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第3472期 | 叶舒宪：重构中国玉文化源流的认知模型——基于第十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的研究

学术 2024-08-21 20:00 广东

重构中国玉文化源流的认知模型

——基于第十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的研究

原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64 (04)期

摘要：

2023年7-8月，文学人类学团队进行第十六次玉帛之路(东北道)考察，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18个县市，聚焦史前玉文化在距今1万—5000年的发生、发展和传播情况。考察结果认为，以距今1万—9000年的吉林双塔遗址和黑龙江小南山遗址为首，南下催生了距今8000—5000年的西辽河地区玉文化高峰，中国玉文化史源流的总体性认知模型需要重构。辽东的海城—岫岩，是北方玉矿资源之都；黑龙江小南山遗址、昂昂溪遗址以及吉林双塔遗址，构成北纬46-47度间的中国玉文化起源带，并由此形成史前玉文化传播的第一次浪潮；随后其南下传播，影响到科尔沁草原至通辽—赤峰地区，催生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玉文化第二次浪潮。小南山、昂昂溪、双塔遗址玉器及哈民玉器原料，表明在辽东岫岩玉之外，还有更早期、更偏北的玉矿资源即贝加尔湖玉对玉文化史第一次浪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玉文化不间断的传承脉络具体展示出“万年中国”文化史上半段即上五千年探索的目标。

关键词：

玉文化起源期；玉文化起源带；中国玉文化；上五千年；北玉南传

一

考察缘起：前田野阶段

2019年4月，文学人类学团队曾举办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道)田野考察。此后，由于受到防疫的影响，相关的系列田野考察活动实际上停顿了三年。2023年7月底，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趁协助朝阳市举办中国史前礼乐文化研讨会之机，决定会后举办第十六次玉帛之路田野考察。最初设计考察路线是将辽东岫岩玉矿列为第一目的地，然后北上考察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史前玉器出土地点，且以考古新发现的几个重要遗址为主，如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和吉林白城双塔遗址等，理由是这两个遗址近期先后发现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玉器，大大刷新了中国玉文化史的起点数据。

为此，笔者就考察活动事宜动员在西安、成都和青岛的成员，提请各位事前联络考察目的地的专家和线人，协助联系和细化考察点及探访对象，并布置五部书作为“前田野”阶段的学术预习和预热：李陈奇与赵评春著《黑龙江古代玉器》、冯用谦著《红山文化玉器新品鉴考》、杨伯达著《中国史前玉器史》、吉平与邓聪主编《哈民玉器研究》、张鹏飞编《东北史前玉器研究》。

筛选五书为考察前的知识补习，是由于本次考察要对此前的十五次系列考察作地域性知识的补缺。五书的作者或编者主要为东北三省的一线文博或考古专业人士。五部书出版的时间介于2008年至2018年，属于东北史前玉文化研究的新知识领域。文学人类学团队前些年完成十五次考察。第一至第十四次都是在西北地区举行，主要是摸排以西部玉矿资源区为起点、以中原国家消费地为终点的西玉东输的各时代路网情况。第十五次考察则大跨度地转移到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主要摸排距今7000年至4300年间长三角地区的玉文化源流情况。该地区的史前玉文化，以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玉器为起点，以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玉器为过渡期，以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生产大繁荣为其巅峰期，随后以良渚文化终结为其终点。这完全属于凭借物证的史前史物质文化研究，考察的重心是聚焦我国南方的史前玉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和地理分布。

相对而言，第一次至第十四次考察的范围，以西北各省区为主，所聚焦的史前玉文化对象以陕甘宁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和秦晋之间的中原龙山文化为代表。这两个史前文化的发生时间约为距今4500年至4300年前后，龙山文化稍早。这个时间点，恰好是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玉文化达到巅峰期后的终结时间，即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前的衰亡。从时间尺度上看，第十五次考察的南方史前玉文化突破了西北和中原地区的玉文化年代上限，全面进入到上五千年的时段里。第十六次考察的目标则更加明确：要到上五千年的前半段去寻找在上五千年下半段玉文化全面繁荣和南下传播的祖源地。目前看来，这样的祖源地应在辽宁和更偏北的吉黑两省。为什么在距今7000年前后，会出现南方地区的玉文化发展浪潮?其更早的源头情况怎样?以海岱地区为中心并波及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玉器传统，在时间上要晚于南方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玉器，所以大汶口玉器并不具有起源或发端的意义，只是更早玉文化传播影响下的地方流变而已。那么包括大汶口玉文化和两个南方玉文化(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的早期史前玉文化，怎样开启其玉器生产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就现有的考古知识而言，国境内唯有两个地点(小南山与双塔)出现9000年以上的玉器实物，这就成为本次考察的主要对象。

以往的研究基本能够确认我国万年玉文化传承过程的史前期有依次发生的三大地理运动方向，三者之间表现为因果关联上的多米诺展开过程：

第一，先有玉文化起源期的北玉南传。玉文化始于1万年前的旧、新石器时代转换期的吉黑地区渔猎社会，在距今9000至8000年间向南传播。是为玉文化地理传播连锁反应的多米诺头牌。在距今8000至7000年间传播到整个燕山和西辽河地区，随即进一步南下，在距今5300年之际形成长江下游地区的玉文化高峰，在距今4000年前后已经覆盖东部沿海多数地区，包括岭南地区和珠江流域。

第二，再有东部地区的玉文化向中原和西部传播的东玉西传。东玉西传运动和北玉南传运动同类，主要是玉礼器生产和相关的神话信仰的跨地域、远距离传播，促成中原地区自仰韶文化后期到龙山文化的玉文化浪潮。

