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瑟尔的城堡：夏济安的“古典”论述
季进
（原文刊载于《文艺争鸣》2024年02期）
夏济安（1916—1965）最为学界所熟知和称道的是两种学术面相，即左翼文学研究专家和现代主义引介者。前者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特定的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并没有影响夏济安的学术判断，反而因为有缘深入左翼内部，对其中的甘苦与摇摆有了充分的把握，从而写出了血肉充盈又深刻独到的著作。（1）在他的笔下，鲁迅、瞿秋白、蒋光慈等人都回归为普通的凡人，被过去、自我以及种种不彻底的决断所纠缠，见证了黑暗之力的浮现。在这个意义上，《黑暗的闸门》不仅打开了幽微曲折的人性面，也揭示了左翼研究其实更有“幽暗”的面相可供继续挖掘。后者以《文学杂志》为代表，夏济安赴美之前，对种种凋敝的文艺现象和创作成绩颇有不满，有心引进西方文艺以求振衰起弊。《文学杂志》呼应了朱光潜《文学杂志》的追求，又引发了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的努力，借着教育场域而流通活跃，培养了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李欧梵等文学创作或研究的一批英才，也顺势鼓励或连带发展了他个人的创作冲动。（2）尽管文艺风气未必就因此而焕然一新，但是夏济安挖井栽树，已为台湾文坛日后的种种转变埋下伏笔。
随着《夏济安日记》《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出版，夏济安的第三种面相也日渐清晰可辨。夏济安在创作和研究之外，是一个动情动性的谦谦君子。他对婚姻和情感有着特别审慎的看法，以至于一步步走来都小心翼翼，但是过分的拘束紧张，往往令他畏葸不前，不断经受着自我折磨。（3）他爱得执着，偏偏又太在意世俗的眼光，总是自我遐想种种情路的波折，且行且退，屡屡挫败。我们恍然领悟夏济安对左翼作家的兴趣，除了阴差阳错的现实选择外，可能也是因为在左翼作家卷曲的生命履历中看到了自己孤独的身影。热烈高蹈的职业理想，伴随着辗转曲折的情感诉求，俨然让他成了另一个“瞿秋白”。只是瞿秋白的“失败”，在于他过分地为传统文人的思维和佛教观念所羁绊，无法实现脱胎换骨式的转变，而夏济安的“失败”则在于他为“情”所困，赋予了“情”更多危险的时代变数。这是一个不可测的领域，远远地超离了夏济安所能把控的范围。
或许，作为一种补偿，也作为一种平衡，夏济安必须找到他个人的疏解方案。因此，有意无意之中，夏济安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述，也就形成了他的第四种面相。夏志清在夏济安去世后，曾整理发表《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一文（4），如今随着夏氏兄弟书信的公开，我们不仅了解到这些文字的具体来源，而且还发现在这些文字之外，夏济安其实还有许多相关的论述。其中既有对《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的讨论，也有对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传奇甚至评弹的品评，还有对《太平广记》《史记》等著作信手拈来的征引，既优游于古典文学所构筑的文字世界，也旁及儒释道等传统历史文化的内涵和表现，不妨统称为“古典”论述。重新梳理这些散落、穿插在日常生计、消闲娱乐以及中外文学评价之中的文字，有助于我们全面评判夏济安在文学上的成就和立场。借着兄弟之间的闲话，这些“古典”论述跃然纸上，有来有往，形成一种既新且旧的诗文评或“批评酬唱”。这些吉光片羽的思考，都是随性而发，缺少严谨的逻辑，更无严密的体系，与片段式的中国古典诗话词话形态颇有相通之处。这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中国古典的谈艺传统，同时揭开了日后学者们所念兹在兹的“古今转化”问题——“古典”在失去了原生的语境后，如何借着“现代”的形态来重新复活。（5）这些文字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或许不够深刻系统，但它们情真意切，从不隐瞒避讳，因此，也有意无意间点出一种批评的伦理或政治，让我们思考在现今理论挂帅的时代里，是否还可以有一种所谓的“有情的批评”？（6）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完全应该重视夏济安的这些“古典”论述，并以此重建夏济安的多元学术面相，乃至一个世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世界。当他们孤悬海外，种种如意或不如意纠缠一处，代表的不是一个单面的夏济安，而是立体的历史中的一代人。
1
文化动机
