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向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广义龙山时代遗存可分早、中、晚连续发展的三期，其中早期年代相当于晋南庙底沟二期的中晚期到狭义龙山初期，中晚期年代约为龙山早期偏晚到龙山末期。关于早期与中晚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命名，学界一向有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识到陶寺早期与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相比有显著不同，陶寺中晚期与早期相比亦变化巨大。
陶寺早期和中期发生的这两次引人注目的巨变，兼及文化与聚落，在中原及整个黄河中游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两次变化所指向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及其动因，笔者以前有过讨论。本文就这两次巨变发生的时代背景，乃至逐步牵扯到的整个黄土地区（即广义的黄土高原）文化与社会之变，再试做进一步探讨。
一
晋南（包括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和豫西（主要指三门峡地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以下有时会简称庙二）的主要分布区。在已发掘并公布过材料的诸多遗址中，运城市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此期遗存最丰富，发掘报告将这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三期，为我们了解该文化提供了重要参照物。古城东关位于黄河北岸的垣曲小盆地，黄河南岸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所出该期陶器与其基本一致，运城盆地内调查发现的众多庙二遗址也表现出与之相同的文化特征。
晋南地区发掘过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还有侯马东呈王和乔山底、河津固镇、新绛光村和孝陵等，集中在运城北部和临汾南部一线，且年代主要为庙二早期，个别或许能到中期；陶器特征与运城南部所见者大同小异，只有扁壶等极少器类为该地区特有。到庙二中晚期，临汾地区发掘过的遗址主要有襄汾陶寺和临汾下靳，皆位于临汾盆地中部，文化面貌发生了突变，主要器物组合有很大变化。炊器方面，庙二早期的釜形斝（或称尊形斝）、釜灶到陶寺早期仍沿用，盆形鼎已很少，新出现盆形斝；原庙二的夹砂陶缸仍沿用，但形体较小的夹砂深腹罐则少见，代之以独特的泥质鼓肩双耳（或双鋬）大口罐；陶寺早期还新出现了富有特色的折腹盆、高领折肩瓶、尊、高领壶等；其他敞口斜腹盆、盘、钵、碗、杯、豆、扁壶、小口折肩罐等器类与之前的相比变化不大（图一）。总的看，陶寺早期陶器与此前庙二早期相比有所继承，但变化是巨大的，新出现的器物涵盖了从炊器到盛食器、水器（可能还有酒器）等功能不同的器类。其中很多器类在居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但随葬品主要出土于大中型高等级墓葬，其中有许多不见于小墓的精美的彩绘陶器，主要是新出现的罐、盆、瓶、尊、壶等，包括大墓中的彩绘“龙纹”陶盘，显然这些彩绘陶是社会上层专享的高级物品。
除了具有显性文化特征的陶器，与此前相比，陶寺早期在聚落规模、聚落结构，特别是墓葬等级方面，也呈现出非常突兀的巨大变化。晋南庙二的聚落虽然数量很多且分布较密集，但罕见特大型聚落，一般都在五六十万平方米以下，唯新绛孝陵似乎有上百万平方米，但实际情况如何尚未经详细勘察证实。陶寺早期聚落据称有100多万平方米，中心区的“宫城”有城壕围绕，其内面积约13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发现一片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墓地，在已揭露的近500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1300余座墓葬，按墓葬规模、形制和随葬内容可分大中小三种，其中有随葬品的大中型墓皆属早期。
在包括庙底沟二期的广义龙山时代，当传统上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普遍趋向流行小型家族墓地的时候，晋南豫西却一直流行大型族墓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就揭露出145座庙二时期排列较密集的单人墓葬（皆为无随葬品的小墓），实际数目应该更多一些。这样的大墓地在陶寺早期阶段还见于芮城清凉寺和临汾下靳。其中清凉寺揭露出189座此期墓葬，下靳墓葬总数估计在1500座以上。可见陶寺早期的大墓地延续的是本地传统。不过无论是清凉寺还是下靳，尽管都有一些随葬少量玉石器、陶器的等级较高的墓葬，但规格都超不过陶寺早期中型墓。而顶级贵族大墓目前仅见于陶寺。
