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第3481期 | 杨乃乔：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论美国学派的负面影响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症候

杨乃乔

原文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06期

毋庸置辩，在国际学界，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且完整的学科而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论。关于把“比较文学” 贬损性地误读为“比较”或“比一比”的方法论，早在1932 年，陈寅恪就于《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给出过深度的嘲讽：

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格义”详见拙著《支愍度学说考》），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 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不追诘，更无谓研究之可言。 ⁽¹⁾

对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这篇文章是必读的。此篇文章是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时，为招生入学的国文考试所出之试卷给出的解释。陈寅恪在这篇文章中深度调侃了“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的“比较”，认为这种生硬的“比较”实质上是“穿  凿附会，怪诞百出，莫不追诘，更无谓研究之可言”。

我也特别注意到在学科分类上，陈寅恪当时所批  评的是“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的确，把比较文学从其字面的意义上误读为“比一比”的“比较”，并  在“比较”的方法论名义下所撰写的那些“无一不可 取以相与比较”的文章等负面现象，始终让比较文学这门独立且完整的学科着实在学界充满了争议性的质疑。50 多年前，雷纳 · 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本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的那句直言批评，至今还是切中要害的：“‘比较文学’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与观念。”⁽²⁾

迄今为止，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滞留着一段难以启齿的学术场景。在 20 世纪80 年代，比较文学跟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曾以新学科及新观念的崛起姿态遭遇了学界的追风，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突围于国族文学 （national literature）研究之传统观念的一个崭新方 向。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以“维新”而思 潮涌动的年代，西方诸种理论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思潮猝不及防地涌入中国大陆，让刚刚摆脱思想禁锢的学人在灵魂追求自由的亢奋中不知所措。

实事求是地讲，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崛起的新学科，于学科理论上并没有做好准备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学科身份，但比较文学仅以“比较”两个汉字就抓取了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的眼球。 不少学人由于对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学科观念与学科理论不求甚解，就径行直遂地坠入其字面意义的语言陷阱中，受动于学界一贯跟风抢新的惯性潮流，轰轰烈烈地黏腻于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名义下，攒凑了太多以“比较”两个汉字硬性贴标签的文章。不幸的是，比较文学的污名化也就从此开始了。人文研究往往是以一个个思潮的崛起与退却而书写着自身的学术史， 当历史把一个个曾崛起的思潮在时间的逝去中放逐至冷却，那么，冷却后的理性反思势必成为一个必须且有效的认知透镜了。

我们现下回过头来冷静地反思在那个历史时期躁动的学术思潮，反思在“比较”的名义下书写成筐的文章，其中有太多的问题应该引起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的警惕，并引以为戒。

我在这里谨慎且有限度地集约了在那个年代蜂拥而上的以“比较”贴标签的相关“研究”命题，以警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千万不要忘记：“《荷马史诗》与《诗经》史诗的比较”“屈原与但丁的比较”“曹雪芹与莎  士比亚的比较”“《伊索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水浒》与《艾凡赫》同异短长论的比较”“惊人的相似：  莎士比亚戏剧《雅典的泰门》和中国《二刻拍案惊奇》的比较”“严监生与葛朗台之死的比较”“杜丽娘与朱丽叶：两个反封建形象的比较”“李贺诗歌与济慈诗歌的比 较”“繁漪与安娜：《雷雨》与《安娜 · 卡列尼娜》的女性形象比较”等，太多了，我在这里不再一一辑录了。⁽³⁾ 客观地判定，以如此命题的文章在拉郞配的硬性“比较”下 写得非常粗浅，用陈寅恪的批评来讲：“更无谓研究之可言。”因此，这种生硬的“比较”必然遭到来自相关周边学科及学者们的质疑，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 文学与文艺学等兄弟专业，还包括外国语学院的外国 文学专业。我在太多的学术会议及博士论文答辩的场合曾领受过这样一种善意的批评：“这样的‘比较’谁都 可以‘比一比’。”往往更有一种外行的陈述接续而言： “比较文学不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只是不同于我们学科研究的一种‘比一比’的‘比较方法论’而已。”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些在“比较”的名义下所攒凑的研究命题及跟风撰写的相关文章，以 50年的滞后恰如其分地配合了陈寅恪 50 年前对比较文学的  焦虑与批评。不啻如此，问题在本质上要比想象的严重得多。即便是反思当下 21 世纪 20 年代，90 年过去了，这种“比较”的误读观念及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强行拉进比较文学的负面现象依然存在， 且安然持久地生存在陈寅恪 90 年前批评的讥讽语境中。很不幸，“比较”在语言陷阱中已成为比较文学经年积久的沉疴痼疾了，所以这不能不引起学界的警惕与反思。

比较文学在法语、英语、德语与汉语字面上，因望文生义地提取其误读性意义，从而病得太久了！把我们的视域从中国比较文学界投射出去反思，这其实也是积存于国际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长久性历史问题。正如美学(αισθητική/Ästhetik/Aesthetics）是东洋卢梭 中江兆民（Nakae Chomin）以汉字翻译而起错名字的学科，曾引起汉语学人的望文生义；而比较文学则是一个在法语源语“Littérature Comparée”那里即起错名字的学科，其翻译为汉语必然在字面上也严重影响了对作为汉语译入语之“比较文学”的理解与解释。

原来如此，西方学者也曾 一 直对“Littérature Comparée”“comparative literature”   或 “Vergleichende Literatur”在语言陷阱的修辞上给予充足理由律的质疑。

F. 巴尔登斯伯格（Fernand Baldensperger）是 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1921 年，在其《比较文 学：名称与本质》（Littérature comparée: le mot et la chose）一文中，他曾就“comparaison”——“比较” 给予不信任的质疑：

但毫无疑问，这与真实的情况并不相符。假如说，  用同一种眼光去同时看视两个对象就算得上是“比较” （comparaison），假如说，凭着记忆和印象的游戏所产生   的对“相似性”的回忆就去做出“比较”，并且这些相似   性又很可能仅仅源于头脑中幼稚的“奇想”（fantaisie）， 仅仅是若干不规则的点被临时拼凑在一起罢了，这样   的“比较”永远都不可能提供清晰的解释。⁽⁴⁾

的确，一如巴尔登斯伯格所言，依附于比较文学的名义下，把比较文学从字面的意义上误读为“文学比较”，对两个对象同时看上一眼，仅凭借记忆与印象的“相似性”回忆，就给出临时拼凑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命中注定要遭到学界的批评性质疑。其实，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依然严重地存在，是迫切需要从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两个方面给予尽快且彻底的清理、纠正和规范的。其目的是抵制源自误读与误解因而实施硬性“比较”的谬种流传。

我们梳理西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为了提醒学界，这种因语言陷阱的修辞而误读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而且早在西方比较文学界那里就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以西方很多学者对“比较”和“比较文学”充满了困惑，并且频繁地发出批评的质疑声音。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的警惕与反思吗?

U. 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是美国享有盛誉的比较文学学者，他曾刊发过这样一篇在命题上危言耸听的文章：《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D'où 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 The Permanent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这篇文章是1984 年刊发于《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的。我们仅从这篇文章命题设问的焦虑性及修辞的犀利性，就可以体验到作者对比较文学所存在之问题的质疑已达到了一种怎样的批评程度。关键是在这篇文章的起始处，U. 韦斯坦因引用了 L. 库柏（Lane Cooper）和 A. 杰拉德（Albert Guerard）两位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挖苦与调侃，在此让我翻译如下：

然而“比较文学”这个虚假的术语（bogus term ）经不起真正的审查。 ……你不妨允许自己说“比较土  豆”（comparative potatoes）或“比较果壳”（comparative   husks）。—— L. 库柏 ⁽⁵⁾

我们将如何以及何时自杀（commit suicide）？暂且 不必。 ……让我们作为比较学者（comparatists）活下去；但让我们“从内部探索”而不是另辟蹊径。——A.杰 拉德 ⁽⁶⁾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文章的论述是相当严肃的，只是比较文学内部所淤积的问题症候过于严重了，以至于两位学者不得不借用此类调侃性批评的修辞之酒以浇胸中之块垒。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在国际学界创制与  流行的两百年以来，由于极易跌落于字面修辞的误读陷阱中，所以一直处在不信任的争议和危机中。如此多年来，很多国际学者在文学的研究中，只要涉及因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所遭遇的诸种边界暧昧的争议性问题，都不期而约地把比较文学拿过来开刀造势，由此形成了一个个张力十足的争议性学术事件。

