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灵宝西坡遗址M8的随葬品组合
一、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证明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前身
在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前，仰韶文化已经发现了35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之后，把它的半月形的、长方形的穿孔石刀，和华北地区当时还在流行的农具，比如形状近似的穿孔铁刀加以比较，把它的三个空足的陶鬲，与传世的商周时代的青铜鬲和金文的“鬲”字加以比较，认定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是汉民族远古祖先的文化。但是仰韶文化最为引人注目的彩陶，却没有在中国的任何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他只好到外国去找寻它的来源。此前考古学家已经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和乌克兰的脱里坡留等地，发现了彩陶的遗物，纹饰又有几分接近，所以安特生很自然地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
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把仰韶文化和当时已经发掘的殷墟商文化加以比较，虽然认定两者有关系，但关系并不密切，或者像李济先生所说“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者，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和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辈分确差，年龄确甚难确定。”（李济：《小屯与仰韶》，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0页）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不久就在山东历城的城子崖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不仅认为替殷墟商文化找到了“老家”，也把对“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阶段。
龙山文化发现之后，中国考古学家经过比较研究，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二元对立学说，还认为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在河南中西部地区形成所谓“混合文化”。仰韶村既发现彩陶，又发现龙山黑陶的现象，就被认为是这两种文化混合的结果。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庙底沟遗址发掘的前后。
我们知道，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是把上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混到一起来了。虽然早在1937年，尹达先生就给予正确的辨识，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进而在两种文化的接触地带产生所谓“混合文化”的说法，还是流行了二三十年。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还发现了具有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文化层，发掘者把它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把它下面的庙底沟一期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通过庙底沟遗址以及在此前后周临地区不少遗址的发掘，学术界最终否定了“混合文化”的说法，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起来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便是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一种史前文化。发掘者把它纳入龙山文化早期的范畴，但也有研究者把它纳入仰韶文化晚期或者末期的范畴。
庙底沟二期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的某些特点，也有龙山文化的鲜明特征，可以认定河南龙山文化就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起来的。这样一来，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仰韶文化发展成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再发展成为商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就这样追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因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扩张促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以庙底沟一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把仰韶文化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此之前开始发掘的西安半坡以及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则被命名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此后二十年，有关这两个类型的关系问题，差不多成为仰韶文化讨论最多的话题。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大体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都可以划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类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有学者把仰韶文化的许多类型单独命名为文化。比如庙底沟类型，就有人称为“庙底沟文化”，也有人称为“西阴文化”。绵延两千年、横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变成了许多文化的共同体。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的核心是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但是差不多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都有这个文化的分布。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广义的所谓庙底沟类型，实际上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比如关中地区就往往被称为“泉护类型”，河南中部又往往称为“阎村类型”等等，各地方类型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的形成过程也没有遵循一种模式。