陶寺早期前段（庙二中晚期）大型墓葬有10余座，墓主多为男性，大部分集中分布在Ⅱ、Ⅲ发掘区的东南部，与作为配偶的次一等级的女性墓分排埋葬，那里应该是一个高等级家族的茔域。大型墓一般长2.5~3米，宽1.4~2米，多有木棺，保存好者有生土二层台，此类墓随葬器物约在20~50件之间，包括彩绘（漆）木器、陶器（部分有彩绘）和少量玉石器、骨器，还有分解的猪骸骨或多副猪下颌骨。男性墓主一般有随身玉钺一件，当属象征权力的权杖，女性墓则见镶嵌绿松石的骨笄等贴身饰物。墓主头顶上方置长方形木案，案上摆放木觚，有的还有木杯和木斗，左右两侧有陶尊形斝、彩绘陶豆或高柄木豆（高足杯）、木仓形器和骨匕、彩绘折腹陶盆，有的还有陶尊、豆等，这些应包括酒器和饮食器，当属祭奠仪式中的用具。墓主左右两侧摆放盆形斝（有的还有罐形斝、鼎等）、豆、盘、壶、尊、瓶、罐（大口罐常为一对）等陶器，石厨刀、木俎等厨事用具，其上面和周围常见一些分解的猪骨。以上这些环绕墓主周围的主要是与炊事、饮食、存储食物等有关的器具。个别墓在一侧放置一簇石镞，属于武器，有的还有少量石斧、锛、短柄石铲等工具，或许有的也属武器；女性墓不见武器和工具，但在墓室左下角置一专用的彩绘陶瓶。在二层台上常见分组堆放的猪下颌，很可能是来自他者的助葬品（图二）。总之，以上这些随葬内容展示了祭奠礼仪、宴饮的场面、供墓主死后享用的饮食和用具，以及常见的武备，凸显了墓主的财富与权力，及其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
陶寺早期后段（龙山初期）共发现6座大型墓，除1座女性墓位于东南部，其余5座男性墓皆集中分布在Ⅱ、Ⅲ发掘区内的西北部。与前段大墓不同的是，这几座大墓皆各据一排，旁边有作为配偶的身份较高、但葬制简单的女性墓。这些大墓比起前段大墓规模更大，随葬品更多、也更精致和华丽，而且还新出现了像彩绘龙纹陶盘，以及鼍鼓、石磬、陶异形器（土鼓）等“礼乐器”，可以说是早期大墓的“升级版”。总体看，后段这几座大墓随葬内容仍然表现的是财富与权力，只是更加突出，礼仪性更强。从大墓仍与其他小型墓葬混合在同一片墓地中判断，此时的高级权贵尚没有成为孤家寡人的王者。
陶寺早期这些贵族大墓展示了晋南豫西这个文化小区从未有过的葬俗与葬仪，其奢华的埋葬场面在当时整个中原甚至黄河中游的考古发现中都还是仅见的。历史上看，晋南豫西裴里岗时代遗存因发现极少而没有多少墓葬资料可说。到仰韶早期，无论是本土的枣园文化还是受关中地区影响形成的“东庄类型”，至今也没发现大墓地，所见零星墓葬都极少有随葬品，这与关中普遍流行随葬数件陶器、工具的风俗形成鲜明对比。到仰韶中期，随着大型中心聚落和社会等级的形成，开始出现权贵大墓，目前主要见于豫西灵宝西坡墓地。但西坡大墓除了规模大，既无棺椁，随葬品也较简单，一般只在专设的脚坑中放置数件陶器，有的随身有一、二件玉钺，这些与饮食和权力或身份有关的器物显然只是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的，而没有其他地区大墓那种展现财富、大规模晏饮或宗教仪式的场面。总的看西坡墓地延续的是本地区薄葬的传统风俗。这种传统扩散到周边，使得整个中原似乎都开始盛行薄葬，甚至原本“厚葬”的关中也发生了转变，比如近年发掘的陕西高陵杨官寨墓地，是已知庙底沟文化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已揭露出数百座墓葬，但绝大部分都没有随葬品，少数有1、2件陶器或贴身饰物。到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尽管发现过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如孟津妯娌、伊川县伊阙城、巩义双槐树等遗址所见，但这些所谓大墓除个别有极少的陶、石器或随身饰物，大部分也都没有任何随葬品，似乎只是以墓葬规模来显示高级身份。不过妯娌的个别大墓有棺，伊阕城几座大墓都有棺椁，这是中原新出现的现象。总的看仰韶晚期大墓仍然保持了中原薄葬的特色。很显然，陶寺早期大墓的葬俗、葬仪与随葬内容都不是继承本地和中原的传统。
上述陶器与墓葬两个方面的巨变，同时打破了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自然延续，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而且显然不是本地自然发生的，必有外力的作用。这种外力在与之临近的运城盆地或其他地区都找不到源头。以前已有学者，特别是陶寺发掘报告的作者，注意到陶寺早期陶器中蕴含着众多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其中尤其体现在大中型墓葬特有的彩绘陶器方面，表明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对陶寺早期文化面貌和贵族丧葬礼制形成的深刻影响。本文前述陶寺早期新出现的器物如大口罐、折腹盆、高领折肩瓶、尊、高领壶等（参见图一），皆可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源头。
陶寺早期年代相当于庙二中晚期到龙山初期，大概在公元前2500到前2200年之间。从全国各主要文化区的发现看，这个时段及稍早存在的大型墓葬，主要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墓、良渚文化中晚期大墓、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较大墓葬。这几个文化也是当时最发达、社会复杂化发展程度最高，因而有可能对中原、对晋南造成冲击和影响的。其中良渚文化距中原地域遥远且以随葬玉石器为主，虽然在陶寺大墓中也有少许玉琮等良渚因素，但总的看两者间缺乏直接联系。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的顶级大墓尚未发现，湖北沙洋城河遗址所见一些等级较高的屈家岭文化墓葬，除少数有玉石钺，多数只随葬数十件陶器，且多为明器，而石家河遗址所见一些较大墓葬也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尽管两者使用陶器的种类有差别，不过相同之处都是通过饮食或晏饮能力的竭力展示而强调对财富的拥有。晋南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二遗存中有少量喇叭口杯、高圈足盂形杯等屈家岭风格的器物，在陶寺也有很少的一点迹象，表明江汉地区与晋南存在一些交流，但从两者现有大墓的随葬内容、器物种类、摆放位置等方面看，共性不多，因此很难认为长江中游贵族葬仪对陶寺有直接的影响。