第三，东玉西传的结果是在覆盖中原地区之后，进一步扩展到甘青地区，催生齐家文化的玉文化高峰，而经过齐家文化的地理中介作用，则将夏商周以来中原国家寻找西部玉矿资源的尝试从渭河上游的陇西地区先延伸到河西走廊地区并直抵敦煌三危山和肃北马鬃山，后在周穆王西游昆仑和西汉张骞通西域背景下再延伸到新疆南疆地区，形成四五千公里的西玉东输之路网。

综观这三次玉文化运动，第一和第二次是以玉文化及神话信仰—礼仪综合体的思想观念传播为主，以北方优质透闪石玉矿资源的南下为辅。第三次则纯粹是西部优质玉矿原料的远距离输送：以构建持久不懈的交通运输渠道，将优质透闪石玉料储藏丰富却本无玉石神话信仰驱动开发的西部玉矿资源区，同中原国家统治阶层代表的玉石资源主消费地区，联结为一个完整的“资源依赖”供应链。正是这个神圣信仰支配下的特殊物资供应链，从国家地理版图方面，见证着“何以中国”问题的关键答案：“玉成中国”。

第一次玉文化大传播运动始于万年前的东北地区，在距今约4000年之际得以完成，玉礼器使用已经覆盖到两广和岭南地区，完成从当今国境最北端到最南端的全覆盖，用时长达五六千年。第二次大传播运动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即中原仰韶文化后期。那时中原地区刚开始在东部和北部传来的玉文化影响下，出现玉文化萌芽。可根据其玉料的单一性情况，命名为“玄玉时代”。第二次运动的结尾期在距今4000年左右，以玉璧礼器成组出现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为标志。这是史前玉文化传播的最西端。其最南端则以广东石峡文化玉器为代表。第三次玉文化大传播运动始于齐家文化的中期，距今将近4000年。齐家文化玉器的祖源是陇东地区的常山下层文化，而从常山下层文化到齐家文化，属于玄玉时代的后半期，其直接来源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玄玉玉钺群。目前已调查的数据表明，仰韶玄玉玉钺普遍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黄河的几大支流：渭河、泾河和北洛河流域。距今4000年前后，以齐家文化地区为中介，形成西玉东输新局面：越来越多的西部玉矿浅色透闪石玉料输入中原，从临洮马衔山到肃北马鬃山和敦煌三危山，最后到新疆若羌、且末、和田、叶城、喀什等地。西玉东输运动按照多米诺方式展开并不断延伸，至今依然在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奢侈品物资供应作用。

上述史前玉文化传播的三大主流运动，可用十二字概括：北玉南传；东玉西传；西玉东输。

以往的十五次玉帛之路考察，前面十四次的考察内容全集中在西玉东输方向，即第三次玉文化传播运动。第十五次考察是聚焦在东玉西传的始源地——以环太湖为中心的史前长三角地区，提示玉文化如何在上五千年先统一长三角、随后再统一中国的。这主要指玉礼器的体系化制度在良渚文化消亡的同时向西传播中原，为夏商周王朝的礼制贡献出“六器”中的前三项即璧、琮、璜。2023年的第十六次考察，是首次进入到玉文化史发轫时期的主要地域范围，集中探索第一次玉文化地理大传播浪潮即北玉南传运动的缘起情况，并为良渚文化以璧、琮、璜为主的玉礼体系追本溯源到更早的燕山以北地区原型：璧环、玦和璜皆源于小南山文化至兴隆洼文化；琮源于镯，镯的原型为玉环，可视为放大版的环。这些源流方面的新认识，大大超越《周礼》六器体系的原作者想象的内容，在中华上五千年便宣告完成，并在下五千年的早段即距今4500年至4000年间完成六器中的五器(无琥)之辗转传播中原地区的历程。

以上回顾前十五次玉帛之路田野考察的学术积累情况，学习和追踪史前玉文化考古新资料，以及民间发现的玉矿资源情况，从而综合判断，得出对玉文化总体的新认识，以此为准备，展开第十六次考察的探索和验证之旅。

二

田野阶段：勾勒玉文化起源期和起源带

2023年7月中旬，确定第十六次玉帛之路(东北道)文化考察的纲领：“万年玉源——东北史前早期玉器”，考察组成员为：叶舒宪、朱鸿、杨骊、唐启翠、朱成杰、王卫卿。拟定考察路线：辽宁岫岩县玉矿→辽宁海城析木玉矿、小孤山遗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哈民遗址博物馆→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或哈尔滨黑龙江省博物馆小南山玉器特展)。出发地是辽宁朝阳市。

考察宗旨：据最新考古发现，亚洲玉文化的起源与贝加尔湖至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玉文化关联密切。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玉器群是东北三省的几个重要遗址，距今1万年至9000年。考察希望全覆盖这些重要遗址和玉器标本资料，为中华上五千年文化史新知识积累素材。

然而由于夏天天气突变，受到暴风骤雨和防洪避险等影响，原计划去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的目标只得放弃，改为观摩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博物馆新办的“玉见南山”特展。兼之暑期票务紧张，到黑龙江后的实际考察行程也只能根据当日的情况而临时决定，“君子随遇而安”演变成为“君子随玉而安”。

“随玉而安”的最终结果，使得考察大大超出原计划：7月31日从朝阳市出发，结束于8月10日的赤峰市，总共考察到东北三省加内蒙古自治区的18个县市(图1)，相当于原计划6个站点的3倍，总行程达5000公里。参观博物馆29个、史前遗址10个、考古工作站(含工地)6个。仅从里程指标看，已超过前些年的任何一次考察。

图1 第十六次玉帛之路考察路线图

(对海拉尔和天津的考察是考察组抵达赤峰后分别由一位成员再继续北上或南下而单独完成)