我们不妨对上述四位西方学者的发声给出一个总纳，如下：

F. 巴尔登斯伯格对“比较”充满了警惕，把“比较” 质疑为对两种文学现象一眼看上去抓取“相似性”的临时拼凑。U. 韦斯坦因所宣告的则是“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甚至把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 那句著名的关于人生哲学的最高设问也取用过来，以此来质疑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及何去何从。康奈尔大学的 L. 库柏以不信任的姿态把比较文学贬损为一个 “bogus term”——“虚设的术语”，以“比较土豆”和“比较果壳”来讥嘲比较文学的“比较”。在《比较文学? 》  （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篇质疑性命题的文章中， A. 杰拉德把“我们”——比较文学学者调侃道在何时如何自杀的危言耸听中，以期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但他主张不要抛弃比较文学去另辟蹊径，还是要从  比较文学内部来寻求生存的合法性。在我看来，A. 杰拉德还是希望给比较文学留下能够以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为自己验明正身的生存机会。

上述都是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在释放批评话语时所持有的一贯性戏谑表达，但其中所指涉的关于比较文  学的危机及其症候的严重性则是显而易见且不可回避的。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研究发展的学科文献史，而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查阅了近一百年来西方学界关于比较文学研究所撰写的相关重要的文章与著作，其中有多位学者对比较文学的“name”（名称） 与“nature”（本质）充满了困惑和质疑。其显在的严重性在于：没有哪一门学科像比较文学如此这般遭遇了太多的学者所给予的批评与嘲弄。

无论怎样，比较文学是一门舶来的西洋学科。

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即晚近40多年来，资本与科技全球化的后工业文明浪潮把比较文学从西方再度顺势推向了中国，比较文学在汉语学界毫无戒备的接受中获取了出乎意料的蓬勃发展，而在西方却走向了不可遏制的没落。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coiation）于 1960 年成立，每隔十年即提交一次关于美国比较文学学科状况的报告：1965 年，哈利 · 列文（Harry  Levin）提交了第一次报告《一份关于专业标准的报告》 （A Report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1975 年，汤姆 · 格林（Tom Greene）提交了第二次报告《一份关于标准的报告》（A Report on Standards）；1993年，查尔斯 · 伯恩海姆（Charles Bernheimer）提交了第四次报告《跨世纪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2003 年， 苏源熙（Haun Saussy）提交了第五次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⁷⁾ 其间与此后还有很多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观念讨论的文章和专著先后推出，如G.C. 斯皮瓦克（G.C.Spivak）、苏珊 ·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等的论文。 事实上，无论西方学者的讨论怎样热烈，也只是在学科危机的焦虑中折射了比较文学在西方学界夕阳西下的回光返照。关键在于，晚近 40 多年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在无学科身份、无学科观念与无学科理论的“三  无”缺失中乱象发展，一开始就把自身沦陷于杂混的窘态中。

我之所以在这里要对较早的国际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一个文献史的反思，是因为那个时代西方学者铺天盖地对比较文学的质疑、批评与嘲讽的声音，从未有效地引起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有的警惕。很多中国学者是处在对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一无所知的林中荒地处，便仓促地勤勉于自己在误读的比较文学之名义下不断地炮制非专业性书写，并且发表文章与出版著作的体量很大。问题在于，一旦在起点上走偏了，越努力则偏差得越远。在这里，我借喻中国现  代文学作家叶圣陶在 1933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而言，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因“多收了三五斗” 反而越发地贫困了起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 40 多年来因杂混生存及“因丰收而成灾”的乱象，在相当程度上自觉地配合了早期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的质疑、批评与嘲讽，何止于恰到好处！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到了应该对自身进行理性反思和清理的历史阶段了。这种对学科历史进行通鉴式的反思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取用宋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概述宋神宗赵顼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命名与评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⁸⁾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观念中，“比较”是一个在学理意义上逻辑地等量齐观于“打通”或“汇通”的专 业术语。因此，无论是日常用语的法语、英语、德语还是汉语之表达，比较文学在名称与本质上存在着于现象和本质之间的理解差异性，我们无法从日常语用的 “比较”去直观比较文学的学科本质。我化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 G. A. Husserl）现象学的一句经典表达：现象是对本质的直观，而在比较文学的学科概念这里，其完全是不奏效的。比较文学是一门从学科观念的本质上对国际文学现象进行“四个跨越”的系统性 （systematicness）汇通研究的独立且完整的学科，我们拒绝望文生义地从“比较”的日常用语之修辞上给予语言陷阱式的误读与误解。

作为专业术语的“比较”拥有截然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及其学科专业的学理观念。这也是为什么雷纳 ·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本质》起笔即投入相当的篇幅，把“比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给予词源学与学科发展史的考证，把“comparative”这个形容词作为专业术语的使用一直追问到中古英语、拉丁文及莎 士比亚的作品那里，并有效地指出：

早在 1598 年，弗朗西斯 ·梅尔斯（Francis Meres）就在《英国诗人与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诗人的比较话语》（A Comparative Discourse of Our English Poets with the Greek, Latin and ItalianPoets）一文的标题中使用了这个术语。⁽⁹⁾

比较文学在名称与本质之间存有一眼看去特别容易引起误读与误判的修辞性，这势必引发学界对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生存危机所反复掀动的争议性讨论。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 F. 巴尔登斯伯格于1921年推出《比较文学：名称与本质》一文的 47 年后， 在同样的命题下，1968 年，雷纳 · 韦勒克又推出了《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本质》一文。学界对文章或专著命题撞车的雷同现象是相当忌讳的，倘若问题不是如此严重，这两位学者也不会做出如此行为。

真正了解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学者，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握比较文学之学科名称与本质的学者，一定会注意到，欧美比较文学学者为什么会反复在“crisis”——“危机”这个危言耸听的修辞下，以重复的命题连续书写了至少三篇以上体量宏大且挑起争议的重要文章。

第一次引发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讨论是在1958 年9月，肇事者就是美国比较文学界的雷纳 · 韦  勒克。事后于1965 年在《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期刊上，雷纳 · 韦勒克又发表了文章《今  日之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他在起笔处依然念念不忘地记录着当时的场景，以作为自己蓄意发动此次讨论的备忘录：

1958 年 9 月，在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大会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文章，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其中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文章的设计当然是为了引起这样的讨论。我们有必要想象到当时的情境。 ⁽¹⁰⁾

时隔八年，即1966 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雷纳 ·艾田伯（René Etiemble）出版了自己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专著《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他再度使用了这个命题。 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张力性焦虑中，这场关于“比较文学  危机”的讨论一直在蔓延性地持续，且酿成了一场愈演愈烈的持久战。

1984 年，U. 韦斯坦因刊发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一文。从1958年到1984年，26 年过去了，比较文学在西方学界经历了从第一次宣告“危机”到第二次宣告“危机”，再到第三次宣告“永久危机”，其产生了持久性讨论的轰动效应。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应该充分地了解这一段学科发展史。由此来看，比较文学确然是一 门命运多舛且充满着焦虑性危机的学科。

我们对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做一次必要的文献史回顾，是为了反思晚近40多年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从崛起到繁盛再到泛滥的危机历程，更是为了负责任地追究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症候在质性上远远超过了西方比较文学，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概言之，无论怎样，西方比较文学在学科设置上没有争议性，比较文学系是一门建制完整的一级学科，欧美很多高校都独立设有比较文学系（尽管比较文学在西方已走向没落）。而从1998年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被设定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 只是一个与世界文学共处的二级研究方向，以构成在中文系其学术生存身份非常尴尬的“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教研室。也正是如此，比较文学本来在西方学界  就处于危机重重中的学科身份，而在汉语学界则越发地暧昧了起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历了晚近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学科边界的敞开性上同步于全球化的资本—图像时代到来的不可遏制态势，在表象上营造了一种一眼看上去众声喧哗的繁盛假象。

