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旁证》发覆
李光摩
原载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摘要：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提出了对《桃花源记》颇为出人意表的解释，引起唐长孺等学者的质疑。由于质疑者不理解陈寅恪的论证方法及立意所在，因而论辩双方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交集，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事实上，桃花源的原型在江南抑或西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因桃花源而兴起的关于坞堡的历史想象与现实寄托。
《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意在借鉴历史上西北坞堡之经验，考古证今，化虚为实，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关头，提示国人在西北地区创立现实版的桃花源，藉以保存种族及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桃花源记旁证》就是陈寅恪的一篇政论。
关键词：陈寅恪 《桃花源记旁证》 坞堡 考古证今 现实桃花源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一般读者都会认为它所描绘的桃花源就是一个为逃避嬴秦暴政而建立的人间乐土，它的原型地应该在江南地区，甚至就是文中所提到的武陵。
然而，1936年初，陈寅恪在《清华学报》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以下简称《旁证》）一文，提出颇为出人意表的看法，即桃花源应在北方之弘农或商洛一带，而桃源之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对这一结论的提出，学界似乎一直无人回应，犹如隐在山间的桃花源，乏人问津。二十年后，史学名家唐长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而陈寅恪的观点并没有因唐长孺的质疑有所改变。时至今日，学界对陈寅恪的说法依然是质疑多于信从。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学术公案。
一、
我们先看一看《旁证》一文的结构，全文可分四部分：
（1） 指出《桃花源记》有寓意、纪实之分，本文仅就纪实立论，与寓意无关。
（2） 论述坞堡与桃花源的关系。西晋末年，西北不能南迁之人据坞壁以自救。东晋末年，戴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姚秦，所过之地即有檀山坞、桃原等坞堡。陶渊明的朋友羊长史衔使秦川，疑其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之见闻，《桃花源记》即取材于此。又，陶渊明与《搜神后记》实有关联，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纪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事，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此二事混合而成。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又，桃花源事既由戴延之溯洛水至檀山坞与桃原皇天原二事牵混为一而成，故推论其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3） 桃花源的现实性。陶诗《拟古》第二首载汉末田子泰入徐无山营堡而居，百姓归之的故事，与桃源之避秦颇为类似。又，苏东坡《和桃花源诗序》亦肯定桃源故事的人间性。
（4） 归为甲乙丙丁戊五条结论：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写成；
（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
之后，陈寅恪曾对此文做过修订，在论述坞壁部分的最前面又增加了两条关于坞壁的例证，一是《晋书》八八《孝友传》关于庾衮的材料，一是《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载庾衮《保聚图》一卷；文章最后又增加一条关于坞壁的补记，即从居延汉简和《后汉书·西羌传》参证坞壁与西北具有明确关系。至于文章观点，一仍其旧，未作变动。①
按照近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规范，陈寅恪的论证显然不够周详，结论的得出也有明显推测的成分。因此，学界的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1956年，被学界视为陈寅恪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一人的唐长孺，撰写《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对陈寅恪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陈寅恪“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又以皇天原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于是得出桃花源在弘农或商洛一带，而其人所避之秦为苻秦的结论，如果只就这些结论来看，“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又说，“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1]
大致说来，唐长孺认为陈寅恪的看法多是推测，缺乏实证的支持。
劳榦早年曾旁听过陈寅恪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但他在桃花源原型上却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这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是不希望把桃花源放在豫西崤函之际的。这一带在陇海铁路尚未完工以前，我曾经坐骡车往返于西安和观音堂之间，我的印象这一带都是干枯的黄土峡谷，除去灵宝县还有些白杨和枣树以外，没看到桃花，尤其是一点竹子也没有。‘良田美池桑竹之胜’，总觉得放在长江流域，心里才比较合适。”[2]
