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第3453期 |许婉霓：概念的选择：从“龙香”到“大中华诗歌”——以《当代诗坛》为中心

学术 2024-08-06 20:00 广东

‍‍‍‍

△ 艾青为《当代诗坛》所题签的刊名

1. 主持人语 / 赵稀方

2. 《梨影》杂志特性略述——兼及香港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 颜敏

3. 概念的选择：从“龙香”到“大中华诗歌”——以《当代诗坛》为中心 / 许婉霓

4. 达德学院与香港青年文艺运动 / 李青林

文 / 许婉霓

摘要：以香港龙香文学社为发端的“龙香文学现象”，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大湾区诗歌交流，其中，傅天虹的《当代诗坛》几经变换出刊地址，一直在大湾区参与诗坛建设。《当代诗坛》从创刊之日起便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为基本定位，对于“中国诗的现代化”追求的内在动因，与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警惕，使傅天虹及《当代诗坛》同人执着于找出一个概念，以尽可能涵盖他们的诗学主张。从“大中华诗歌”到“汉语新诗”，不断地调整正是为了接近准确性，而这样的愿景实际上并不容易实现。

关键词：龙香　大中华诗歌《当代诗坛》汉语新诗　概念选择

一、“龙香”与《当代诗坛》：

始于大湾区的诗歌交流

1991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三册的“龙香文学丛书”。其中，诗集《写给情人……》由张诗剑主编，收录了当时龙香文学社傅天虹、张诗剑、盼耕、傅小华、王心果、李剪藕、谭帝森、周蜜蜜、邹宗彬、非我、梦如、晓帆、红叶、春华、夏智定、孙重贵等同人的诗作。张诗剑为该诗集作诗《龙香》为序：

诗中对“龙香”的解释，与龙香文学社创始人张诗剑对于龙香群体的定位息息相关。龙香成员多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来港的南来文人，既有像张诗剑一样生于内地，受过正统高等教育，历经运动并在青壮年时期来港的诗人，以闽籍为主；也有生在国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爱国而回内地，后再南来的诗人。他们因浓厚的爱乡情结，特别热爱中华文化，视其为“根”。“从哪里来”与“来自龙的故乡”，透露出这一群体的“寻根意识”与身份认同，而“九七回归”这一历史事件与他们的“寻根意识”恰好相吻合。

△ “龙香文学丛书”剪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1992年

龙香文学社缘起，与改革开放后内地尤其是后来属于大湾区的地区掀起来港的“考察热”有关。“为促进文学交流，计划先邀请深圳作家来港”[1]，1985年1月，张诗剑、巴桐、夏马、陈娟、曾聪、田野等在九龙土瓜湾春田街福运大厦二楼商议，成立龙香文学社。最初依托地缘，坚持“请进来”，以邀请深圳作家来港、深港周末文艺营等活动方式组织两地作家交流。龙香成员与深圳作家协会和《深圳特区报》联系密切，曾有三十多位成员加入深圳作协，张诗剑更一度是深圳作协副主席，而陈娟的长篇小说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了两年多[2]。由大湾区的深圳、广州作协延伸，龙香下属的4个出版社，多次自资或与内地多个出版社联合出版大型文学丛书。1991年，该社正式更名为“香港文学促进会”并沿用至今，但在论述文学现象时，研究者仍习惯于用“龙香”来指称该团体。

《当代诗坛》创刊于1987年9月15日，参与创刊的有香港诗人傅天虹、犁青、路羽和台湾诗人洛夫、张默。该刊发展中，有两个重要转折点。一是在尚处早期的第4期，傅天虹加入龙香文学社任常务理事[3]，而张诗剑等龙香成员加入《当代诗坛》，以龙香成员为骨干组建了编委：《香港文学报》的主编张诗剑成为《当代诗坛》的副主编，而《当代诗坛》的主编傅天虹成为《香港文学报》的副主编，“两家编委是重叠的，两份报刊是一个团队的两个犄角”[4]，《当代诗坛》由此进入同人刊物时期，并成为龙香文学的一部分。二是2003年第35期始，《当代诗坛》转移至澳门编辑，并成为双语诗刊。第36期之后，《当代诗坛》上鲜见香港诗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代诗坛》作为香港诗歌刊物的研究范围，应该框定至第35期。

多数时间里，《当代诗坛》“由同人集资出版，利用业余时间、义务编辑”[5]，香港艺术发展局也曾自第20期断断续续资助至第30期。因资金问题，出版期数并不密集，不定期出版是常态，仅在1992—1993年短暂为季刊，有许多年份只出版一期，另有年份出版两期，有多期还是两期合刊出版。