比较起来，陶寺早期大墓在上述这些方面皆与大汶口文化有渊源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陶寺早期许多新出现的陶器，特别是彩绘陶器，大多可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找到原型，两者大墓在葬仪方面也有许多共性。大汶口文化大墓从早期零星所见到中晚期大型聚落普遍出现，如大汶口、花厅、野店、陵阳河、大朱村等墓地，在葬仪及其表达观念方面有高度一致性，但各墓地在墓室结构、随葬品摆放位置等方面还是有一些细节差异的。大汶口文化大墓以随葬陶器为大宗，多数在棺内外都有，置于头顶、脚下、身体一侧或两侧，有些还摆放在棺椁外二层台上。但新近发现的章丘焦家大墓棺内少见陶器，主要置于棺外。焦家大墓都有棺椁，棺内只有墓主贴身饰物和玉石钺、骨雕筒、龟甲等，陶器则按种类置于棺外不同位置，显然都有在葬仪中的不同功能与含义（图三）。在墓室布置、物品摆放等方面，陶寺与焦家更接近，陶寺早期大墓棺内一般也是贴身饰物和玉钺等少量物品，棺外两侧、头顶摆放陶、木质饮食器具，有些还有石镞、骨镞等武器和少量石质工具（参见图二）。不过陶寺所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并非单一来源，比如随葬分解的猪骸，特别是以猪下颌来象征“肉食者”的财富或作为助葬品（随葬猪下颌在陶寺尤其突出），在焦家似乎很少见，而主要出现在大汶口等其他墓地；又如前述陶寺报告所示，陶寺大墓新出现的陶器与大汶口文化许多遗址都存在广泛联系。总的看，以玉钺并辅以其他武器来展示权力和武力，以大量陶器等饮食器具、猪骸与猪下颌展示财富与宴飨能力，都是陶寺从大汶口上层权贵的墓葬中承袭过来的。当然，在陶器形制与组合、彩绘陶器的纹饰、（漆）木器的使用，以及礼乐器等方面，陶寺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在仰韶中期阶段，包括晋南在内的陕晋豫邻境地区作为庙底沟文化的中心区域，以强劲的势头对外施加影响，其彩陶等文化因素也波及到了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到仰韶晚期则出现了反转，陕晋豫邻境地区文化与社会呈现一定程度的衰落，嵩山郑州地区有所兴起，同时更强势的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开始大举西进，对郑州地区大河村类型产生一定影响，不过对豫西晋南的影响尚不明显。到庙底沟二期阶段，大汶口晚期扩张的浪潮达到高峰，豫东皖北等黄淮间的大片区域都被大汶口文化所覆盖，从豫中到豫西晋南一带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乃至成为一种“大汶口化”现象。就晋南而言，垣曲古城东关等遗址庙二中晚期大量流行的凿形足圆腹罐形鼎等陶器（见前引报告），应该就是来自大汶口同类器的传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临汾盆地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发生急剧的社会变化（这些因素具体是什么需要专门探讨），上层权贵开始构建其权力形态和表达方式的时候，伴随东风西渐传递来的丰富信息，或者通过“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至少在贵族大墓的葬仪甚至使用的具体器物等方面，陶寺直接模仿了大汶口。
庙底沟二期阶段，豫中、西和晋南运城地区受大汶口文化的渗透、影响虽较明显，但似乎都没有像北部陶寺那样强烈。目前我们对大汶口文化诸因素西进到临汾盆地的路线为何，是否顺黄河北岸经晋东南传播至此，都还一无所知。不管怎样，我们看到的是从陶寺早期开始，本地区社会上层权贵抛弃了中原以往“薄葬”的传统，开始以东方大汶口的方式，通过奢华的葬仪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二
继早期之后，陶寺中期再次在文化与聚落两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陶寺中期聚落面积急剧扩大到400余万平方米，其内出现大型城壕、大型建筑基址，稍晚在陶寺中晚期之际出现了王者级别的大墓M22，而且与早期大墓相比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这些都是陶寺社会集团持续发展壮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结果，意味着中原最早的国家社会的形成。这里拟进一步讨论这些变化所反映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陶寺中期陶器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以鬲、斜腹盆形斝、甗等一套新的炊器代替了原来的釜形或尊形鼓腹斝、罐形（早期为盆形）斝、釜灶等炊器（图四）；二是陶寺早期出现的如大口罐、折腹盆、高领折肩瓶、尊、高领壶等大汶口风格的陶器到此时又几乎都弃置不用；三是本地又开始流行圈足罐、直口折肩或折腹罐、簋、三足杯等一些新器类，以及中原和东方风格的双腹盆、圈足盘、鬹、盉等。另外，深腹和浅腹盆、盘、碗、杯、豆、扁壶、小口折肩罐等许多早期器类一直沿用了下来。总的看陶器群的整体变化非常大，而且与运城地区再次趋同，两者有许多相似和共同的因素，所以笔者曾主张可将分布在晋南豫西的龙山期遗存“陶寺类型”与“三里桥类型”合称为“陶寺-三里桥文化”。
