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
（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从“世界文学”讨论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似乎已经陷入悖论，且难逃由来已久的争议。如果说这在中国学界可能还较多关联于某种学科划分的历史纠葛，那么当一些西方学者重提“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时候，所引出的却是更为尖锐的质疑；乃至这一概念有时不得不被刻意回避，或者干脆替换为复数形式的“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s of the world）。②然而如果暂时搁置这些太过急切的争议，这一对概念也许恰好可以凸显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
“世界的文学”暗示着人类精神的多样性，呼唤着“他者”的独立出场：而将歌德或者马克思以来的论说线索推及当代，“世界文学”的核心命意当在于关联性。立足于关联性的“世界文学”当然不是要统合多样性，也并非各种文学现象的总称，而是在比较文学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的一种观念。因此其实这不必意味着“中心话语”，甚至可能恰好相反，正是针对着任何“中心”。就此而言，“世界的文学”或可说是关于多样性的描述性概念，“世界文学”所表达的关联性，则可能成为进一步切入人文学问题的思想工具。
2015年10月，四位西方学者曾在北京共同讨论“世界文学”①，其背景、方法、所及内容当然各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工具性价值和解释性功能予以申说。作为颇有影响的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讨论“世界文学”的终结和起始（Ends and Beginnings of World Literature）是以中国诗歌的翻译为例，同时也追溯到歌德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但是，他认为歌德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可能正是“世界文学”常常招致的误解所在，因为如果不同的文学可以“抹平他异性”（erasure of austerity）、可以“几乎一样”，或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样的“世界文学”或者被翻译成的“标准文学”（standardized literature），一旦产生便也是终结，即所谓“实现亦即毁灭”（the simultaneous realization and destruction）。在柯马丁看来，“世界文学”当是表达一种“非己”亦“非他”的态度和观念②：“超越作者的期待视野又并不融入任何其他的期待视野”（transcending the author’s own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yet without entering any other horizon）。而在文学的“阅读模式”（a mode of reading）和“创作模式”（a mode of creative composition）背后，可能正是当代思想界对于“主体何以能成立”的普遍关切。由此，文化异同的问题以及“我”与“他”的逻辑都必然被重新设定，凸显其间的则是互为前提的关联性。用柯马丁的话说：“世界文学”的观念既是在“文化之内”开启“差异”（intra-cultural difference），又是在“文化之间”发现“亲和”（inter-cultural affinity）。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文章试图描述“世界文学”的基本框架（Frames for World Literature），并同样从《歌德谈话录》追溯了“世界文学”的最早定义。或许由于歌德“并不知道白话小说在中国的文学体裁中地位甚低，《好逑传》在白话小说中又绝非上乘”，他特别强调“在原作的语境中更好地理解作品”（do a better job of understanding works in their home context），同时也相信“世界文学”的基本框架就在于“多维空间”（multi-dimensional space）：“一旦我们超越单一的文化和时代，‘文学’的概念本身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once we look beyond a single culture and era, the ‘termliterature’ itself has to be defined in varied ways）。与柯马丁论及的“阅读模式”相应，达姆罗什从世界、文本和读者的层面为“世界文学”提出了三重定义；究其根本，其落点亦在于“之间”和“之内”的种种关联。如果说“世界”的关联性在于“民族文学的折射”（en elliptical refrac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s）、“文本”的关联性在于“得益于翻译的写作”（writing that gains in translation），那么“读者”的关联性则是对他异文化的“疏离”式“参与”（a more detached mode of engagement）③。如他所说：“世界文学并非既定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参与自身时空之外的世界之形式。”①提哈诺夫（Galin Tihanov）的文章（The Loc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围绕“世界文学”的时间、空间和语言，力图给予“本体性的定位”（locate“world literature”ontologically），而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写作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按照提哈诺夫的分析，尽管研究者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无论视之为全球化和泛民族主义的产物（an offspr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始终存在的文学现象（something having been always there）还是文本传播的结果（the consequence of “circulation of texts”），“世界文学”观念的“本原”（metalevel）都已经包含在真实的文学活动之中。弗雷泽（Matthias Freise）开篇便直接点明了“世界文学”作为思想工具性的可能作用（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其中详尽阐释的“世界文学的关联性观念”（relational view of world literature），刚好可以对上述讨论予以归纳：所谓“世界文学”，“其实质在于一系列关联，也正是产生于这些关联”（it is by nature a set of types of relation and actually composed out of relations）。在此基础上，弗雷泽进而提出了一个堪称警句的命题：“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World literature does not exist， but takes place）。如此审视“世界文学”，它已不是文学生产的现象和结果，却是一组相互生成的“文学行动”（act of literature）。文学为什么是“行动”？何谓“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这显然不仅是比较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问题，也“关联”到可能会重构“形而上学语法”的“关系性存在”（correlated existence）。