1990年，当代诗学会成立[6]，成为龙香成员创办的四个社团之一[7]，《当代诗坛》成为学会机关刊物。学会注册地是香港，组织机构较完备，但流动性较强，以前三十五期的编委会为例，除傅天虹外，较固定的有张诗剑、路羽、盼耕、春华、谭帝森等。受邀进入编委会的诗人不仅来自香港，还有来自内地、台湾、澳门及海外。随着成员越来越多地来自香港外部，本港诗人比例逐渐下降。在傅天虹将《当代诗坛》转移到香港之外编辑又受聘于北师大珠海分校后，从第45/46期（2006年10月）开始，刊物先后由北师大珠海分校国际华文文学发展研究所、台湾亚洲大学文理学院、澳门大学中文系协办，革新刊物开本，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不过这是后三十五期时期，原有香港编委早不再参与。可以说，《当代诗坛》尽管多次易地，但一直在大湾区内参与诗坛建设。

二、香港与“大中华诗歌”

《当代诗坛》创刊号的扉页上，“促进诗艺交流，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这一宗旨以黑体字展现，在之后多期卷头语也反复出现。该宗旨与“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的基本定位，即便用上了“交流”“沟通”“整合”的表述，但所指向的显然是“中国诗”与“现代化”。

△ 《当代诗坛》创刊号，1987年

主编傅天虹的诗观很大程度影响了《当代诗坛》的发展方向。他1947年生于南京，内地成长、大湾区旅居以及父母在台湾的特殊人生经历，使他志在创造“沟通”可能。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这个概念偏重“大陆（内地）当代诗歌”，边缘化了台湾和香港、澳门诗歌，因此一直在孜孜寻找一个可纳入这些部分的概念。从“创刊号”开始，在“为大中华的诗运尽一份力”中，他第一次提到“大中华”的概念，之后在第5期、第10期卷头语也反复提到“大中华诗艺交流”。他所追求的，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天下的汉语诗人为主体，超越国家和区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构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的‘大中华诗歌’”[8]。可见，“大中华诗歌”超越政治意识形态之外，讲求的是“新诗完整的中国背景”[9]。他自述20世纪八十年代“怀抱着找一个地方好好写诗和创办一份沟通两岸四地诗刊的梦想来到了香港”，作为一本香港出版的诗刊，《当代诗坛》的定位却非基于本港，而是从创刊之日起便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为基本定位[10]。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即便《当代诗坛》作为香港诗刊的前三十五期，香港诗歌也没有在《当代诗坛》上占据主导地位。

从香港诗人观之，《当代诗坛》无论是从诗作数量还是诗人阵容来看，显然较局限。“创刊号”中，相较于当期54位的诗人总数，香港诗人远少于内地、台湾等地诗人占比。后续大致保持零星的香港诗人出场，直到第12期新开的“同人诗展”栏目，方有较整齐的龙香成员阵容出现。为“进一步立足香港”与“培养年轻作者”，从第13期开始，新开的“校园诗草”栏目出现了2001年创刊的另一龙香刊物——《当代文学》的办刊人张海澎，但后续香港年轻诗人也占比不多，与其他地区相比常是最少的（第18期），甚至无人选入（第21期）。第24期表示“明显加重了香港诗人作品分量和数量，这一方面今后还会加强”（卷头语），但总体占比并未明显上升[11]。从第30期始，香港诗人又逐渐零星化，直到第35期的“香港诗辑”才重新有大量的香港诗人出现，不过这一期已是香港诗人最后一期集体出场了。从第36期开始，随着《当代诗坛》改换出刊地点至澳门，香港诗人基本退出《当代诗坛》[12]。而从阵容上看，其范围仅限于龙香及与龙香交往密切的南来诗人之作，几乎对其他香港诗人没有涉及，显然无法辐射到整个香港诗坛。从内容而言，像张诗剑、犁青、秦岭雪、王心果等新诗，或涉及乡愁，北望归乡（张诗剑《乡愁》）；或有关内地漫游与中华文化（犁青《窈窕桂林》、秦岭雪《潮州韩愈祠》、王心果《武夷山漫游》）。在这些诗作中，香港并未有过多痕迹，相反，香港被隐于诗歌背后，成为诗人北望的一个心理据点。

