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第3451期 | 延娟芹：《汉书·艺文志》诸子学理论探略

《汉书·艺文志》诸子学

理论探略 

延娟芹

［摘要］《汉书·艺文志》以尊经为基础，建构了汉代的诸子学理论。其将学术派别与图书分类相结合，既使得各学派的内涵更加清晰，同时也使每部著作有了明确的学派归属，利于图书的分类和著录。《汉书·艺文志》还反映了诸子各学派的发展源流，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异同与融合情况，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它也存在学术分派界限不清、概念使用混乱的弊端；“以经观子”“融子入经”的学术体系建构方式、对诸子各学派源流的认识等则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诸子学派；“以经观子”；图书分类；思想融合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首次对先秦到汉代的图书做了系统的分类和著录，为后人研究先秦两汉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史料，古人对此评价甚高。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二《汉艺文志考证》中引清人金修撰榜云：“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1]清人姚振宗亦云：“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2]《汉志》对后世目录学著作影响深远，后代无论是官修目录，还是私家目录，其基本框架大抵不出《汉志》设定的范围和类目。《汉志》最早系统记录了诸子九流十家，细致深入地辨析《汉志》的诸子学理论，是我们理清、认识传统诸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今学者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九流十家的诸子学派分类与成就，以及对各学派起源、发展和特点的阐述，进而从学术史高度审视先秦子学的发展历程① 。本文拟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建构诸子学理论的特点以及得失方面，做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因《汉志》本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汉志》也反映了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思想，本文在讨论《汉志》时以班固的观点统摄刘向、刘歆观点，不再单独说明。

一、“以经观子”的学术体系建构方式

      《汉志》将《六艺略》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典文献，将《诸子略》列于其后，并提出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② 。显然，班固是用“以经观子”的总体思路建构当时的学术体系，反映了他“融子入经”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直接影响了《汉志》对各部分图书顺序的排列。《汉志》各部分的编次排序首先体现了汉代思想的特点，即明确的等级观念。《汉志》六大类的排序，其学术价值和地位依次递减。每一大类中若干小类的排序也依据这一原则。就《诸子略》而言，首列儒家，这是汉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学术上的反映。儒家著作中的《论语》，著录于《六艺略》，将《论语》以外的其他儒家典籍著录于《诸子略》中，是否降低了其他儒家典籍的地位呢？非也。《六艺略》与《诸子略》除等级地位不同外，还有产生时间先后的区别，钱穆先生曾云：

      《汉书·艺文志》以《六艺》与诸子分类，《六艺》即古学，其先掌于史官（此义章学诚《文史》《校雠》两《通义》已言之。）诸子则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战国博士立官源本儒术，然《汉志》儒家固俨然为九流百家之冠冕，列诸子不列《六艺》，则明属家言（即新兴之平民学），非官学（即传统之王官学）矣。[3]

       六艺为古学、官学，诸子为今学、家学，六艺为源，诸子为流，这是班固列六艺类的重要原因，这与他将《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起源都归于上古王官的认识相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六艺不仅被儒家传习，其他学派也进行了学习继承，各学派从六艺中汲取的内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儒家不入六艺与当时的学术等级有关。但班固将儒家列于首位，是汉代独尊儒术思想在目录学上的反映[4]。换言之，六艺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长江大河，诸子百家思想则是取自这些长江大河中的支流。

       首次系统提出诸子学派名称并对各学派进行详细说明的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收录的《论六家要旨》③，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六家排序是：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到《汉志》，排序发生了变化，首列儒家，道家次之。道家在汉初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济得到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汉志》将道家置于儒家之后，以突出道家在当时仅次于儒家的崇高地位。这与司马谈将道家置于最末位作为收煞，以突出道家的崇高地位，用意相同。因儒道二家位置提前，在《论六家要旨》中置于首位的阴阳家位置自然移后，列第三。阴阳家在战国中后期到汉初，盛极一时，这是司马谈将阴阳家列于首位的缘由。值得注意的是，《汉志》中墨家被移到名家之后，由第三位退居第六位。墨家与儒家同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但两家分歧较为明显。儒家提倡有等级的仁爱，墨家主张没有等级的兼爱；儒家主厚葬，墨家主薄葬；儒家提倡礼乐，墨家主张“非乐”。墨家在战国时期遭到儒家激烈抨击，孟子曾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可见当时儒墨两家分歧之严重。在儒家被倡导与扶持的社会，墨家的衰落不可避免。《汉志》中墨家列六家最末，不足为奇。