其实对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学科观念与学科理论了然于心的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都心照不宣：正是在比较文学的误读性名义下，聚集了来自诸种渠道的学者杂混在一起，并且大多数人都并不真正了解“比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所秉承的学理内涵，于是就坠入语言陷阱，在误读的字面上盲目跟风地相互抚摸：我们是搞比较文学的！因此，什么样的人纠集什么样的话  题都可以在“比较”的名义下成立，以寻找存在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终于在汉语语境下沦落为 L. 库柏那句调侃之“比较土豆”与“比较果壳”的注脚了。L. 库  柏是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比较文学教授，1943年， 他在美国打了一个调侃西方比较文学的喷嚏，40多年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远隔太平洋彼岸迟到地就此感冒了，并且病得相当严重！

如此这般，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又怎么可能积累下专业意识准确且研究结论能够让同行信服的厚重成果呢?多年来，在比较文学的名义下所盛产的所谓研究成果，为什么让在学科边界交集地带有所建树的相关兄弟学科及学者无法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把相关招摇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讥刺为 “野狐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多年来，国内学界在炒作“失语症”时推出了一个逻辑简单的思维套路，认为当代中国学者是拿西方理论来“套”中国文学现象，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我想反述的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态势是以行为的自觉，入套于西方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批评理论，而成为其有效的东方注脚。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性发展，在异质语境下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西方比较文学危机的批评及其理论话语分析的有效性。这也可谓一种跨语言、跨民族与跨文化的学案现象了。这种“自觉入套”就在于相关学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缺失性了解。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苏文学与日本文学等国族文学研究，这些研究方向在学科边界上有着明确清晰的客体时空定位，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主体定位，所以必须强调学科身份、学科观念、学科理论与学术视域等，否则比较文学必然会沦落于学科边界的无限扩张中，而走向逐渐消失的死亡。⁽¹¹⁾

论及比较文学的危机，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从这两个汉字字面提取一 种单一的意义作为所指（signified），危机作为一个能指（signifier），其可以链接的所指在学理意义上是不尽相同的。这也证明了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复杂性。让我们来透视雷纳 · 韦勒 克以危机这个修辞对法国学派进行批评而所指的学理 意义。

我们还是来细读雷纳 ·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 称与本质》中的一段批评：

首先，我们可以来分辨出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定义：  如梵 ·第根（Van Tieghem）是这样定义的:“比较文学   的对象在本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亚（Guyard）在他的手册中于理论和内容上紧跟梵·第根，把比较文学简明扼要地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iterary relations）。J-M.  伽   列（J-M.Carré )在他给基亚的《序言》中称其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精神关系，研究发生在拜伦（Byron）和普希金（Pushkin）、歌德（Goethe）和卡莱尔（Carlyle）、沃尔特 ·司各特（Walter Scott）和维尼（Vigny）之间的事实关系（factual contacts），研究几种文学作品之作者的灵感甚至生活之间的关系”。^（12）

雷纳 · 韦勒克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指责了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 ·第根、基亚与 J-M. 伽列等，并著录了梵 ·第根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的对象在本质上是  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亚把梵 · 第根的定  义定义化地强调为“国际文学关系史”。我们注意到，梵 · 第根、基亚与 J-M. 伽列等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讨论被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频繁地引用，而当代中国  比较文学学者却未必透彻地知晓。

1958年9月，雷纳 · 韦勒克在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大会上的造势性发言是昭聋发聩的，其批驳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因积蓄已久而瞬间释放的火药味。我们返回当时的国际学术背景下仔细地玩味这篇文章，不难发现，雷纳 · 韦勒克在其指摘的姿态上持有不可遏制的二重性：此篇文章既是标志着  美国学派及其平行研究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崛起的宣言书，同时也是向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递交的挑战书。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以批评话语在修辞上的句句警示性，推动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在研究立场与研究观念上的重大转型。尤其是阅读这篇文章的英语原文，读者更可以体验到雷纳 · 韦勒克批评性修辞的精彩。然而6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下冷静地重新细读这篇文章，其中的确充满了真知灼见吗?未必！

在这里，我不妨解剖一下雷纳 · 韦勒克挑战法国学派的崇论宏议。

我特别注意到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挑战是在两个学科概念的二元对立之间肇事的：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开篇处，雷纳 · 韦勒克就批评了法国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梵 · 第根在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划界：

但我怀疑梵 · 第根区分“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与“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的意图是否能够成功。梵 · 第根认为“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interelalions），而“总体”文学则关注席卷几国文学的运动和潮流。⁽¹³⁾

需要注意的是，雷纳 ·韦勒克在行文中对“comparative” 与“general”这两个形容词都加了引号，以示强调。我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法国学派关于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划界。概述而言，对于两种不同语言文学现象进行的研究是比较文学，而对于批评与理论作为一种运动或思潮所席卷的三种以上语言文学现象进行的研究则是总体文学。雷纳 · 韦勒克与奥斯丁 · 沃伦（Austin  Warren）合编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ry） 把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  层面，在学科观念上，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是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学现象进行跨国文献学（transnational  philology）考据的文学关系史研究，所以把比较文学与作为批评理论思潮的总体文学严格地划界且对立了  起来。这正是雷纳 · 韦勒克宣称比较文学在法国学派  影响研究那里所遭遇危机症候的批评切入点。

让我们来阅读雷纳 · 韦勒克一段重要的批评性书写：

试图把“比较文学”缩小到是文学之间的一种“对 外贸易”（foreign trade）研究，这当然是不幸的。在内容方面，比较文学将是一组不连贯的、没有关联的碎片 （fragments）：一个总是被打断并且意义整体破碎的关系网络。处于这样狭窄意义中作为比较主义者的比较文学学者（The comparatiste qua comparatiste）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效果，甚至会妨碍从总体上研究一部单独的艺术作品，因为没有作品能够完全沦为受外国的影响，或只被认为是一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辐射点。 ⁽¹⁴⁾

确然，在法国学派的观念下，比较文学以法国文化为辐射中心，是对放送者和接受者两种语言文学之间的渊源与影响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并且是明确地定位于文学史的研究层面，通过具有事实联系的跨国文献学考据以展开“比较”研究。也正是如此，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被雷纳 · 韦勒克指责为仅仅是对文学外部的流传媒介的研究，是文学外贸关系史的研究，所以其失落了研究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法国学派的跨国文献学考据在立场上 宣告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

同时，雷纳 ·韦勒克还言辞激烈地指责法国学  派的影响研究是文学作品意义整体缺失的碎片性研究，其中弥漫着一种法国乡土意识（provincialism）的 文 化 情 愫，并 呈 现 出 文 化 扩 张 主 义（cultural expansionism）下的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偏向。关于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术语，雷纳 · 艾田伯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一书中，以自我反省的批评操用一个缘起于法国本土具有侵略性的术语给予替换，即沙文主义（chauvinism）。

关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长期所罹患的危机症候， 雷纳 · 韦勒克给予了三种病灶的诊断：“一种对题材和方法论的人为划分，一种对渊源和影响的机械概念，一种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动机，无论是多么慷慨——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比较文学长期危机的症候（the symptoms of the long-drawn-out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¹⁵⁾  概言之，雷纳 · 韦勒克对法国比较文学所宣称的危机就是指跨国文献学考据与文化民族主义。因此，雷纳 · 韦勒克站在一位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理论家的立场上声称：“‘比较’文学和‘总 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artificial  demarcation）应该被废弃。”⁽¹⁶⁾ 这，就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宣称的立场。

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我们一路追问到这里，有必要对“general literature”——“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给出一个设问与回答，以方便学界更为通透地理解什么是比较文学。

什么是总体文学?在《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章“本 体论”之第四节“五种相关学科的概念界分与比较文学的定义”中，我曾讨论了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五种概念的定义问题，其中对总体文学是如此下定义的：

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国族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 个民族与多个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总体文学就是比较诗学。 ⁽¹⁷⁾