以庙底沟遗址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陶器以曲腹平底碗、卷缘曲腹盆、敛口钵、双唇口尖底瓶、盆形灶、折腹的圜底釜等为主，多平底器，基本不见圜底钵；与半坡类型比较，彩陶数量多，红色的素地上，多用黑彩描绘出回旋勾连纹、花瓣纹、窄带纹、垂弧纹、豆荚纹、网格纹等等，也有少量的动物纹。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除斧、锛、凿外，还有不少体形很大的石铲和长方形的穿孔石刀。房屋是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中间立柱，四壁还立壁柱，有斜坡形门道，正对门道有很深的圆形灶坑。种种迹象表明，庙底沟类型的人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墓葬一般是土坑竖穴墓，多单人葬，不见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合葬和同性合葬墓。垃圾坑里开始出现随意摆放的人骨架，说明暴力和冲突可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核心地区，向周围强力辐射，使差不多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面貌，西到甘青和四川西北部、东到河南东部、北过河套、南达江汉，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局面。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还直接、间接地波及到更遥远的周边地区：东北远及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东达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山东和江苏北部，南面则跨过长江，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有学者把核心区之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称为“主体区”，把更外围受到庙底沟类型影响的地区，称为“边缘区”。认为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不仅使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区，形成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更使包括边缘区在内的广大东部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韩建业：《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
庙底沟类型所在的时代，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一般认为约当公元前4000~3300年。这个时间，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圈开始形成的时代。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把仰韶文化及其周围相关联的诸考古学文化，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张光直先生说得明白：“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 （sphere of interaction），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还说：“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49、167页）
庙底沟类型是最强势的。它把具有强烈仰韶文化色彩的文化因素，带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地区，促进了当地史前文化的发展甚至转型。比如，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多为鼎、豆、壶、杯、缸、器座、盉和钵，几乎全部出土在墓葬中。具有庙底沟类型特征的彩陶，多出在大汶口文化大墓中。有学者提出这表示庙底沟和大汶口社会上层可能存在某种交流。大汶口M2007，是一座小孩墓，不仅随葬花瓣纹的彩陶器座，还有低矮的二层台，M2005、M2018、M2020、M2011等随葬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墓葬，也多有二层台；有学者注意到M2005大墓还有用黄色胶泥涂抹墓坑四壁、底部和二层台侧壁的现象，认为这与灵宝西坡用泥封盖墓室甚至填埋整个墓圹的做法类似，也表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李新伟：《中国相互作用圈视角下的红山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第38页）以庙底沟彩陶为代表的类似的中原文化影响，也发生在长江下游两岸的青莲岗—大汶口和马家浜—崧泽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中，不过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方式也不尽相同。
不过，文化的影响总是互相的。研究证明，庙底沟类型的早期，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多，到了后期，周围地区开始反弹，对中原地区又形成包抄之势，其中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影响最为明显。灵宝西坡大墓成对出土的大口缸、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罕见的玉钺，就有可能是从东方传入的。这个强劲的势头，在庙底沟类型结束之后，约当公元前3000前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中原地区与周围各史前文化的关系愈益紧密。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好像处于文化的低潮，但这低潮，却也意味着更多的吸纳、更多的学习和交流，反而奠定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地位，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又经过约一千年的激荡沉淀，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前半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伊洛盆地强势崛起。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文化，夏和随后的二里岗商文化便是建立在这史前文化长期密切交往形成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上。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随后的秦汉帝国，与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和影响区若合符节，显然并非偶然。
中国相互作用圈
三、庙底沟时代见证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如前所述，庙底沟类型代表着仰韶文化的中期，因此也往往把它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在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由于发现了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又是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因此不恰当地夸大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作用，好像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中原地区辐射出去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原文化中心论”。这种观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来，随着各地史前文化的发现，各地区文化序列慢慢建立起来，人们认识到，东北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史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谱系，并不能用中原文化的辐射或者农业人口的迁徙、移动来解释。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学说逐渐形成。这个学说强调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认为各地区史前文化都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矫枉过正，又有意无意贬低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这当然也跟七八十年代中原以外地区的众多重要考古发现有关。九十年代以来，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一系列新发现，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中原史前文化的看法；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如果我们把绵延数百年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放在更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背景下观察，就会发现，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已经在庙底沟时代出现。
