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第3454期丨凌逾  张紫嫣  谢慧玲：2020 香港文学研究综述

摘要：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沉重而复杂的现实面前，香港文学创作仍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港城作家纷纷执笔，书写时代世相，以新冠、移民、行走、科幻、网红、情爱等为题材或背景成为小说、诗歌、散文等体裁的创作主题，多元的视角构建起特殊时期真实的香港状态。疫情虽隔绝了内地与香港的交通，然陆港两地的云端对话却很密切，展现出疫情笼罩之下文学独特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关键词：2020年鉴；香港文学；疫情创作；陆港互通

一

风雨香江，小说人城

2019年的香港正值多事之秋，众“生”喧哗的“闹剧”直到2019年的年末才接近尾声，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又给刚刚平稳下来的香港社会“雪上加霜”。2020年的香港，可谓“人祸”刚平“天灾”又起，动荡不安的社会把平日里深藏在香港繁华锦盛之下的“人城”焦虑和冲突曝光到了阳光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的香港文坛虽然依旧硕果累累著作颇丰，但较往年而言总体基调更加“低沉”。2020年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虽也展现香港温情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表达对香港“人城”关系的忧思，对社会政治的凝视以及个人独特情感体验的抒发。

先从小说创作方面来看，董启章继2019年出版的小说《命子》之后再度实现自我突破，他打破了自己一贯以来呈现给读者的精致认真、一本正经的个人形象，创作了《后人间戏剧》这部通俗的科幻喜剧作品。小说采取“有距离”的方式进行观察，讲述因新加坡的“后人类”制造而引发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主角是以“模控学”专业闻名的香港教授胡德浩，受邀至新加坡担任客座教授，实为秘密研究计划的顾问，这个秘密计划是创造超越现有人类的“后人类”计划。胡教授单纯的学术生活从此发生巨变，与既是律师，同时也是计划背后金主女儿的柳海清相恋后，他越来越靠近国家权力的核心，知晓了关于这个国度的未来设想，乃至人类的未来姿态──后人类们的生存危机。董启章通过胡德浩新颖奇诡、悲喜交集的经历试图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走向以及“理想社会”的最终模样，意在写成超越国界的未来寓言，写出时代的孤独性。

《鸳鸯六七四》是马家辉时隔四年推出的其“香港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部接续第一部的故事背景，依旧是把历史事实融入小说想象，以一个湾仔人的身份讲述湾仔的故事。马家辉大器晚成，五十岁时才开始创作小说，2016年他推出了“香港三部曲”之一《龙头凤尾》，这部小说讲述在日占时期的香港，发生在移民陆南才和英国官员张迪臣之间的禁忌爱情。2020年新发布的《鸳鸯六七四》则以陆南才的得力助手哨牙炳为主人公，讲述其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江湖生活故事。马家辉以牌面来给小说取名，《龙头凤尾》可以大杀三方，而《鸳鸯六七四》则是最烂的牌。故事一开始就写哨牙炳在退隐江湖的宴会上连摸三把烂牌“鸳鸯六七四”，通过牌局展现了他的人生观即逆来顺受。不辜负自己就是最大的尽兴。正如同马家辉所说：“每个人都会摸到烂牌，把手上的烂牌打好，是生命里唯一我们能够做的事。”新时代阿Q折射出一城的兴衰起伏，时代的曲折变化。

周婉京2019年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在2019年出版发表了《相亲者女》和《隐君者女》两部小说，北京人而居香港，善于多城记书写，在2020年继续推出女性主义小说新作《了不起的郝大小》，把目光投向了在资本和荧屏中成长起来的新兴人群——网红，但是周婉京笔下的网红形象和大多数作品所描述的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网红形象不同，该书塑造了年轻女性郝大小引领袁小馍突破成见、张扬自我的成长蜕变之路，她们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相互扶持，这部作品不仅解密了网红经济经营内幕和职场生活的勾心斗角，更是将亲情友情爱情杂糅其中，使作品在引人深思的同时又不乏趣味温情。该作开拓了“网红”都市题材小说，关注新文化产业商战。

蒋晓薇在2020年也发表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秋鲸搁浅》，原创作于2017年，经过修改在2020年发表，因此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17年，主角苏月秋是新移民学生，适应不了香港的生活，自觉是“异乡人”；作品的另一主角游敏儿是苏月秋的老师，虽在港土生土长，却对香港生出“此地他乡”之感。异乡人彼此依靠，用阅读当作“逃生门”，希望从中找到面对生活抉择的出路，努力向前，即便会有迷途如秋鲸搁浅。

