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 第3466期 | 谷维佳：从“正变”到“真伪”：论盛唐李、杜诗论中的“真伪之辨”

李白《古风》对“真”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其中三篇，分列如下：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大雅久不作》其一）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丑女来效颦》其三十五）

赵璧无缁磷，燕石非贞真。（《宋国梧台东》其五十）

“清真”“天真”“贞真”，三者皆与“真”字紧密相关，“真”乃真实之意，与“假”“伪”相对言，“正”与“真”在某些情况下可作同意解，名实相符者可称为“真正”，与“虚伪”“虚假”互为反义，“贞”又可假借为“正”，有“端方正直”之义。

以上三首，《大雅久不作》篇提倡复古，崇尚“清真”诗风；《丑女来效颦》篇认为诗人在诗歌技法上过于雕琢会丧失“天真”之趣；《宋国梧台东》篇讥讽野人珍以为宝的燕石非“贞真”之品，不能辨识玉珉之高下差别，却反过来嘲笑赵王无瑕之白璧。《宋国梧台东》篇言“流俗多错误”者，与其三十五《丑女来效颦》篇所举效颦之丑女，邯郸学步之寿陵人，乐曲上过于雕琢的斐然子之乐，在荆棘上雕刻猴子并自诩技艺高超的匠人等例子是一致的。李白认为时风流俗所重的都是华丽无用之物，只有《大雅》代表的诗歌正声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李白《古风》所倡“真”意，具有如下几方面内涵：

首先，在源头上要“正”。《大雅》“正声”才是其崇尚的“真正”之诗。李白之前，陈子昂虽提倡复归风雅，实际上是折中“风雅正源”与当世绮丽之风，取法“汉魏风骨”。李白对“真”与“非真”的强调，基于对诗之“正源”的重视，再三甄别论说到底什么才是“贞真”之诗，《古风》五十九首整体所显示出来的，正是“《风》《雅》嗣音，体合《诗》《骚》”的努力。

其次，李白《古风》提出了“真诗”风格上的具体评判标准，即“清真”“天真”“贞真”。“清真”者，对应“绮靡”而言，表层语言上偏重清丽灵秀，避免浮华艳丽、错彩镂金等技巧性繁饰，倡导恢复诗歌“清”之本貌和“真”之本性，是从宏观层面对诗风倡导者提出的要求；“天真”者，强调“自然而然”，否定过于强调技巧性雕琢的诗歌创作手法，认为诗歌要回归自然之本来样态，成为诗人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对诗歌创作者本人提出的要求；“贞真”者，强调在诗歌创作中要有“识辨”之明，对于流俗所崇尚之错误的风气和真正白璧无瑕的好诗，要有正确的自我判断，是对诗歌接受者提出的要求，这三者是李白《古风》对“真”之不同层面涵义详细而具体的论述。

第三，自然。李白在《古风》中对“清真”诗风的倡导，含有“自然”之一面，提倡葆有人和物之自然“本性”和“本心”，独立不迁，不随世俗而变。《代马不思越》（其六）“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松柏本孤直》（其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桃花开东园》（其四十七）“讵知南山松，独立自萧飋。”如此反复申说的，都是倡导顺应万物本性，摒除外在巧饰雕琢之功，恢复自然而然的天真之态。李白很明确地认识到天真自然则趋于人之纯良本性，而机巧雕饰则易流于诡诈的自然法则运行规律。

毫无疑问，“伪”可与“真”相对言。杜诗中对“伪体”的论述以《戏为六绝句》最具代表性，也最为著名。其三至其六与《大雅久不作》篇在诗论观念上有高度相似性：其三言“劣于汉魏近风骚”者，与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相似，李、杜所共同步追的古人，乃创作《诗》《骚》正声典范的先秦诗人；其五“清词丽句必为邻”者，正是李白“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之意的延续，句意表述相近；其六“递相祖述”者，也与《大雅久不作》篇中李白从前往后历数各时代诗歌整体风貌变化的尝试和努力相关。

