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论当代食物消费的心理社会学》（“Toward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中提出食物交流理论，即食物和饮食是一种符号交流系统，“概括并传递了一种情境，构成一条信息，具有指示作用”（24)。食物通常是特定民族身份的能指，对食物的选择反映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巴克拉瓦的语言》中，巴德和黛安娜在美国的饮食实践都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文化差异冲击，分别面临身份的错置危机和同质化暴力。巴德因远离故乡且难以适应美国食物而倍感焦虑，黛安娜曾因饮食理念异于白人女同学而遭受鄙夷。两代移民通过对约旦食物的移植与传承，在接受美国饮食文化的同时，延续阿拉伯的生活惯习，体现出对母国传统及民族身份的坚守，继而实现文化差异之平衡。可以说，这种饮食选择使之 “栖居于一种心理上的 ‘二重性’ ”，将 “家的概念构建于两个地方/空间之间”（Page 7)，实现对双重身份的认同和平衡。
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第二代移民，文化选择对他们来说都并非简单的站位问题，而与其身份问题息息相关。相比于自小就生长在美国，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子女，第一代移民更依赖于母国文化，并因此不时游离于美国文化之外，这也暗示了他们身份建构中的差异性。《巴克拉瓦的语言》中，巴德与饮食的互动就反映了第一代移民身份建构的复杂过程。为寻 “美国梦” 而移居美国后，巴德兄弟几人在家是阿拉伯人，在外则扮演美国人，食用 “奢华、油腻的快餐——炸鱼汉堡、炸鸡和Friendly’s快餐一夸脱装的奶昔”（134)，以期更好融入美国社会。随着时间推移，巴德逐渐厌倦美式快餐和 “堕落的” 美国文化，更无法忍受热衷于快餐的女儿们成为 “陌生人-美国人”（stranger-Americans）（134)。他渴望回到家乡。巴德的转变很可能由两种原因造成。一方面，在故事发生的历史语境中，阿拉伯裔群体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巴德也因此遭受着尴尬的身份困境。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官方种族分类将阿拉伯裔美国人纳入白人群体（Fadda-Conrey 15)，阿拉伯地区与美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和美国 “针对阿拉伯裔的种族歧视” 思想却使他们陷入纳丁·纳伯（Nadine Naber）所说的 “隐形”（invisible）状态（37)，沦为不被主流接纳的存在。另一方面，尽管巴德长期浸润于主流文化，但是作为约旦移民，他仍然无法完全融入相差甚远的美国白人文化。比如，他能够如同寻常美国人一样消费美式快餐，但这一般只是发生在公共场合。这种消费实质上是卡米莉亚·卡蒂（Camille Cauti）所说的 “烹饪冒充”，即 “依靠食用某些食物来获得自己不属于的种族群体的接受”（qtd. in Dalessio 140)，从而在社会上临时伪装成 “真正的美国人”。但在内心深处，他自知并不属于这一群体。由此观之，无论巴德如何模仿与遵循主流大众的饮食，他都难以摆脱社会局外人角色，也依然自视为非主流群体。在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巴德流露出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焦虑，这一焦虑源于 “在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上生活”的错置体验（都岚岚 60)。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曾经描述过这种移民困境：“他失去了他的定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他发现周围的人的社会习俗和准则与自己的截然不同，有时甚至还颇为冒犯”（277-78)。
因此，巴德回到家中更愿意享用阿拉伯食物。他曾在家庭聚餐中烹饪约旦名菜 “翻转鸡肉饭”（Magloubeh)。他的兄弟将鸡肉饭称为 “我们的民族身份”，向其致敬（129)，并带领家人歌唱赞颂祖国的英文歌。在这一语境下，鸡肉饭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含义，对其进行烹饪和食用便不再是单纯的物的消耗，而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追溯和认可。民族食物还承载着移民个人情感记忆。食物的独特气味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刺激食用者的嗅觉与味觉记忆，瞬间激活其关于约旦故乡和童年的回忆，“让他们暂时回到没有支离破碎的生活”（qtd. in Holtzman 367)。因此，享用鸡肉饭即是一种跨越边界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巴德实现了精神上的归家。这种通过饮食实现的位移凸显的是一种杂糅的跨国归属感，即 “游走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之间，既客居他国，又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上保持着与祖籍国及其居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潘志明 26)。这既体现了巴德对自己生存状态的顺势而为，同时也是对自己身份的积极建构，即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 “具有积极意义的灵活的跨国身份”（潘志明 26)。这种跨国文化认同在饮食情境上也可窥见一斑。