陶寺中期陶器最显著的变化在炊器方面。双鋬鬲和单把鬲、夹砂绳纹斜腹盆形斝、甗这套空三足炊器显然不是本地起源的。往前看，中原在裴李岗、老官台文化（或大地湾文化）时期，曾流行使用过三足钵、三足罐，那时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和长江中下游都主要以圜底釜为炊器。到仰韶早期以后情形倒转，大概以郑、洛之间为界，郑州-嵩山及其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开始大量流行三足鼎，包括黄河下游、长江中游等地，公元前4000年以后又扩展到了长江下游；洛阳盆地以西、以北，特别是从豫西三门峡往西和晋南往北、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地区，鼎则少见。仰韶中期陕晋豫邻境地区有少量折腹釜形鼎，应该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所致，仰韶晚期这里鼎依然很少；直到庙二时期鼎才开始大量流行，而且如前所述，明显是大汶口文化西进浪潮冲击的结果。
庙二是黄土地带炊器发生第一次大变革的时期，除了流行鼎，再有就是新出现了斝这种空三足器，另外还有连体的釜灶。很早就有人指出庙二中的斝很可能是受大汶口文化鬶的启发而创制的。晋南豫西应该是斝的发源地，这里从庙二早期就开始流行敞口鼓腹的釜形斝。陶寺早期的尊形斝（釜形斝）直接来自庙底沟二期文化，像鼎一样的盆形斝应该是盆形鼎与斝相结合创造出的本地特有的器物，根据它们的质地、使用痕迹和在墓葬中的出土状况，可判断尊形斝主要作温酒器（质地较细、有些内壁有“水垢”，在墓中常与觚、杯等一起置于墓主头端），盆形斝是炊煮器（质地较粗、器表多见烟炱，在墓中有的里面盛有猪头）。
庙底沟二期文化向西覆盖了陕西关中的大部分地区，关中庙二遗存中常见的炊器也是鼎、斝和釜灶，不过鼎主要是盆形鼎，而罕见庙二中晚期流行的凿形足圆腹罐形鼎。到龙山时期，在关中西部的“案板三期遗存”和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了客省庄文化。该文化炊器组合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主要是高体单把鬲、双耳罐形斝，却几乎不见甗，这种炊器组合是客省庄文化与中原及北方其他龙山期文化显著不同之处（图四）。双耳罐形斝在关中庙二遗存中有其前身，尤其与武功浒西庄所出那样的罐形斝联系密切；高体单把鬲则一般认为经历了从分裆斝式鬲（宽弧裆）到联裆鬲（尖角裆）的发展过程。至此关中地区的空三足器发生了一次蜕变。其实在单把斝式鬲之前可能还有一个腹、足分离的单把釜形斝的阶段，年代与庙二（晚期）大致相当，这应该是庙二釜形斝西传过程中发生的衍变。值得注意的是，单把釜形斝目前只发现于西安左近及其以西，即渭河中上游的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如陕西西安客省庄、岐山双庵、甘肃灵台桥村等遗址，因此单把斝式鬲很可能最早出现于关中西部，客省庄文化也是最早在这一带形成，然后才快速扩展到渭河下游的关中东部，在其发展过程中还融入了许多西北齐家文化的因素。客省庄文化再向东传，对晋南豫西的三里桥类型有一定影响，最明显的就是高体单把鬲在本地的出现。
庙底沟二期文化往北传播到达晋中，这里有庙二晚期（陶寺早期）的尊形折腹斝，另外有鼎而无釜灶。到龙山时期，晋中被认为是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双鋬鬲的发源地，以汾阳杏花村大量的“宽弧裆”斝式鬲为其初期形态，并且也经历了从分裆到联裆（尖角裆）的演变。此种变化在北面忻州游邀遗址也能看到。另外，晋中同时还存在矮体单把鬲从分档到联裆的演变序列，这种与关中高体单把鬲不同的矮体单把鬲也被认为是单独起源、自成谱系的。双鋬鬲和矮体单把鬲的起源一定受到北传的庙二斝的影响，或许斝式鬲出现之前也有一个釜形斝的阶段，不过目前在晋中尚未发现。实际上，在更北面内蒙古凉城县岱海周围“老虎山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却可看到从矮体单把釜形斝（如园子沟F2023:5）到矮体单把斝式鬲的演变过程，单把釜形斝存在时间应相当于庙二晚期，因此也不排除这里是此种鬲最初的发源地；岱海周围龙山期遗址终止于斝式鬲阶段，而尚无联裆鬲出现，皆属龙山前期遗存；这里虽已出现像老虎山F27:1那种无耳斝式鬲（与杏花村等双鋬斝式鬲形制相似），但是否岱海周围就是从单把釜形斝而衍生出矮体单把鬲和双鋬鬲两种器类，因材料太少，时下还不能确定。此外，陕北地区似乎也存在一个“有斝无鬲”的主要流行单把斝和单把斝式鬲的阶段（龙山前期），而且也能看到从釜形斝到斝式鬲再到联裆鬲的完整变化过程。