      《诸子略》在《论六家要旨》基础上增设的四家紧随“六家”之后，《汉志》主体内容明显承续《论六家要旨》。

       在对各家源流进行说明时，《汉志》同样渗透了“以经观子”、儒家为主的思想。如对道家的评述“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阴阳家的弊端是“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的优点是“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弊端是“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名家的作用是可以使“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墨家的优点是“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弊端是“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纵横家的弊端是“上诈谖而弃其信”；农家的弊端是“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汉志》对以上诸学派的评析，以儒家为参照的特点十分突出。

       刘向父子及班固对诸子的总结，目的是建立一套与汉代政治大环境相适应的学术体系，在经学的笼罩下，汉代学术话语体系最终形成。但是，《汉志》所谓“九流十家”之名称，既非先秦时期学术状况的真实反映，亦非西汉诸子状况，而是汉代学者依据当时学术思潮对先秦至汉代诸子学术的概括。就这一问题，熊铁基先生认为，汉代人在校对、整理先秦典籍时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汉代对经籍的改造和诠释有汉人的“我”在其中，必然会打上汉代的思想烙印[6]245-246。因此，剔除汉代社会思潮的影响，还先秦诸子以本来面貌，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工作虽然复杂艰辛，却很有意义。

       如果说，董仲舒时期的独尊儒术，还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统一，尚显单薄，到刘向父子的“以经观子”，则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体系的建构，以经学统摄其他学术，子学成为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尊儒术并非儒术独有，汉代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依然存在，《汉志》中也著录了汉代的其他学派著作。儒术独尊，其他学派成为儒术的有力补充。汉代是统一而又多元的中华文明的确立时期，也是一体多元的学术体系的建构时期。

      经书地位最高，诸子只是六经之支，从此，尊经卑子的格局正式形成。到《隋书·经籍志》，诸子地位继续下降，位列史书之后。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编修《四库全书》。

二、学术派别与图书分类相结合

       对图书进行分类，刘向父子之前尚未系统进行过。对图书的科学分类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即学术思想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相关学科的认识。先秦两汉时期，学者们尚无学科的认识，先秦的文史哲、诗乐舞混杂不分，图书分类的标准问题便是摆在汉代学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刘歆对此进行了开拓性尝试，将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

      《汉志》在司马谈所论六家基础上，又增加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对于增加的四家，学者曾提出异议，如梁启超云：

      刘歆《七略》踵谈（案，指司马谈）之绪，以此六家置九流之前六，然以通行诸书未能尽摄也，则更立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以广之。彼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原未始不可，若绳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故《七略》增多家数，虽似细密，实乖别裁。其不逮谈也审矣。[7]

      梁启超认为纵横等四家不足为一家言，被刘歆置于《诸子略》纯为“目录学上著录方便计”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班固在《汉志》中说得很明确：“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汉志》强调诸子各学派的出现都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现实意义，符合事实。《论六家要旨》也有类似说明：“《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8]3288-3289“务为治”是诸子各派产生的根本原因。诸子百家，无论其思想倾向差异大小，他们面对的是相同的社会问题：西周时统一的分封社会，到了春秋时期，为什么会成为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乱世？再进一步，该如何结束这种乱世？这也正是方勇先生提出的“周文重建之争”[9]。可以说，诸子思想都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各学派思想出现分歧，是诸子们看待当时社会时所处社会地位、观察视角不同所致。

      《汉志》从目录学的角度把具体的典籍与学派相对应，诸子学派的特点，不再是纯学理的评论，而是建立在全面清理文献基础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将《论六家要旨》中有些虚陈的学派概念坐实，使得各学派的内涵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每一部典籍的学派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将学术派别与图书分类相结合，不但有助于学术的传播，也有助于图书的保存与流传。诸子百家各学派代表人物及著作在后代深入人心，《汉志》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兵书略》。后代历来将兵家作为诸子学派之一，但《汉志》中将兵书单列一大类，与诸子并列。兵书单独列出，有几个原因。

