使得中国的街道成为一门复杂的学问。他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是一个楹联的国度，在俄罗斯所有不贴字的地方，在中国都贴着对联，中国的普通民众，即使是文盲都不仅喜爱这些楹联，而且深谙其意。探寻中国文化的底蕴需要的正是回归这些民间文本，回归语言诗学。} 

     ^{“好似日常题铭的注释说明”，同时也是 “作为文字补充”14 的年画成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民俗领研究域的重要内容。他通过解读年画上经常借助汉字的同音异义特点而使用的一些双关语，揭示出年画的寓意。譬如: 年画上寿星骑的 “鹿”和 高官厚禄的 “禄”同音，蕴含祝愿升官发财之意; 年画上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孩童，一个手举锦盒，一个手托荷花，是取 “合和”之意，也是同音异义的美好祝愿。而谚语、寓言、话本、神话、传说这一切源自口头言语的民间文化形式都在年画中得以体现，对其解读也自然要回到言语自身。因此，他在对搜集的两千余幅年画加以辨识与源流考辨时，着重对其中表现的俗语进行了考证，譬如，他曾详细地列举出祈财的各种套语。在对在曲阜买到的“三星图”年画所作的详细描述中，他将其比作俄罗斯的圣像15画，但是却未将神性作为重心。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这幅画的文字是第一位的，画的核心是 “文字”而非圣者。16也是从语言学诗学的角度，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象形字使中国文化分成了由古典文献体现的高雅文化 “大文化”与表现为民俗诸种民间形式的 “小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统一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都在 “努力追求深刻的寓意”17。我们没有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直接引证，但是他旨在突破局限于中国语文学的旧汉学，强调汉语文本应该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倡导对拥有完整学科体系的汉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倡导建立 “与在新的层面与角度改革汉学密切相关的”18汉学实验室，这一系列汉学理论探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俄国形式主义不谋而合，而他的诗学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年画研究实践更可说是为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诗学理论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诗学与中国俗文学

    历史诗学理论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诗学以语言艺术为对象，对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研究是其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其创立者维谢洛夫斯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看来，原始个体的语言是诗歌语言，日常表达的则是散文语言，“语言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使就其狭义而言，也是如此”¹。这种对于语言属性的划分，除了包含对体裁诗学的探讨，实际上反映出对于艺术和现实的认识，语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形式载体。

     维谢洛夫斯基从自己的老师布斯拉耶夫(Ф.И.Буслаев)的神话学理论中接受了诗歌植根于民间诗歌的思想，他详尽地分析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间里，语言的结构、词汇、语法及各种修辞格的各种形式特点，以此探讨其起源和传递交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他认为诗歌与文化模式相同，文化与“产生于使对立的统觉(认知)调和一致，即建立新认知的需求之中的诗歌”²一样。因此，语言学诗学中的问题与文化，特别是与民间文化研究密不可分。

     譬如，维谢洛夫斯基在关于“诗歌共通语”的论述中谈到，“从形容对象的一系列修饰语中，某个修饰语被挑选出来作为该对象的标志，尽管其他一些修饰语并不比它更缺乏代表性”，如“白”天鹅这样的修饰语;以及“从已经表现为语言形式，脱离了诗歌心理对比法，并为后来的文学影响所丰富的大量对比和移植之中，挑选出了某些固定的象征和隐喻，作为共通语的陈词套语，并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广泛传播”，如作为象征的数字等。它们“同思想内容一起决定了它们的形象性的特点”。³

     民间创作与文学文本、民俗学与文艺学是自维谢洛夫以来俄罗斯学界讨论的理论焦点之一。维谢洛夫斯基坚持认为，以口头创作为基础的民间文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其起源更多的是语言，而不是文学。因此，他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方法对诗歌语言或者民间语言进行实证探源，找寻民族文学的典型特点和规律，譬如，他在讨论民歌中的“晨曲”主题时，比较了在德国、捷克、匈牙利、乌克兰、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地广泛传播的这一情节题材，指出语言模式基本上都是恋人、情人们不愿意“公鸡啼叫，黎明破晓”……但是中国的一首“晨曲”民歌则是皇帝和皇后惧怕白昼来临，因为“宫廷里已经聚集了早朝的臣民”，这“一首晨曲最足以说明这一民间主题的独立自主性”。⁴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的语言学诗学论说，使得许多人称他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他对民间诗歌的比较研究也推动了俄罗斯民俗学的发展。