笼罩在疫情阴影下的2020年的香港文坛，在这一年也迎来了意外的惊喜——多年未有新作发表的谢晓虹和李智良在今年皆推出了新作。《渡日若渡海》是李智良暌违12年的小说集结，该书由不同时期的短篇集结而成，时间跨度宽阔，部分作品写于《房间》之前，还有部分作品则在2020年中旬才写成。书中以时间作为“切口”，切入记忆并且把时间无限地延伸，把不同时间的片段拼凑在一起，时间空间不断切换重叠，营造出身处城市的不舒适不安心感，读者和作者游离在主客体之间，似是他人故事的旁观者又好像不是他人，把世界活成自己的房间，度日如年如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西西虽然没有推出新书但是其《哨鹿》《我的乔治亚》这两部作品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哨鹿》《我的乔治亚》，其实都是看“图”说故事。《哨鹿》是连载小说，初版由素叶出版社在1982年发行，故事以《木兰图》为背景展开，《木兰图》是清代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金昆、丁观鹏所绘，长达60米的画卷生动地描绘了乾隆皇帝木兰秋猎的盛大场景。该小说分两条线平行展开：一条是乾隆秋季自紫禁城经承德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打猎；一条为哨鹿人阿木泰一步步陷入刺杀乾隆的迷局中，两条线索独立交叠相互呼应，使得故事跌宕起伏。《我的乔治亚》则是西西自己搭建的娃娃屋。娃娃屋由一个框架开始，刷墙壁、摆家具，渐渐被填充健全。小说以作家亲手搭建一座十八世纪英国乔治亚时代的“娃娃屋”为线索，西西通过“我”与屋中十八世纪的玩偶——乔老爷一家对话时一面讲述当时英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一面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交织其间，通过跨时空的对话，西西打破了人与物、中外和古今之间的隔阂，以建筑造房子一般造小说。西西作品在内地的出版发行可谓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件，简体中文版本的发行使得更多的人可以领略西西作品的奇妙。

二

切时切己，诗文港城

散文这一文类在题材范围上不受限制，在情感内容上不受拘束，或许最适合用来书写自由而繁华的港城。2020年3月，为纪念辞世一周年的陶然先生，香港艺术发展局支持资助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遗作《今夜，菜街歌舞沉寂》。陶然曾在一次访谈中十分坦诚地谈及自己创作散文的原因：“因为时间被分割得太厉害了，所以写散文多了一些,主要是旅游散文,去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有感触。别人很笼统地将它们归纳成游记,其实我很不同意这种归纳法,因为游记大多是去看这个山,那个水,仅此而已。我觉得旅游过程中所见的人、所闻的事、所思所想,比较重要。”［1］阅读《今夜，菜街歌舞沉寂》，读者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先生于字里行间所透露的心迹和情思，借此读者可以跟随先生流动轻盈的视角一窥他早年的游学与晚年的游踪。陶然笑称自己是“东西南北人”，此番丰富的人生阅历，正是先生创作散文宝贵的源泉。先生的足迹从出生地印度尼西亚万隆，到北京，再到香港、台湾，而后延及海外（韩国、日本、俄罗斯……）亦行亦思，亦思亦行，从无间断。无数的风景（书中提及北京陶然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颐和园、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大栅栏；俄罗斯莫斯科夏宫、冬宫、克里姆林宫、涅瓦河畔；日本札幌等多地）沉淀了先生对于人生的体悟和对生命的思考，一一流淌在笔端。如凌逾在评价陶然早期的散文集《风中下午茶》所言：“陶然散文不仅有辽阔的空间感，也有渺远的时间感，注重书写记忆的绵长、历史的古意，追寻历史人文景观，巧妙点出历史典故，而无生硬之感。”［2］

《今夜，菜街歌舞沉寂》可以看出是陶然一贯的创作风格，其语言总是包含着满腔真情，且文风平实自然、不事雕琢。对于文章的形式与内容，陶然曾说到：“文字的雕琢,我也不是不懂,但是用在文章上要适合你所表达的东西。文字太漂亮的话,如果抢了内容的风头,就不好。”［3］收入在书中的文章都是陶然先生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反映着作家内在生命情致和生存体验最为真挚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从书中散文所标注的时间来看，最晚的创作时间是2018年，也就是说，陶然一直都把写作当成是自己生活的方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由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是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的新著。或许是海外移民的身份不断地刺激着周洁茹的写作，在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见她对故乡、对香港都市以及对人的漂泊无依状态的深度体悟。她擅长将个体的漂泊宿命感放置在时代情感的大背景之下。如香港学者蔡益怀所说：“周洁茹的作品是以随笔式的、感悟式的方式叙述香港，完全没有夸张、变形、幻想式的书写，而是如实进去，她写出了普通香港人仓皇无地的真实状况。”［4］