那么，杜甫对“真”是怎样的态度呢？是否和李白《古风》所言“清真”“天真”“贞真”有相似之处？杜诗中提及“真”字者有多次，排除与本文所论涵义完全无关者，尚有多处可明显看出与李白所倡之“真”有密切联系，最直接的是为怀念李白而作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称扬李白“天真”自然的本性，且与李白《丑女来效颦》篇所倡天真一致，可谓知李白甚深；《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表明杜甫交友的标准是志趣投合，性情真诚；《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疎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认为自己为名利所误，整日奔波，是在逐渐丧失天真自然的本性；《促织》：“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寄薛三郎中璩》：“二公化为土，嗜酒不失真”，《李潮八分小篆歌》：“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对“天真”自然者，人物品性之“不失真”，和书法篆刻之“失真”等各个方面表现出的“真”与“非真”，都有细致分辨。杜甫还有一首《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在今气磊落，巧伪莫敢亲……物白讳受玷，行高无污真……长年已省舵，慰此贞良臣”，明显是对当世机巧伪诈之风的批驳，同时盛赞族弟品性真贞，虽一时蒙受小人玷污，终归还是贞良之臣。以上杜诗中对“真”的论说，与李白《古风》对“真”的追求，和杜甫《戏为六绝句》对“伪体”别裁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所以杜甫所要别裁的“伪体”虽未明言到底为何体，但应与李白所斥雕虫之功和流俗所崇尚的错误诗歌体式无太大区别，而其所倡者也应是符合“清真”“天真”“贞真”特质的“真正”之诗。

由此亦可见出杜甫知李白甚深，二人对诗之“真伪”的观点看法一脉相承，不无缘由，亦非偶然。从杜甫写给李白的诗也能看出二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是探讨过诗歌理论问题的，《春日忆李白》写到：“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李白俊逸的诗风是为人所熟识的，而以“清新”论李白者，则甚为少见，杜甫偏偏在这里拈举出“清新”二字，这与李白在《大雅久不作》篇对“清真”诗风的提倡是一致的。杜甫怀念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相见之后，可以把酒“细论文”，一个“重”字，一个“细”字，向我们显示出二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某些诗歌理念至少有过一定探讨，且杜甫对李白诗论中的某些观点印象较为深刻，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认为李白诗风乃“清新”与“俊逸”并重。后人解杜之“别裁伪体”，不从李白之“真”与杜甫之“伪”二字正反两面之关联着眼，而单论杜甫者，似易流于片面，且杜甫之前，并无人以“伪体”论诗歌，“伪体”二字突兀而出，无有着落。

李、杜之外，盛、中唐诗人亦不乏论世道和文运之“真伪”者，如李白的修道好友司马承祯《坐忘枢翼》：“虽知诵读其文，仍须辨识真伪。”另有道士吴筠《览古》其二：“兴亡道之运，否泰理所全。奈何淳古风，既往不复旋。三皇已散朴，五帝初尚贤。王业与霸功，浮伪日以宣。忠诚及狙诈，殽混安可甄。余智入九霄，守愚沦重泉。永怀巢居时，感涕徒泫然。”认为浮薄狡诈之风日盛，忠诚贞洁和狙诈机巧相互混淆，不易甄辨；同时，他又从作者角度出发，曰：“岂作者之唯艰，诚历世而可久，莫不道贯通于古今，迹无系于竒偶，镇末代之伪薄，使向风而归厚”，显示了在诗歌创作中辨别“真伪”的意识，和追求“真正”之风，脱离浇薄之气，努力使诗风归于淳厚的努力。他的《览古》十四首，基本上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与李白的《古风》宗旨相似，宋初姚铉编选《唐文粹》，皆被收入《古风》一类，可为一证。

稍晚于李、杜、吴三人的孟郊《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并序》论人心之“伪”与文章之“正”的关系，曰：“文章者，贤人之心气也。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当正而不正者，心气之伪也。贤与伪见于文章。一直之词，衰代多祸。贤无曲词。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贤人，由于时故。”认为盛世之文章是贤人心气的体现，心气和乐则文章气正，心气诡诈则文气不正，人心之贤伪，在文章中可一览无余，然世道衰微之时，多祸害横生，文章之曲直，已经和诗人个人心气之悲乐，品性之贤伪，没有太大关系了，反而主要受时代风气影响。白居易《放言》其一：“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感叹真伪难辨，其三：“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又以王莽“伪作谦恭”为例警醒世人。元稹《有鸟》则以意象“百舌鸟”取喻讽刺真伪不辨者：“有鸟有鸟皆百舌，舌端百啭声咄。先春尽学百鸟啼，真伪不分听者悦。伶伦凤律乱宫商，盘木天鸡误时节。朝朝暮暮主人耳，桃李无言管弦咽。五月炎光朱火盛，阳焰烧阴幽响绝。安知不是卷舌星，化作刚刀一时截。”同时抨击乱人眼目心声之聒乱小人，愿一力廓清之。