巴德的家宴参与者既有约旦移民，也有美国女性和混血二代移民，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色彩。巴德的兄弟热情欢迎黛安娜的美国外祖母分享鸡肉饭，认为 “没有她，尝起来不美味”（129)。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的美国人在一起分享阿拉伯美食的情景跃然纸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巴德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当然也是作者美好愿望的表征。正如达伦·提摩西（Dallen J. Timothy）指出，移民烹饪母国食物是其保留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66)，巴德在美国烹饪鸡肉饭正是他 “在移居的土地上适应一种混杂的身份”（66)，解决身份悬置的有效路径。
阿拉伯食物对于黛安娜的身份建构同样重要。如果说文化差异给巴德带来了错置体验，黛安娜则时常遭受来自主流文化的同质化暴力威胁。黛安娜中学时曾因饮食问题和几位白人女性好友产生分歧。彼时，好友们痴迷于节食减肥，她却每日食用重口味家庭民族料理。她对体重的不在乎招致这几位白人女同学 “极大的蔑视”（161)。这种因饮食习惯造成的同学矛盾隐含着深刻的族裔文化冲突，体现了关乎优劣、好坏的二元价值判断。其实，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群体在相应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形成其特定习惯和实践偏好（布迪厄、华康德 168-71)，不同的饮食习惯本是自然现象。然而，在特殊的族裔关系中，“所吃食物的特殊性” 则可以成为 “标记自己属于某个文化或群体” 和 “定义他者” 的重要手段（Fischler 280)。黛安娜重口味的阿拉伯食物成为她被定义为他者，并由此遭受嘲讽和蔑视的重要标记。她所忽视的身材管理也是同学无意识中实施审美标准同质化暴力的借口之一。身材管理一向是衡量合格美国公民身份的重要标准。早在美国建国初期，为与 “欧洲贵族的颓废和浪费” 相区分，美国人提出了 “民主、简单和健康” 的共和菜肴概念（Vester 20)。70年代，美国民意调查中认为自己肥胖、在节食减重的受访女性近半，主流话语更是将肥胖塑造为种族他者和低收入群体的特点（Biltekoff 116-17, 139)，颇具种族主义色彩。受此文化传统影响，黛安娜因饮食惯习异于美国白人主流群体，符合同学心中不健康他者的刻板形象而饱受歧视。
虽然如此，黛安娜却未被轻易左右，她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处理饮食文化差异问题。她不认可白人同学的观点，认为节食不利于健康。据她观察，女同学受节食影响，或身型 “窄小，毫无特色”，或年满十五依然 “吹嘘自己初潮未至”（160-61)。在她的审视下，主流饮食习惯被反转为批评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以对立立场处理文化差异。她虽坚持自我，但仍接纳白人女同学，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她在享用阿拉伯美食的同时，也热爱美国食物。这种对文化的开放态度源于她 “同时与不止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Vertovec 6)。一方面，她自小生长于美国，自然热爱美式餐饮。她时常于周末与美国外祖母享用其美式烘焙料理，甚至移居约旦期间仍不时怀念美国的餐饮，与母亲一道烹饪美式煎饼。另一方面，她深受阿拉伯家庭文化熏陶，在父亲的约旦料理中浸润长大，阿拉伯饮食惯习和丰腴审美因而成为其文化价值取向。正如克劳德·费切尔（Claude Fischler）所说，“任何烹饪系统都依附于或属于一种世界观、一种宇宙观”（281)。黛安娜的饮食惯习显然比巴德更为开放和包容，展露其 “同时在 ‘家外之家’、‘这里和那里’ ” 的跨国意识（Vertovec 6)。这种意识与美国大多数族裔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最典型的莫过于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这部小说通过描写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悲惨遭遇，试图呼吁非裔美国人要认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白人文化，这显然在倡导一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身份选择。而黛安娜对待美国白人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态度与之明显不同：她在享受美国饮食、认同自己美国身份的同时，也喜欢约旦食物，并以自己的约旦民族身份为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对两种文化的同等接纳和平衡，也体现了作者对阿拉伯裔美国人身份问题和生存状态的深入思考。
不难看出，食物和饮食文化在阿布杰比的小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小说人物对待食物的态度体现了他们的身份意识。巴德在公众场合对美国快餐的勉强接受和在私人场合对约旦食物的大快朵颐，黛安娜对于两种饮食文化同样的快乐接受，既体现了两代人身份意识中相似的跨国性，同时也折射出两者的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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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邓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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