      首先，与班固对兵书的认识有关。对此，章学诚有一段说明：

      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10]

       就《汉志》中所列六大类而言，六艺、诸子、诗赋属于理论或情感色彩较浓的著作，属“形而上之道”，而兵书、数术、方技则属于实践性突出的著作，即属于“形而下之器”。“道”“器”的区分见于《周易·系辞上》，《易》在《汉志》中地位崇高，居群经之首④。《易》的“道”“器”之分不能不对刘向父子产生影响。从学术的内涵而言，“道”属于“学”的范畴，“器”则属于“术”的范畴。但“学”与“术”的分野并不是绝对的，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如《汉志》评老子思想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思想后来则演变为一家之学。到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诸子列于乙部。“乙部则合《汉志》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为一部，为后世子部的创始。”[11]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基本沿袭这一分类法。

     其次，当时校书时，兵书由专人整理，“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书与诸子并非同一批学者整理，故分列两大类。

       再次，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战争不断。秦汉时期虽然政治一统，局部的战争依然存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始终未能平息。数百年的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出现了大量的兵学著作，《汉志》著录兵书53家，790篇，图43卷，并分为4类：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量如此巨大的一批典籍，也需要单独著录。总之，《汉志》对图书的编次有其理论指导。刘向父子与班固根据他们对当时学术的认识，既对学术进行了总结，又对图书进行了整理分类。

      《汉志》对诸子学术派别的划分，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对先秦诸子分派的基础。然而，《汉志》的划分同时也误导了后人，使得人们常常把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学术的认识和评价作为先秦诸子的实际面貌看待。

       事实上，《汉志》虽著录了绝大多数先秦诸子著作，但并非全貌，尚有一些诸子因汉代无著作流传而未能著录。将《汉志》所录与《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等记载相比较可以发现，以上几篇所提及的有些诸子并不见于《汉志》，如《天下》中的彭蒙，《广泽》中的皇子，《非十二子》中的它嚣、陈仲、史䲡，《不二》中的阳生（杨朱），以及先秦其他典籍中出现的属于墨家的谢子、唐姑果，农家的许行等，这些诸子因汉代没有著作流传，故未录。

      《汉志》的九流十家的划分存在一些不周延之处。如《诸子略》中有阴阳家，《兵书略》中也有“兵阴阳”类；阴阳家典籍与数术类典籍，也有许多相近之处，当初区分这些典籍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很难做确切的说明。

     《汉志》中指称诸子的“家”，常常混杂不清。毫无疑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家”，主要指学派。而《汉志》中的“家”，内涵不够明晰。有时指学派，如在说明每一学派的源流时使用固定的句式“X家者流，盖出于XX”，“家”明显指学派。但“家”有时又有书目划分的“种”或“类”的意思，如在著录每一学派著作种类和数量时，又用“右XX家，XX篇”句式，这里的“家”又指“类”。

       将图书分类与学派分类相结合，不失为一种解决图书分类的方法。但由此却使思想史上的诸子学著作与图书分类中的子部书籍概念相混杂。如果说，《汉志》的《诸子略》著录的图书多数尚属诸子学著作，到《隋书·经籍志》，子部书籍就相当驳杂。大量宗教学著作，以及一些无法归入其他类目的著作，统统著录于子部。

       子部典籍的庞杂，直接影响了诸子学著作的学术地位。《隋书·经籍志》著录子书“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12]，思想史上的诸子学著作被淹没在数量如此巨大的子部著作中，其地位也随之下降。《汉志》提出的诸子九流十家，后世甚至演变出“三教九流”之称，究其缘由，与《汉志》将学术派别与图书分类相结合，导致后来子部典籍庞杂有直接关系。

三、反映诸子各学派的发展源流

      《汉志》著录了先秦至西汉图书共“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并且分别为六略和三十八种图书作了序。在各序中，班固论述了各类图书所代表的学术派别或门类的渊源、特点、优劣等。影响最大的是“诸子出于王官论”，对此，后代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⑤ 《汉志》所追溯的职官，有的见于《周礼》或其他先秦典籍，如司徒之官、行人之官、史官、清庙之守、礼官等，⑥有的不见于先秦典籍，如羲和之官、理官、议官、农稷之官、稗官等。其实，“诸子出于王官论”是汉代学者主观的理论重构，而非周代客观事实。