关于诗歌“真伪”的问题，于盛、中唐诗坛而言，不是一场宗旨明确、群体庞大的论争，以上诗人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也只是一种努力识别、辨别并维护诗歌正源的意识和努力。就目前所见史料来看，在当世诗坛并未见大型的群体性争论，只是在个人的诗文作品中有所道及，这是李、杜等人“真伪之辨”与稍后韩愈等人所倡导“古文运动”和元、白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的不同之处，也是其受到忽视的重要缘由。但李、杜、吴、孟等作为生活时代大致相当的诗人，相互间的交往又比较密切，诗歌作品中共同体现出这种努力甄别分辨诗歌“真伪”的意识，并在诗文中阐述个人观点的努力，当不仅仅只是完全偶然和独立的个人行为而已，而是某一时期，在相似的背景下，诗人集体共同产生的对诗体的“辨伪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表明先秦所重并一直影响至唐代的“正变”为主导的诗论内核已悄然发生了某种质的转变。

唐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诗歌强调“正变”，《诗大序》言：“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此“变风变雅”是与“正风正雅”相对而言的概念，以王道政教得失，家国礼仪风俗变迁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西周王道衰微之世，温柔敦厚之气渐少，怨诽讽谏之言增多，但诗人情绪的发泄还能保持在比较克制的范畴内，依然维系着“风雅”的精神旨归，是以才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说法。其后虽经汉魏，彰显“风骨兴寄”之说，给五言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端和后世模仿学习的榜样，奈何伴随着骈文的勃兴，对辞藻华丽、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追求超越了诗文的内容本质，导致齐梁陈隋绮靡之音渐炽，离诗之正道愈来愈远。

初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感叹文章道“弊”，以复古为革新，重新回归凸显汉魏“风骨”“兴寄”两个概念，并首次把“风骨”“兴寄”和“风雅”（自然关涉“比兴”）联系起来。这样，其复古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偏向于在诗歌中恢复汉魏风骨的刚健之风和慷慨悲凉之气而已，而是试图融合“风雅”中的美刺比兴传统，在诗歌创作中追求济世之气和文人意气二者的相互调和。这种认识使初唐人耳目一新，对诗道的振兴有振聋发聩之功。陈子昂虽然指出建安以来文章之道“弊”，并归因于齐梁，认为其诗风是衰败、疲困而有害的，是“变”而“非正”的，但却还没到“伪”的地步，还是可以拯救的，所以要兴利除弊，也就是要重新振兴“汉魏风骨”，恢复“风雅传统”，以革除这种齐梁以来诗歌发展上的疲病之态。

至李白《古风》，一再强调“真”与“非真”，努力辨别“真”诗与“非真”之诗。杜甫则更进一步，直言要别裁“伪体”，认为这些“伪体”已经是不能拯救的了，在学诗“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当归入“别裁”之列。比之陈子昂的以“风骨兴寄”“风雅比兴”拯救“颓靡衰败”，由“救”而至于“裁”，是更进一步的论调。

从以上各阶段诗歌发展之关键词可以看出，从“正变”到“真伪”，我国古典诗歌从先秦两汉发展至隋唐，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图1）。

上述变化过程中，“正变”强调的是社会风气变化导致的诗歌表层表现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风气由中和清明到流荡浇薄，导致诗歌内容发生变化；二是诗人表达方式由温柔敦厚到激烈指斥，但情感的抒发总体上还能控制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由“正”到“变”，其本质内核不变，变化的主要是外在的、形式的、语言的，及其带给读者感官刺激程度上的差异；由“变”到“弊”，其变的程度加深，已经不能维持在“风雅”内核的层面，流于病态的颓势；由“弊”到“非真”，其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从程度上来说还显得轻微，也正是如此，陈子昂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二者之间，才提出了以汉魏风骨“救”齐梁之弊的诗歌理想；而由李白致力于甄别“真”“非真”，到了杜甫提出“伪体”概念，无论是本质还是表达，都已不可挽救，要“别裁”之，排除到真正的诗歌之外了。“非真”和“伪体”强调的是诗歌的内核，属于质的层面，诗作在书写内容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格调和精神层面也已完全不能延续“风雅之遗”。前三者“正”“变”“弊”是量的变化，后两者“非真”“伪体”是质的改变。