理解了这个定义，我们不难把法国学派影响研究  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在学者身份上界分开来。梵 · 第根等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是文学史及跨国文献学考据的研究者，所以他们在知识结构及学术信仰上必然要拒斥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平行研究；而雷纳 · 韦勒克等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者，所以他们在知识结构及学术信仰上必然是抵抗文学史及跨国文献学考据的影响研究。理解了这个定义，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雷纳 · 韦勒克要消解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分，竭力要把比较文学推送到总体文学更为开阔的理论学术视域那里，以拯救比较文学在法国学派的跨国文献学考据中久已失落的文学性、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美学及关于艺术与文学本质的审美思考，等等。⁽¹⁸⁾

此刻，让我们来体验雷纳 · 韦勒克的那句改变国际比较文学命运的著名表达：“因此，我们必须要直面‘文学性’（literariness）的问题，直面美学的核心问题，直面艺术和文学的本质。”⁽¹⁹⁾ 不错，文学的本质正因其审美性使本无生命的文字符号在叙事组码的书写中获得了文学性，这也正是文学于形式本体论意义上得以存在的美学价值。

实事求是地评判，雷纳 · 韦勒克把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的跨国文献学考据那里拯救出来，推送于总体文学名义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层面，崇尚在超越事实联系的无边界敞开中探究具有普遍审美规律与普遍审美价值的平行研究，以此来宣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危机，这的确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及可能性。但是，这也势必造就了另一种危机：比较文学的边界因无限地敞开而消失殆尽，其结果就是导致比较文学坠入了陈寅恪所嘲讽的“无一不可  取以相与比较”的杂混乱象中。在相当程度上，雷纳 ·韦勒克危言耸听地宣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危机之后，于质性上，给国际比较文学界带来了更为致命的危机，这就是我所指称的国际比较文学的后危机（post crisis） 时代的到来。而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就是被国际  比较文学后危机的紧张所波及的衍生性产物。

陡然一听，中国比较文学是弥漫于当代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接轨的显学，其实在学术质量上很少让人瞧得起！介入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几乎 99.9% 都是操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为自己的生存而筹划，再加上相关学者缺失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学科观念对自己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给予自省式的规范；如此多年来，挤进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人身份非常杂混，且很少能够拿得出令人信服的文章与专著以让兄弟专业给予应有的尊重。关于这一点，我在上述已给出有限度的直面批评了。倘若究其失误的来源，从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逻辑上来分析，国际比较文学正是在雷纳 · 韦勒克宣告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危机后，让自身逐渐沦陷于后危机时代（post crisis era）开始走向没落，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更是卷入后危机时代遭遇重重危机的罹难者。

晚近40多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一直在持续的跋涉中得以前行发展，但是，学术大跃进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这应该引起我们警惕。因职称评审等体制性要求，从现象上看，文章专著的发表出版总量貌似相当可观，但其中水分含量的占比也过于充沛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样态下，平心而论，雷纳 · 韦勒克所批评的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正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厚重学问，特别是法国学派所持有的跨国文献学考据和历史比较语言学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立场及学养在当下特别值得推崇。这也是我在国际比较文学的后危机时代或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沦陷于危机的时代，要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给予翻案的学术理由。

非常可惜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界没有多少人愿意细读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史及其学科文献史，以充分还原性地了解这些现象。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之间的冲突呈现在学科身份、学科理论与学科观念上，两者就是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所存立的旷日持久的隔阂及互不相容。这种在学科观念的隔阂中因学术尊严的获取而沉积为两种对立轻蔑的学术心态，文献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双方冲突不仅在国际学界甚嚣尘上，在国内学界也淤积为势不两立的抵触态势。

我们在太多的学术会议上听到过双方的相互指责，并各自言辞激烈地批评对方以守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文献研究者往往指责理论研究者是无视文献的即兴空谈泛论，因此结论宏大而无根基；理论研究者批评文献研究者终身跌落于文献考据的碎片爬梳中，缺少思想的分析与理论系统的建构。有道是：前者有学问而无思想，后者有思想而无学问。因此，终身的考据与瞬间的思想，这两种差异性的学术立场以不可调和的悖立疏离了两类学者族群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令人遗憾！

然而问题绝然不是如此简单！

平心而论，我阅读了近一百年来西方学界围绕着比较文学所讨论的重要文献，可以说，从 F.巴尔登斯伯格到雷纳 · 韦勒克前后那个历史时期的法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关于比较文学所质疑的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已经相当全面且深刻了，以至当下国际比较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危机等症候性问题，几乎都可以还原至那个时代的讨论话语中给予一一的反思。然而学术就是如此有趣，时空距离我们更为切近或当下的相关中西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比较文学所面临的诸种问题的质疑和讨论，不仅不精彩，也不深刻，甚至是漠然不关心。一般来说，在比较文学名义下仓促行为的学者们，是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去阅读与思考这些重要的学科发展史及学科理论的文献的，只是匆忙于当下多攒凑三五篇文章而已，更谈不上严肃的学术反思。

说到底，相关学人也就是仅就比较文学望文生义地多看了一眼，便匆匆窜访其中为自己贴一个身份的 标签，而且可以一直贴到成为一位名气很大的“比较 文学学者”，并且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还掌控着话语 权。毫不苛求地讲，其完全拿不出一篇在学科观念上 准确且专业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来，更不要说专著 了。他们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及学科 观念完全不关注，也不需要关注，更不要说具备从事比 较文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了，有一个贴着“比 较文学”或“比较”标签的伪学术身份就足够了。鉴于这样一种危机症候现象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给出这样 一个反讽性的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在字面意义上浅薄到不需要了解其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及学科观念就可以望文生义地进行“比较”的学科。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从事的是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其不同于英语、法语、德语、俄语、 西班牙语与日语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具体表现在学者身份、知识结构、语言装备、文化观念、研究视域、 学科立场、研究问题与价值判断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其不可以一揽子硬性地打包塞入比较文学这个宏大的概念中。大家栖居于不同的国家、民族与区域，操用不同的语言，但共存于国际比较文学界，在影响接受和对话对立的交集中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因而明确比较文学研究的身份、语境、观念、视域与立场等上述学理元素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在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逻辑中进行反思，以讨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及其危机弥漫的现象、问题和症候的。

我认为导致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危机的弥漫及其背后存在的负面干预性因素，至少有六个方面：第一，窜访于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人员的杂混；第二，对比较文学之“比较”字面意义的误读；第三，雷纳 · 韦勒克推崇 的以文学理论与美学为主打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无节制性扩张，由此所导致的比较文学研究边界的消失； 第四，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边界 消失的推波助澜；第五，比较文学学科观念与学科理论的淡化及缺失，从而对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无 视；第六，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长久性暧昧，以至一直没有成为一门名正言顺的一级学科。

我们来阅读雷纳 · 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 本质》中的一段重要的理论表达：

比较文学不能局限于单一的方法：描述（Description）、 特 性 刻 画（characterization）、阐 释（interpretation）、叙 述  （narration）、解释（explanation）、评价（evaluation）在其话语中的使用即如同比较（comparison）一样。比较（comparison） 不能仅局限于实际的历史联系。正如近期语言学的经验  应该教给文学学者的那样，比较历史无关的语言或体裁等  现象，可能与研究从阅读或相似的证据中发现的影响一样 具有同等的价值。⁽²⁰⁾

韦勒克在这里所强调的不局限于历史实证关系的描述、特性刻画、阐释、叙述、解释、评价，指的就是平 行研究，因此认为：“比较不能仅局限于实际的历史联 系。”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来解析，这段文字集中表 达了雷纳 · 韦勒克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拒斥及对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推崇的立场。而此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 点从未引起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应当给予的关注：雷 纳 · 韦勒克所提及的“近期语言学的经验”。这里的“语 言学”是指 20 世纪上半叶以降，在西方勃兴的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其中有一位重量级学者，比较文学学者应该作为背景知识而有所知晓与储备：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界标性语言学理论。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如何构成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理论背景，我在这里有必要给出一个理论的背景性反思。可以说，这对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开创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以下几个重要的语言学概念及其理论内涵，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是了然于心的。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索绪尔首先界分与界定了“语言”(langue/language) 和“言语”（parole/speech）这两个概念，“说语言使言语成为统一体，这不是空想的”⁽²¹⁾。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意义与声音组合的符号系统：“言语（speech） 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而正如定义的那样，语言（language）是同质的（homogeneous）。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s），其中意义与声音形象的结合不仅是重要的，而且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²²⁾ 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语言是社会集体的、同质的，而言语是个人意志的、异质的。 虽然语言是心理的，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语言是社会集体的文化心理所形成的系统性结构，其具有整体性、可分割性与规则性。正是语言的同质心理结  构形成了人类文化结构深层的共同本质。