另需注意的是，在晋中属吕梁山区的离石乔家沟等遗址，与较早形态的双鋬斝式鬲共存的还有敛口斜腹盆形斝、甗（乔家沟H1）。在岱海“老虎山文化”后段和鄂尔多斯地区永兴店一类遗存中（龙山前期），与矮体单把斝式鬲和双鋬斝式鬲同时也出现了极少的甗，但尚不见斜腹盆形斝，此种斝在内蒙古中南部到陕北一带目前最早见于龙山后期。甗其实最早出现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这种器物很可能是在龙山早期西进、北上传播到晋陕高原和内蒙古中南部的，当然在各地甗的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综上，根据现有资料和认识，我们只能笼统地说，晋中北到内蒙古中南部、陕北一带的北方地区，是双鋬鬲、矮体单把鬲、斜腹盆形斝和本地甗的发源地（图四）。具体某种器物或这几种器物最先源于哪个小区域，由于资料不够充分，眼下还难以确切认定，只是知道晋中有的地方已具备各种早期形态的鬲、斝、甗。以此套炊器为基本组合，加上其他共性较强的瓮、罐、尊、盆、钵（碗）、豆、杯、壶等器物，在晋中北到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和河北西北部广袤的北方地区，形成了面貌相似的龙山期文化。以前对这一分布地域广泛、不同小区又有各自特点的遗存，存在多种考古学文化命名和不同的称谓。随着石峁遗址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鉴于其在该文化圈中的代表性和特殊地位，我们赞同以“石峁文化”统一称谓之。
石峁文化形成后，这套炊器迅速向南传播。早期形态的宽弧裆双鋬斝式鬲在陶寺中期早段（属龙山前期）、绛县周家庄龙山早期、垣曲古城东关龙山前期遗存中都有发现。从陶寺、周家庄等遗址看，甗、斜腹盆形斝也都能早到龙山前期，但数量很少，都是到晚期才开始流行的；它们在三里桥类型中的出现却都晚到了龙山后期，且越往南甗越少见。这些器物传到不同区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陶寺类型独特的高裆肥足鬲就具有鲜明的本地风格。此外，两种不同来源的单把鬲在晋南的传播有点复杂，简单说，南边三里桥类型以高体单把鬲为主，北边陶寺类型以矮体或体高适中的单把鬲为主，这反映了北、南（西）两支文化对邻近地区的影响。综合来看，整个晋南受北方石峁文化的影响远大于西南边的客省庄文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流行各种形态的双鋬鬲，还有斜腹盆形斝和几乎不见于客省庄的甗。反过来看，晋南豫西的陶器对外影响则显得比较微弱，在陕北神木新华等龙山后期遗址可看到一些陶寺风格的肥足鬲、圈足罐等器物。
总之，在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晋南豫西的炊器种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其他陶器相应的改变（其中还有中原腹地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有自身特征的龙山期文化。该地区的陶寺-三里桥文化与关中的客省庄文化和北方的石峁文化相交融，几乎在整个黄土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鬲文化圈”，并与其东南部的“鼎文化圈”相并峙。
以上所论陶器代表的文化的传播扩散与融合，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指示着人群间的互动交流。再加上各区域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竞争的加剧，龙山时期分别在晋南和陕北孕育出了黄土地区两个最大的“超级聚落”，即陶寺与石峁，也是整个黄河中游（包括中原地区）最早的“雏形国家”。晋南，特别是陶寺所在的临汾盆地，虽然自身陶器对外传播有限，但作为多种文化和社会势力相交汇和激荡的关键节点，到龙山时期其社会形态再次得到了质的提升。如前所说，除了超大的聚落规模、大型防御工程和高级建筑，还有就是ⅡM22这种大型权贵墓葬的出现，及其展示的墓葬结构和葬仪形式方面的变化。
根据报道，M22年代为陶寺中期偏晚，长5、宽3.65、深7米，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史前墓葬之一，也是随葬最奢华的大墓之一，据此并综合考虑其在墓地中的位置及其与周围墓葬的关系，笔者赞同认定其为“王墓”。与陶寺早期大墓相比，M22 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许多新的变化。像早期诸多大墓一样，该墓也被当时人所盗扰，除了棺室被毁，棺外还有大片空白，不像保存好的早期大墓那样几乎摆满器物，估计有些近棺附近的陶器、漆木器等被捣毁或盗走了。根据劫后所余判断，与早期大墓相同或相似之处，包括有棺无椁，棺内墓主同样有随身的玉钺和饰物；在棺外与墓壁之间也有一些漆木器、彩绘陶器、木案（俎）、石厨刀和多具大片猪骨（肉）等食器和食物，还有成束的箭镞等武器。与早期相异之处，头顶墓壁有一排玉钺、漆杆等组成的仪仗兵器，是彰显墓主威仪与权力的新出现的场面；另外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该大墓四周有多达11个壁龛，龛内主要放置漆木器、彩绘陶器、红彩草编物等饮食器具，以及蕴含某种观念并象征富贵的玉器（图五）。劫后所余的随葬品总数尚有70余件套。总的看，M22的随葬品种类、墓室布置、葬仪内容所反映的对富贵和权力的展示与强调，与早期大墓一脉相承。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从陶寺早期到中期，大墓位于不同墓地，这既可能是不同时期同一高级权贵家族茔域的变化，也可能是早晚之间顶级权贵在不同的家族间发生了转换。
此前对晋南有重要影响的海岱地区，此时龙山文化的大墓主要见于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两者都有多重棺椁，除棺内玉器，棺外皆以随葬陶礼器为主，且突出酒器，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但无论是墓室结构，还是随葬品种类和摆放位置，陶寺中期大墓都与之相去较远，缺乏直接联系。整体看，龙山文化对黄土地区的各方面影响都已不似先前那样明显。