逯耀东也在《何处是桃源》一文中说：“以他的功力应是百无一失的，但偶然也会稍有偏差。”[3]显然，他也认为陈寅恪关于桃花源的论述是不可靠的。
陶集的部分校笺者也不同意陈寅恪的这一说法。如龚斌就说：“陈寅恪氏据地志中有桃源、桃林、桃花塞、桃林宫之名，遂谓桃源在北方，渊明或得知刘裕参军戴延之入关途中之见闻。此殆臆说而已。” [4]杨勇也说：“近人陈寅恪有《桃花源记旁证》，言之益凿，不足信也。盖陶公此作，要在求一寄托，陈则解之太实，与陶公本趣，离之又远矣。”[5]
一般读者从原作出发，大都不能认同陈寅恪的结论。武陵渔人，乘舟，缘溪行，桃花林，芳草鲜美，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一切显然与西北较为干旱之地不协调。因此，唐长孺诸人的质疑，无疑会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同。
如胡宝国就说：“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令人不能不信服。”[6]这个看法可能代表了学界的主流意见。
如果这些学者的质疑是正确的话，那么，陈寅恪的研究就很成问题了。他似乎连简单的学术规范都不懂，竟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被视为“能发千古之覆的史学大师”、“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难道是浪得虚名？然而，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陈寅恪写作此文时已46岁，作为学术研究者，这已是十分成熟的年龄，十年后又为原文增补材料，观点一仍其旧；晚年编辑文集，作者亦将此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这表明，此文是作者精心结撰之作，其观点始终未变。
其实，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陈寅恪的思路与唐长孺诸人颇为不同。正如张伟然所说：“他们俩（指陈寅恪、唐长孺———引者注）之间的学术对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明确结论的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似乎不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证明与反驳，还不如说是悟与证两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7]
这是笔者所看到的对《旁证》最有力的辩护，给我们启发良多。既然论辩双方的思路不在同一层面上，那就不可能形成什么交集，只能是各说各话。
对于一般质疑者比较重视的桃花源的原型问题，陈寅恪其实并不太在意，他关注的焦点是坞堡。
1942年，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说陶侃出于南方之溪族，而其“后裔一代逸民之《桃花源记》本属根据实事，加以理想化之作，所云‘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8]如此，则桃花源的原型应该在江南了。此与《旁证》的西北说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时隔六年，作者在同一问题上给出另一说法，按照常理，自然以后一说法为准。难道作者要否定西北说吗？然而，一年之后，作者又认为：“《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壁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非全无根据之文也。详见拙著《桃花源记旁证》及《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兹不备及。”[9]两种说法在这里并列出现，说明作者并不认为其间存在着矛盾。
1963年，两文皆被编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作者让两篇在桃花源原型上说法不同的文章共存于同一文集之中，而不作任何修改或解释，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桃花源的原型在江南抑或西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因桃花源而兴起的关于坞壁的历史想象与现实寄托。
三、
《旁证》之所以受到质疑，关键在于陈寅恪独特的思路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
因此，有必要对《旁证》一文所涉及的方法论给予探讨。关于此文所用之方法，陈寅恪明确表述如下：“要在分别寓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
1936年初，在“晋南北朝史”讲堂上，陈寅恪在回答学生所问时再次重申：“余所用考证方法，考‘时’及‘地’，与‘人事’合则是，否则非。”[10]在其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时亦说：“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也。”[11]可见，这一考证方法贯穿其一生，不仅《旁证》一文如此也。
任何人研究历史都要考究时地人这三个要素，即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相关人事，应该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陈寅恪的文章会给人留下别样的印象？他的思路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对于自己学术思想的迥异时流，陈寅恪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33年他就曾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又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12]