考察覆盖的18个站点之全记录，有《百色学院学报》2024年刊出的杨骊博士撰写的考察日志。本文据考察时间顺序，围绕辽东海城—岫岩“北方玉都”、黑龙江小南山和昂昂溪的玉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和聚宝山遗址、科尔沁草原的哈民玉器、通辽—赤峰的红山文化圈等做重点陈述。

（一）辽东海城—岫岩：北方玉都

考察组离开朝阳市，驱车前往著名的北方玉都—岫岩县。先到鞍山市下属的海城市，考察第一个重要遗址：小孤山仙人洞。这里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先民就已经开始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特产的透闪石玉原料，用打制方式制作诸如手斧(有距今两万年的实物)等玉石器工具。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更是多有磨制的玉质工具。考察组在岫岩县的多家私立博物馆和玉器商店看到此类的玉质工具，其类型以玉斧、玉锛、玉铲等带刃的工具为主，大件者长度超过二十厘米。

如今的学者们很重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生产的原料来源问题，一般都在缺乏实际检测数据的情况下，推测其为数百公里之外的岫岩玉料，却相对忽略对岫岩和海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调研和摸排普查。目前所见相关考古报告仅有一篇，将岫岩北沟西山遗址年代确认为距今4500年，出土文物中有个别的岫玉制成的工具如小玉凿，还有若干蛇纹岩制成的石环，没有玉礼器，这说明本地优质透闪石玉料储藏，在当地已发掘的极少史前遗址中尚未找到规模性开发利用的情况。这和民间流传的大量史前玉斧、玉凿类的情况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据此推测，本地区的史前文化应还有很大的发掘和探索余地。从岫岩县西山遗址反映的生计形态看，虽然以农耕为主，但是仍保留着很大比例的狩猎采集的成分，相关的细石器也有较多数量。参照考古报告《小孤山》的内容，提示以下几点，作为日后研究之问题意识的导引：

其一，为岫玉正名。海城和岫岩两地的玉矿资源，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某种固定的偏见，影响着大多数人对岫玉的认知判断，即认为与新疆和田玉相比，岫玉是品质较低下的玉种，俗称蛇纹石玉。实地探访和观摩后，终于全盘打消了以往的偏见。海城和岫岩玉料应分两大类：蛇纹石和透闪石。其透闪石玉部分，虽然数量占比不如蛇纹石玉多，但其质量却和新疆和田玉同类，即在伯仲之间。岫岩玉中的透闪石玉也像和田玉一样，区分为山料和籽料。籽料在当地习惯俗称“河磨玉”，指在河床中经过千万年冲刷打磨的上品玉石，多为磨去棱角的鹅卵石状。河磨玉对比新疆和田玉，所产的地域范围要小很多，储量有限，其玉料颜色的丰富程度也远不如新疆玉。一般而言，河磨玉的色调主要为两种：偏绿色和偏黄色。海城县南端的孤山镇接壤岫岩县北端的偏岭镇，两地间为一山之隔，前者为山北，主产绿色系玉，当地称析木玉或孤山玉；后者为山南，主产青黄色系玉，当地称“黄白料”。海城县孤山镇的析木绿玉是近年来开发的新玉种，历史上知名度高者为岫岩县偏岭镇的岫玉。过去通常认为岫玉是蛇纹石，如今得到正名，由此方知岫玉料也有比肩和田玉的透闪石玉。

其二，岫玉与和田玉在玉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之对照。从开发的历史看，和田玉的使用最早不超过齐家文化时代的4000年前，其在商周以后时代的消费者主要为中原王朝国家的统治阶层。而海城河磨玉的开发利用，以小孤山仙人洞出土旧石器时代工具看，至少在距今2万年前；至多，则需加倍，在五六万年之上。《小孤山》封底是石英质的手斧彩照，而石英也算广义的玉石种类，仅次于透闪石，其矿源和产量却大大多于透闪石。《小孤山》所报告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几乎清一色全部采用石英为原料。新问题亦由此而来：出于何种考量，旧石器时代先民放弃在本地唾手可得的透闪石玉料，唯独偏爱石英?岫岩玉的最初使用，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是数百公里外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玉器，但尚待出土玉器与岫岩玉的矿物成分检测数据的印证。近数十年玉学界有关岫岩玉“是我国开发最早的玉料”、“开路先锋”或“中华第一玉”之类的观点与判断，目前看也需要重新权衡、略加修订。

其三，据北京大学地矿研究专家王时麒研究，岫岩玉与新疆和田玉在外观上的明显区别是缺少白色和青色系列，而其中的黄白色和黄绿色在新疆和田玉中也基本没有，两地闪石玉在颜色上的明显差别，对判断古玉器的玉料来源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本考察组所见小南山玉器、昂昂溪玉器与哈民玉器，还有本次未能考察的黑龙江依兰县倭肯哈达玉器和吉林白城大安后套木嘎玉器等，其主要玉料皆为优质透闪石白玉。这就很好地提示：中国玉文化起源期的玉料来源问题，需要在辽东的岫岩玉之外重新探索和思考。目前所知可能性大的更早来源地是贝加尔湖玉矿。

