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东
原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03期
摘要 |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制约着竖立其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侧重点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解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历史理论,因而分析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反不如分析文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多,倒是在从青年黑格尔派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反而较多。马克思关于文学与哲学分析的深刻之处,在于消除异化劳动而将人类在审美中求得身心的愉悦作为普遍性。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批评中分析过很多当代作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后来也曾将文学与哲学混而为一地相提并论。 |
关键词 |
马克思;恩格斯;文学;哲学;跨学科 |
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称“马哲”,在我们的大学里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然而,通盘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涉及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分析与论述就会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或者说在其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论著中分析文学与哲学关系的较多;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论著中分析文学与哲学关系之处反而减少,甚至还不如分析文学与经济学、文学与社会学关系的论述多。我们将在总体上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从早期思想向成熟共产主义者的转折来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然后分别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并制约着竖立其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当然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还是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的,并且这种决定、制约与互动并非静态结构而是动态流变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社会就会发生革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的盖棺论定强调的也是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解剖,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为本,并最终走上颠覆哲学的道路,还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马克思曾有一个非常看重哲学的时期,甚至在被认为是在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而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发现经济学对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更重要,从而将经济学排在哲学之前。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阶段,经济学已占据根本的位置,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具有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与发展的功能而成为哲学。因此,尽管马克思在辩证法、历史的观念甚至对于人类童年时代艺术的崇高评价以及对于东方国家的社会历史评价很低等方面浸透着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却正是在与黑格尔哲学大唱对台戏中完成的。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与精神是根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理念与精神外化的结果;那么马克思则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进行了天翻地覆式的批判与颠倒:第一性的与根本性的不是绝对理念与精神,而是与之对立的物质与经济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对黑格尔哲学倒置性的颠覆。可以说走到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已经不如经济学与社会学显得重要,而恩格斯也是在这种意义上颠覆哲学的。恩格斯认为:“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恩格斯又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4）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总体特征及其发展过程,就会明了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论著中分析文学与哲学关系之处反而不如分析文学与经济学、文学与社会学多;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早期在论著中分析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反而较多。1837年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他沉迷于写诗,除了创作大量的诗歌外还创作了数量不多的小说与戏剧。以马克思那种百折不挠的性格,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那么马克思会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然而在1837年11月致父亲的信中,他已开始厌倦写诗,甚至“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他“首先渴望专攻哲学”,除“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部分”,还“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5）。1839年马克思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已表明其哲学造诣达到较高水平,到1841年4月马克思向耶拿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并获得博士学位。马克思原来是打算以哲学专业在大学谋职的,然而布鲁诺·鲍威尔被大学开除使他打消了这一想法。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是非常崇尚哲学的,他的人生目标是从文学家转向哲学家。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中已经在关注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伊壁鸠鲁被揭露说,他的最主要的原理是从诗人们那里剽窃来的。”他的彻底消除痛苦是快乐力量的界限是从荷马史诗中吸取的,他的“关于身体变成尸体后,就没有感觉了的是从荷马那里剽窃来的”（6）。一般认为,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以索福克勒斯的艺术成就最高,然而马克思最喜爱的却是埃斯库罗斯,这可能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更具有献身殉道的精神——讴歌普罗米修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有关。马克思非常喜爱这个为人类利益受难的悲壮的艺术形象。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引用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7）卢克莱修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与哲学家,其《物性论》既是诗歌,又是哲学。马克思给予卢克莱修以很高评价,还引用卢克莱修的诗句对伊壁鸠鲁加以称颂: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莱修的称颂的:卢克莱修这段歌颂伊壁鸠鲁的诗句,令人想到拜伦歌颂泰坦的《普罗米修斯》一诗中的诗句。由此可见,从文学到哲学,马克思喜爱的人物是有共性的:就是悲壮而舍生取义地为人类谋幸福,并敢于挑战神明与宗教,敢于与统治者抗争!