夏济安的“古典”论述肇因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面对“五四”的刺激及其后果，夏济安有心重访传统的价值，以求厘清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与可能；二是夏志清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转向《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兄弟闲话，所谈所论也一并转向。就前者而言，夏济安早年发表在《文学杂志》等刊物上的诸篇文字，如《旧文化和新小说》《白话文与新诗》《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等，代表了他反思“五四”的某些思考。（7）不难发现夏济安这些文章中所采纳的立场和主张其实来自胡适，尤其是后两篇文章里，夏济安直言白话文学已经造成，但目前的成绩却不甚理想。如果白话真要现代，那么作家们的首要工作就是锻造出一种“文学的文字”（8），努力去“争取文字的美”（9）。这种“美”在夏济安看来，关乎语言结构、节奏和用字三个方面的内容。（10）就其中的节奏而言，夏济安的建议是从口语中寻找灵感，而不是如旧诗般在歌唱中找到借鉴。（11）夏济安强调，这种取径固然有意将新与旧的领域做出区隔，但这种区隔只是“暂时”的行动。（12）言外之意，古今毕竟是一体的、承续的，难以做出一刀两断的切割。夏济安之所以如此暧昧地倡言与古典有别的白话文学写作，其实有他人情上不得不然的考量。在1957年5月1日写给弟弟的信中，他道出个中原委：“那几天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我不便对五四运动有任何‘微辞[词]’，只好站在‘新’的立场说话。”（13）夏济安的言不由衷也可以透过他在《旧文化和新小说》中对“伟大传统”的标榜看出蛛丝马迹。我们今天很容易用贴标签的方式把艾略特（T. S.Eliot）、利维斯（F. R. Leavis）等视为“保守主义”，以为其学院精英的立场，并不利于文学的自由发展，反而切断了其与世界的多元联系。（14）而夏氏兄弟历来对这些作家学者推崇备至，更遑论在其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有的只是挥之不去的“感时忧国”情结（15）。所以，夏济安的“古典”论述似有若无之间已经与“五四”构成了对话，甚至有某种正本清源的冲动。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对自己的研究重心做了调整。一方面，他虽然对“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颇多微词，但也认为一些优秀作品与古典文学相比较，也不必然完全落于下风；（16）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时的欧美学界只是初露头角，尚未获得稳定的学科地位。汉学家们都汲汲致力于古典中国的研究，专业设计、课程安排等都以此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不过是广义的中国文学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出于现实的考量和教学的需要，夏志清转向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他常常苦于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以及藏书的限制，不断向胞兄夏济安请教意见。如此鱼雁往返，催生了夏济安一系列关于“古典”的论述。就其论述形态而言，让人联想起西方古典的“谈话录”，只是此处的谈话是借由书信的方式达成，并不如现场的对话那样是即兴展开，但也因此多了一层深思熟虑，代表了对话者对“古典”、对传统文学更审慎的理解。这些文字本不为公众所作，仅仅是出于夏济安个人的阅读感悟，因此随性恣肆，更见个人脾性。弹赞之间已然少了应酬的成分，其不必为公论、道义服务，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发展出一种批评的伦理。这种伦理，不必面向层层累累的历史重负或时代舆论，而仅仅只为个人的体验和理解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文学批评达成了统一，都是“言志抒情”的产物，而不必是理性的研精覃思。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造成夏济安向古典转向的动因，并不是孤立自足的。这不仅是指两者之间存在交混对话的可能，更是这两者都发生在一个文化场域之中，与那个时代的人文语境息息相关。王汎森曾经借用经济学领域的“传讯系统”（signaling system）的概念来说明，在一个信息并不完全透明的社会体系中，人们想要揣摩理解政策、上意，就必然要借助种种可见可感的其他因素来实现。比如，科举考试中考生对考官投其所好的答题倾向，正是考生在理解了各种潜在的传讯信息后所做出的自然反应。这些传讯信号的形成或出于偶然或经由严密的安排，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第三者机制，它起到了沟通人我、社群的作用，但也因此卷入一种“真理生成的机制”（regime of truth）之中。真理并非平白无故产生的，而是经由各种力量的牵引、羁绊而形成。它是话语运作的结果，是一种建构。（17）在这个意义上，夏济安的“古典”论述，是在各种话语的拉锯中成型的。它既为一种关于中国的知识论述，同时也是一种传讯信号，我们通过它可以理解“五四”到底何谓，“中国”到底何意。