从《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中，读者会看到一个全新而真实的周洁茹。她写“周友记”细描十几位友人，她呈现本真的自己，写与众不同的东西。在散文无拘无束的世界里，她摘下了文学的面具，直面生活与人性的真实。周洁茹创作散文的真诚反映在她对社会现实的如实书写。她写冲突，完全是将其作为生命中的真实经历去记录。比如，她在一篇散文里写父亲生病，但同时将自己被误判身患癌症的经历也穿插其中。两段经历交织在一起，能让读者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命运的无常，以及作为渺小个体的我们在命运面前的脆弱，这是生活给众生的共同命题，所以读来极为感人。在那样一种重大的人生命题下，作者只身一人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死亡威胁，是极为无助、凄苦的。文中有一个细节写到她在医院对掉落在地上的一枚硬币的思考。表面上看，那仅仅是一枚硬币，可内在却凝聚着作者无尽的情思与复杂的情愫。硬币的两面仿佛象征着命运的两面，将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互交织，犹如水中着盐却又了无痕迹。

2020年7月，由Thinker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青山乱叠——书和人和事》（以下简称《青山乱叠》），引发了业界的讨论热潮。该书出自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中文部总编辑林道群。林道群素来享有“香港出版第一人”之美誉，原因很简单，身处最初被称作“文化沙漠”的香港，在出版业每况愈下的时代，林道群先生从刚开始的策划编辑，负责联络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台湾的学者，到后来一人年出书50种，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坚守学术出版阵地，为本土及海外文学名家编辑、装帧、出版书藉无数。林道群的身上具有老一代出版大家的眼光与风范，读书、编书、写书都不在话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青山乱叠》是林先生身兼出版人与读书人结集，全书以典雅的笔法，细数一众海内外华人与内地知识分子的轶事。董桥说：读全书意义，读了时代脚印的变化。从书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代代读书人在种种时势跌宕中所展现的文人风骨。正值香港风云变幻之际，《青山乱叠》一书的出版彷佛更有深意。

面对突发的疫情，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以其独特的敏感性和灵活的文体特征，以直接的抒情方式及时做出反应。生命的渺小和脆弱，时刻刺激着诗人的写作冲动。为鼓舞广大群众抗击疫灾的士气，中华时报（香港）传媒集团联合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联合会等相关团体共同组织举办了“2020首届紫荆花诗歌奖（香港）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此次大赛邀请海内外诗歌爱好者和专业诗人一道参与创作，目的在于借助诗歌这一媒介，向全人类传递出共赴时艰的坚定信念。大赛自2020年4月始，历时8个月，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3516篇作品（包含海外作品4426篇），共评选出119篇获奖作品及7个优秀组织单位。其中北塔、李修平等7人获诗歌贡献奖，茶山青、林琳（香港）等5人获一等奖，党荣理、舒然（新加坡）、胡龙等9人获二等奖，韩亚军、阿江、陈薇雅（马来西亚）、黄琛、谢盛友（德国）等18人获三等奖，宋炳忠、李建红、周丽等87人获优秀奖。新加坡作协、广州新世纪艺术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联合会等6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届时，公开出版并发表的获奖诗集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橄榄叶2020诗歌年鉴》是由谢冕老师和吉狄马加主席担任顾问的，并由香港橄榄叶诗报社出版发行的一部诗集。《橄榄叶》素来为香港诗坛读者所熟知，且被多所大学文学院与图书馆所收藏。2020年正值香港《橄榄叶》诗报创办十周年，它从一份诗报走向一本内容扎实有深度的年鉴。其内容分为新诗、散文诗、评论三大版块。该年鉴不只聚焦在诗坛上活跃的知名诗人，同时还将机会给予文坛新秀，真正肩负起文学的使命。

三

多元视野，聚焦评论

2020年香港文学新作迭出，学界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佳作频频，这一方面表现在作家作品论的文章数量大，另一方面还表现在虽然受疫情影响，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召开困难，但是线上的云会议和疫情控制良好地区的线下会议依旧数量颇丰。