马克思当时已意识到哲学的本源与神话、宗教的密切联系,并且做了这样的设问:“为什么这种神话解释恰恰是在主要阐述道德宗教真理的那些对话中遇到,而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对话《巴门尼德》篇中却没有?”紧接着,马克思画龙点睛地分析了哲学、神话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于是关于辩证法的神话就是爱;但辩证法又是急流,它冲毁各种事物及其界限,冲垮各种独立的形态,将万物淹没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于是关于辩证法的神话就是死”（9）。尽管在马克思的论述还具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但他对辩证法的推崇却是很突出的。在马克思崇尚哲学的年代,其论著具有浓重的哲学意味。当然,马克思在文章的更多地方分析的是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偶尔也会涉及哲学与文学的关系:“这种不学无术忘记了普鲁士法正是起源于‘这个沃尔弗’的哲学学派,忘记了法国拿破仑法典并不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10）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切地感受到德国人作为哲学民族的马克思,将德国人的哲学经历与其他民族的神话经历进行比较:“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1）马克思成为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之后,论及哲学及其与文学关系者明显减少。有两次还与恩格斯一起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一次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强调自我无限膨胀的唯一性。（12）一次是批判道梅尔的《新时代的宗教》一书。此外马克思还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推荐一则具有明哲意味的阿拉伯寓言,来嘲弄不懂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家。（13）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哲学家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将哲学家与诗人相提并论,认为“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14）。狄德罗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其《拉摩的侄子》作为充满哲理的小说深受马克思的喜爱。有一次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今天我偶然发现家里有两本《拉摩的侄子》,所以寄一本给你。这本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以新的享受。”（15）事实上,马克思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分析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消除异化劳动而将人类在审美中求得身心的愉悦作为普遍性。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6）马克思从这里切入,展望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类观照自己本质力量的审美活动;那时候专门的诗人、画家等都将消失,人类的劳动将像诗人作诗画家作画一样快乐。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从诗歌创作转向哲学上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散文诗式的文学批评文章《风景》中,恩格斯是这样描绘黑格尔哲学与他的关系的:“当最了不起的一位哲学家的神的观念,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17）恩格斯在青年时代从事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说:“上一世纪法国文学的一个特点仿佛正开始再现于当前的德国文学中。我指的是哲学上的玩物主义,它在百科全书派身上表现出来,同样也在现代某些作家身上表现出来。在前者那里由唯物主义占领的地方,在后者这里正开始被黑格尔占领。蒙特是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人。奎纳始终没有忘记跟在他后面,写了《疯人院里的隔离》,虽然《性格》第二卷证明他已经部分地摈弃了黑格尔,但是他在第一卷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尔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恩格斯又说:“这种类比是否定不了的;上面提到的那个作者根据上一世纪哲学上的玩物主义的遭遇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死亡的萌芽随同体系被带进了文学,这个结论是否对当代文学也还是正确的呢? 诗才所耕耘的土地会不会被一个比先前的一切体系更加彻底的体系的根子弄得坑坑洼洼呢? 或者这些现象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爱:哲学用它来迎合文学,而且它的成果在霍托、勒特舍尔、施特劳斯、罗生克兰茨等人的著作和《哈雷年鉴》中得到出色的表现? 如果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有权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影响,——我们所期待的相互影响的酝酿,早已被所谓‘青年德意志’的一部分人注意到了。”（18）恩格斯在这里论及多个德国作家与哲学的关系,尤其是著名的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白尔尼(Ludwig Börne,又译伯尔内)与黑格尔的关系。![]()
恩格斯在批评雅科比语言上的混乱时,又将诗与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19）而恩格斯在分析论战与诗歌的关系时,也涉及文学与哲学的关系。（20）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充满了比较意识,他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谷兹科夫和蒙特进行比较,并且认为蒙特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当谷兹科夫和蒙特各自所走的道路突然在时代的思想上交叉时,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对立的。他们会很快就再次分道扬镳,也许会远远地相互挥手致意,愉快地追忆往日的相遇。”恩格斯继续分析说:蒙特“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下的充满希望的阴影里,长期以来就表现出大多数黑格尔分子所特有的傲慢”。恩格斯又将奎纳与蒙特进行比较,认为把奎纳“和蒙特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俩人共同的思想形成过程:都受过黑格尔的影响,经历过柏林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使得奎纳也迷恋个性和环境,而且迷恋这种文学混合物的真正的发明家万哈根·冯·恩赛”（21）。波恩大学于1842年3月底因宗教问题解聘布鲁诺·鲍威尔,恩格斯与其弟埃德加尔·鲍威尔对此抗议而作的诗歌中,在写魔鬼揪住布鲁诺·鲍威尔的一绺头发的时候,就有以文学表现哲学、现象学、美学、神学、逻辑性等跨学科的诗句: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论著中论及哲学及其与文学关系之处明显减少,但恩格斯在《自白》中坦诚承认,他最喜爱的诗人与散文家是歌德;《自白》中没有喜爱的哲学家选项,不过马克思除外,从各种迹象都能够看到他最喜爱的哲学家无疑是黑格尔。他经常将黑格尔与歌德相提并论,并很遗憾二人并没有摆脱德国的庸人气:“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23）恩格斯还指出,尽管费尔巴哈在很多方面与黑格尔相比都显得肤浅,但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无疑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革命。