就“五四”而言，夏济安自陈“对于五四以来的社会文化文学史，倒大感兴趣。这方面如好好地研究，可以写一本很生动有趣的书”。（18）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他主张不能仅仅用“五四”的视角看“五四”，只是从白话文学来评价“五四”文学往往说不出所以然，为此他引入“古典”这个传讯系统，希望借助于旧文化、旧文学的比照，来了解和重评“五四”文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夏济安的“古典”既是一个文化的视窗，也是认知的框架。以夏济安身处其中的语境来看，尽管他怀抱理解之同情，对左翼作家颇多关照，但他的关照毕竟建立在俗世的纷争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不一定对其“文学性”有多少审美的阐释。以左翼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对它们的评价往往离不开政治化的背景。只是如此一来，还有什么文学研究可以不为政治所左右，而致力于审美和思想的愉悦呢？由此而言，“古典”或许扮演了一个与政治保持张力关系的话语范式。总之，夏济安“古典”的转向，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产物，而这个产物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文化结构。“古典”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知识、范畴、情感模式、生活类型，更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是各种因素交汇辐辏的关键。由它开启或闭合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讯信号。
2
（新）古典主义
当夏济安转向古典文学之际，正经历两类极不相同的生活样态。一是夏济安为完成一个项目和“左联”研究，正沉醉于阅读《人民日报》等报刊。他却不厌其烦，觉得是“发觉不尽的宝藏”。（19）这个阅读的过程，促发了他的一大野心，要写出两本大书，一本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一本关于中国神话。（20） 现代知识分子一书，由其手头开展的工作可知，应该是处理政治和个性之间的冲突，《人民日报》当然是管窥时代气象最好的入口。而中国神话，综述各家之说也好，自己独创发现也罢，则可以为学界做出不小的贡献，“容易成为Sinologue”（21）。对夏济安而言，革命不是一了百了的暴力行动；相反，它可能由一系列的仪式、隐喻、神话所规划、锻造而成。以后汉娜·阿伦特有更惊人的表述，认为革命无他，不过是能引发自由和创新感动力（pathos of novelty）的叙事而已。（22）因此，夏济安所谓的中国神话，可能别有所指，或至少表明“神话”具有两面性，它既为想象也为实践，既是历史也是虚构。
夏济安所经历的另一种生活样态则是感情生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夏济安犹豫徘徊在几位女性之间，迟迟不能确定自己的心意。在Anna、Bonnie、Grace、Roxane几位女性当中，夏济安对Roxane尤为倾心，但不料几番周折之后，夏济安发现Roxane似乎对自己并无感觉，仍与前男友纠缠不清。就在情感生活最不堪的阶段，夏济安出人意表对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说——明末清初董说的《西游补》产生了兴趣。作为《西游记》众多续书中的一种，《西游补》的特殊之处在于对“梦境”的编织。故事续在《西游记》的第61回之后，讲述了孙行者为鲭鱼精所迷困的故事。夏济安特别表彰了小说对于梦境的塑造，并指出该书的主题乃是“焦虑”，而主角之所以设定为“鲭鱼”，关键在于其音同“情欲”，是对孙行者的一种情感考验。孙行者一贯以精明警觉的形象示人，往往不受诱惑，但是面对鲭鱼精所设计的种种幻境，他却如坠五里雾，欲罢不能。（23）从小说到现实，我们似乎体会到此中有人的味道。人生如梦，戏梦人生彼此投射，夏济安的所思所写表面看来是痴人说梦，但实质上却可能是自我剖析的揽镜自照。这篇有关《西游补》的评论文章，最后成文的篇幅并不大，但写作跨度极长。目前大家读到的文章，应是夏济安为参加1964年AAS年会时完成的会议论文的修订稿。他起意撰写这篇论文的时间是在1963年10月间，而迟至1965年1月他仍向弟弟表示，要“发一个愤，一个礼拜就可以把《西游补》赶出来，现在还是拖着”（24）。而这两年恰恰是夏济安在情感上备受挫败之际，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恐怕已不是简单的理性认识或学术判断，而是带上了一己的情感寄托。
因此，夏济安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更多地显示了一种日常化的维度，和平日的阅读、情感经历有着紧密关联，并指涉着由此而来的“变革”。与其说它是古典主义，不如说是“古典”论述。它没有“主义”的大鸣大放，也不是理性的运思或独异的论断，相反它是生成于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这一点，理论家本·海默尔早已指明。他说，不唯精英在求新求变，普通百姓也在努力践行变革；历史的新机或革命的发生，不必骤然发动，而是孕育于日常这个持续动态的过程之中。日常可以使陌生变为熟悉，先锋转为保守，例外成为惯例。日常生活一体两面，既鄙俗不堪，又革命创新，因此个人的私密的选择和行动，其实也会表征或传递着重大社会变革的信息。（25）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把夏氏兄弟对古典文学的热情，总是提到文明传承的高度，某种意义上，它不过就是个体解决日常生计，消除无聊焦虑的一种日常形式。只有从重大意义的层面上退下来，我们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书信中只言片语的谈论，仍然可以用来谈论思想和价值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唯有视夏济安为一个普通的个体，而不是古典文学的专家，才能真正领会其“古典”论述的意义。