2019年3月，陶然先生的遽然离世给香港文艺界和全球华文文学领域带来了震动。陶然一生都致力于香港文学的构建，1985年陶然参与创办香港纯文学刊物《香港文学》并曾任执行编辑，2000年陶然接任总编辑，在他的带领下《香港文学》积极发掘提携文学新人，为全球的华文文学创作者提供展示自我的空间。《香港文学》正是在陶然等一众有志者的辛勤工作下，才能坚挺地屹立在香港文坛，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和地位，由此可见陶然在《香港文学》抑或香港文坛都有重要的地位。为了纪念陶然先生逝世一周年，《香港文学》在2020年3月号刊中特设“纪念陶然先生特辑”这一栏目，首篇是诗人胡燕青的短诗《荒凉的事——念陶然先生》［5］，诗人胡燕青与陶然是因文相识的好友，胡燕青的一句“忽然感到和你一时又再接近了//在那本杂志以外，//在文坛和稿费//以外”满含着对陶然的思念和爱戴。邝可怡的《五月之约》追忆了其与陶然的初次相见时的场景，还记叙了陶然对于年轻学者的提携之情和真诚淳朴的谆谆教诲。除了上述两位，陈曦静、刘妍、章洁思、马峰等人也纷纷表达了对陶然的追忆和怀念。

刘以鬯去世两年有余，但是对刘以鬯作品的研究依旧热度不减。继2019年6月号特辟的“纪念刘以鬯特辑”后，2020年《香港文学》6月号刊再次增添“纪念刘以鬯先生特辑”这一栏目，钱虹、田原、朱少璋和朱云霞等人从刘以鬯的文学交往、作品等不同角度追忆研究刘以鬯。钱虹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与施蛰存、刘以鬯两位先生的相处体验，讲述了施蛰存和刘以鬯之间的文学交往，展现了两位先生因文学相识相知结为挚友的切切情谊［6］。诗人田原则是通过真切细密的文字，讲述了自己与刘以鬯之间的故事，彼时尚是学生的田原拜访《香港文学》得幸能与刘以鬯畅谈，后期每次投稿也总能收到刘以鬯的亲笔回复，诗人田原用细致的笔触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和蔼睿智的刘以鬯画像［7］。朱少璋则是从整理刘以鬯的作品入手，条分缕析地从分期难、寻初刊难、分辨改写难、找全文难、证伪难等方面来浅谈自己整理刘以鬯作品时的经历和感想［8］。朱云霞的切入点是刘以鬯的小说《寺内》，通过重读细读这篇小说，朱云霞试图寻找刘以鬯作品中诗与小说如何实现问题跨界的答案［9］。除了《香港文学》特辑，内地对于刘以鬯的作家作品论也不在少数。吴幸临以刘以鬯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南下香港后所创作的作品，意图论述刘以鬯将“五四”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一面从上海移植到香港后所发生的转化，以及叙事者所携带的民族离散经验与香港本土经验的融合［10］。顾建新探讨刘以鬯的微型小说创作在小说的结构、叙事的方式、体式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认为刘以鬯的短篇小说在欧·亨利式的结尾、使用“阴差阳错法”、板块对比和异彩纷呈的写作形式等方面为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1］。王彦艳则从刘以鬯的小小说创作入手，认为其小小说文体的创作有效地拓宽了这一文体的审美空间［12］。陈持深入分析了著名香港现代派作家刘以鬯先生小说的象征技巧的创新运用，分别从行动的寓言式象征、生存困境与生死之谜的象征、意象与意念象征、多意性与讽刺性的象征四个方面深入地论述了刘以鬯的小说作品［13］。

西西的创作，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张雪认为西西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城》，显示出当代女性介入现实的愿望，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她从儿童认知思维特征入手研究西西的《我城》，分析其在小说环境、人物、情节、主题塑造方面的体现［14］。史沛然认为西西小说中构筑的文本城市正是来自其生活经历以及个人对城市独特的情感态度与认识想象的投射。从她文本城市的建构、人物的塑造、创作手法的运用这三方面，探讨其讲故事的独特方式，并强调西西城市书写的独特性及在香港文学乃至华语文学的重要地位［15］。李慧同样关注的是西西的城市书写，她认为西西注重“文本实验”，擅长运用独特的叙事语言、叙事视角以及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热爱，建构一座座想象中的城市。李慧以叙事方法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西西城市书写系列作品中的能指符号，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16］。

2020年是张爱玲100周年诞辰，张爱玲成为研究的新兴热点。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举办了“百年爱玲，人文港大”的活动，通过文献展览来纪念张爱玲。香港著名的实验表演团体进念二十面体特别制作了一部全新的《说唱张爱玲》，其中有用rap演唱的方式串烧张爱玲经典名句，让人耳目一新。这部作品由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胡恩威导演，剧中文本选取自张爱玲的作品及文章，同时还有不少的香港杂志都推出纪念专辑。香港收藏家吴邦谋出版了《寻觅张爱玲》一书，书中搜集超过二百件有关张爱玲的珍贵藏品，包括早期著作初版、报纸杂志原刊小说、电影宣传刊物、广告及照片等，向读者展示张爱玲颠簸跌宕的一生，她矢志不移的文学创作路，及她与香港交织的一点缘。学术界关于张爱玲的作家作品论数量也很可观，奚志英将张爱玲“香港传奇”与施叔青“香港故事”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指出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女性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17］。张悦然通过研究张爱玲晚年作品《小团圆》探索其文学观念的流变以及这种流变在她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轨迹。张悦然认为在以《小团圆》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张爱玲试图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中对“含蓄表达”“深入浅出”的追求，张的这些努力使其极具辨识度的文学格调褪色，转向晚年的质朴、委婉、晦涩［18］。