请注意这里概念使用的替换性：系统（system）即结构（structure）。

索绪尔又界分了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 与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他所构建的语言学在理论的本质上是共时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符号学（structural semiotics）。让我们来阅读与思考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二章“语言学的学科内容与范围； 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Subject Matter and Scope of   Linguistics;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Sciences）中的一段经典理论陈述，他明确地界定了语言学的任务是“确定在一切语言中起作用的永恒而普遍的力量，推断出  能够概括一切特殊历史现象的普遍规律（the general laws）”⁽²³⁾。此句表述在理论的普遍性指涉上的确是涵摄“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所达向的共同逻辑。我们用此段经典陈述诠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观念与立场是最为恰切不过的了：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主张的是，在历史的共时结构中，探索由不同语言特殊历史现象构成的人类文学及其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普遍审美规律和普遍审美价值。这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所提供的支撑性理论背景。

历史的代际更替往往就是如此，一个先知的思想必然在预言式的表达中掀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剑桥大学语言学教授彼得 · 马修斯（Peter Matthews）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中如此推崇索绪尔：“长期以来，人们一致认为，结构主义者的圣经（structuralist  bible）就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²⁴⁾ 确然，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理论以其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思想的先知性，启迪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那  就是作为一种思潮鼓荡 20 世纪西方人文学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结构主义理论的弥漫。

历史在转型！

受其影响后继而来的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与美国结构语言学派（American structuralists），⁽²⁵⁾  这三种语言学派无论在各自具体的研究方法论上持有怎样不尽相同的视域，而它们都是集结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下行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几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美国学界的策动性影响：L. 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在 1933 年推出了《语言论》（Language），Z.S. 哈里斯（Zellig Sabbettai Harris）在 1951年推出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A.N. 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在1957年推出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等重要的著作。概言之，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认知思维上系统性推动了西方学界结构主义理论作为一脉思潮的繁盛，其在探索人类文化结构深层的普遍性逻辑规律上，对那个时代及后来的  人文社会科学在思维观念上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性与渗透性影响，并且迅速波及了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 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理论与美学等，当然其中涵括比较文学了。

我们知道雷纳 · 韦勒克拒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以撬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阿基米德点正在于推崇文学理论与美学，特别是英美新批评在 20 世纪50年代趋向衰落后，雷纳 · 韦勒克等相关同期欧美学者及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美学被作为时代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思潮所覆盖且同频共振。让我们来阅读彼得 · 马修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简史》中对结构主义的全盛历史所波及时代的描述：

结构主义的全盛时期从 20 世纪 30 年代命名，一 直持续到 50 年代末；在此整个时期，它曾主导着语言 学。然而美国的结构主义已经被乔姆斯基翻转，一直 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他的领导权遍及全球。 ⁽²⁶⁾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推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崛起且具有理论合法性的国际学术背景。在雷纳 ·韦  勒克同期以降的欧美学界，结构主义理论及其思潮的确在欧美学界蔚为大观。特别是同期欧洲的法国更是以结构主义理论家集结的思想阵营而喧嚣国际学界。 我在这里仅举克劳德 · 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一人而言，早在 1945 年，他发表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L’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et en anthropologie）一  文，⁽²⁷⁾ 于 1958 年出版了《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1962 年 又出版《图腾制度》（Le  Totémisme aujourd'hui）与《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等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相关重要著作。

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崛起后，国际比较文学不再是跨国文献学考据的天下了，而是文学理论与美学的天下，更为专业地讲，是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的天下。我愿意在这里谨慎地盘点那些在当  代法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名声显赫的人物：克劳德 · 列  维 - 斯特劳斯、雅克 · 拉康（Jacques Lacan）、罗兰 · 巴  特（Roland Barthes）、路易 ·皮埃尔 ·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米歇尔 · 福柯（Michel Foucault） 及茨维坦 · 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等，他们无  一不是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着重要介入性影响的国  际性思想家。让人惊异的是，虽然他们在理论切入的  视域上有着自己的逻辑个性，但他们都是结构主义理  论的践行者，且无一例外。可以说，那是一个被结构主 义理论及其思潮所渲染的文学理论及美学的时代。

不错，雷纳 · 韦勒克是文学理论家！但有一点必须提醒当代中国学界的是，文学理论还是一个包含历史上诸种流派的宏大概念。推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本质动力是文学理论，然而如果学界只是如此笼而统之地认定于此，这必然是一种被文学理论的宏观话语遮蔽本质的盲视。更为精确地讲，其本质动力应该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结构主义思想制导的文学理论。当然，在这里文学理论也可以使用另一个术语替换，即美学。显然，在J.C. 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等学者倡导的新批评理论那里，以文本中心主义的姿态把作品视为本体，使文本从作者与读者的双边逻辑中孤立出来，无论怎样细读（close reading），其在本质上一定是无法 适用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沉潜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结构中所追问的审美的普遍性与共同性。

毋庸置疑，在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雷纳 · 韦勒克以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宣战宣告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崛起，历史的转型就是如此，往往会选择那些激进的学者在启蒙的呐喊中发出具有颠覆性思想的声音，以警示这个世界。雷纳· 韦勒克及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崛起标志着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收获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确然，也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打造了一个退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更为宽阔的国际学术平台，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者得以通览世界文学与全球文化的普 遍审美规律与普遍审美价值而自由地对话。这是学界 众所周知的现象。我在以下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降对当代中国比 较文学界所产生的那些负面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行走过来的学者，都不会忘却当时的中国学界从封闭走向开放，曾激动在美国学者 阿尔文 ·托夫勒 (Alvin Toffler) 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所预判的那个世界图景中。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在学科理论上诉求的就是要打破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人为圈定的故步自封的学科壁垒，为文学研究重构一种多元、开放且自由的学术视域。

仅在雷纳 · 韦勒克推崇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崛起的 第三年，也就是1961年，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利 · 雷马克 （Henry H. H. Remak）发表了他的那篇重要的文章《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在学科理论上明确地把跨学科定义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本质。凡阅读过此篇文章的学者皆知，亨利 · 雷马克迫不及待地在文章首句即开宗明义：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个特定国家界限之外的文学研 究，一方面是对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诸种  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 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 科学、宗教等。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与另一  种或其他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表达的其他领域  的比较。⁽²⁸⁾

悉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学者都通晓，亨利 · 雷 马克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立场上与雷纳 · 韦勒克是同频共振的。尤其是在随后而来的资本全球化策动后 工业文明高科技一体化的历史景观下，跨学科——科 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不仅解构了学术研究经 年积久构建的学科壁垒，再加上后来崛起的跨文化研 究在观念上的推波助澜，多元知识的跨学科与跨文化的交集在汇通性思考中所产生的第三种新的评价体系 及新的知识体系，一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宣告自己从封闭走向开放与从保守走向前卫的身份标签。曾几何时，历史对相关知识分子所守护的单一化的知识结构及语言能力需要重新定义其存在价值的合法性了。

一门学科的发生与发展必然会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淀出既定的研究对象，以圈定该学科研究的边界与规则，并且也对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学者提出了知识结 构的专业性要求，这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随着一门学科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的精细化与专业化，其必然会淤积且构筑为一门学科的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心态的学科壁垒，从而把自身封闭于一个孤立的排他主义（exclusionism）知识系统中，以一叶障目。

如同时势造英雄一样而时势造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国际与国内双重背景来看，比较文学正是在 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操控的学科观念策动下，得益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结构主义思潮在背景理论上的支持，接轨于这段历史的发展，成了一门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捧的显学，其发展的态势可谓轰轰烈烈。而问题在于，比较文学在突围于封闭拓向开放的良好愿景中，最终因不慎导致了学科边界的彻底消失，迅速沦陷为一个充满争议且被学界无尽诟病的污名化学科。

