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网格化管理充分展现了组织动员群众的强大力量，为疫情防控筑牢了坚实防线。以浙江省为例，全省 6.1 万个网格活跃着 33 万名网格员，在疫情防控应急一级响应期间，网格员累计走访排查家庭 1.06 亿户次、个人 2.92 亿人次，每日采集上报信息 7.36 万条，将网格化优势转化为抗疫胜势。同时，在日常治理中，网格员履行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集、安全隐患排查等基本职能，协助开展出租房屋管理、流动人口登记等多项工作，成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
然而，在一些地区，网格化管理也遭遇了 “水土不服”。部分居民长期依赖人情关系网络构建生活秩序，行政主导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与之产生了摩擦。在处理邻里纠纷、家庭琐事等日常事务时，网格员外来者的身份，使得他们难以迅速融入当地人情网络，信息获取受阻，问题解决效率大打折扣，甚至引发居民抵触，导致治理陷入僵局。这一困境促使政府重新审视治理模式，探寻更加贴合基层实际的路径，乡村综合治理员应运而生。
二、乡村综合治理员：应运而生的治理力量
2022 年 4 月，D 县开启基层治理模式的改革，引入乡村综合治理员替代网格员，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D 县地处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 核心区，属山区农业县，财政依赖转移支付，民族文化多样，社会人员流动性弱，人情关系紧密。此前，网格员作为外来人员，工作范围广、职责不明，对当地社会熟悉不足，上报信息质量欠佳，村民参与事务积极性不高，行政主导的网格化治理与当地人情关系网络冲突显著。
乡村综合治理员多为当地人，熟悉村情民意，凭借丰富的人情资源和深厚的社会根基，迅速融入当地生活秩序。他们是乡村的 “活地图”“万事通”，了解哪家有困难、哪家有矛盾，知晓村里的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在处理问题时，能巧妙运用人情，以拉家常、讲道理的方式化解纠纷，让治理更接地气、暖人心。
洛沙村各加尼拉小组是德钦县认定的 “云药之乡” 试验点，药材种植为支柱产业。村民忠中作为党员，自愿报名并经选举成为综合治理员。他凭借在村里的威望与人脉，组织村民交流种植经验，推动中药材种植从分散粗放向规模化、集约化、高质量转变。同时，他主动担任药材深加工设备管理员，维护公共财产，为拓展中药材深加工保驾护航。像忠中这样的乡村综合治理员，在 D 县还有很多，他们扎根乡土，用智慧与热情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成为连接政府与村民的坚实纽带。
三、治理模式大揭秘：“人情网”+ 科层制
D 县在基层治理中创新融合 “人情网” 与科层制治理机制，构建起政府、乡村综合治理员、村民三方协同的治理新格局。乡村综合治理员作为关键纽带，一头连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一头系着自然村的人情关系网络，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主体。
在信息收集环节，乡村综合治理员扎根村民小组，凭借熟悉的人情关系，与村民唠家常、谈心事，敏锐捕捉村民生活中的问题与需求。无论是邻里纠纷、环境卫生，还是政策落实困难，都逃不过他们的 “法眼”。随后，这些信息迅速通过数字平台上报，为政府决策提供精准的一手资料。
当问题出现，各方力量迅速响应。乡村综合治理员利用人情优势，先行调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遇难题，包组干部凭借官方权威介入，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问题解决；村民则通过 “一呼即办” 小程序等渠道，直接向县委办公室反映诉求，确保问题不被忽视。在处理一起因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时，乡村综合治理员先是凭借与双方的交情，安抚情绪、了解诉求，而后包组干部依据政策法规，公平公正地协调双方利益，最终化解矛盾，让土地流转顺利推进，保障了村民权益与乡村发展。
这种融合模式打破了行政与民间的隔阂，吸纳了体制外多元主体，将政府的 “刚性” 治理与乡村的 “柔性” 智慧有机结合，激活了基层治理的 “一池春水”，实现了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四、各方协作，共筑和谐
在 D 县的基层治理新模式下，各方主体各司其职、紧密协作，形成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治理生态。