在这里，陈寅恪突出了自己学术思想方法的两个要点，即“不古不今之学”和“了解之同情”。
那么，什么是“不古不今之学”呢？程千帆认为“不古不今”出自扬雄《太玄经》，跟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陈寅恪的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13]
笔者认为程千帆这个看法是深获其心的。至于“了解之同情”，按照上述引文，无非就是设身处地，神游冥想，了解古人立说之时间、空间及相关之人事，借以与著书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自然，这种“了解之同情”必然有着主观因素的存在。因此，陈寅恪的文章大都会让人感觉到其背后有“陈寅恪”这个人的存在，这与学界主流追求所谓的“客观”研究迥乎不同。
这就提醒我们，读陈寅恪的文章，想要领会其意旨，不但要顾及研究对象之“时地人”，还要顾及与作者相关之“时地人”。
这一双重的“时地人”关系与陈寅恪常讲的古典与今典问题是互为表里的。
黄萱曾引述陈寅恪说：“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14]这其实就是讲诗歌的古典与今典问题。古典即作者所咏对象之时地人，而今典即作者自身相关之时地人。
这种方法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两层含义：第一层，历史的，亦即对象所包含的意义，这一层是显在的；第二层，当今的，亦即研究者所欲表达之意义，这一层是隐含的。对于这两层含义，陈寅恪追求的是古今冥合、宾主俱化的境界：“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5]
又说，“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16]这一番夫子自道，对于《旁证》来说也是颇为适用的。
陈寅恪在前引“了解之同情”一段话之后又说：“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17]那么陈寅恪自己的做法如何呢？毋宁说是一种对话，因对方话题而兴起的思考。
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之“时地人”与陈寅恪写作《旁证》之“时地人”颇为契合，一处于易代之际，一处于民族危亡之关头，二人隔代相感，遂于桃花源发生共鸣。
《旁证》除了揭橥“时地人”这一方法之外，还有其他需要读者留意的地方。文章题目中的“旁证”实乃一篇之警策，它旨在提醒读者，作者对桃花源的看法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而非必然的结论。
那么，《旁证》的结论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坐实呢？当且仅当西北地区存在坞堡，且《桃花源记》是纪实作品，或至少有纪实的成分，其结论才可成立。当然，类似桃花源这样的地形肯定不止西北地区存在，其他地区也可能存在。陈寅恪自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题目上标明他说的是“旁证”而非本证。质疑诸公似乎皆于此未达一间。
《旁证》还开宗明义地宣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以明界限。”陈寅恪于此点明此文于寓意忽略不论，止就纪实立说，等于明确表示此文离开陶渊明本意而另起炉灶。对于此点，质疑诸公似乎也没有多加留意，他们仍在陶渊明那里盘桓。
20世纪以来，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质疑《旁证》之诸公皆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然而，仅从科学实证的路子出发，怎么能理解“不古不今”的陈寅恪呢？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旁证》一文属意于西北之坞堡。文章开头在提醒读者区分《桃花源记》的寓意与纪实之后，接着就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坞堡，说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又说，“所可注意者，即地之以坞名者，其较早时期以在西北区域为多”。
其所以特别强调西北，可能与陈寅恪早年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感染有关。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必将振兴西北：“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8]《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于西北之地亦三致意焉：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板荡，“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19]
历史上西北地区确实存在不少坞堡，其与桃花源确有近似之处。因此，陈寅恪在文中所举的例证都是西北地区的，且都是关于避兵的。
然而，唐长孺在质疑中指出，避难集团的存在，既有避兵的，也有避赋役的，《桃花源记》就是作者根据南方逃赋役的情况而写的。对于南方逃赋役情况的存在，陈寅恪是否不了解呢？作为一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大师，似乎无此可能。即便真的不了解，在别人提出批评之后，为何不作修正呢？
正如晚年他对郭沫若批评《论再生缘》的表态一样，“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20]作者之所以单说西北之坞堡，盖亦有其“初旨”在焉，这也许是质疑者所不曾理解的。其实，作者想要说明，所谓桃源，在北方河洛地区或西北地区，那里的人民在苻坚之前秦的统治下，依托险要而又有经济产出之地，聚族而居，保存了种族，也保全了文化。其后，这些避难之家族与南迁之士族一道，共同孕育出了隋唐这样汉民族混一兴盛的时代。