     如果说阿列克谢耶夫的语言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视野更多的是在文化学和语文学基础之上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诗学达成契合，或者说是某种意义的呼应，显示出一脉相承的俄国学术科学实证传统的演进和发展，那么此后，历史诗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诗学、形式主义语言学诗学以及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的超语言学诗学等俄罗斯文论思想则为俄罗斯汉学民间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譬如，李福清从语言学诗学角度对中国俗文学中刘备外貌细节描写进行的比较钩稽、索解、溯本求源。在李福清看来，《三国志平话》里以中性叙述者身份对刘备外貌最为详尽的描写是:“生得龙准凤目，禹背汤肩，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语言喜怒，不形于色。”⁵然后这些话在张飞的话语中重复出现，并且有了新的特征“两耳垂肩”。而在以间接方式，即“众官”对刘备的外貌进行勾画时，又在众所周知的人物外貌特征外增加了“面如满月”的比喻和修饰语“龙”(“龙准龙颜”)。最后，刘备的外貌到了汉献帝的眼中则是，刘备与以前的景帝极像，刘备也恰恰是景帝的后代。⁶李福清认为，第一次描述刘备时谈到的特征，几乎都取自史籍《三国志》，其中的长臂和大耳的描写出自佛经译文。俗文学《三国志平话》出现以前，这种佛教特点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套语，有意思的是，道士们把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也说成是长耳垂(准确地说是佛像的长耳垂);第二次的描写中，增加了双耳垂肩的特点，这也来自于陈寿《三国志》的细节描述;第三次描写增加了两个新的面部特点:“面如满月”和“龙颜”。面容喻为满月起源于佛教，意即古印度传统，后来的变文中也有这种说法。⁷以上解读，特别是关于佛教的象征符号，对道教的影响等等应该更多的是在社会文化学层面。

     同时，李福清在语言学诗学意义上阐释了以上民间文学中三国故事种种说法的发生根源，指出“龙准”是民间对“隆准”的同音异义用法，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用于描绘汉高祖。平话作者，也或许是他们的前辈民间说书艺人将“隆”转义为“龙”，然后根据四字短语模式，用“凤”对应第一部分中的“龙”，构建了这一表达的第二部分。譬如，用“龙飞凤舞”比喻山势的蜿蜒，或者用“龙瞳凤颈”比喻权贵的外貌，或者用“龙肝凤髓”隐喻美味佳肴。“禹背汤肩”也同样建立在概念对仗的原则上。李福清还通过对《佩文韵府》中“禹耳三漏汤肩二肘”之说的解读，探讨了历史溯源中人物外貌的隐喻描绘和俗文学中的语言学释义。

     如果说“实证主义从方法论上来说，是把词语艺术本身作为具有独特性质与结构的现实历史和美学事实来进行研究的。这种方法在原则上非常适合维谢洛夫斯基所理解的文学创作领域的诗学研究”⁸，这种兴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俄罗斯的方法论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在李福清的上述归纳阐析中，同样可见出其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娴熟运用。李福清也正是在大量细致、详尽的历史归纳、罗列概括、类比实证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三国志平话》中刘备、张飞、关羽等人物外貌的描写范式:“表面上建立在定语和对比的原则上”，“人物的外貌描写逐步地进行，似乎被分解为独立的五官和身体部分，并且每一部分通常都是通过将定语(绝大部分是“动物的”)与被修饰者的组合得以达意。几乎到处都在运用这种人物描写方法，除了那些以其他范式建构的佛经的定语”。而“董卓有万夫不当之勇，身长八尺五寸，肌肥肉厚肚大……”更加细节化的描写，则“借助于最普通的定语修饰语，而非运用任何的比喻或对照”。李福清还对其他民间史诗英雄的描写进行了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指出“将人物外貌描写通过一系列比拟来传递的原则本身在我们看来正是史诗体裁的典型特征”。⁹

     李福清的语言诗学研究是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文化比较诗学的承继和发展，文化学视野是李福清汉学语言学诗学视野中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同样重要的一面，正如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是对将历史与文化或者文化史密切相联的语言的诗性研究。因此，李福清得以成功地揭示出中世纪俗文学中人物描写的一般审美原则，揭示出中国古代各种哲学体系中肖像的描写作用，以及中国古代俗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描写的标签性; 并进而探究各民族传统观念中人的外貌描写特点、手法演变，“展示这一过程中，新的和传统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文学与民间创作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以及中世纪各个种类和体裁文学作品受到的异域影响作用和外来描写手法的适应原则”¹⁰。这些研究显示出他渊博的汉学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也为中国民间文化、俗文学研究开辟了独特的视阈。

三、超语言学的语言学诗学与中国俗文学

     巴赫金将其语言艺术研究称为“超语言学”研究，即“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它与语言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活的语言的“对话关系(其中包括说话人对自己语言所采取的对话态度)”，超语言学的范围涉及故事体、对话体等各种言语体裁，其共同的特点是，“这里的语言具有双重的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¹巴赫金注重文本语言的“对话关系”，意在突破形式主义坚持的语言是绝对中心的阐说，对于20世纪的西方人文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托多罗夫(T.Todorov)甚至试图对巴赫金的对话原则进行“理论化”，“使之成为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²。