资深的辽宁考古专家孙守道在1998年根据我国辽宁查海遗址和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推测我国用玉的历史应该早到万余年前，即在兴隆洼文化之前已经用玉，却未提及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玉工具的发现，或许是没有将玉工具算作玉文化的范围，仅作为一般石器看待。杨伯达引用傅仁义《最早岫玉制品的发现是中国玉文化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将玉工具的历史也算作玉文化研究范畴，并标出其起止年代为距今3万年至距今3000年(三星堆、金沙遗址玉工具为例)，小孤山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玉工具虽然也被间接提及，却没有确认其作为玉文化史开端期的领先地位，所论述玉文化之始依然以8000年前的兴隆洼玉器为首例。栾秉敖等学者对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现状归纳，虽列入海城小孤山玉斧，却仍将吉林通榆县、镇赉县各遗址古玉及黑龙江小南山玉器等归入兴隆洼文化玉器的范畴。王时麒判断从赤峰兴隆洼玉器到黑龙江小南山玉器、乌裕尔河大桥和亚布力玉器以及李家岗、毛都西那屯、江湾等遗址玉器，“主要为岫岩闪石玉”，并绘制一张岫岩玉传播路线图，标出自辽宁岫岩向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两条北上传播线路。如今看来，也需要重构，以便对应北玉南传的新认识。至于山东后李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玉器等“主要为岫岩玉”的判断，也是在未经仪器检测数据支撑的条件下做出的推断，在贝加尔湖玉矿资源南下传播的背景下，同样需要重新权衡。

（二）黑龙江小南山和昂昂溪的玉器

考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的计划，因天气突变而临时变更，只能先冒着大暴雨去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博物馆之“玉见南山”特展做现场观摩，然后取道大庆，在齐齐哈尔考察当地的博物馆和史前遗址。其后再南下，到吉林省的西北角一带，探访最先出现玉器的白城双塔遗址等。

“玉见南山”展中有一文物是一件刃口锋利的“桂叶形石器”，长达25厘米，解说词提到“制作精美，形制独特”，却没有说明用途，其实这很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捕猎大型野兽用的先进武器，当美洲印第安人祖先在15000年前自西伯利亚迁徙北美时，将这种锋利武器带入美洲，那种用于猎杀巨型野兽如猛犸象等的可投掷武器（类似梭镖）即由此而来。这件桂叶形石器，多少透露小南山遗址先民的渔猎文化传统，确实是承袭自旧石器时代的冰河期捕猎行为。这对揭示玉文化孕育的温床不是农耕文化而是狩猎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性。小南山先民定居生活却不从事农业生产，这给以往的新石器时代起源于农耕革命的旧理论带来反思和更新的契机：史前的猎人为什么率先开启玉器生产?

小南山遗址位于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畔。饶河县边防驻军1991年在小南山最高点翻建瞭望塔，无意中挖出古墓并遭盗窃，由公安局追缴回随葬文物共126件，其中玉器67件，而玉器年代被认为大体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因缺乏地层关系和测年数据，玉器就这样被误判为红山文化的余绪。此后有学者撰文将这批玉器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年代与兴隆洼文化相当，距今8000-7000年，晚期与红山文化早期等同时，距今7000-6000年，并推测小南山墓地性质是新开流文化贵族墓。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玉器的大发现，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到21世纪初，小南山玉器还被认为是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或红山文化玉器向北方传播影响下的产物，并没有被视为独立的文化现象。当时学界主流观点将小南山玉器误认成红山文化之流变产物，在编录出土古玉图集等著作时小南山玉器也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对待。

有专家提示要关注俄罗斯、日本学者有关贝加尔湖玉料资源传播东北的可能性，引用日本加藤晋平基于器形比较的推测：黑龙江省史前玉器用料可能取自贝加尔湖软玉，并将远古的北国玉文化同《山海经》所述鬼国相联系，称为“鬼国玉”，但其年代判断上还是将小南山玉器定为距今7500年。

通观1991年小南山墓葬出土的67件玉器，有玉环45件、玉玦11件、玉珠5件、玉匕形器2件，玉斧、玉簪、玉矛、玉斜刃器各1件。玉色以淡绿、浅黄、灰白或三色相间者占大多数，少数则受沁后呈鸡骨白状。

从玉环标本看，其玉料为典型的透闪石白玉。该玉环能历经90个世纪的岁月侵蚀依然保持着光鲜如初的样态，充分体现美玉崇拜的感觉学—美学意蕴。据目前的认知，除贝加尔湖地区外，在我国新疆青海以东的广大地区都还没有发现如此优异的透闪石白玉矿藏。新疆的白玉资源开发，年代不超过齐家文化的距今4000年左右。青海格尔木白玉矿的发现则是晚至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

2015年以来对小南山遗址再展开系统发掘，确认其史前文化层有三期：第一期为旧石器时代，距今17000年至13000年；第二、三期为新石器时代。第二期距今9200-8600年；第三期距今4500年前后。这三期数据表明，小南山文化不是直线传承并一直延续下来的，而是呈现为断续状态。第一期结束后，过了4000多年，才迎来第二期文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玉器生产。迄今为止第二期发现的两个墓葬区，共出土玉器140多件。其中2018年发掘到一墓出土8件玉器：6件玉玦、2件玉璧。加上1991年的67件，仅仅一个史前遗址的出土玉器总数已达200多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8000年以上遗址出土玉器之最。在这样早的年代达到这样数量规模的玉器生产，东北边境地区玉文化起源堪称是一种特殊繁荣景象，令人刮目相看。2020年小南山遗址入选201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黑龙江省首个获此荣耀的古遗址。

从种类看，小南山玉器以圆形状为主：玉环、玉玦、玉璧、玉珠、玉管。非圆形的有：玉匕形器、吊坠、玉斧、玉簪、玉矛尖等。尚未发现人像、人面形或动物形玉器。关于用料，有专家曾对2015—2017年出土的小南山玉器做全采样分析：74件玉器中39件为透闪石玉料，即俗称“真玉”或“和田玉”；蛇纹石玉17件，斜绿泥石6件，滑石6件。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数据。要知道，比小南山遗址年代要晚50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玉器群，也达不到这样高的真玉比例。据专家目验，陶寺墓地出土的1001件玉石器标本，属于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真玉制品仅有98件，占比9.6%，占比九成以上的都是各种美石即假玉。中原地区缺乏透闪石玉矿资源，距今4000年上下的社会贵族也不得不选用多种似玉美石来顶替真玉。在距今4500年之际的宁夏菜园文化遗址，不仅出土有模仿玉圭的羊肢骨制成的骨圭，还有漆成大红色的木质漆璜。中原地区甚至到战国秦汉时代，依然常有石璧、陶璧甚至木璧的出土情况。古语云“神仙难断寸玉”，东北的小南山史前先民，能在新石器时代初始期就显示出如此优异的辨玉选材眼力，这大大超出业界人士的想象。