M22墓室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墓穴大大加深、四周墓壁附加壁龛。后来在M22附近又清理出4座陶寺中期中型墓，规模与早期大墓相仿，也多有壁龛，龛内放置彩绘陶器等物品。往前看，陶寺早期前段大墓皆未见壁龛；早期后段个别大墓如M3073有壁龛，内置鼍鼓。往后到陶寺晚期，个别随葬少量器物的小墓也有壁龛。从本地区其他墓地看，临汾下靳墓地一些较大墓葬中有壁龛，这些大墓皆被严重盗扰，壁龛中未见随葬品，该墓地劫后所余的陶器（包括采集与征集的），尤其是高领折肩瓶、高领壶等皆显示出陶寺早期后段的特征。如此看，“陶寺文化”墓葬中设壁龛当始于早期后段的高等级墓葬，按照大的分期属于龙山前期。
与陶寺相邻的地区，目前在陕北神木石峁、神圪垯梁和府谷寨山等遗址发现有带壁龛的大墓。石峁韩家圪旦地点发现一批墓葬，其中一些大型墓有棺，棺外有1至2个殉人，墓室一侧一般有一个壁龛，但随葬品多已被盗无存（最大的M1长4、宽3、深6米）；这批墓葬很多打破龙山前期的房址，发掘者判断墓葬的年代属于龙山后期。神圪垯梁一座大墓M7，长4米多、宽3米多、深3米多，墓主为壮年男性，有棺，棺外有一年青女性殉人，墓的北壁有一壁龛，内置6件陶器（图六），应属龙山后期。府谷寨山发现多座有壁龛的大中型墓，大型墓有棺，墓主有数件随身玉器，棺外也有女性殉人，一般也是一侧有一壁龛，内置数件陶器，其特征似属龙山后期，个别的是否能早到龙山前期尚需详细材料发表后才能确定。寨山和神圪垯梁大墓壁龛内陶器多有石质器盖，而陶寺M22和附近中型墓壁龛内所出折肩罐则在口部覆盖玉璧，反映两地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习俗与观念，只是陶寺大中型墓的器用规格更高、更奢侈。
以上发现表明，带壁龛的墓葬最早可能是龙山前期出现在晋南，而非陕北；到龙山后期在晋南和陕北的大墓中都很流行（以陶寺为准，本文龙山前期大体指陶寺早期后段到陶寺中期早段，龙山后期指陶寺中期晚段到陶寺晚期；各自大致对应古城东关龙山早、晚期，石峁文化的前、后期）。不过限于资料较少，这种判断还有些不确定性。墓室内设壁龛，也许与窑洞式房子有关联，都是从黄土断面向内掏挖洞穴形成。窑洞式房子较多地出现于仰韶晚期，庙二到龙山时期在黄土地带都很流行。比如陶寺遗址发现的仰韶晚期（发掘报告称为庙底沟二期）房址主要就是窑洞式，到龙山时代仍是一种主要房屋形态。因此晋南若为壁龛墓的起源地也是正常的。陶寺M22壁龛皆位于墓室底部，与陕北大墓壁龛在墓壁中间位置不同，而与陶寺早期个别大墓情况相仿，显示出本地早晚的传承关系。
总之无论是墓室结构，还是随葬器物和葬仪内容，陶寺中期M22都与本地前期大墓有更多更直接的传承关系，而与陕北大墓有明显区别。上述陕北龙山大墓保存较好者，一般情况是墓主有棺（有的墓主还有几件随身小玉器）、棺外有殉人、墓室一侧有壁龛，龛内一般只有数件普通陶器，此外很难再见到其他随葬品，没有像陶寺及其他地区贵族大墓那样以丰富的随葬品极力展示财富与地位，包括华丽的晏饮场面。当然目前所见陕北龙山大墓，尤其是石峁遗址的大墓，可能并非顶级权贵墓葬，不过仍大体能反映出陕北大墓相对简朴的葬仪风格，与陶寺早期到中期大墓一脉相承的奢华形成鲜明对照，似乎表明两者的丧葬观念有较大差别。考虑到陕北及整个北方地区史前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中原，只是到龙山时期才短期爆发式地发生飞跃，诞生了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因此不能排除陕北龙山大墓的结构及其葬仪可能会受到晋南的影响，但基本都采取了简化的方式。另外高等级的墓主用女性陪葬或殉葬，则是石峁文化自身的特点。如此看，随着石峁集团的兴起，北方上层社会的礼仪以及社会制度的建设，一方面可能受到了晋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以上围绕陶寺中期陶器和大墓葬仪变化展开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龙山时期黄土地区人群交流、社会演变的时代背景。晋南龙山时期陶器所代表的文化面貌的改变，是南、北双方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北方文化南下单一影响所致。不过双鋬鬲、矮体单把鬲、斜腹盆形斝、甗这套炊器组合，应主要来自北方。以鬲、斝、甗为代表的陶炊器的变化，是龙山时期整个黄土地区大范围人群互动、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实质是在此广大范围内炊事和饮食方式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后面是否有生业经济变革等更深层的原因，则是需要进一步专门研究的问题了。不管怎样，这种互动、融合肯定会对原本就发达且复杂的临汾盆地内的陶寺集团产生刺激，使这里位于旋涡中心的社会群体发生更大规模的政治整合和提升，从而孕育出早期国家。陶寺中期大墓M22应该就是这个新型王国的一代君王的墓葬。它的葬俗与葬仪应主要承自本地传统，其使用彩绘木棺、彩绘陶器、漆木器和玉石器，随葬木案（俎）、石厨刀、大片猪骸和猪下颌，极力展示富贵与权力威仪，这些葬仪及其观念都是从本地前期贵族大墓传承而来并有所发展，甚至其流行的壁龛也有本地的先行者。可见，代表本地社会上层的礼仪、制度仍旧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陶寺中期社会是在早期复杂社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非像日常陶器那样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当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特定环境中的经济发展在整个北方造就出若干复杂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像陕北石峁那样的早期国家的时候，源自陶寺等中原地区社会上层的礼仪、制度，反过来又会反哺北方那些新兴的权贵。