乡村综合治理员作为治理的 “前哨”，每日穿梭于村巷邻里，用脚步丈量民情。他们与村民同坐一条板凳，唠家常、问冷暖，敏锐捕捉村民的喜怒哀乐、急难愁盼。在走访中，将收集到的问题细致分类，小事当场化解，大事及时上报。像达日村的综治员，在松茸采摘季，提前预判外来人员涌入可能引发的纠纷，通过与村民协商制定规则，有效避免了矛盾的发生，守护了村庄的和谐稳定。
当事人在这一模式中拥有了更多发声渠道。若遇到问题，既可选择直接联系熟悉的乡村综合治理员，也能通过 “一呼即办” 小程序，一键直达县委办公室。这种便捷的方式，让村民的诉求能够迅速被听见、被重视。有村民因子女教育补助政策不明而困惑，通过小程序反馈后，当天便收到了详细的政策解读，问题迎刃而解。
体制内工作人员则是坚实的后盾。收到问题信息后，迅速响应，依据问题性质精准派遣包组干部。包组干部联动乡村综合治理员，深入现场勘查，协调各方资源。D 县在处理一件因农田灌溉引发的纠纷时，水利局工作人员联合乡村综合治理员，依据水利规划和村民实际需求，合理调配水源，化解了矛盾，保障了农田灌溉，让庄稼得以茁壮成长。
三方的紧密协作，实现了信息的快速流通、问题的精准解决，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共同绘就乡村和谐发展的美好画卷。
五、角色有别，各显神通
乡村综合治理员与村干部、传统网格员在职能、角色和产生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使乡村综合治理员在基层治理中独具优势。
村干部作为村级组织的核心力量，肩负着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管理村级事务等重任。他们主持召开村民会议，宣传惠农政策，组织实施乡村振兴项目，负责村务的日常管理与决策执行，是乡村发展的 “领航员” 与 “掌舵手”。
而乡村综合治理员更侧重于利用人情网络，化解邻里纠纷、协调村民关系。他们像是乡村的 “润滑剂”，凭借熟悉的人际关系，巧妙地将矛盾消弭于无形。在处理相邻土地纠纷时，村干部依据政策法规判定界限，乡村综合治理员则利用与双方的交情，安抚情绪、沟通协商，确保问题圆满解决，二者相辅相成。
传统网格员多为外派人员，虽有明确的网格划分与信息采集、安全巡查等基本职责，但由于工作范围宽泛、对本地情况了解不足，在处理复杂村情时往往力不从心。乡村综合治理员由村民推选产生，土生土长的他们熟悉村里的一草一木、一家一户，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威望。在信息收集时，能精准捕捉关键问题；在矛盾调解时，“人情面子” 往往能发挥奇效，让村民更易信服。
在产生方式上，村干部通过村民选举产生，需具备一定领导能力与政策水平；乡村综合治理员则遵循 “村民小组自愿报名、村民小组选举、村两委审核、镇党委聘用” 的流程，重点考察其对村情民意的熟悉程度与人缘口碑，确保选出的是能为村民贴心服务的 “自家人”。这种差异使得乡村综合治理员在基层治理中能够精准发力，成为乡村和谐稳定的有力守护者。
六、职责落地，服务到家
乡村综合治理员肩负着信息搜集、日常交流、数字化平台操作等多重职责，是基层治理的 “多面手”。
他们每日穿梭于村巷，与村民拉家常、谈心事，细致入微地了解村民需求与困难，敏锐捕捉各类问题。大到政策落实的梗阻，小到邻里间的口角，无一遗漏，将这些信息精心整理后，及时、精准地上报给系统平台，为政府决策提供详尽的一手资料。
在日常工作中，乡村综合治理员积极投身公共事务。他们主动参与村里的环境卫生整治，带领村民清扫道路、清理河道，让乡村旧貌换新颜；在文化建设方面，组织文艺活动、传承民俗技艺，丰富村民精神生活；面对突发情况，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迅速响应，协助疏散群众、配送物资，守护村民生命安全。
由于信息上报依赖数字化平台，乡村综合治理员需熟练操作相关系统。政府为此定期组织培训，涵盖政策解读、信息录入、平台操作等内容，助力他们提升业务能力。如今，他们能熟练运用数字工具，高效完成工作任务，成为乡村治理的 “智慧大脑”。
D 县对乡村综合治理员的年龄与学历有一定要求，平均年龄 30 多岁，学历多为初高中。这一群体既拥有年轻人的活力与学习能力，又具备一定知识储备，能快速适应工作需求，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七、监督 + 激励，激发动力