概言之，从“正变”到“真伪”，是由“正变”这一组正统观念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自然引发的诗歌领域的“辨伪意识”。李、杜二人对于诗歌发展过程中“变”“弊”和“非真”之间的差异，态度是要努力“甄别”，但还能接受其作为诗歌之本质的一面；对于“伪体”而言，则在区别、甄辨的同时，要“别裁”，从诗人学习的对象中排除出去。至此，从先秦“正变之论”，到李杜“真伪之辨”，从量变到质变，诗论内核悄然发生了质的转变。李杜辨别“真伪”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辨伪”意识是社会时代风气的直接反映。李、杜二人处于盛中唐国力由盛转衰的时期，已经能敏锐地感知并意识到“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 “古来遭丧乱，贤圣尽萧索”，对诗歌领域“非真”“伪体”之诗滋生的影响，并于诗歌理念中提出纠正之策，不得不说是其所以“伟大”之处，正如汪静之所言：“我们现在都知道李杜是空前而且几乎绝后的大诗人……因为天才是先驱者，是超人……他们的思想是‘明天’的。”其“辨伪”意识，直接延续至晚唐，随着世道日益衰颓而更加明显。

从中唐至晚唐，大唐王朝从局部而至整体走向衰微，衰世更多诈伪横滋，《无能子》对人心之“自然”与文章之“诈伪”的论说即发生于此时。世风诈伪浇薄，则人心失其自然之真，以至文运不正。《无能子质妄第五》论人心之“自然”与文章之“诈伪”的关系，曰：“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趋之，以至于诈伪激者。”提出人在失去自然本性之正的时候容易流于狡诈的观点，进而详论其关系：“文出于行，行出于心，心出于自然。不自然则心生，心生则行薄，行薄则文缛，文缛则伪，伪则乱，乱则圣人所以不能救也”，认为诗文表现个人行为，而行为又出于本心自然流露，心不自然，嫌隙滋生，行为会趋于浇薄，行为浇薄则诗文繁缛，诗文繁缛则伪作丛生，乱象显现，即使圣人也不能救了。此时文人对“真伪”多合而论之，表现在策论和诗文各个方面，如沈亚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宜陈取舍之端，用彰真伪之辨。”更具代表性的是晚唐罗隐《两同书真伪第八》中的论述，限于篇幅，节选重要句子如下：

……善恶相生，是非交蹂，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齿寒，苟有其真，不能无其伪也……夫山鸡无灵，买之者谓之凤，野麟嘉瑞，伤之者谓之麕。然麟凤有图，麕鸡无识，犹复以真为伪，以伪为真……是以……鲁退仲尼，委政于季氏……赵信郭开而杀李牧，卞和献玉反遇楚刑，东郭吹竽滥食齐禄。若斯之类，实繁有徒，然则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伪也。故真伪之际有数术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众之所誉者不可必谓其善也，众之所毁者不可必谓其恶也。我之所亲者不可必谓其贤也，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谓其鄙也……柔刅徴之于断割，则利钝可见，不劳风胡之谈也；苟有难知之人，试之以任事，则真伪自辩，以塞天下之讼也……素丝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黄叶并凋，青松凌霜而独秀，则伪者去而真者得矣。

罗隐之论，虽然是基于统治者如何辨别真伪，从政治层面为治国献策。但从上面标记出来的引文可知，其所论关键词与李白《古风》诸篇皆能对应，其关于“真伪”的主要观点在李白《古风》中亦有迹可循：首先，罗隐认为“真伪”相生，不可单独割裂而论，李白《古风》也一直致力于辨别“真”与“非真”，如其五十对野人之燕石和赵王之白璧的比较；其二，世人常有“以伪为真”，混淆不辨者，罗隐所举山鸡凤凰难辨，鲁退仲尼，卞和献玉反受刑罚，与《古风》其四十“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促争一餐”，其二十九《三季分战国》篇“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其二十五《世道日交丧》篇“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奔”，以及其二十一《郢客吟白雪》篇阳春白雪不辨的世人，从用典到表意皆相同，罗隐言世人善恶莫能辨，《古风》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篇说“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亦是同意；其三，罗隐指出了辨别“真伪”的数种途径，总结起来就是坚持自我贞洁本性不变，与《古风》各篇中对凤凰、松柏等的描写多有相似之处；第四，词句例子之间的相似，罗隐感叹李牧，《古风》其十四《胡关饶风沙》篇有言“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罗隐说“素丝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黄叶并彫，青松凌霜而独秀”，与其五十九“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其五十六“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其四十四“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草木有所托，岁寒尚不移”，其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相类。综上可见，罗隐所论“真伪”虽然主要目的是针对统治者施政而发，但其观点举例，用词造句，典故章法，大多由李白《古风》相关篇目中提炼生发而来，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李、杜“真伪”之辨之延续，至此可见一斑。