近些年来，香港的新生代作家在创作方面也屡屡有亮人的表现，对新生代作家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新兴的潮流。葛亮作为拥有十数部作品的新锐作家，理所应当地吸引了学界的目光。莫欣欣和蒋述卓认为以《朱雀》和《北鸢》为代表的“南北书”，是现代家族叙事的重要作品，葛亮的这些作品将悲怆的大历史和温情的小历史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冷暖交织的色调［19］。凌逾和肖小娟把葛亮的中短篇小说集《问米》看作是别有洞天的迷宫编码，认为与他的《朱雀》《北鸢》等长篇相比，《问米》更具有悬疑推理的品质，可以不断地被读者解码获得新意［20］。邓瑗认为葛亮的小说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弱化了男性的阳刚气质，又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塑造为鬼魅般的形象，中国男子的“去势”和中国女子的刚烈形成了对比，形成了对后殖民主义的反讽，表现出葛亮的世界性视野。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推行，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研究也进入人们的视野，逐渐走向学术的中心领域。2020年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圈和香港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层出不穷，古远清从“学案”的角度切入港澳台文学，研究台港澳新诗史上的重要“学案”如何为台港澳新诗的演变和发展做出贡献。他认为“学案”不同于诗人的文本解读，其是立足在诗歌文献学和发生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形态学的基础上，古远清通过“学案”形式来书写台港澳百年新诗史［21］。凌逾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从大湾区历史地貌血脉文化、移民人才多元文化、跨界创新文化三方面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的历史支撑和共同体构建的未来设想。［22］刘登翰与曹惠民围绕1997年香港回归前香港文学发展历史和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展开对谈,从香港文学史的基本理念、史料搜集梳理和具体的编撰过程等具体方面阐释了《香港文学史》的独到之处［23］。徐诗颖从“书写”的选择、“香港”的指涉、“香港作家”的判定三个方面入手，挖掘“香港书写”概念的真实内涵，使得香港小说的核心要义更加清晰明确［24］。徐诗颖的《赓续历史，重返原乡——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文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存在的“历史叙事”，回望历史追溯本源。［25］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香港文学大系1950—1969》陆续出版，这一辑延续了上一辑的编选体例，从多个视角展示追寻香港的历史。2016年夏，《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十二卷全套面世后，另一阶段的《香港文学大系1950—1969》编纂计划随即开始筹备，2017年组成主编团队，编纂方式沿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体裁分类，同时考虑香港文学不同类型文学之特色，分别编纂为新诗卷一、新诗卷二、散文卷一、散文卷二、小说卷一、小说卷二、话剧卷、粤剧卷、歌词卷、旧体文学卷、通俗文学卷一、通俗文学卷二、儿童文学卷、评论卷一、评论卷二和文学史料卷共十六卷。粤剧、歌词、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颇见港风。

疫情之下，文学何为？面对沉重的现实，香港文艺界纷纷执笔，发出了时代的强音。他们围绕着个体的惶惑与生命的意义，书写着对现实的关怀与担当，彰显文学的使命。过去一年，香港文学创作仍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身处病毒肆虐的狭小空间，作家试图通过文字抚慰自己，更抚慰动荡中的港人，浓厚的人文关怀在2020年的香港文学中蔓延开来。疫情隔绝了内地与香港的交通，但是大陆内地学者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热情却丝毫未减，相关的作家作品论著成果颇丰，众多学术会议也陆续在“云端”开展。困顿之中，依旧兴盛的香港文学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香港作家在狭小的创作空间中的努力经营与众多学者的潜心研究。

中国跨媒介舞蹈亟需打造拔尖卓越的蓝海圈。蓝海战略是开发新市场与创新竞争力的战略思想，跳出传统市场和现有格局，聚焦在未知的将来、代表尚不存在、未知的市场空间。舞蹈为未来争夺身体。舞蹈家与艺术家可携手实验跨界穿越的可能性，艺舞和合，共创辉煌。期盼中国舞蹈早日涌现出响当当的大批名作，走向世界，举世闻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