至于陶寺晚期的所谓“衰落”，到底是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受北方石峁集团冲击的结果，还是受附近其他集团崛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深究。这也牵扯到陶寺兴盛期与石峁兴盛期的相对年代，是同时还是有先后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恐怕还有待对两个超级聚落做更多的田野发掘，特别是它们的“宫殿区”和顶级贵族墓地。
三
在自然地理上，晋南处于从二级阶梯的黄土高原向三级阶梯的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地貌为四周山地所夹峙的断陷盆地、河谷阶地，总的看仍属于黄土覆盖区，境内黄土发育深厚。这里自仰韶早期以来农业经济逐步发展，仰韶中期一度成为影响深广的庙底沟文化中心区之一。到龙山时代大规模区域文化互动频繁、此消彼长的背景下，晋南的陶寺则经历了两次文化与社会的巨变，但两次巨变的时代背景又大异其趣。
庙底沟二期，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内，自仰韶晚期以来文化统一性消解、各地特色凸显的基础上，此时各地文化继续分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东方海岱地区大汶口晚期文化的大规模强势西扩。在此东风西进浪潮波及下，应时而生的陶寺早期聚落形成了不同于此前本地庙二文化的一种独特遗存，而且这种变化超越了陶器代表的表层文化，深入到了上层权贵的礼仪制度，这一点在陶寺早期大墓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结合本地区以往简朴不奢的丧葬礼仪传统，可以判断陶寺早期大墓奢华葬仪的突然出现，是本地社会复杂化发生质变过程中，上层权贵在构建礼仪，也许还包括组织与制度建设方面，直接模仿了遥远东方的大汶口。
大汶口文化西进的另一个结果，是首先在晋南豫西催生出了本地风格的空三足器——斝。其中近似泥质或夹细砂的尊形或釜形斝当是温酒器，而陶寺早期特有的盆形斝为炊煮器；同时期庙二烹饪食物的炊器还有同样受大汶口影响而流行的鼎。诞生于晋南豫西的斝逐渐传播到了整个黄土地区，其中以西传关中最迅速，那里也有较早形态的近泥质的釜形斝；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等北方地区，斝的出现相对较晚，基本到了庙二晚期。另外在以上地区都各自形成了有本地风格的单把釜形斝或罐形斝，其中多数夹中、粗砂，应主要是烹饪食物的炊器。这是在东风西渐浪潮冲击下，黄土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范围的炊器变革，其传播方向是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向西、向北呈扇形扩展，故此也可以说是从中原向外围传播。至于关中的高体单把釜形斝与北方的矮体单把釜形斝是否存在先后，是否会一地先出现然后影响到另一地，这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联系到其后龙山时期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生了从单把釜形斝到单把斝式鬲、再到联裆鬲的转变，可以肯定两地间是一定存在人群的交往和联系的。但究竟谁影响了谁，现在还不易分辨。
黄土地区始于庙底沟二期的炊器变革，到龙山时期演变成了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另一场“文化运动”。但这次运动是反方向的，是从关中和北方周边向晋南豫西这个“扇面”中心内卷式传播。源于西部客省庄文化的高体单把鬲和源于北方石峁文化圈的双鋬鬲、矮体单把鬲、甗、斜腹盆形斝所组成的炊器向周围扩散，它们东进南下，再加上中原王湾三期文化西进北上的影响，几种因素在晋南豫西发生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陶寺-三里桥文化。以鬲、斝、甗等新型炊器为代表的大范围区域文化互动与交融，最终在整个黄土地区引发了第二次炊器变革，形成了一个广大的、与东南“鼎文化圈”相并峙的“鬲文化圈”，严文明先生分别称之为“鼎文化系统”与“鬲文化系统”。这被进一步认为是继长江中下游与东北燕辽地区衰落之后，传统农业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成了龙山时代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两个核心区域。
黄土地区鬲文化圈的形成，以炊器为代表的陶器共性大大增强，表明各地炊事方式、饮食方式趋于一致，也就是“饮食文化”趋于一致，而这可能又意味着整个黄土地区因相似的地理环境而导致生业经济、生活方式的趋同，以及各区域不同人群较前更加频繁的互动交流。这样一种影响深广的大范围文化（人群）的运动与整合，必然会引发一些激烈的社会变化，促进区域组织的形成及复杂化的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龙山时期晋南陶寺和陕北石峁两个早期国家社会的诞生。