②其中最接近于“文学行动”的至少有两位哲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巴丢（Alain Badiou）。德里达的一部文集曾被定名为《文学行动》③，在其去世前不久又有学者为之编辑了另一部文集《宗教行动》④。将文学和宗教一并纳入“行动”（act），确实表达了德里达的一贯努力，即：回到名词的“生成”及其“语义”，通过“行为性关联”（performativity）还原意义的过程。⑤进而言之，一旦不再“遵循内在的概念必然”⑥、一旦抽离“自我中心”，思想所能依托的就只有关联性的“反应”亦即“被迫”的“行动”。德里达将这一最后的依托称为“行为性事件”（performative event）⑦，其纯而又纯的意味甚至必须使用德里达式的特有概念：“事件的事件性”（the eventfulness of the event）。⑧德里达的论说与当代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直接相应：作为“行动”的文学阅读和宗教呼告，可能最为典型地表征了“关联性”，让我们意识到“思想取决于人对……某一外在的真理事件（truth event）……的反应”，也就是说：“人并不自发地思想，人被迫思想”⑨；而“被迫思想”的关联性“行动”，则使“理性”成为“交往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语言”成为“言语行为（a speech-act），“伦理”成为“话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①。于是，“关联性”成为导引这条线索的基本工具。有趣的是，当哲人试图延展这一类思考时，启发他们的却常常是诗人；这正如巴丢所言，“七个关键性诗人”标志了当代思想的路向。②由此回味弗雷泽的命题“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几乎就是对德里达“行为性关联”和“行为性事件”的解说，而究其原委，则应该想到曾被巴丢多次引用的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诗句：Nothing took place but the place（“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句诗出自《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在巴丢著作英译本的引用中，“发生”有时用took place，有时也用takes place：马拉美原诗的英译本，则是用“将来完成时”的will have taken place。③因此才有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引申：“发生永远不能用一般现在时，……发生本身从来没有发生，却永远都是回溯性的，亦即‘将已经发生的’。”④然而，要读出这样的意思似乎并不容易。
马拉美的《骰子一掷》以奇特的编排、大幅的空白、不同的字体和字号著称，老实说也令人难以卒读。如果按照原作的版式，只能将跳跃出现的大写大号字串联成句，才能从断断续续的两页之中读出巴丢所引的这一诗行：NOTHING…WILL HAVE TAKEN PLACE…OTHER THAN THE PLACE⑤：而根据英译者的提示，这句诗的完整意思还应该加上分散在后面两页的EXCEPT…PERHAPS…A CONSTELLATION⑥。有些中译本并不特别在乎字体和字号的区别，乃至初读时似乎一气呵成，细读这一句，却如入云里雾里：“没有……不会发生……否则……除了……可能……一团星座”。启发了巴丢的关键意思在这里已经完全不见，至于a constellation为什么是“一团星座”，也未必不能质疑。
此前一行，马拉美确实提及大熊星座（Septentrion），英译本的注释也特别说明：这首诗的最后七行描绘出大熊星座，在同一页的上方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形状，这应该是马拉美有意为之的一种“视觉呈现”（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poet）。⑦不过如取此义，constellation当在于“星座的位置”，从而才与上文的but the place相互呼应。而无论constellation还是but the place，字面上的“地点”“位置”或者“场域”恐怕同样难以传达马拉美的深意。此处的place当然是从take place拆分而来，组成这一概念的两个中文字（“发”和“生”）却都被用作动词，无法分别对应于take和place。
前引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也恰好在一般的意义上用到constellation，与“星座”毫不相干：“当今世界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即是可变异性，不同的读者会被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文本（very different constellation of texts）所吸引。”①另就语言学而言，constellation则是指“并列关系”。因此如果有所贯串，而不是对constellation的孤立含义过度揣测，那么马拉美的诗句或许还是应该借助巴丢的引述和化用加以理解：“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只有，一种关联”。巴丢在引用马拉美的诗句之后，是对“事件”予以界说，这也为他的引用留下了一个注脚。依其所说：“事件是不及物的”（the event is intransitive），一旦“出现”亦即“消失”（disappears in its appearance）。②两相对照，或可说“事件”同样是动词性的③，从而才有所谓“不及物”：而“不及物”的“发生”并非发生了“什么”，却只是一个纯粹的“行为性事件”。巴丢在《哲学与欲望》中同样提及这首诗：“马拉美说：‘一切思想都引发骰子的一掷’④，在我看来，这个谜一样的公式也指称哲学。……哲学思考普遍性，……然而它的基础却是一种承诺，其中总有偶然的情况，一种承诺也就是一次风险或一次赌注。”⑤根据齐泽克对巴丢的读解，即使是关于“普遍性”的哲学思考也“绝不会破坏偶然”，而无法排除“偶然”的“承诺”却“为真理过程（truth-procedure）构置了形式”⑥：反过来说，“原子”正是“虚空的构形”（Atoms are nothing but the configurations of Void）⑦。通过这种“关联性”（而不是“实体性”）重建哲学的起点，究竟是诗人为哲人标识路向还是哲人为诗人指点迷津？从“世界文学”到“文学行动”的讨论，其实亦是将对象性的存在重述为一种关系结构；有如“世界文学并不存在”，“世界文学”这一工具性概念却使“正在发生”的“文学行动”成为“主体”和“他者”之“关系性存在”的绝佳样本。比较文学的深层意蕴，也许始终要与人文学的思考相互激荡，因而我们仍然可以说：“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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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慧林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领域的研究，中文著作有《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2012）、《神学诠释学》（2018 增订版）、《意义》（2018 修订版）、《西方文论概览》（2021 修订版）等，主要英文著作有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Work of Yang Huilin（2004）以及 China，Christianity and Questions of Culture（2014）等。他主编的《基督教文化学刊》自1999年起每年出版两辑，自2006年起成为ESCI收录期刊。耶鲁大学Chloë Starr的《中国神学：文本和语境》一书，有专章“杨慧林：关于意义的学术追寻”介绍其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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