可见，傅天虹的“中国诗”“大中华诗歌”，因深层的语言文化心理结构相同而有内质上的紧密联系，涵盖了《当代诗坛》中的香港诗。虽反复强调要突破内地的独大，但实际上依然以内地批判现实主义的诗学观念为中心，而内地之外的诗歌则是向着他理想中的“中华”而来。这也可以推及他更熟悉的台湾诗坛。在他看来，“大陆（内地）诗歌、台湾诗歌、香港诗歌和澳门诗歌作为不可分割的诗歌血肉，共同构建成中国当代诗歌”“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必须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为藩篱”[13]，港台诗歌皆因与“大中华”的血缘关系而进入“中国诗”之中。不过，结合《当代诗坛》的实践来看，他提出的“大中华诗歌”概念却有忽视包括香港诗歌在内的各地区诗歌特色的隐忧，这正是其诗观的吊诡之处。

三、命名的执着与“中国诗的现代化”

《当代诗坛》以“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为目标，何为“中国诗的现代化”？傅天虹举出了若干例子，“如何恢复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如何强调诗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如何注重从文化心理传统上去寻求中国新诗生长之‘根’，发掘和重构民族文化精神；如何追求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探索创新等”[14]。排位前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可见内地诗观的深刻影响。在傅天虹看来，“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内地的文学发展脉络紧密相关。他在归纳历次新诗概念命名时，如“现代白话新诗”、20世纪五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当代诗歌”、八十年代的淡化“现代”“当代”区分的“中国新诗”等，均将基点归于“对现代化的强烈吁求”。由此，“现代化”成为历次新诗命名的内在动力，这是包括傅天虹在内的这一代内地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这也就不难理解，以“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为宗旨的《当代诗坛》以及傅天虹本人为何对新诗命名有着不断坚持的执着了。而“从文化心理传统上去寻求中国新诗生长之‘根’”则正囊括了上述所言的“大中华诗歌”与“中国诗的现代化”的关系，这种“根”的意识，同样使“香港诗歌”纳入“大中华诗歌”概念拥有了“现代化”这一正当理由。

而命名的另一执着在于，尽管傅天虹认为“如何追求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探索创新等”也是“中国诗的现代化”的一部分，但他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却始终保持某种警惕。傅天虹并不认可内地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诗人个体意识的“无以复加的强调”，认为“新诗因而走向了明显的浮泛、后现代式的个人化倾向”。正是这些命名在标准上不统一，不具备“定义式的浓缩性表达、严格的规约性言说”，而导致命名的单一化、瞬时性，因此，他不想承认“混杂无端的现实”，想要“正本清源”[15]。所谓“以诗存史”，也是想努力找一个可以涵盖各种中国百年新诗的概念。

傅天虹认为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在整个台湾诗坛泛滥成灾，而后又回归传统，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因此得以丰富。《当代诗坛》早期，洛夫的诗是其中较有实验色彩的诗歌。洛夫的新实验诗《隐题四首》（第11/12期），标题本身是一首或一句诗，再将每个字隐藏在诗内，与中国传统的藏头诗颇为相似，这或许可归于对传统的回归。洛夫在诗后谈到他的诗学思考，“后现代主义后，诗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这些诗是我近来做的一系列新形式的实验……这是一种语言的设计工程，却仍须要求诗的有机结构”[16]。《当代诗坛》以龙香成员为主的香港诗人中，热衷探索形式的代表是犁青、谭帝森。犁青从九十年代开始，便在图像诗和立体诗上进行大量探索。图像诗是“一种把词语、诗行按某一图案或形状排列而成的诗”[17]，如《赠圣诺姆修道女》（第15期）。

△傅天虹主编，《香港〈当代诗坛〉和她的诗人群——创刊廿四周年同人诗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不过，这类诗人在《当代诗坛》上毕竟是少数。洛夫在《当代诗坛》发表的诗虽与大部分龙香成员的作品有明显距离，但不晦涩。在私交上，傅天虹与台湾“创世纪”诗社及“铁三角”中的洛夫、张默关系一直较近。洛夫和张默在创刊时就曾资助《当代诗坛》，洛夫曾任名誉社长，张默则历任编委、副社长。不过，洛夫、张默、痖弦的《创世纪》诗刊当时正处于回归传统、亲近现实，将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的第三次调整诗观时期，在诗观上与傅天虹的主张有所交合。犁青的探索则是“抵抗现实主义派的不重视、或反对形式主义的艺术观；也是抵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不重视主题思想、或反对诗的思想性和浪漫激情”[18] 这一观念的诗学实践。谭帝森认为“现代诗由晦涩渐趋明朗，由纯内心世界返回结合现实世界，由西化向传统复归，都是合理的调整”[19]。可见二人均同傅天虹一样，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有警惕，注重主题思想，并希望加入现实主义观照现实，来避免现代主义的晦涩与对内心世界的过度倚重。