近些年随着众多北方龙山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相关资料的迅速增多，人们对北方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发展谱系、聚落形态等方面都取得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北方“石峁文化”与晋南“陶寺文化”诸多相似性，是因石峁文化南下冲击所致，而且还最终导致了陶寺的衰落。如果我们单纯着眼于陶器代表的“文化”，似乎可以得出这种认识。如前所述，很可能起源于北方石峁文化的一套鬲、斝、甗等炊器向南传播，改变并塑造了陶寺为代表的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而反过来“陶寺文化”对北方的影响则较微弱。这是当时普通“大众文化”所显示出的状况。
然而，当转向陶寺中期M22等高级权贵墓葬所代表的上层“精英文化”时，也如前所述，我们看到的恰是相反的情况。陶寺M22主要传承了本地陶寺早期贵族大墓的葬仪及其观念，却似乎没有受到陕北石峁文化大墓的多少影响。假如石峁遗址还有顶级权贵大墓没被发现（这是很有可能的），并且也像陶寺大墓那样有较多诸如玉器、彩绘陶器等奢侈品（从流散文物似能看到此种迹象），也同样充分展示了财富与权力威仪，但我们仍然可以说，石峁此种高级权贵甚至王者的葬仪很可能受到陶寺影响而非相反。因为在更早时候北方地区长期滞后于中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于庙二晚期阶段，还不太可能出现像陶寺早期前段那样的大墓。因此石峁集团发展兴盛期爆发式突然兴起的高级权贵，其大墓或王墓的葬仪形式与观念，甚至还有整个上层社会组织与制度的构建，恐怕都要模仿当时已处于“文明高地”的晋南。其实这是在后世历史时期，当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及其以北草原地带少数民族兴起的时候，常常出现的情况——少数民族政权的建设往往会模仿中原王朝的某些体制和制度。另外还需提及的是，石峁皇城台众多精美的石雕，却不完全是中原的传统，其神人、兽面纹也许可向良渚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踪迹，但用石雕本身来做建筑装饰并表达神意，则大半是来自遥远的西亚的传统，这种传统或许是随羊、牛等一起，顺欧亚大草原边缘地带传播过来的。
以上贵族葬仪与日用陶器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传播，显示出上层“精英文化”与普通“大众文化”，或者如有学者形容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差别。以炊器为代表的陶器的改变，很可能与生业经济的变化、食物结构的变化而导致烹饪方式的变化有关，是出于日常需要而产生的发明创造。龙山时期，北方地区很多遗址的羊、牛在家畜中的比重占到半数左右，在陶寺等晋南大遗址中也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大大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业结构。可以推测，首先是包括石峁文化在内的“半月形地带”北部高地的先民，率先大量牧养源自西方的羊、牛等家畜，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并由此导致炊事方式发生变化，改进和创造出了鬲、斝、甗这套炊器；然后这套器物随牛羊一起东进、南下传播扩散，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晋南地区的生业结构和炊事方式，于是就出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考古学文化的变化。而且很可能，这种生业结构的变化也是导致石峁与陶寺两个“雏形国家”和整个黄土地区社会繁荣的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一。与此同时，随着陶寺集团规模的扩大、社会结构的持续复杂化和上层权力的集中与强化，包括葬仪在内的贵族礼仪也更显奢华、气派，这些高端精英文化直接承袭本地已有的传统并进一步提升，而且反过来还逆向往北影响到了石峁集团新兴的贵族文化，其中明显可见者有大型夯土建筑、带壁龛的大墓，玉器、彩绘陶器等高级贵族用品或礼仪用品。陶寺M22等中期大中型墓中很少有来自北方的日用陶器，尤其是鬲斝甗这样的炊器（双大耳罐可算是外来物品，但也变成了本地化的彩绘陶）。反过来，我们在陕北神圪垯梁、寨山等大墓中，却常能看到晋南风格的罐、壶等器物。
龙山时代黄土地区发生的长久、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变革，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鬲文化圈，与传统更加深远的东南部的鼎文化圈相并峙。两者于中原腹地的郑洛地区相交汇，发生碰撞与融合，在紧接其后的二里头时代，最终孕育出了夏王朝开启的辉煌的青铜文明。这期间自西域输入、经黄土地区鬲文化圈传播而来的羊、牛、青铜冶金术等新鲜的生业与生产要素，与中原和东方传统经济、文化相结合，开枝散叶，对三代青铜文明的繁荣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与促进作用。（说明：本文省略了引文注释和插图注释。）
（原文刊于：《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寿辰论文集》 转载自：中国考古网）