关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杂混窘态，我在以下给出一个精简的分析地图。

上述我曾介绍时值1998年比较文学才被勉强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不幸成为一个与世界文学共处的二级研究方向，以构成学术身份很尴尬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有一个现象必须引起学界的注意，在中国人文学界，早期并没有专门做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凡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强烈兴趣的都是从周遭相关二级专业跨界过来的学者。如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跨界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美学）、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献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跨界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日语文学与翻译研究等。 这还仅仅是在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之下的诸种二级学科介入比较文学的跨界。

随着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在学界作为一种赶潮流的学术口号进一步升级，跨界研究越发成为学者追捧的时髦路数。如在比较文学的名义下，文学与其  他学科的跨界和文学与其他研究方向的跨界：文学与  艺术（电影、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学与哲学、宗教、神话学、人类学、古典学、翻译研究、诠释学、文化研究、生态研究、符号学、华文文学、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批评、传记文学、中外科幻文学、生态研究、数字人文、网络研究及围棋研究等，还有很多，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假借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学术自由和无节制的开放，一时间成为一种奇人蜂起的潮流，并且其中的多种选题与思路不仅只有想得到，更没有做不到。

我们不妨在网上查找且反思一下历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与各省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举办学术研讨会所推出的主旨发言及分组发言，其选题可谓逞奇眩异 以倾骇天下耳目。其中还有更为奇葩的发言题目，出于尊重，我的确是不好意思在此实名举出。其实，大家也都是心照不宣而已。这也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最后机智：你愿意卖相出丑，大家就愿意观看，为什么要去阻止你呢?这个年头已经沦陷为一个懒得批评只需旁观的时代了。我们也更应该反思一下在比较文学专业刊 物及相关综合性人文社科刊物借以“比较文学”之名义 发表的文章，其中又有多少篇是在专业且规范的比较文学学科观念下所完成的书写呢?当然还有那些在比较文学的名义下出版的书籍。

实事求是地评判，上述每一门学科或研究方向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学术理由及其研究的学术游戏规则，其中一些还属于传统的优秀学科与研究方向，都  曾产生过厚重且优秀的学者；但是这种不讲求学科观念的一锅乱炖到一起去，那就是学理混乱的大杂烩了。 在对比较文学的误读或一知半解下，事实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书写都可以纠聚到一起去，贴上比较文学的标签以图利益均沾一把。很不幸，比较文学也就是如此沦陷于杂混中呈现出症候性的危机，最终被污名化了，而那些来自独立且优秀之学科的  学者也因此遭遇牵涉被污名化了。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终于成为一锅乱炖的大杂烩！

我在这里绝对不是否定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存在  的合法性及其学术品质的高贵性。严格地讲，比较文学是一门对中外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等要求非常高的  精英学科，这也是为什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特别需要强调学科观念、学科理论、学科视域与学科规范等。我们数典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能够加冕比较文学典范之 桂冠的学者，其无一例外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大师，如王国维、胡适、鲁迅、辜鸿铭、陈寅恪、吴宓、朱光潜、钱锺书与季羡林等。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所形成的思考一旦落笔所转码为书写就是汇通且地道的比较文学， 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宣称自己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什么的，钱锺书即否认自己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本质上这是一种自信的清高。查尔斯 · 伯恩海姆在《跨世纪的比较文学》之“领域的更新”（Renewing the  Field）一节中，也曾言指过存立于美国学界的这种现象：“一个反向的迹象是许多学者的工作符合于比较文  学这个领域扩大的定义，然而他们恰然与比较文学机构没有关系，并且也不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 的成员。”⁽²⁹⁾

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倘若学界召开一次“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姑且如此命名），以邀请百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学者参加， 又有多少位学者可以有资质出席呢?不含水分地讲，也就是上述我们所列举且尊重的那十几位或几十位前辈学者，中国比较文学最优秀的学者寥若晨星地点缀在这里，而现下则会有几百人甚至五六百人麇集参加，如同奔赴国际贸易交流大会的过江之鲫。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水分的确太大了，其学科尊严也就是如此因水壅而溃。诚恳地讲，学术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学术研讨会也是不可以如此举办的。我自己在若干年前就参与举办过如此的研讨会，真是深受其害！ ⁽³⁰⁾

因此，若要走进专业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地，还真的要小心且谦卑一些，去心悦诚服地把握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与学科观念等，而把握这些专业知识则是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与精力的。

如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位学人完全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及其背后的学科文献史与以往学者研究所沉淀下来的成果，又有什么理由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呢?而正是由于比较文学在学科概念的字面上先天性存有的语言陷阱，很多人都可以望文生义且自负地把比较文学理解为不就是“比一比”的“比  较”，然后轻松且无所顾忌地窜访这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以拼凑那些通篇写满了“比较”两个字的文章。我们从学科理论上不需要严格地分析都知晓，无论是法  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还是中国学  派的阐发研究，其又与“比较”有着怎样的字面上的逻  辑关系呢?当然，还有相关学者本来在学术观念和研  究路数上就与比较文学痛痒无关，也一定要窜访进来， 刷贴比较文学的标签以寻找存在感，结果是一开口尽  说外行话。

在陈寅恪与钱锺书等大师的学科观念中，“比较”是“文通”“打通”与“汇通”！而那些在文章与著作中信口开河操用“比较”的书写者，一定不是专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我们不妨去细读上述比较文学大师学者的文章，其中又有几个“比较”之汉字的书写?他们本身就不持有这种业余的观念！是不是地道且专业的比较文学学者或比较文学的文章与著作，只要作者一开口言谈，一落笔书写，其专业品质清清楚楚，比较文学专业的真值性学科观念是佯装不出来的。我在这里警示学界的是，千万不要成为比较文学的盲目追随者。 “比较”已经沦落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地中的一个禁忌词语（taboo word）了！

学科边界越是敞开，所带入的知识信息量就越宏大且越庞杂，因此知识信息交集所带来的危险系数、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与反真值性也就越大；所以越是需要学科理论、学科观念与学科视域给予规约，否则必然会沦落为什么都是而什么也都不是的杂混窘态。这也是为什么比较文学是一门非常讲求《比较文学概论》的学科。我们试想一下，倘若一位学人连 《比较文学概论》的课程在高校都无法专业且正常地开设下去，那么又有什么资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呢?

而同样是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学科由于有着明确的学科时空边界的 客体定位，⁽³¹⁾ 则不需要多谈本学科何以合法化成立且展开研究的学科理论。在学界存在着一个很自律的现象，凡是在上述学科与研究方向下沉淀得非常专业、厚重且优秀的学者，一般是不会放弃自己在本专业获得 的学术地位及荣誉，随意进入比较文学的领地去窜访一把的。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自己在本学科思维结构 下的专业知识系统及其学术尊严，一定不会给自己刷贴“比较”与“比较文学”的标签以装饰或改变自己的学术身份，他们不需要！否则他们反而成了外行，这是非常可惜的！

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特别讲求学科观念、学科理论、学科视域与学科规范的学科，无论在其他学科与研 究方向下做得再好的学者，只要闯入比较文学领地，都 必然要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观念、学科理论、学科视域 与学科规范的检阅与质疑：你的文章与专著做的是比 较文学研究吗?不幸的是，其中本不是问题的也成了 问题！因为学科观念、学科理论、学科视域与学术规范 等要求不尽相同。反过来评判，同样一个研究对象，比较文学研究所给出的研究路数、过程与结论等，也一定 会遭遇其他学科与研究方向学者的设问与质疑：比较文学就是这样的吗?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问题在于，初入比较文学的学者，或从其他学科与 研究方向跨界进入比较文学的学者，由于他们在不同 的程度上对比较文学之“比较”字面意义的误读，一眼望文生义地坠入“比较”的语言陷阱，再加上他们对比较文学学科观念、学科理论、学科视域与学科规范等的 淡化及缺失，并且没有准确地把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可 比性等，所以硬性拼凑的那些文章或著作让人不堪卒读，所以太多的学科与研究方向下的学者都在普遍质疑：对中外古今不同学科之个别概念、东鳞西爪的知识信息给予无规律与无系统的随意抓取，对一眼看上去 那些在表象上似是而非的文化碎片给予东拉西扯的拼贴，这难道就是比较文学吗?还是出于礼貌，我不好意 思在这里提取反面的例子给予举证，请大家自己去寻 捡，可以说唾手可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确存在着 严重的症候性危机！长久以来，比较文学在学术研究 成果的真值性及其声誉上缺少周边学科的信任感，这 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听了太多的学者在揶揄比较文 学：从“比较”到“乱比”的什么也不是，那些既做不了 中国学问又做不了西方（外国）学问的人，都去做比较文学了！“比较”终于成了误读比较文学的墓志铭。