事实上，夏济安本人早已有过类似的见解。他说：“我对于中国文坛的野心，倒不想写几部小说，而想创导一种反五四运动，提倡古典主义，反抗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中国文坛现在很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指导。我很想写一部中文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可惜学问不够，一方面当然应该介绍20世纪的古典主义运动，一方面我对于中国文坛亦应该有积极性的建议：中国有自己的‘传统’，确立中国的传统需要对于旧文化有深刻的研究（包括poetry、书法、京戏、武侠等），这是一件可做一生的工作。我现在很希望有一本杂志给我办，我可以先零零碎碎的讲起来。至少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我现在已经很有资格来批判了。”（26）“一生”也好，“零零碎碎”也罢，一方面既指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驳杂庞大，另一方面也指明其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暗示了革命声浪之中那瑰丽宏大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架构，而“古典主义”则意指潜隐在中国日常之中的文化无意识。夏济安固然明白“五四”以后古典传统已日趋边缘，但是，其熔铸或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能量亦不容小觑。尽管他有关古典主义的论述是受到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影响而起，但毕竟那种古典太过强调学院式的传承，未必有夏济安意图将之凡俗化或世俗化的取径意识。由此来看，夏济安的“古典”论述自有他中国化的发明和设计。
3
情动的历史
夏济安的“古典”论述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夏济安的“古典”论述，既不同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也不是复古主义，不是要和“五四”新文化打擂台，甚至复归“文言”的传统，恰恰相反，它是更“激进”的白话运动。夏济安自述：“我们虽然有提倡‘新古典主义’的嫌疑，其实我们的主张比胡适等五四时代的理论家更新，更着重‘白话’。”（27）“白话”的提法，无疑关乎日常，尤其是一般民众的生活世界。在讨论《红楼梦》的时候，夏济安就特别强调了“日常节庆”的问题。他说：“我读《红楼梦》时，觉得前后的时间观念不对。前面所发生的事，各种过年过节庆贺做诗的事，时间是停顿的，即过年、元宵、端午、中秋等令节，可以是任何一年的。那时人生似乎只是年节的循环，而并不向前推进。即使推进，亦是缓慢而不易觉察的（所以那时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年纪，考证家亦考不出来的）。”（28）这种循环的时间观，既可视为传统朝代更迭论的变形，也照应着日常生活回旋往复的特征。但是，诚如前引海默尔所言，机械无趣的重复之中，其实包含着历史变动的因素。年复一年的节庆循环，最终给红楼故事带来转折，迎来变化。因此，夏济安的“古典”论述首先是一种时间上的单调，以及这种单调所可能演化出的危机或转机的问题。“白话”日复一日地使用，但到了胡适处，则可以有从民间到官方的转移，成为“国语”的要素。夏济安更进一步指正“国语的运动”未必要停歇在运动造势的时节，相反，它有持续推进的必要。先锋或保守正是在漫不经心之间造成的。古典与现代是否也有可能轮换转变，某种意义上，“古典”是不是更“激进”的现代呢？
另一方面，夏济安的“古典”论述强调“道德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和“‘浪漫派’，只注意单线的、向‘善’的发展”（29）不同，它突出了不可预判的事态发展，或现实的张力问题。这和时间上的单一性形成呼应。日常生活往返重复，但是，这不意味着日常的结构本身是单调的。照莱布尼茨的看法，世界乃是由无数的单子组成。每个单子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壶中天地包罗万有，单调的日常一样有它丰富的内涵或问题。以后，德勒兹据此发展褶皱的理论，以为这单子的运动，即思想本身，它在有无之间来回折冲，不断“发生”，却永不定型。（30）夏济安提醒夏志清“有空不妨多看看元明清的戏，就故事论故事，它们是和‘小说’相仿佛的，而且道德、心理、社会的问题，亦可大加讨论。再司马迁as a moralist亦是非常有趣的题目。司马迁有时大约亦写fiction”（31）。在此，夏济安指出了小说和道德间的某种关联，并明言此道德乃是戏曲而非历史事件中的道德，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这多少让我们想到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他早就指出，小说在18世纪的兴起主要在于它对“形式现实主义”（formal realism）做出了发明。区别于之前的传奇，“小说”重在描写普通的个人，而非英雄人物，而且很关键的是，这个个人总是处在具体的社会或历史进程之中，同时也采用更日常的语言。（32）瓦特在这里所说的“小说”（novel），与近世中国所谓的“世情小说”颇有相通之处，点出了其中包含的强烈的人间伦理和日常起落。