小南山玉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玦类玉器标本。相关专家曾在对比小南山和兴隆洼的玉玦后指出：“从玦形来看，(小南山)与兴隆洼文化玉玦确有不同，兴隆洼文化玉玦源自圆环或圆管，而此玉玦是出自圆孔边刃器，属于新型玉玦形器。”之所以判断小南山玉玦为“新型”，是由于当年认定的小南山遗址年代为距今7500年，而兴隆洼的年代在距今8200年。2019年，关于小南山遗址的考古报告发表，小南山遗址玉器群的确切年代因有地层叠压关系而得以认定属于遗址第二期，距今9200-8600年。这个新数据具有转向的意义，标志着当代玉学、玉文化研究勃兴以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它将导致整个玉文化史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也要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小南山玉器群在数量上和地理位置上所标志玉文化新起点的作用刚刚开始呈现，必然由此带来认知模型的升级换代作用。本文用“重构”一词为题，即出于这个原因。

在小南山文化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间隔时段约3800—4000年；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间隔时段约4000年。这同一地点的三个文化层的延续寿命也有很大差异：第一期延续时间为4000年，说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二期虽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却仅有600年；第三期更大幅度减少寿命，仅为200年。为何会这样?到底是人为的原因，还是天灾或瘟疫所导致?这里隐藏着值得探究的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小南山遗址第二期文化的经济基础并非农业社会，而是延续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模式。

位于齐齐哈尔的昂昂溪遗址与小南山遗址有着类似的经济基础条件。考察中参看齐齐哈尔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得知众多遗址集中分布在自北向南的嫩江冲积平原。

对昂昂溪文化所代表的经济形态，已有研究者指出“主要代表了一种具有地方特征的渔猎文化。它既区别于中原的农耕文明，也不同于东北其他地区的农业文化或半农半牧文化”。至于昂昂溪文化开始的年代，有一个1992年的C14检测数据为距今11800年±150年，这也就深入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大体上类似饶河小南山遗址的情况。

从发现昂昂溪文化玉器的滕家岗遗址情况看，其年代数据为距今7000-6000年，这要比黑龙江东部的小南山玉器晚出近2000多年，比随后考察的吉林白城双塔遗址玉器更要晚3000年。器型方面，依然大体上延续着小南山玉器所开启的体系，以玉环为主，外加玉玦和匕形器。主要色调为白玉和青玉，玉料或源自贝加尔湖玉矿。超出小南山的新器型则以双联璧为代表，这样的器型后来南下传播，出现在辽宁的红山文化和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中。

（三）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和聚宝山遗址

考察组离开齐齐哈尔后，考察了白城地区两个博物馆：镇赉县博物馆与白城博物馆。前者的史前玉器以聚宝山遗址的深绿色玉斧为主；后者即白城博物馆的标本稍多，玉料色调类似聚宝山遗址玉器。白城双塔遗址因为发掘出1万年前白玉环而名扬四海，标本却藏在吉林大学内部。考察中受到白城博物馆馆长热情接待，获赠地区文物志数种，对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记录甚全面。

现有遗址数据表明：白城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人口分布相对稠密均匀，遗址星罗棋布的情况和之后的历史空白期—商周时期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形成巨大反差，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显著繁荣、发达。譬如，截至1984年，镇赉县共发现古遗址114个，其中明清时期2个，辽金时期20个，青铜时代50个，新石器时代42个，整个周秦汉唐时期的遗址完全呈空白状态，而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遗址多达92个，占比达到80%以上，辽金加明清时期的遗址总共22个，占比不足20%。这种情况说明这个地区的人类生存轨迹呈现极度不平衡的现象：早期人口多，到了青铜时代之后，则出现人口骤降，几乎有一种清零的感觉。直到辽金时期契丹人群的迁来，才改变这种千年历史空白现象。不过，到辽金之后，又再度出现人口减少和社会文化衰落。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北部边境地区和中原内地完全不同步的历史发展进程。而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这里，确是一桩非常耐人寻味的物质文化史大事件。

这当然和从北方外来的文化影响作用分不开。白城一地在目前所知整个中国玉文化发展中的前沿地位和先锋作用，将是下一阶段的探索重点。以往学界没有考虑或意识到东北亚地区很可能是欧亚大陆玉文化最早的总源头。如今情况大变，尤其是2013年双塔遗址出土的白玉环达到破纪录的1万年之前，这就使得所有这一地区已出土史前玉器的年代、器型、玉料及其来源等问题，都得到重审和价值重估的契机。理由很简单，起点的重新确立，整个的坐标定位系统将全部改变。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白城地区文物志已经著录了史前玉器4件，数量虽有限，却是在当时对本地区早期遗址的认识非常匮乏情况下的玉器呈现。参考齐齐哈尔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可期待白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和密度应该有类似状态。白城地区各遗址多有细石器出土，这是典型的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渔猎生活方式的遗留物，属于前农业社会的日常工具。细石器在此地一直延续到整个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甚至到辽金时代依然作为渔猎经济生活的伴生物。其持续的时间之久，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原始渔猎经济在农耕时代到来以后并没有完全终止或消失，反而依然顽强延续到后世。吉黑地区作为新近发现的中国玉文化起源区，皆非农耕社会人群所在。玉器生产开启的现实条件，是农业革命时代前的早期渔猎定居社会，这是以前根本没有认识到的特异文化现象。