定义“早期中国文明”，首先它必须是“中国”的，这个问题，在上面有关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讨论中已经说明；其次它又必须是“文明”的。文明的定义千差万别，一般理解文明就是早期国家。而社会分化，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显著标志。
我们在河南灵宝铸鼎原所做的调查显示，这里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最为繁盛，已经发现的19处遗址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层。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第二等的西坡遗址约40万平方米、东常遗址约12万平方米，其他的遗址多只有三、五万平方米。从遗址的大小看，这个聚落群显然是分级的，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这个现象与我们在西坡遗址的发现，可以相互印证。西坡遗址夹在东西两条河流之间，南北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形成一个严实的防御系统。遗址的中心，有至少3座大型房屋。西北角的F106，略呈五边形，室内面积240平方米，地面和墙壁经过多层夯筑，表面还涂成朱红色。西南角的F105，室内面积204平方米，四周还有回廊，总面积达516平方米。东南角的F108，室内面积超过160平方米。三座房屋的门道均大体指向中心广场。这些房屋显然不是一般的住房，而很可能是氏族、部落或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举行某些公共活动的场所。有学者推测，像F106这样的房子，大概需要100个劳动力，连续工作三个月才能完成。
灵宝西坡遗址F106
西坡遗址南壕沟的外侧高地，是它的墓地。已经发掘的34座墓葬，也有等级差别。从墓圹和随葬品来看，至少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M8、M27和M29，规模都很大，皆在1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M27, 面积多达16.9平方米。墓室的二层台和脚坑上铺垫盖板，盖板上覆盖麻布；死者的脚端附设脚坑，是专门放置随葬品的地方。墓圹全部以混有多种植物茎叶的泥块封填。大墓M8和M27都有一对彩绘的大陶缸，M8除了陶缸，右手外侧还随葬一把玉钺。西坡墓葬的随葬品好像已经有一定之规，几乎所有的随葬陶器都是专门为死者制作的明器，墓葬虽大，随葬器物却不多（M27只有9件陶器；M8只有11件，其中也有9件陶器）；随葬品虽有差别，但并不特别突出；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说明虽然已经出现贫富或者地位的分化，但还没有发现龙山时代比如良渚或陶寺那种专门的贵族墓地。玉钺在此前的仰韶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脱胎于石斧的专门性武器，它的出现，暗示战争或冲突与日俱增，这可能跟我们在西坡看到的防御设施和庙底沟遗址的乱葬灰坑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不过，有人推测玉钺是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或者凌家滩文化影响的产物；如此说来，也许M8出土的一对陶簋，也可能是东南方史前文化影响的结果。这或许说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分化，也有不少来自东南方文化的影响。
西坡遗址的发掘，揭示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分化之路。严文明先生拿它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做比较，指出它是一个“务实进取”的文化，它“强调军权和王权，讲究气派（如大型房屋和大型墓葬）却不尚浮华”。（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原始》，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6页）韩建业先生则直接提出“中原模式”，认为西坡大墓“阔大特殊而珍贵品不多”的现象，正说明这是“中原模式”的质朴习俗。
同属于庙底沟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却有不很相同的表现，但也有不少共同因素。比如差不多都出现了聚落的等级分化；都出现了规模很大的墓葬，大墓中多随葬数量众多的高等级玉器、精美陶器及某些特殊随葬品；显示社会分化的程度已经相当显著。比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它的典型遗址大汶口，面积约80万平方米；大汶口早期大墓M2005，开口面积约8.2平方米，有熟土二层台， 随葬品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角器和獐牙器，多达104件，有的陶器中还摆放猪下颌骨和牛头。这种墓葬跟同墓地一无所有的小墓，形成鲜明对比。凌家滩遗址的面积，多达160万平方米。最高等级的墓葬07M23， 墓坑虽不足7平方米，随葬品竟多达330件，仅玉器就有200件。可能跟军事有关的石钺和仪式用石锛，在墓底竟然铺了好几层，多达数十件。墓葬中出土的内置玉签的玉龟形器，可能是挂在死者腰间的法器。而墓葬填土中发现的重达88公斤的既写实又抽象的玉猪，也可能具有某种特别的宗教含义。发掘者因此推测墓主人在手工业生产、军事和宗教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红山文化的墓葬，集中发现在辽西牛河梁地区的数十处积石冢上，随葬品皆为玉器，有玉人、玉鹰、玉龙、玉凤等宗教用品和玉镯、玉耳坠等装饰品。墓葬也有大小之别，还出现了男女并穴合葬墓，随葬品虽没有大汶口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丰富，但却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色彩。虽然没有发现与此相匹配的高等级聚落，但无疑红山文化的社会也是明显分层的。有学者注意到，红山文化墓葬里不出玉钺，推测它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有效的组织能力”，也有人因此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以区别于“中原模式”和以大汶口文化等为代表的“东方模式”。这些模式是否恰当当然还要接受今后考古研究的检验，当现有的证据已经证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中国相互作用圈里面的几个文化，都已经走上了社会分化的道路。一方面彼此的交往越来越紧密，文化越来越趋同，另一方面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分层。这种分化，虽然还达不到考古学上所见二里头青铜文明早期国家的水平，但是古史上所谓的“万国”时代，就要到来了。因此也可以说，庙底沟时代，见证了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本文据2013年5月21日作者在十九届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仰韶文化探秘”专题讲座上的讲演整理而成，为便于读者，最低限度地补充了参考文献）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1日5版，转载自：中国考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