     而就李福清的中国汉学俗文学研究而言，巴赫金探讨超语言学的“他人言语”模式类型及其特性时，系统具体地对“直接言语、间接言语及其变体”的阐释直接启发了其学理思路和研究视野。譬如，李福清借鉴巴赫金语言诗学中的“线形”文体(линейныйстиль)观点，来界定中国古代俗文学、中世纪文学典籍。中国俗文学与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兰西著作以及古俄罗斯文学作品一样，“在内部个性化削弱的情况下，为他人言语塑造出清晰的外部界线。在整个语境只有单一文体的情况下(作者和人物都讲同样的话)，使他人言语在语法和结构上最大限度地自成体系……”³应该说明的是，1929年1月在列宁格勒出版的、署名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始终存在着有关作者著作权的争论，20世纪70年代苏联版权局曾发文确认巴赫金是合著者，美国版《形式主义》“前言”也引用柯日诺夫的话:巴赫金去世前签署过一个文件，宣布自己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内的作品的作者。此后，尽管有许多学者坚持慎重对待巴赫金在沃洛希诺夫、梅德维杰夫名下的著述的“作者”作用，但是沃洛希诺夫、梅德维杰夫作为“巴赫金小组”的重要成员，他们名下这些著述的“巴赫金派”“性质”已经得到公认，《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奠定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语言哲学理论，特别是超语言学思想的基础。李福清以《三国志平话》为例，研究了“直接引语———人物对白”这一转述他人言语模式及其变体。指出:以这种文体完成的中国俗文学和中世纪文学典籍中的“直接引语”，必须有“为他人言语塑造出清晰的外部界线”⁴的“引入动词”。“唐代传奇中，作者甚至在本身即含有说话之意的动词‘答’之后还要用‘曰’，即词组‘答曰’……”⁵这些都是民间文学口头形式的特点。

     同时，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用自己语言感知他人言语和说话者个性的这些形式中，特别明显和突出地表现出在历史中变化着的社会意识形态交际的形式。”⁶李福清认为，与唐代传奇同时代的变文显然受到唐代口语和说唱形式的影响，其中可以见到基于日常语言规范的另外引入直接引语的形式，完全打破了书面文言文作品引入直接引语的常规，主要有四种模式：(1)以表示说话(命令、指使等)的动词，但不加“曰”字的方式，这大约是受了口语的影响;(2)将直接引语放在表示情感或情绪的动词之后;(3)不采用任何引入结构，而是在一人说完之后直接写另一个人的话语，这是受到民间说唱表演以生动的语调来区分人物话语的影响;(4)描写人物某个动作或位置转移后直接写人物说的话，表明了中世纪白话特有的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饶有兴味的混合，而且17世纪俄罗斯小说中也有相同的情况出现。在李福清看来，这表明当时正处于直接引语由书面直接引语向民间文学作品对话表达方式的过渡阶段。⁷

     显然，在俄罗斯汉学家语言诗学的研究视野中，中国古代俗文学中作为转述他人言语产生的独特的“直接引语———人物对白”语言表述法，已经不是单纯的语言学话语模式。李福清通过大量不同的情节话语单元细致地比较分析了《三国志平话》中直接引语的种种形式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特别是“平话”这样的民间文学作品与叙述同一事件的古籍作品相比，其中一个“平面单位”人物说话的次数几乎多了一倍。这说明对话话语在俗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叙事作用:其一，有助于克服文言文特有的单调性，不同引入手法的运用提升了对话的文学质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物语言呆板的问题。这里再一次体现出巴赫金言语学说对李福清的深刻影响。李福清在此引述巴赫金的话说:“如在引入动词的相应的地方插入评注之类，对于克服直接引语的呆板会有着重要意义。”⁸其二，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美学体系中，尽管人物的直接引语，包括自我独白都十分单纯，缺乏诸如谚语、格言等成分，也并不总是口语，但是其处于书面语言形式和口头话语之间，一方面从中可见史籍的影响渊源，另一方面对于研究史籍及其发展演变大有助益。同时更加表明，对话关系、对话原则在俗文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似乎在印证巴赫金的论说:“语言不能自我存在，而只存在于与具体表述及具体的个体语言行为相结合之中。”⁹其三，直接引语形式已经显示出从“单线形”话语叙事向具有“立体感”多声部语言演化的趋势，现代说书艺人的人物话语表现手法偶见端倪。

   “文学艺术的语言问题是文艺学的中心焦点之一。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关系构成了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点。”¹⁰ 以阿列克谢耶夫、李福清等俄罗斯汉学家在语言学诗学意义上对中国民间文化诸种问题的探寻，在世界文化整体视野中置身于中国 “之外”，历史地比较分析其中的文化根源理据，对其中 “如何表达”的语言形式 (层面) 的关注及其所作的精辟阐释，无异深得俄罗斯学界语言学诗学研究模式之道，同时与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学界沸沸扬扬的 “语言学转向”也脱不开干系，尽管其中不无极端偏颇之见，但俄罗斯汉学家独辟蹊径的中国民间文化领域的“语言学诗学”研究对当时的中国研究界无疑是种前卫，对当下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亦有极大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张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俄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俄罗斯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汉学及翻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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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黄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