关于诗歌“真伪”的问题，在盛唐诗坛不是一场开宗明义的辩论，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努力识别、辨别并维护诗歌正源的意识，是隐而不显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其对宋元明清后世各方面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从“正变”到“真伪”，在这个过程中，李白对诗歌“非真”的认识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关节点，李、杜诗论先后体现出的“真伪之辨”所引导的诗论内核的转变，加上二人在诗歌史上无可匹敌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极大地引导了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整体诗歌接受方向的转变。

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坛“真伪之辨”的意义，一方面显示了当世诗人维护诗歌正源的努力，对世风狡诈、诗风浇薄的现象有一定的纠偏归正的作用；另一方面，主要影响到后世宋元明清学诗者、评论家和编选者的接受方向。对于前者，由于时代久远，资料散佚，其在当时的具体真实效果如何已不可确论，我们主要关注后者。

值得注意的是，李杜之后，先秦诗歌“正变”关系，就变成了“正伪”，与“伪”相对的“正”又往往与“真”同义，后学者论诗之“正”，往往体现的是其寻求“真诗”的努力。严羽《沧浪诗话》开篇即为“辨体”，强调学诗要得其“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批评“野狐外道”，反复强调学诗者在入门之时即须辨别诗之正邪、高下，避免误入歧途，此“正”乃是与“伪”相对而言的概念，已非先秦早期的“正变”之论，这也正是李、杜“真伪之辨”的延续。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开篇即言“正体无人与细论”，并于其后数篇以“真”为要，详述判断各家诗风之“正伪”，如评价陶渊明之“豪华落尽见真淳”，批评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批评西昆体的模拟文风“暗中摸索总非真”，批评卢仝追求险怪诗风“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评江西诗派“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几乎不离“真”字，也是对李白之“真”与“非真”在诗歌批评上的一种更加细致的接受和延伸。

到了明代，又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明人诗歌虽然整体成就不高，但不论是复古派，还是唐宋派，其学诗过程中所显示的不断“寻正”的努力却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主观意愿正相反的是，明人在诗歌实际创作中却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模拟蹈袭成风，这也是明诗最为后人所诟病的一点。从这点出发，需要加以区别的是，李杜辨别“真伪”主要是基于世风诈伪浇薄而言的，想以诗风矫正世风；而到了明人这里，诗歌创作活动和作品本身因蹈袭模拟而趋于伪的问题则更为严重。明人寻找真诗的努力，其实正是对“什么才是真诗”这一问题的回答。无奈的是真诗往往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而非模拟蹈袭可得。在这一点上，清人对明人进行了反思，如曾灿曰：“诗以道性情，若性情失其真，即典雅骈丽，不过为优孟衣冠而已。”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明人在诗歌选评归类上，也受到了“真伪”这一组概念的影响，如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每一诗体又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这种细分是基于传统诗歌“正变观”的另一种形式的“真伪之辨”，偏重于“真”的层面上由本及末，由源及流的排布梳理。

现代研究者也已经认识到了明清人对诗歌真伪的强调和反思，如蒋寅：“明人虽然在观念上倡导‘真诗’，但创作中实际并未处理好真与善、真与本色、真与风格等一系列关系，当然也就未创作出严格意义上的‘真诗’，拟古而伪仍是人们对明代诗歌最一般的印象。在这种诗史语境下，‘真诗’就成了清初反思明代诗学的逻辑起点。”

清人在反思明人得失的同时，诸多诗论主要围绕“正变”“真伪”“雅俗”等话题展开，强调真诗须得性情之真，如清人钱谦益曰：“人之情真，人交斯伪。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把“真”作为判断诗歌价值高低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复李叔则书》云：“文章途辙，千途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华夕槿也。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并以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为准则编诗，“伪体不别裁，何以亲风骚？”“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沈德潜又继承其观点编《唐诗别裁集》，凡此种种努力，皆一脉相承。李中黄又言：“六朝风俗之靡也久，士大夫为《选》体，矜庄修饰，既不能变风俗，又不肯即风俗，所为皆伪体；而里巷歌谣各言风俗之所尚，而不必别求所为诗，故皆真诗。”从士大夫之诗和里巷歌谣的对比中辨别诗之真伪，虽不无偏颇过激之处，却是对李杜真伪强调“自然”这一层面的延伸。以上这些说法，大都是受李、杜“真伪之辨”影响而来，且所论话题探讨范围不出“寻正”“天真”“自然”三个层面，有明显的继承痕迹。朱庭珍《筱园诗话》则从编诗者的角度出发，给出了应该“如何别裁伪体”的具体判断标准：