为确保乡村综合治理员高效履职，D 县构建了多维度的考核监督体系与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在考核监督方面，数字乡村 App 打卡成为日常工作监督的 “电子眼”，精准记录乡村综合治理员的走访轨迹、信息上报频率等工作动态，为考核提供客观数据支撑。村主任和村支书依据其日常表现，从问题解决成效、村民反馈等维度定期打分，凭借对村内事务的深入了解，给出公正评价。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意见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访谈等方式被广泛收集，成为衡量乡村综合治理员工作质量的关键指标。三者相互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乡村综合治理员的工作，考核结果直接关联年终奖金与续聘决策，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在激励层面，薪酬待遇颇具吸引力。每月 1800 元至 2200 元的固定工资，在当地经济条件下，为乡村综合治理员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设置了与工作成果紧密挂钩的奖励机制，成功调解重大纠纷、提供关键信息助力政策落地等突出表现，都能换来丰厚的奖金激励。精神层面，年度 “优秀乡村综合治理员” 评选等荣誉称号，激发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感与归属感。许多乡村综合治理员身为党员，党性的光辉与为家乡奉献的情怀交织，让他们不计报酬地投身于村庄环境整治、红白事操办等公共事务，成为乡村发展的中流砥柱，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八、乡村治理的 “情” 与 “效”
D 县的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是一次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融合的成功实践。乡村综合治理员凭借人情关系网络，巧妙化解矛盾纠纷，让治理充满温度。在处理邻里土地纠纷时，他们依据村规民约、公序良俗，以 “拉家常” 的方式讲道理、摆事实，让双方心平气和地达成和解，既遵循了正式制度的原则底线，又融入了人情关怀，避免了矛盾升级，降低了治理成本。
同时，这一模式呈现出明显的柔性化治理转型倾向。摒弃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法规条文的刻板方式，转而依托人际关系网络，充分考虑村民的情感需求与实际困难，灵活、便捷、人性化地解决问题。面对村民因家庭困难未及时缴纳医保的情况，乡村综合治理员不是生硬地催缴，而是先了解困难根源，协助申请救助，再引导村民参保，让政策落实更暖心。
“人情网” 与国家行政机构力量的有机结合，成效显著。一方面，降低了治理成本。在熟人社会中，利用人情调解矛盾，减少了法律诉讼、行政裁决的繁琐程序，节省了时间、人力与财力。处理简单民事纠纷，通过乡村综合治理员调解，可能只需一次沟通就能解决，无需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提升了治理效能。增强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与互动，促进了社会整合，凝聚了发展合力。村民遇到问题主动找乡村综合治理员反映，政府及时回应解决，形成了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九、可复制的 “D 县模式”？
D 县的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成果斐然，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样本，尤其是在那些联系紧密、人员流动性弱的乡村或社区，以及大城市中部分具有相似特质的老社区。
在紧密型乡村与社区，居民世代相邻，人情纽带坚固。引入当地的 “乡村达人” 作为综合治理员，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生活节奏。他们凭借对邻里关系、家族脉络的精准把握，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化解矛盾于无形。在调解土地纠纷、处理家庭矛盾时，综合治理员的 “人情牌” 往往比生硬的法规条文更能直击人心，让问题消弭于萌芽，既节省行政资源，又能维护社区和谐稳定，重现乡村守望相助的美好图景。
大城市中的老社区，像本地居民集中、退休老人众多的区域，同样适用 “D 县模式”。这些社区居民眷恋故土、邻里熟络，习惯熟人社交。在此设立综合治理员，搭建起居民与政府沟通的 “连心桥”。他们收集社情民意，反馈民生诉求，组织社区活动，让老街坊们重新找回归属感。在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民生工程推进时，综合治理员利用人情优势，协调各方利益，助力项目顺利落地，让城市更新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为老社区注入新活力，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