真正把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学者皆知，比较文学研究是有边界的，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得以合法化存立的逻辑点：可比性。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那里，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是研究者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域汇通于两种语言以上的文学及其文化，系统性地爬 梳与考据其中具有影响和接受的实证性文献关系。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这里，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是研究者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域汇通于两种语言以上的文 学及其与相关学科在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系统性追问与发掘其中的普遍审美规律和普遍审美价值，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也是如此。⁽³²⁾ 我注意到 G.C. 斯皮 瓦克在《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所操用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普遍主义”（comparativist universalism）这个术 语，其荷载的学理意义即是如此：“这是比较文学学者的普遍主义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和种族 / 文化研究（Ethnic/Cultural Studies）之间旅行时最为直 接的短路。”⁽³³⁾G.C. 斯皮瓦克强调区域研究和种族 / 文化研究是为了举倡“一种新比较文学”：“我对‘一种新 比较文学’呼吁的紧迫性丝毫没有改变。我希望这本书将被视为一门濒死学科的最后喘息。”⁽³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的学 科边界是客体定位，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是主体定位。

对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及其杂混之乱象的 反思，2019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叶朗撰写了《谈艺术评论工作者的文化修养》一文，其中以较大篇幅给 出了切中时弊的批评：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有一股比较文化热，诸如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艺术等。有的人并没有对西方文化做过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对中国文化做过 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却可以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并且得出一二三四一系列的结论。他们也引用一些材料，但都是个别的、局部的材料，他们就从这些个别的 局部的材料得出一般性、普遍性的结论。例如他们说， 西方人重摹仿，重再现，西方人看重小说，所以西方人有人物典型的理论，而中国人重表现，重表现内心，中国人看重诗歌，所以中国人有诗歌意境的理论，但没有人物典型的理论。当时我到朱光潜先生家里看望朱先生，我对朱先生说：“现在有一些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文章，一些结论好像不符合事实。例如说中国没有小  说理论，没有典型理论，金圣叹就对小说创造典型性格 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们不知道，就说中国没有小说理论，这种结论是站不住的。”朱先生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以为，中国现在做比较文化的研究还不具备条件。”为什么不具备条件？因为对西方的文化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怎么做比较研究呢？ ⁽³⁵⁾

我们注意到叶朗的此篇文章是2019年新近发表 的，而他的冷眼旁观是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们必须承认，叶朗对近 40 年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危机 及其杂混乱象之症候的反思性批评是非常全面、中肯且到位的，并且曾得到过朱光潜的首肯。

叶朗并不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而是哲学系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其实，一位学者是否契合于从事比较研究，完全不在于给自己强贴一枚“比较”的标签，而在于他的知识结构所涵养的中外历史知识及学术观念等相关学养的系统性与汇通性。如此而来，他们的观察、思考、言谈与落笔就是地道的比较研究者，用不着去宣称什么！值得再称颂一遍的是，钱锺书就不愿意宣称自己是做比较文学研究的，这才是一种不可企及的高贵与谦卑的傲慢！

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学者，一眼即可以看出： 叶朗的反思性批评所指涉的就是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给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所带来的那些负面影响。然而我想 说的是，雷纳 · 韦勒克及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本身在学科理论上没有错，错的是相关中国学者在初始期就坠入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概念的语言陷阱中无法自我拯救， 从而接续产生了那些误读、误判与误动。他们是一批在学科观念等面向上亟待救赎的迷途者。

叶朗的反思性批评印证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结 构主义理论的本质性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施和 兑现：系统是在人类语言文化结构中追问普遍规律而 逻辑化的结构形态。比较文学一定不是一个包打天 下的宏大概念，其中也必须因语言、民族、国家与区域 的差异而分属更下一级的研究方向。从事中西比较文 学研究的学者当然应该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基本上 做过系统的结构性研究，如此才有资质系统地把中西 文学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历史知识汇通于人类语言文化 的整体深层结构中，以系统地追问其中普遍的审美规 律和普遍的审美价值。因此，我们再度玩味叶朗的反思性批评，真的是透入病灶：“有的人并没有对西方文 化做过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对中国文化做过系统的研 究，但是他却可以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且得出 一二三四一系列的结论。”

让我们来阅读剑桥大学语言学学者彼得 · 马修斯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简史》一书中的一句经典理论的表  述：“每一种历史语言都有一个不同的系统（system），然而重构的（reconstructed）是一个与 其中诸种单位相关联的系统。”⁽³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诸种单位”所指称的就是每一种历史语言各自不同的系统， 而“重构的”是跨越于两种历史语言各自不同系统之间汇通的具有普遍审美规律和普遍审美价值的系统，即我所言指的“第三种诗学”——“the third kind of poetics”。

我们必须把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维系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理论的逻辑链条上给予有节制性的 规限，从而拒斥把平行研究误读与误解为把什么话题都可以丢弃进去的学术收容站。真正懂得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学者，一定会感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在学科理论上对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或比较学者在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从表象上一眼看过去，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借以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口号打破了学科壁垒，似乎为国际文学与文化的跨界研究带来了思想和书写的自由；而我想指明的是，那只是假象，其实在学理上反而是非常不自由且更需要严谨规范的。对于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有一条基本的学理如同教规一样在制约着你，那就是汇通于两种以上语言文学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各自 文化系统，通贯于人类文化的整体深层结构中，以体系化地追问其中的普遍审美规律和普遍审美价值。毋庸 解释，这正是人文学科很多学者在终身的学术志向上所追求的最高学术境界。人类历史传统沉淀于国际人 文学界由不同语言记忆的历史知识信息量实在是太过于宏大了，岂止是汗牛充栋，谁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都是学 贯古今中外的通儒。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就是实至名归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比较学者。

如此多年来，西方学界只要牵涉比较文学的讨论， 历来批评的言辞都是相当激烈且充满了深刻的批评隐喻性。关于比较文学是一门罹病且充满危机症候的学科，U. 韦斯坦因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在行文的一开始就喻指性地指出，且戏谑地言称雷纳 · 韦勒克为首席医疗顾问：

在为比较文学及相关疾病治疗之医院的美国分部，主要是由雷纳 · 韦勒克自己担任［或者也许是被迫进入——“ 一半是受她（sie）的吸引，一半是他（ihn ） 自发的沉入”］首席医疗顾问和定期简报［《比较文学的 概念》（“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的危机》《今日之比较文学》］的作者，以描述病人的疾病（the patient’s condition），有时，还会预测疾病的预后（venturing a prognosis）。⁽³⁷⁾

这段表述还真的不可以视为一种调侃，而是一种严肃的批评姿态。在 U. 韦斯坦因此句表述中的“病 人”——“patient”直接喻指的就是比较文学，其中 还有为比较文学进行疾病疗救的“医院”及其“美国分部”如此观念表达的修辞。岂止于此，U. 韦斯坦因等相关学者本身也是用心良苦地拯救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治病救人者。

请注意，U. 韦斯坦因在此句表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借喻性文献引用，其在理论的喻指上可谓用心良苦，很见学养。如果我们对上述引文括号中的德文诗句不给予翻译和解释，而是缺译和缺释，那么，U. 韦斯坦因对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批评性陈述，精彩全失。