余论：概念的选择与愿景

对于“中国诗的现代化”追求的内在动因，与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警惕，使傅天虹及《当代诗坛》同人执着于找出一个概念，来尽可能涵盖他们的诗学主张。在前三十五期，尽管“大中华诗歌”一直为傅天虹所坚持，但他其实并不十分满意。“大中华诗歌”为人所诟病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内里，使这一概念在召唤海外汉语诗人方面有着文化沙文主义的隐患，这显然对傅天虹及《当代诗坛》造成了持续的“概念”选择焦虑。因此，从第38/39期开始单独撰写卷头语的内地同人屠岸，曾试图以“中国现代诗”（第40/41期）、“中国现代汉语诗”（第42期）、“中国新诗——或者叫现代汉语诗，包括海外华人的汉语新诗”（第43/44期）等概念加以替代。

△《当代诗坛》封面，2008年第49·50期

在外移出香港，并引进更多的协办机构后，《当代诗坛》同人的各类学术交流会数量上升，2007年创立的“当代史学论坛”机制，多年来在海峡两岸轮番举办。2008年，在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暨张默作品研讨会上，以张默的创作为标本，论争“汉语新文学”与“汉语新诗”概念的有效性[20]，“汉语新诗”开始为《当代诗坛》所采纳。傅天虹不仅在之后各期《当代诗坛》上大力提倡，还通过主编大量以“汉语新诗”冠名的丛书来推广——短短一年多时间即以“汉语新诗”为题出版了二十多本书。

从前三十五期的“大中华诗歌”到后续的“汉语新诗”，这一概念的选择所希望达到的愿景，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为了概念的整齐划一，而是为了接近准确性——这可以从傅天虹、屠岸对另一个概念命名的动机讨论入手观之。2007年，傅天虹、屠岸和脱离了香港色彩的当代诗学会曾试图从代际入手命名“中生代”以达致关联诗学问题的厘清。“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研讨‘中生代’的命名，是为了探求历史言说的接近准确性，但无意获取话语霸权，也不谋求整齐划一，这原是不可能的。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在‘名’与‘实’之间不可能划恒等号。我们的目的只是求取这种命名探讨的推进。”[21] 这段表白透露出傅天虹等人执着于“概念的选择”所通往的目的。这里出现了看似吊诡的内核——即便他们明白“名”“实”不可能画等号，却仍强调“接近准确性”。这或许与他们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警惕与疏离相关。因为从后现代历史观而言，他们的愿景很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追求接近准确的概念，事实上会导致概念本身的不断自我瓦解。福柯认为，文本的操作是一种话语实践。概念或者命名作为一种文本操作，自然也是一种话语实践。而“词语仅仅是在世界其他事物之中的事物而已，它们既显示其力图表示的对象，又将始终含混不清。所以，当任何思想体系所托付的事物领域的模糊性（obscurity）显现为对其自身的确认时，这个以求谋划一个价值中立再现系统的思想体系注定要遭到瓦解”[22]。《当代诗坛》的同人致力寻找到一个概念以“接近准确性”本身，便隐含了否认“诗歌动态发展”的这一前提。反复执着于将新诗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以固定的概念囊括，无疑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泥沼，也注定了这样的愿景无法实现。

而另一个问题是，无论是“龙香”，还是《当代诗坛》从“大中华诗歌”到“汉语新诗”的命名，这诸多概念的选择显示了将香港诗歌整合进更大概念中的努力。实际上，这在企图打破所谓的地区藩篱的同时，又隐含着文学地理与政治、历史的紧密联系。以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这一后现代历史观的推演来看，《当代诗坛》的主事人傅天虹和众多香港同人一样，他们流动的身份让他们能够在海峡两岸乃至国内外游走，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及诗观，却巩固了内地诗歌“根”的想象，客观上导致其他地方诗歌创作的独特之处极易被简单消解乃至忽视。这种想象，与王德威等人的“华语语系文学”的主张，恰可堪对照。