      西周时期教育的特点 是“学 在 官 府”，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子弟，学 习 内 容 大 都 来 自 各 种 王 官。“这种百官在任职实践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经 过 不 断 修 订，不 断 条 理 化，汇 集 起 来，即 成 宗 周 官学。”[13]记录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典籍也由相应的王官保存与传习，如《周礼·春官·宗伯》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 《周易》”[14]637。“大史掌建邦之六典”[14]692，“小史掌邦国之志”[14]699，每种职官负责保存与传授某类典籍。

       春秋中后期，出现了私人聚徒讲学的现象，孔子首开其端。从此，西周时期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现。

       虽然“诸子出于王官论”不能用来解释诸子百家的产生，但是反映了私学产生之前“学在官府”的文化现象。它代表了刘向父子的学术史观，即学术出于王官，这是他们在梳理先秦到汉代学术发展史的指导思想。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只论及六家之优劣，并未对每一学派的发展源流进行说明。有学者指出，《汉志》以“学术出于王官”架起了联系王官之学与晚周以来学术体系的桥梁，建立了一套既能够统摄六略群书，又能够反映 学 术 源 流 的 体 系，从 理 论 上 解 决 了 西 汉 学 术 文 化 与 周 秦 学 术 文 化 之 间 的 源 流 问题[15]。此说甚为合理。这是《汉志》对《论六家要旨》的重大发展。同时，刘歆这一举措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歆为了纠正今文经学虚妄的特点，力图从古文经学角度，建构汉代学术体系。他将诸子学派的源头追溯到《周礼》中的各种职官，正是在古文经学的大背景下，将汉代学术与西周官学相接续。“就文化意义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既是刘歆梳理先秦典册体系重构汉代文化学术的产物，亦是汉代儒学在今文经学形态下面临‘虚妄’困境的一种自救之举……（刘歆）希望倚重汉家的政治权威，对偏离中华传统学术立场的今文经学进行纠偏。”[16]

      班固以史家的严谨态度对各个学派作了评述，遗憾的是，班固在评论各学派时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识，即诸子各学派都由上古王官之学发展而来，都是经学（儒学）之支流。以儒家思想为参照评论各学派，未能站在纯客观的学术史角度，导致他的评论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偏差。

     《汉志》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派的流变情况。以道家为例，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对道家这样说明：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8]3289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明显融合了几个学派的思想，这是战国后期到汉代初期的道家（即黄老道家）特点，而非早期道家。

       再看《汉志》对道家的说明：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17]1733

       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绝去礼学、兼弃仁义，这是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主要特点，与黄老道家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二者显然不是同一时期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对杂家的说明：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17]1742

      班固对杂家的说明近于司马谈对道家的说明，前者“兼儒、墨，合名、法”与后者“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如出一辙，《汉志》明显借鉴了《论六家要旨》。因此，有学者把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的杂家著作归为新道家[6]104-105。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班固为什么不沿用司马谈的划分方法，却将司马谈的道家改为杂家？

      《汉志》列道家著作37家，993篇，当时道家留存典籍甚至超过儒家（836篇），在十家中数量仅次于小说家（1380篇）。杂家著作有403篇，在十家中居第四位。汉代皇家藏书中道家、杂家典籍如此巨大，从图书分类整理的角度看，杂家的设立有其必要性。

      从学理看，杂家在综合百家时有其指导思想，即是否有利于“王治”，杂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一家，也正是因为杂家著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编撰原则和编撰方法。杂家是有自身特色的一家，《汉志》专设杂家有事实依据。

       将《论六家要旨》与《汉志》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更多表现了司马谈对汉初学术的理论认识，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后者因为对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序言的撰写等基础工作，对每种著作内容的把握、性质的判定更加全面深入，因此其分类也更为科学准确，格局更大，视野更开阔。司马谈仅论及黄老道家，无法真实反映早期道家的思想特点。《汉志》则不然，将道家回归为老庄时期，并另立杂家，一方面对道家的产生、主导思想有真实反映，同时，也体现了道家在后代的发展流变。