诗不可入词曲尖巧轻倩语，不可入经书板重古奥语，不可入子史僻歰语，不可入稗官鄙俚语，不可入道学理语，不可入游戏趣语，并一切禅语、丹经修炼语，一切杀风景语，及烂熟典故与寻常应付公家言皆在所忌，须扫而空之，所谓陈言务去也。自宋以来，如邵尧夫二程子陈白沙庄定山诸公，则以讲学为诗，直是押韵语录；其好二氏书者又以禅机丹诀为诗，直是偈语道情矣；此外讲考据者以考据为诗，工词曲者以词曲为诗，好新颕者以冷典僻字别名琐语入诗，好游戏者以稗官小说方言俚谚入诗，凌夷至今，风雅扫地，有志之士急须别裁伪体，扫除群魔，力扶《大雅》，上追元音，勿为左道所惑，误入迷津，若夫巳入歧途者，宜及早回头，捐除故技，更求正道，如康昆仑之于段师，虽失之东隅，犹可救之桑榆也。

朱庭珍从不可入诗的十种语句类型出发，排除一切须扫去的陈言，又例举宋代以来使诗歌“风雅扫地”的各种不当作诗方法，如以讲学、丹诀、考据、词曲，甚至以冷僻之语、稗官野史等入诗，都各有弊端，用这种方法所作的诗都是需要别裁的“伪体”，只有《大雅》正声才是正道，在创作道路上已走向偏颇者亟需立刻回头，抽身寻正。林豪《光绪澎湖厅志稿》之《艺文总录》也说：“其或构题陋，措词俚，无关要义者，则为伪体，在别裁之列。”提出了自己对“伪体”的另一种看法。可见到了清代，对诗歌“真伪”的辨别和认识已经有了很详尽的观点和看法，而这种认识是直承李、杜“真伪之辨”而来的。

我国古典诗论中的“真伪之辨”意识起自李、杜，然相较于清诗研究中大量诗话、诗评对诗歌何为“真伪”的多维反复论述，目前学界对盛中唐诗人诗论中涌动着的“真伪之辨”关注者不多，而对李白之“真”与“非真”和杜甫之“伪体”关联起来论述者更是罕见。对这一组诗论概念的探讨，可以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

一是对诗歌“正反对举概念”本质上相反相成统一性的再探讨。我们通常会对诗歌中的相似概念，或者创作风格相似的诗人放在一起，论述较多，而对相反的概念着眼较少。然纵观中西方文论，不管是《易经》中的二元对立，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还是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都从根本上意识到了“正反概念”之间相反相成的内在本质统一性。李白《古风》中对“真”与“非真”的甄辨，和杜甫提出“伪体”，正是这样相反相成的关系。

二是对伟大诗人诗歌理念前后相继的关联性和重要性的再认识。李、杜诗歌风格迥异是学界共识，关于他们的不同，已有太多聚讼和公案。而他们思想内里的相通之处，却并不为人所重视，甚至有意无意忽略。然正如前论汪静之所言，李、杜是“先驱者”，是“超人”，他们的思想是“明天的”，是超越其所生活时代的。李、杜作为盛中唐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关的最具代表性的伟大诗人，他们的思想和认识都是超越时代的，对诗歌“真伪”的辨别，正是这种敏锐性和共通性的体现，对后世宋元明清的影响也是多方面且深远的。

三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脉络的内核和转关节点的再深入。《诗经》作为我国古典诗歌源头，“正变”之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然后世距离源头愈远，流弊愈积，发展到盛中唐，李、杜开始努力辨别诗歌的“真伪”，已经悄然发生了从量到质的转变。这种诗歌发展脉络的内核和转关节点，不仅要从不同时代诗人诗风的表层差异上去对比凸显，更要从更高的思想认知层面去深入透析。从古体诗转向近体诗，虽然诗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李、杜之间诗歌理念上如珠滚盘般的“完美交接棒”，不仅贴合世道时弊，也在这一诗歌发展的关键节点筛选剔除了“伪作”，保证了近体诗承续古诗传统，向“风雅”回归的宗旨，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深广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