陈寅恪的一生虽是典型的书斋生涯，但他追求的却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经世之学。其《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云：“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赠蒋秉南序》亦云：“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这表明陈寅恪有“续命河汾”之志向，[21]其治学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
那么，《旁证》一文到底有何现实寄托呢？不妨按照陈寅恪所提倡的“了解之同情”，考察陈寅恪撰写此文的时代背景，借以窥见其苦心孤诣。
据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陈寅恪自到清华任教以来，以佛教、敦煌和蒙古源流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自1931年以后，逐渐转向隋唐及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研究。显然，陈寅恪关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他关注的是中国如何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开出隋唐的新格局，中国文化又是如何从佛教的影响下鎔铸成崭新的文化。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无疑对当时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政府，实行所谓的“自治”，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时阴霾蔽空，悲观气氛笼罩学界，而陈寅恪对时局的看法也不乐观。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吴宓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
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22]在陈寅恪看来，历史又将重演，北中国将再次沦陷。
作为历史上不断迁徙的客家后代，陈寅恪对聚族而居，保存家族和文化的历史经验是熟悉的；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者，陈寅恪对西北地区在异族入侵下的坞堡制度也不陌生。为保存民族文化计，不能南迁之国人，不妨效坞堡之旧规，生聚教训，以待贞元。此《桃花源记旁证》之所由作也。
由此看来，《旁证》就是陈寅恪的一篇政论，探讨日寇入侵之下民族与文化的存续兴亡问题。这种考古以证今的做法，历史上代不乏人。陈寅恪曾注意到：“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23]王夫之诸人可以借史论批评时政，陈寅恪何尝不可以借文史考证来关注现实？
至于桃源故事的现实化解读思路，并非陈寅恪的孤明独发，也是渊源有自。一般而言，唐代以前的桃花源是指向隐逸的，甚至是指向虚无缥缈的仙境的。
然而，宋代以来，其现实维度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苏东坡《和桃花源诗序》否认桃源避地之人为仙人，把桃源拉回到人间，陈寅恪评之曰：“古今论桃花源者，以苏氏之言最有通识。”
在易代之际或民族危亡的关头，桃源故事的现实性被再次唤醒，且被赋予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抗争精神，宋末方回对《桃花源记》的解读就是例证。他说：“予谓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仇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尔。至晋而后，渔者见其子孙，或夸讹以为神仙，固已非矣。王介甫‘知有父子无君臣’之句，尤为悖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遽亡之，则亦避之，盖深于知君臣之义者。介甫殆未知也。渊明岂轻于作此记？亦私痛晋之士大夫翻然事刘裕而无耻者尔。予遍读桃源题咏数百首，无能发明此意。故大书道士壁而刊之，不知其僭兼。是时，鞑酋破蜀，降将或为之用，因并以寓一时之感，而其实亦足以为天下后世为人臣者之劝云。”[24]
方氏处宋元易代之际，故借桃源故事以倡君臣大义。不料其本人后来忘却君臣大义，屈身事元，故为陈寅恪所不齿。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亦注意到桃源故事的现实维度，其《两异人传》一文叙述一徐姓者，不肯剃发，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菜谷之种，耕织之具，避地雁宕山，去之三十年，不得音尘。黄氏认为此事即是将《桃花源记》之寓言化为现实也。[25]
显然，陈寅恪对桃花源的现实维度也是体会亲切的，其《旁证》补记二曾以快慰的语气说到：“此文成后十年，得详读居延汉简之文，复取《后汉书·西羌传》参证，坞壁之来源与西北之关系益了然矣。”由此可以推测，陈寅恪此文的隐秘即在于西北坞壁与现实之关系。
原文作于1935年岁末，十年之后，适值抗战胜利。居延汉简与《后汉书》所载之事固为坞堡在西北存在之例证，而西北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不更说明了坞堡与西北的关系了吗？此亦足以证明陈寅恪敏锐的历史预见，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西北之地正可作为保存文化与种族的根据地。①
《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桃花源是一个内倾的、隐逸的、高蹈遗世的人间仙境，寓言也，非实录也；而陈寅恪《旁证》虽征以史实，而其本意则是考古以证今。
陈寅恪意在激励国人，在危难之际，发愤图强，借鉴历史上坞壁之经验，在西北地区因地制宜，化虚为实，创立现实版的桃花源，藉以保存种族与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根基。
注释
参考文献
作者介绍
李光摩，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
总编：凌逾
责编：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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