目前所知，早于兴隆洼文化为代表的农业社会的史前玉文化遗址主要有两个—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和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其生计形态皆为前农业时代的渔猎经济。在双塔遗址和小南山遗址之间则有齐齐哈尔地区的同类遗址。

对中国最北端两省的考察，给考察组留下深刻印象。其实更早些时候，包括黑曜石、玛瑙等在内的广义玉石种类，就已经在各地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经济中用为细石器工具的原料。

（四）科尔沁草原的哈民玉器

考察双塔遗址后，考察组驱车南下，抵达科尔沁左翼中旗，考察哈民遗址博物馆，并入库品鉴出土玉器。

哈民玉器的惊世发现，将通辽以南的西辽河地区史前玉文化同吉黑地区松嫩平原新发现的早期玉器分布有效地连接成一个整体。从时代看，哈民遗址的年代是距今约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的结尾时期。本地区这一时期的玉器生产，要比吉黑玉文化起源带晚很多。不排除本地还有尚未发现的更早期的史前遗址存在。从玉器的种类和形制看，哈民玉器兼受来自南北两个方面的玉文化影响，既有近似红山玉器的地方，也有近似吉黑史前玉器之处。从用料来源判断，哈民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的最大不同是以白玉为主色调，而红山玉器则以黄、绿二色为主。这显然和二者的地理位置差异有关：科尔沁草原在通辽地区北缘，赤峰地区则在通辽以南。当然是偏北的地区在空间位置上更接近吉黑的玉器起源带，以及贝加尔湖白玉矿资源。大批量的贝加尔白玉资源不断向南输送，为我国玉文化起源期奠定必不可少的优质玉料基础。考察中还看到哈民遗址出土玉料标本，但从外观和颜色看，难以判断其原产地究竟是哪里。按照史前先民就地取材的惯例，或许本地存在透闪石玉矿。

考察组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镇征集到若干民间的史前玉器标本，包括以白玉为原料的玉器标本，这将给日后的对比研究提供很大的实物之便。

在众所周知的新疆和田白玉输入中原文明之前，还有更早的白玉为主的北方史前玉文化期，这样的认识大大超出文献记录的知识体系，若不是实地调研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很难让人走出旧知识观窠臼的长时期束缚。

（五）通辽—赤峰的红山文化圈

一直以来，赤峰地区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玉器被认作中国玉文化的最早标本。兴隆洼玉玦被冠以“世界最古老玉耳饰”。2017年12月，邓聪教授出席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他惠赐与刘国祥合编的《玉器起源探索》一书。邓先生在书的封底题词：“兴隆洼文化玉器横空出世，足以媲美殷墟甲骨文发现，两者分别为中国真玉文化与汉字滥觞，都具有象征性意义。”

兴隆洼遗址所在地敖汉旗，位于北纬41度至42度之间，而上文重新确认的吉黑两省玉文化起源带处在北纬46至47度间。按照1纬度为111公里来计算，新出现的吉黑史前早期玉器地点将玉文化起源带的地理坐标，从内蒙古赤峰地区北移到松花江、嫩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即向北移动约400公里。这是一个足够大的腾挪空间，足以全盘重构玉文化源流的空间坐标系。

其实，考察组在朝阳市出发前便获悉通辽—赤峰本地的玉矿资源排查工作或将迎来重要新发现。从科尔沁草原哈民遗址出土玉料，到巴林右旗博物馆和翁牛特旗古代艺术博物馆所展示的史前玉料，表明本地区的山地中也蕴藏着学界尚未知晓的优质透闪石玉矿，特别是黄玉资源。像翁牛特旗征集的著名的红山文化黄玉龙之玉料出处问题，也将随着本地玉矿的取证工作而得到线索。

扎鲁特旗鲁北镇东南部的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是考察组离开通辽前最后一个考察点。这里是大兴安岭南麓草原与科尔沁沙地的交会地，纬度为44度，恰好位于新老两个玉文化起源带之间。从其玉器型制和用料看，同样见证和史前白玉环文化带的关联性，似乎更接近新认定的玉文化起源带。从巴林右旗出土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玦，可知以前认定的玉玦鼻祖，如今已不再具有玦形玉器之“源”的意义，而是源于更北地区9000多年前玉玦的南传之“流”。不仅如此，兴隆洼玉器三种主要器型的另外两种—环(璧)和匕形器，全都是继承乌苏里江畔小南山玉器的结果。这样由北向南一线走过来、看过来，恰好能够完成一种沉浸式的玉文化源流的体认过程。

赤峰市的翁牛特旗，因为给国家博物馆贡献一件镇馆之宝—C形玉龙并号称“中国第一玉龙”而名声大振。考察组分别到两件C形龙问世的具体地点实地走访。由于两件玉龙都是从民间征集而来，缺乏地层关系的数据，甚至都无法确认其大致年代，只能推测为红山文化晚期的文物，距今5000年。有学者提出“龙出辽河源”，但按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过去公认的“中华第一玉龙”年代不明，而南方长三角地区不断有更早的崧泽文化玉龙被发掘出土，个头虽然小巧，数量上却也逐渐积累到10件之多，呈现为玉龙起源研究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景观。南北双方的玉龙，孰早孰晚、谁影响谁的问题，看来也需要依据出土玉器的新材料情况，重新思考并做细节的求证。这或许能为“龙出长三角”的学术对话留足空间。