“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文学与哲学的结合并不成功,“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24）。值得注意的是,从青年时代开始,恩格斯不但经常将文学与哲学相提并论,而且还将二者混用。在青年时代的批评文章《卡尔·倍克》中,恩格斯认为:“我们德国人向来以自己的诗歌自豪;如果法国人曾经夸耀他们自己争得的宪章并且嘲笑我们的书报检查制度,那么我们也曾经自豪地历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从《路易之歌》到尼古劳斯·莱诺的许多诗歌。难道这个抒情诗宝库竟要毁在我们手上?”（25）在这里,恩格斯就是将哲学与诗歌混用了。在《德国状况》中恩格斯认为:18世纪末的德国完全被腐败与鄙俗气浸透了,“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26）。正如在《卡尔·倍克》中讨论抒情诗时冒出了康德、黑格尔,而《德国状况》强调在文学中才能看出希望的命题下却冒出了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有时恩格斯虽然没有将哲学与诗歌混用,但却将二者放在一起并论。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谈及拿破仑扫除了许多德意志小邦的时期,认为这“正好是文学和哲学的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盛的时期”（27）。他在书信中又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不过他接着又说:“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28）马克思恩格斯最早都喜爱诗歌创作,后来又喜爱哲学——先是走向在德国哲学界流行的青年黑格尔主义,不久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联手共建共产主义哲学大厦,此后就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存在来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然而,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了诗歌创作,但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仍然令人瞩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就不是旁观者的走马观花或隔岸观火,而是发自内心的生命体验。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关于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就拉开了帷幕。柏拉图推崇与理念亲善的哲学而否定与理念相隔三层的文学,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歌创作比历史描绘更富有哲学意味进而肯定了文学。在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批评家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进一步分析了诗与哲学的异同。通过我们的分析不难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富有创意的,然而中外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都还是一个空白,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出现更有分量的研究论著。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页。（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7页。（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页。（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页。（5）马克思:《给父亲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6）马克思:《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7）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8）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页。（9）马克思:《关于伊壁鸠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145页。（10）马克思:《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8-129页。（1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8-459页。（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8页。（13）马克思:《致劳·拉法格(1882年4月13-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1971 年,第 303—304页。（14）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15页。（15）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9年4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83页。（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6—97页。（17）恩格斯:《风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6页。（18）恩格斯:《时代的倒退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页。（19）恩格斯:《约艾尔·雅科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20）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页。（21）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83页。（22）恩格斯:《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1 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1982 年,第343页。又:根据最初的单行本署名,这首诗由恩格斯与埃德加尔·鲍威尔合著。（2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0页。（2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 313-314页。（25）恩格斯:《卡尔·倍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页。（26）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4页。（27）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52页。（28）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90页。
![]()
高旭东，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马工程”比较文学概论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日本城西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总编：凌逾
责编：张静敏
![]()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跨界经纬】第 3478 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