      遗憾的是，在《汉志》中十家是并列的，似乎十家产生于同一时期，这给后人认识十家造成不少困惑。其实，十家的产生有先后之别，《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18]墨家显然产生于儒家之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其产生必然在儒、墨、名、法之后。但这些在《汉志》中都未明确说明，后人只能根据其序言及其他记载去推知各学派产生的先后顺序。

四、体现不同学派思想之异同及融合情况

       先秦诸子各学派并非水火不容，士人们面对同样的现实问题，各自寻求解决方案，相同的社会背景，使得他们的思想天然具有契合点。在争鸣过程中，不同思想之间相互辩驳、碰撞，常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如仁义礼智信历来被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范畴，但这些思想在其他学派中同样可以找到踪迹。如《老子》八章：“与善仁，言善信。”[19]《墨子·法仪》：“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20]兵家也讲仁义，《孙子兵法·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21]可见诸子各学派之间的互通互融。

       这一现象同样体现在《汉志》中。章学诚在深入研究《汉志》的体例后，提出“互著”说和“别裁”说，在其著作《校雠通义》中专列《互著》《别裁》两部分。

        “互著”就是“一书两载”，有些典籍的内容涉及两个以上的类目，班固便将同一典籍在相关的类目中重复著录。“别裁”则是根据内容裁取书中的个别篇章另外著录于他类。“互著”与“别裁”是实事求是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著录方法，既利于读者按照类目检索和使用图书，又利于真实反映学术的体系和内容。

       在《汉志》中，出现了一些书名相同或相近的典籍，如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兵家有《景子》《孟子》，杂家有《公孙尼》；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有《伊尹》《鬻子》，兵家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有《李子》《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有《庞煖》；杂家有《五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有《五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兵家也有《师旷》。这些书

名相同或相近的典籍，篇数并不相同，如杂家“《五子胥》八篇”，兵家“《五子胥》十篇，图一卷”；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家“《尉缭》三十一篇”。这些典籍，据学者考证，有的是书名相同，内容实异；有的是书名相同或相近，内容相关但不同；有的是书名相同，内容可能部分相重[22]。

      《汉志》还用“出”“入”“省”字样标注对典籍著录类目或篇目的调整，如班固在《诸子略》中自注：“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在《兵书略》中又自注：“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在兵权谋家中自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鶡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 。”这应是班固在刘向父子基础上做的调整。

      以上现象，就是“互著”“别裁”的结果。班固通过“互著”“别裁”的方式，尊重了图书本身的内容性质，反映了同一部典籍、同一学派内部思想的复杂性。

      《汉志》虽然用“互著”“别裁”的方式重新调整了一些典籍中篇目的归属问题，但尚有数量不少的篇目未调整。如《管子》在《汉志》中收入道家，《隋书·经籍志》之后，多收入法家，《管子》中道家、法家思想兼有；《晏子春秋》在《汉志》中收入儒家，但书中有不少反映尚俭的篇章，类于墨家，后世就有学者提出《晏子春秋》应入墨家⑦；《汉志》中既已采用了“互著”“别裁”的体例，在实际著录时有的篇章做了调整，有的却未调整，显得有些混乱（杂家因其学派属性，思想中杂糅了其他派别的成分，可以不做调整）。

      《汉志》奠定了中国古代的诸子学理论，如何认识《汉志》，关乎对传统诸子学理论的继承问题。汉儒去先秦未远，他们对诸子各学派思想、主旨的认识值得重视，尤其是一些著作失传的诸子，汉儒的记载是难得的史料。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汉儒诸子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汉志》对诸子著作的分类著录、对诸子之间异同及融合情况的反映功不可没。其对诸子学派的划分，我们不应舍弃。对于《汉志》的九流十家说，我们要做新的发展，如增加兵家、数术类等，同时要剔除其中不属于诸子学范畴的“漫羡”之 作。《汉志》尊经卑子、以儒家为参照评价其他诸子的思维模式等，我们则应该加以舍弃。

原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0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