虽然夏济安对古典文学的讨论，多数是在强调世俗生活比较内倾的一面，比如他对“相思病”的发挥论证（33），因过于偏向个体的私欲面，而看起来缺少对“深远”的社会价值的探索，可实际上，他对情感的公共性也有相当篇幅的思考，比如他对“义”的论述。在《红楼梦》的日常时间之外，夏济安特别提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忠义”问题。他说：“《三国》一书的要旨，盖是天下可失，而忠义不可失也。”（34）对于《水浒传》，他则特别指出：“忠义堂之‘义’，与孔孟之‘义’不同。在战国，‘义’是justice，后来不知何时转化为‘朋友义气’——一种友情，也有为朋友肯献身的牺牲精神在内。‘义’转化为‘江湖义气’，是中国文化里的一件大事。我想讨论，可是学问不够，但是希望你注意。中国人说‘婊子无情，老鸨无义’；和婊子可谈情，但老鸨和嫖客是朋友交情——这是不是用银钱可以衡量的，嫖客如倒霉了，老鸨如讲‘义气’，还是应该以朋友待他。”（35）尽管从“正义”转到“忠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观念下放或世俗化的过程，但是，这个世俗仍维持在社会的层面上，和上述的个体日常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强调了社群或团体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夏济安是把个人和社会重新扭结到了一起。更进一步来看，他是从情感的两个不同侧面，思考了文学的近代转型问题。“情”和“义”或许暗启了日后王德威意图在“启蒙”和“革命”之外探求文学发展的第三或第四条道路的呼吁。（36）可以说，夏济安的“古典”论述或“古典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学理或知识上的复兴，而是重新以有情的目光去打量看待古代生活的一种认知框架或者思维方案。回顾夏济安的一生，我们理解他对“忠义”的强调，可能也与其现实生活和个人感受密切相关。陈世骧等人对他的提携照顾，引出了他淳朴的生命感动。（37）至于他和夏志清之间的兄弟情深则犹其余事。身处这样一个情义的社群或者关系网络，夏济安对古典文学的忠义论述，当然不是无源之水。一如他对《西游补》和风花雪月主题的关心，也是他情感生活的投影一样。“情义”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生命的避风港。对于夏济安来说，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表面上的理性运思，从根本上来说仍是一种文学的情感实践。通过借用“古典”这个似乎已经失去效用、和现实政治相隔甚远的“纯境”，夏济安找到了纾解个人苦闷或传达个人思考的空间。这些表述唯其自由、感性、片段，更显出一种生活化的气息。借助于文学批评这个无为无用的方式，夏济安意外地发展了一种激进的批评方案，即以古典的力量应付现实的混乱，叩求人我再次连接的可能。在此，我们想到兄弟两人所倾慕的理论家埃德蒙·威尔逊风靡一时的名著《阿克瑟尔的城堡》。此城堡乃由象征主义诗人所“共建”。“阿克瑟尔的世界由私人的想象组成，在孤独与隔绝中尽力发掘与探索现在的可能性。”（38）“虽然他们似乎过分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也经常沉迷于内省以至于接近疯狂的程度……但他们却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就像同时代的科学与哲学上的革命：他们打破了旧有的机械化规条，……令想象更有弹性与自由。”（39）在某种意义上，夏济安的“古典”论述庶几近之。这些“古典论述”虽然是兄弟间的自说自话，是其个人情感的传达，但毕竟赋予“古典”以情感的维度和现代转换的能量，建构了一个“古典”的城堡。如果说埃德蒙·威尔逊将阿克瑟尔视为象征主义的英雄，那么夏济安所建构的“古典”城堡也是一项英雄之举，昭示了那个时代海外知识分子的情感认同与学术选择，在孤悬海外的情境中为“古典”的现代性转换发掘了极大的可能性。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
注释
（1）参见余夏云：《现代性的政治：夏济安的左翼文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2）参见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3）参见夏志清：《可当恋爱史读的〈夏济安日记〉》，《书城》2011年第9期；季进、姚婧：《夏济安：一个失败的浪漫主义信徒》，《书城》2017年第10期。
（4）《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收入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17—246页。
（5）参见季进：《人文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夏济安及其当代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2期。
（6）参见王德威：《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7）三篇文章均见夏济安：《夏济安选集》，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
（8）（10）夏济安：《白话文与新诗》，《夏济安选集》，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第78页，第80—82页。