龙香成员是以“中华”这一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中心概念来容纳香港诗坛，而王德威等人则更希望“从边缘打入中央”[23]，以正视汉语内部众声喧哗的现象，这与葛兆光的“从周边看中国”亦有同工之处。王德威们关注“异”，以“异”观察多音复义，以寻求某种对话关系：“华语语系文学……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延至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24] 而龙香成员们则注重“同”，希望这些“不同”都能收束到诸如最大公约数的“同”中，香港在这其中被置于“交流”的位置上，其特色被消融掉。这些概念具有的统合意味，以朱寿桐的论述最为直白：“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25] 概念的选择，恰是龙香成员以及这批南来文人心态的最好反映，推而广之，蓝海文主张诗歌创作“珍惜传统，回归传统”，乃至倡导诗歌“新古典主义”，组建“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也是类似。同样的还有犁青的“《文学世界》作家诗人联谊会”“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犁青也曾在《对“香港文学”几个问题的看法》中提出“香港文学的回归问题”[26]。然而，香港诗歌本身具有的不同于内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恰恰是其特色所在，这是香港诗歌对于汉语诗歌的一种发展与贡献，也是丰富与繁荣中华诗歌的重要实践。因此，简单忽视香港诗歌特色，很有可能走向的恰恰是龙香成员追求概念接近“准确性”的反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号：19ZDA278）的阶段性成果。】

图源：网络

本文刊载于《粤海风》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许婉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香港文学。已发表学术论文、评论多篇，散文若干。供职于北京某报社。

注释：

（滑动以查看更多内容）

[1] [3] 张诗剑：《六年耕耘初尝青果——香港龙香文学社简介》，《台港文学选刊》，1991年，第2期，第82页。

[2] 张诗剑：《龙香，投向诗国的梦——一步一步地去发掘文学典藏》，《台港文学选刊》，2015年，第10期，第187页。

[4] 盼耕：《〈创世纪〉诗社诗刊与香港诗社诗刊比较》，萧萧：《创世纪60社庆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5] 傅天虹：《卷头语》，《当代诗坛》，1992年，第13期。

[6]《当代诗学会宣告成立》，《香港文学报》，1990年，第8期，第1版。

[7] 张诗剑：《从“龙香文学现象”看香港文坛》，《香江文坛》，2002年，第2期，第85页。

[8] [14] 南鸥、傅天虹：《傅天虹：以诗存史，正本清源（上）——百年新诗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傅天虹篇》，《星星》，2016年，第20期，第59页。

[9] 傅天虹：《卷头语》，《当代诗坛》，1988年，第4期。

[10] 同[8]，第58—59页。

[11] 许燕转（许燕转：《论〈当代诗坛〉之于“汉语新诗”的视野建构》，《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第80页）曾统计第25—60期的各地区诗人占比，第25—30期中，看似香港诗人人数增加，占比上升，但实际上或许其依据的刊物样本有误。比如该文提到第25期香港诗人15人，合计诗人24人，但据《当代诗坛》历期作者名录（傅天虹：《香港〈当代诗坛〉和她的诗人群——创刊廿四周年同人诗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可知，该期作者有69人，香港诗人15人，占比依然偏低。

[12] 仅有盼耕、秦岭雪、路羽、犁青等零星出现，如第45/46期合刊、第47/48合刊、第51/52期合刊等，大部分期数已无香港诗人，有的期数也只有零星几人或一人。

[13] 同[8]，第57页。

[15] 同[8]，第55—65页。

[16] 傅天虹：《香港〈当代诗坛〉和她的诗人群——创刊廿四周年同人诗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17] 亚思明、王湘云：《论犁青的“流散写作”与“立体诗学”》，《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第103页。

[18] 犁青：《犁青论犁青的立体诗》，香港：汇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19] 张诗剑：《写给情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2页。

[20] 屠岸、傅天虹：《卷首语》，《当代诗坛》，2008年，第49/50期。

[21] 屠岸、傅天虹：《卷头语》，《当代诗坛》，2007年，第47/48期。

[22] Hayden White，Foucault Decoded：Notes from Underground，in 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转引自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3] 王德威：《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第2—21页。

[24] 王德威：《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明报月刊》，2006年，转引自黄维樑：《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香港）《文学评论》，2013年，第27期，第34页。

[25] 黄维樑：《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香港）《文学评论》，2013年，第27期，第38页。

[26] 犁青：《对“香港文学”几个问题的看法》，《香港文学》，1998年，第164期，第4—10页。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总编：凌逾

责编：凌颖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kuajietaiji@163.com。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跨界经纬】 第 3453 期

关注跨媒介跨学科跨艺术

跨地域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2ODI4MzM1OA==&mid=2247565382&idx=1&sn=6ad68ff0b89a477cabc0d8ea1aafe792

跨界经纬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文化研究中心”公众号：激励跨界思维，创造跨界创意产品，涵括跨媒介、跨学科、跨艺术、跨地域、跨文化等创意作品。研究跨界创意理论，探究中西古今跨界创意的演变脉络、形态特性、未来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