U. 韦斯坦因在括号中引用了歌德那首著名诗歌《渔 夫》（Der Fischer）中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句： “halb zog sie ihn, halb sank er hin”（一半是受她  的吸引，一半是他自发的沉入）。 ⁽³⁸⁾ 在歌德此句诗歌中，“她”（sie）是指“渔夫”凝视大海所渴望的“最爱  的人”（die Liebste），也就是诗歌中的“ein feuchtes  Weib”（一位湿漉漉的女子），即德国诗歌中经常出现  的“die Nixe”（水女怪）；“他”（ihn）是指“渔夫”。U. 韦  斯坦因把“渔夫”喻指为雷纳 ·韦勒克，把“她”——“最  爱的人”喻指为“比较文学”，以此借喻雷纳 · 韦勒克一  半是受“她”——“最爱的人”——“比较文学”的吸引， 以沉入对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疗救而不可自拔，一半是他自发地沉入对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疗救而浸淫其中。由此可见 U. 韦斯坦因对比较文学进行批评以构建话语修辞的境界：一句歌德经典诗句的借喻性引用， 可以看出比较文学批评者所营造的气象及其中的宏大理论意义。

无论怎样，充满危机症候及污名化的比较文学对于人文公知学界来说是一种债务。

在国际学界，比较文学在学科本质上理所当然必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精英且高贵。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下，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却失落于暧昧中，至今还  无法以独立的学科身份获得在人文学界存立的专业合法性。特别是相关学者把比较文学狭隘地认定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论，更是粗率地遮蔽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完整学科的本色身份。再加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拉郎配式的不幸联姻，在学术身份与学科观念等方面对双  方都是一种长久的相互侵害性的折磨；对此，在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名义下共同生存的双方学人都各自获有不同程度深受伤害的无奈性体验及焦虑，这种强制性联姻的结果也导致这两个专业长久以来都无法获得各自独立发展的专业机会，而在相互磨损中同步趋向衰败。因为双方的学科观念、知识结构、学术视域与学术个性等相去甚远。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联姻应该终结了，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离则双赢，合则共输。如一个好端端的外国文学话题一定要置放在比较文学论坛的名义下宣讲，其结果  成了学术身份及知识内容可疑的什么也不是，从而被无  尽地质疑：这是比较文学吗?外国文学就是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文学，其全然没有必要与比较文学拼凑联姻，大可不必让自己无端地去充当一个身份可疑且不伦不类的陪衬人。

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暧昧给真正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带来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无尽麻烦， 他们必须像债务承担人一样，无谓地承担杂混于比较  文学领地所充斥的诸种负面因素与负面评价等什么的，焦虑不堪，也不公平！特别是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  暧昧及危机症候在国家省部级课题申请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无奈的乱象：国家社科基金把比较文学误置于外国文学方向下评审，教育部社科基金又把比较文学误置于中国文学方向下评审，乱点鸳鸯谱，至今都没有给比较文学一个归属于自立门户的学科方向，以在合法的权利中领受专业性的评审。专业地评判，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对比较文学课题的评审，在学理上一定会因学科观念与学术视域等不同，而导致不公平现象的产生。这一现象严重地阻滞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健康发展的命脉， 以至于“人大复印资料”至今都无法为比较文学独立地  刊出一种。

又如多年来，在比较文学与翻译及翻译研究之间也一直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关于是翻译及翻译研究从属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学从属翻译及翻译研究，双方在国际学界一直聒噪式争吵了若干年。著名翻译研究者苏珊 · 巴斯奈特在《21 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中抱怨：“我整个学术生涯都在与比较文学作斗争。”⁽³⁹⁾ 我想告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是：2021 年，在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翻译已升格为文学大类下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平起平坐的一级学科。说来其中的原委是复杂的，也是令比较文学研究者心里酸涩的。我只想提及一点：翻译与翻译研究虽然存在着学术质量  的问题，但至少没有如同过江之鲫的杂混者、杂混事与杂混话语搅局其中，其学科身份与学科门户干干净净。 这难道不应该给比较文学清理门户以疗救自身的危机  症候有所启示吗?当然，翻译与翻译研究一定不是比较文学，充其量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所涉及的一个交集维度而已。

无论怎样，比较文学已成为一个门槛最高贵又最低廉的学科，也是一个最精英也最贫困的学科。论其高贵，比较文学在学科本质上是一门要求极高的国际  性精英学科，仅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通贯古今中外大师学者的沉淀人数来看，比较文学是一门归属少数承学之士的精英学科。因此，无论何人走进这门学科，凡是书写与言说都必须谨慎，不可“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如钱锺书在《论易之三名》中对黑格尔的批评，也可以拿来警示相关中国学者：“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 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 之士惜之。”⁽⁴⁰⁾

论其低廉，那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刷贴比较文学的标签，极其容易地窜访这个看似无边界的学科，在什么话题都可以乱谈的杂混中，狭隘地把比较文学误判为一种新的“方法论”，是为了发出“新的声音”什么的。 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本来就不是以追求“新”为终极目  的，而是追求普遍真理与普遍规律。我想借喻明代文  人汪廷讷在《广陵月》第二出中的一句以给予警示：“欲  度新声休走样，忌的是挠喉捩嗓”，⁽⁴¹⁾ 否则便是“更评章，歪扭捏，徒然玷辱词场”。⁽⁴²⁾ 的确，疗救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一个有效药方就是：比较文学一定要拒斥什么人都可以窜访进来，盲目地抓取一两种颜色还没有识别清楚，就自欺欺人地公开挂牌开一个染坊对外宣称营业。比较文学不是学术难民收容所，走到比较文学中来一定要量才适性，不可盲目而为。

苏源熙在《比较文学? 》一文中曾有一句提醒学界的表达：“或许比较文学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名不副实。”⁽⁴³⁾ 苏源熙的表达不无道理，但需要深刻地去理解，  否则又被误读了。我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需要正名的。我愿借喻《论语 · 子路》中一段关于“正名”的对话语录，以说一点并不多余的话。子路    问孔子如果卫君请你为政首先要做什么，孔子言首先    要正名分：“必也正名乎！”⁽⁴⁴⁾ 孔子接续而言：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⁴⁵⁾我在此借喻孔子回答子路正名的历史语境看似有些宏大，其中涉及了“礼乐”“刑罚”“民无所措手足”与“君子” 等，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其门户乱象的确让“民无所措手足”，的确到了需要正名分以学科规范惩治危机从而疗救症候的时刻了，再借喻宋代经学家邢昺《论语注疏》就此句给予的正义所言：“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⁴⁶⁾

我无意于宣称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已走向了死亡。G.C. 斯皮瓦克曾在《一 门学科的死亡》（Death of Discipline）一书中，激情灼烧地宣判了建基于欧洲  中心主义之上西方比较文学的死亡，其实，她的宣判在学理逻辑上只是为她及其地缘同伙的少数族裔身份张目，其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及汉语比较文学学者没有  什么关系。但我想宣称的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在汉语大陆崛起的那一时刻就命中注定地处在时时被唱衰的危机中，所以需要清理与拯救。我在这里借意 G.C. 斯  皮瓦克一句陈述中的一个术语：区域研究 / 比较文学， 是一门“将要来临的学科”（discipline to come）。 ⁽⁴⁷⁾  我想宣告的是，在危机的清理与拯救过程中，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是一门将要来临的学科，最终将以学科身份的纯正性与专业性获取学界同人的尊重，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期许，那才是当代中国的新比较文学。

基于诸种历史原因，比较文学是一门充满危机且被污名化的学科，所以学者一定要谨慎地进入这个学科以规避让自己被污名化，或给这个学科带来污名化。 同时，那些学科观念纯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更应该以自身的专业研究为被污名化的比较文学正名。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学科发展至今，每一门学科都有着  自身成熟的系统化学科观念与学科边界等，在比较文学领地清理门户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重新归属自己的学科，让敞开视域走向国际学界的中外汇通性研究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地完成就可以了，用不着刷贴比较文学的标签，并且还不容易引起争议，也回避了被讥讽为“野狐禅”的负面评价。⁽⁴⁸⁾ 宏观地讲就是，让中国古代文学的归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归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的归文艺学、世界文学的归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归外国文学、 翻译的归翻译、神话的归神话、宗教的归宗教、人类学的归人类学等，当然，比较文学的归比较文学。

最后，我再借喻《马太福音》22:21（Matthew22:21）里 的那句表达就是：“Render therefore 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因此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⁴⁹⁾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各学科门户都因此纯粹且洁净了起来。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