（9）（11）（12）夏济安：《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夏济安选集》，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第85页，第91页，第88页。
（13）（27）《夏济安致夏志清1957年5月1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7页。
（14）参见朱远思：《冷战早期的文学与政治：重访夏济安的鲁迅论》，《台大文史哲学报》2021年第95期。
（15）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见《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夏志清致夏济安1961年9月25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30页。
（17）王汎森：《跨学科的思想史：以“废科举”的讨论为例》，《复旦学报》2021年第2期。
（18）《夏济安致夏志清1960年7月3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34页。
（19）《夏济安致夏志清1963年10月22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31页。
（20）（21）《夏济安致夏志清1961年7月9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74—575页。
（22）［德］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3）夏济安：《〈西游补〉：一本讨论梦境的小说》，郭继生译，收入林以亮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二辑），幼狮文化，1977年版。
（24）《夏济安致夏志清1965年1月23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33页。
（25）［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26）《夏济安致夏志清1951年1月18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页。
（28）《夏济安致夏志清1961年2月4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7页。
（29）《夏济安致夏志清1961年12月1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65页。
（30）对“单子”“褶皱”的扼要概括，参见张小虹：《时尚现代性》，联经出版社，2016年版，第47—60页。
（31）《夏济安致夏志清1961年12月1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66页。
（32）参见［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33）《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见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27页。
（34）《夏济安致夏志清1961年8月29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13页。
（35）《夏济安致夏志清1963年4月1日》，见王洞主编、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3—194页。
（36）参见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涂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37）参见季进：《落日故人情：寻访夏济安和陈世骧》，《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
（38）（39）［美］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到1930年的文学想象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第209—210页。
作者简介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总编：凌逾
责编：陈楠欣
“
往期推荐
跨界太极学术 | 史佳林、张新颖：“借来的空间” ，“身份”的“传奇” ——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〇》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〇》
跨界经纬 · 第3482期 | 姜哲：何为中国话语？为何比较文学？——论“异同游戏”对“可比性”问题的遮蔽
跨界经纬 · 第3469期 | 第十四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第 3490 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