三

后田野阶段：重构玉文化史的认知模型

2019年，笔者依据小南山发现的玉器群之年代情况，提出“万年中国”和“全景中国”两个理论命题，预示着下一步要展开学术聚焦的目标。第十六次考察，终于补足前十五次考察的欠缺，向着更加具有国境内领土全覆盖的总体方向扎实地迈进了一步。由于前15五次考察皆没有触及中国玉文化起源的地域范围，即没有涉及规模性的玉礼器生产在7000年以上的遗址和玉料传播情况，而本次考察的主要目标即在此方面，堪称是一次中国玉文化的溯源之旅，其所获得的资料和相关信息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尤其在有关玉文化发生的社会条件方面，确认是比农耕文化更早的渔猎采集社会经济条件在东北地区孕育出最早的玉器生产和使用的礼俗。

一般而言，国学传统的治学习惯以及西学东渐以来的学院派制度，大体上是坐而论道者众多的书斋类型。除了个别学科以外，学院派人士去田野实地做勘察调研者占比较为稀少。就认知的境界而言，有无现场调研的在地感和实际体验，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实践出真知，田野出真相，成为纠正和改变书斋型治学传统弊端的人类学座右铭。譬如，有的将兴隆洼列为史前玉器文化的第一个遗址，小南山玉器是兴隆洼文化中晚期玉器，将白城镇赉县聚宝山遗址玉器也归为兴隆洼文化类型，把孙守道先生关于红山文化玉料倘若是从岫岩获得、那只能是掠夺或依托商人阶层跨越不同氏族和部落集团阻隔而长距离运输结果的假设，直接理解为红山文化玉器就是从岫岩而来。如果不去做跟进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取证，就难以辨明事实真相，假设也可能逐渐变成像公理一般可信的常识。

孙先生的假设，指向玉文化发生的社会分工条件。如今方知：玉文化在第一次社会分化都没有到来的狩猎社会就自然发生了！现在有新问题出现：农业时代之前的狩猎社会能否产生从事物资交换的商人阶层？位于玉文化起源带中的小南山遗址、昂昂溪遗址和双塔遗址的玉器生产原料，是依赖远距离的运输和交换，还是就地取材？要确凿无疑地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做当地的玉矿资源普查工作。在这样的调研取样结果出现以前，只能先设想从上五千年白玉资源的主产地—贝加尔湖玉矿到吉黑地区的玉文化起源带之间存在传输路线。

本报告的玉文化起源带地理模型引发如下一些连锁问题：

其一，如果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的玉料资源主要来自辽东岫岩玉矿，那么比兴隆洼文化玉器更早的吉黑地区玉器的玉料来源就需要重新考量：是以贝加尔湖玉矿为主，还是分别以贝加尔玉和岫岩玉为两大源头？抑或是还有未知的本地第三种玉矿资源？

其二，相比于小南山玉器，后起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料来源的比例情况如何?至少在科尔沁草原的哈民玉器给出与以往红山文化玉器研究完全不同的玉料资源指向：假如东北三省的地质条件都不具备产出大量优质透闪石白玉矿的条件，那么目前唯一的可选项直接指向贝加尔湖白玉矿。玉料对比方面的数据求证，如今可诉诸仪器检测技术。用基因或指纹验证一类的实验室数据可完成对哈民玉器、牛河梁玉器等的检测，使其玉料来源得以验明正身，这要比任何推测或猜想都有意义。相信在当今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天不会太久远。

贝加尔玉料的东南方向传播有很大的可能性。狩猎民族固然可以在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下率先进入定居生活方式，但其游动性自然远远高于定居的农耕民族，一千多公里的迁移或输送距离不成问题。看到《小孤山》考古报告给出的欧亚大陆全景图，对贝加尔湖玉料在1万年前就开始南下传播中国的假说，似可打消各种疑虑。

据21世纪以来考古新发现而设计的东三省文化史新篇，以年代十分久远的耀眼玉器群的闪亮登场为特色景观。这和原有的东北文化印象—白山黑水、虎豹熊罴、大豆高粱之类，具有怎样的一种知识再造和观念更新意义呢?应该说，玉文化起源带和玉文化起源期的双重认定，必将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认知模型。唯有深度认知，才有可能引导对中国文明重要文化基因的有效打捞。这，对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中唯一承载万年未中断的玉文化的中国文明而言，具有怎样的发凡起例般的意义?还需长期的思考和不断深入的探索。其推陈出新的连锁反应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狩猎采集人群也有定居生活，从山洞中的穴居，到独立建筑房屋，这也是非农业人群的发明创造。是东北地区这一批早期从游动到定居的狩猎采集者，开启转折性的新生活方式。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却没有实际经济效益的玉器生产，就是这样在东北地区旧一新石器时代接替之际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所有趋向定居生活的狩猎采集者部落都生产和使用玉器，正像并不是所有的趋向定居生活的狩猎采集者部落都放弃了旧石器时代原有的打制石器传统、转向精细加工而耗时耗工的磨制石器生产。

以曾出土9000年前玉器群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1万年前单件玉器的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出土12000年前玉工具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等为代表的东北地区三个重要玉文化遗址构成了我国玉文化起源期的文化圈，由此改变了过去单一性岫岩玉矿资源文化圈的认识，形成一种被重新认识的双

圈互动格局：不仅有贝加尔湖玉矿资源文化圈、岫岩玉矿资源文化圈，且二者还存在特定的空间关联（图2）。

图2 玉文化起源期东北三个早期遗址构成的文化圈及岫岩玉文化圈和贝加尔湖玉矿文化圈的关联

(1小南山遗址；2双塔遗址；3小孤山遗址；4中国最早玉器产出地；5西伯利亚至贝加尔湖地区3万年前的玉文化；→所示为万年至5000年前玉文化传播路径)

考古学新发现引导的学术更新换代意识和一个有着40年理论追求传统的文学人类学相遇，其结果当然不只是玉文化源流方面的格局重构，它甚至能够改变我们已经多年奉为圭臬的中国文明起源总格局，真正按照“全景中国”观的超前要求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更加契合远古文化发展实际的理论模型。回望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考古界影响最大的理论模型，从苏秉琦的“六大文化区系”论和“华山玫瑰红山龙”的区系间互动融合的理论模型，到张光直的“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模型、严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型”，再到近年来出现的“庙底沟文化圈”模型和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所谓“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模型，相关理论建构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虽然还算不上很丰富，毕竟也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如果将这些新理论模型打包后作整体透视，一个明显的欠缺也就浮出水面：东北三省北端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内容从一开始就被严重忽略，基本排除在每一个理论模型之外。

在苏秉琦“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示意图”中，北方区系即燕辽文化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其东界和北界即西辽河流域，而更靠北的吉黑地区几乎是空白，在较详细排列出自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各地几十个考古学文化名称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中也没有一个属于吉黑地区。张光直在描述“中国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自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3000年的扩张”时，其中最北端的文化为西辽河的红山文化，更北面的大片地区也是完全的空白区。苏、张二位先生是考古界甚富有理论建构能力和权威性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各种理论模型没有不受他们二位影响的，但似乎更加偏向苏先生一开始就竭力反对的中原中心观。由此不难看出，勾画出玉文化起源带的理论导向或将带来文明探源理论模型的全面性范式更新。

同样道理，本研究还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玉文化起源期”的新年代表（图3）。吉黑地区距今1万一9000年的狩猎采集文化遗址群，绝不是孤立出现的特异文化现象。只有在时间上深入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将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期看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生命体而不是人为地硬性分割之，在空间上走出当今国界的限制，在更广阔的史前东北亚大背景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和阐释。在此引用俄罗斯考古专家在黑龙江的二级支流谢列姆贾河流域系列考古报告开篇的话，以便有助于我们突破习以为常的中原中心观和中国中心思维习惯：

黑龙江中游的广大地区处在北亚、东亚和东北亚的交界点上，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古代亚洲居民向美洲的迁徙需要经过洁雅河和布列亚河之间的地带。阿穆尔地区与东西伯利亚及滨海的居民关系密切。黑龙江以北的平原是今天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境内古代居民迁徙路线的汇聚区域和接触之地。

因此，谢列姆贾河两岸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引起了从事人类进驻和开发北亚历史研究专家们的浓厚兴趣。……谢列姆贾考古遗址材料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本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问题的解决。

图3 中国玉文化源流年代示意图

将黑龙江小南山遗址一期文化和辽宁海城小孤山文化一至五层的年代加以简单对照，可知二者都是完整保留着自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迹象的重要遗址，其文化持续都接近或超过万年时段，后者甚至达到8万年之久，即小南山文化一期距今17500—8600年，小孤山第一层至第五层距今8万一9000年。

盛产优质透闪石玉的贝加尔湖岸山地，北纬51度；海城小孤山到岫岩县偏岭镇的玉矿资源地，北纬40度。本次考察的学术聚焦即从北纬51度到40度之间广大地域的国境内部分，恰好为东北三省加内蒙古东部地区。万年中国玉文化的星星之火，就是在这片区域中的狩猎采集人群中率先点燃的。唯有精准地把握住火种燃起的时空坐标，完整理解中国玉文化史的总体格局观才能有效建立起来。而这一地区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如赫哲族等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日并成就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经典范例，是体认中国文化内部多样性的极好活课堂。

为从查源知流的意义上进一步明确对玉文化史的认知模型的更新换代，在此将新的年代模型的史前部分概括为三段论的比喻形式：“一祖、二父、三孙”。其简要说明如下：

一祖辈。始于距今1万年，终于距今7500年。东北地区：吉黑玉器起源区到赤峰兴隆洼文化。

二父辈。始于距今6.000年，终于距今5000年。北方玉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西辽河地区玉文化发展巅峰即红山文化。同期的南方玉文化父辈是长三角地区玉文化巅峰期：崧泽—凌家滩一良渚文化。北玉南传的中介者为淮河以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三孙辈。始于距今4500年，终于距今4000年。包括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的加持下，才迎来中原文明玉文化在青铜时代到来之际的3600年前绽放为《周礼》所记六器体系之花。

以上是史前玉文化的祖父孙三代模型：从上五千年之始，一直贯穿到下五千年的第一个千年末尾期——中原夏王朝崛起之际。从史前进入文明期的时段是玉文化第四辈，位列“重孙辈”，由此彰显玉文化的持久延续性和生命力，辈分虽晚，在成就万年传承不息方面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作用。

四重孙辈。中原文明国家的老三代：夏商周王朝玉礼器体系。

史前玉文化的“一祖二父阶段”涵盖整个中华上五千年时段，选用比喻性的“祖”字来冠名，旨在突出其孕育文化基因的重要意义。从一祖到二父，玉文化传承的空间移动方式整体呈现为“北玉南传”的运动大方向；到“三孙辈”阶段后实际进入到“下五千年”的早段，基本改变了运动方向，呈现为东玉西传的总运行态势，并以最后一个诞生的史前玉文化地域高峰——齐家文化最西端的武威出土玉器为标志和边界。至此，史前玉礼制度的多米诺大传播，历时整整60个世纪之久，已经在总体上完成“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

从因果关系看，玉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下五千年的早段就大体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全有赖于其上五千年的依次传播和长久铺垫。

作者简介：

叶舒宪(1954-)，男，北京人，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起源与中华文明基因形成研究”（23&ZD27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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